作者 心在中國 寫於 二零二三年

1、農業“改革開放”的嚴重失敗


毛澤東統治下，中國農民餓死了幾千萬。為了活下去，中國農民不得不冒殺頭的風險，自發地開始了大包幹。

1978年11月24日晚，鳳陽縣小崗村18戶農民在“大包幹”協議上按下鮮紅的手印：這就是被中國共產黨“打土豪、分田地”所欺騙的中國農民的悲慘境地！這就是當年推小車幫助共產黨打內戰農民的悲慘境地！他們目睹過中國共產黨是如何殘殺地主的，所以不敢提出重分土地的要求，只是要求“大包幹”，給中共當佃戶。

“1980年4月2日，鄧小平同胡耀邦、萬里、姚依林、鄧力群談長期規劃問題。姚依林說：工業、農業都要甩掉一些包袱。農委同志建議如甘肅、內蒙古、貴州、雲南等省，中央調給他們糧食很多，是國家很大的負擔。可不可以考慮，對這些地區，在政策上放得寬一點。地廣人稀、經濟落後、生活窮困的地區，索性實行包產到戶之類的辦法。讓他們自己多想辦法，減少國家的負擔。鄧小平說：我贊成依林同志剛才講的意見“（張學兵《鄧小平“關於農村政策問題”談話的幾點研究》）。

為了減少國家的負擔，鄧小平肯定了包產到戶。

中國共產黨暴力土地改革以前，中國部分農民是擁有土地的。中國共產黨利用所謂的“打土豪、分田地”，欺騙中國無地農民支持共產黨。土地分到手後，無地農民有了自己的土地。緊接着，中國共產黨又通過合作化、公社化以集體所有的名義，剝奪了農民的土地所有權。

從推行“包產到戶”到今天，農民獲得的是土地經營權，沒有擁有土地所有權，土地所有權依舊屬於中共政府。在中華民國時代，中國部分有地農民是自由民，到了毛澤東時代，所有的農民都成了毛澤東的農奴；到了鄧小平時代，農民從農奴變成了佃戶。

農民真苦

“包產到戶“使得中國農民吃飽肚子、不再挨餓，但是農民的日子依然過得真苦！

小崗村村民嚴宏俊深有感觸地說：“分那一畝二分地，現在只能管溫飽，年輕人都出去打工，家裡地靠留下的老弱病殘人也照料不好，不是荒廢着，就是廉價賣給私企老闆。村民想幹什麼都不成，邁不開步子啊！”

2000年8月24日的《南方周末》發表了湖北省監利縣一個鄉黨委書記寫給國務院領導的信。這位鄉黨委書記在信中說：“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由於種田虧本，田無人種，負擔只有往人頭上加，有的村的人頭負擔高過500多元/人。我經常碰到老人拉着我的手痛哭流淚盼早死，小孩跪在我面前要上學的悲傷場面。我除了失聲痛哭外，無法表達我的心情。痛苦與無奈一切盡在哭泣中。今年的負擔還要加，您說這是怎麼回事啊！少壯去打工，剩下童與孤，又見負擔長，唯望天地哭！“

在家庭承包製下，農戶以承包方式獲得的僅僅是土地使用權，農村土地所有權依然歸農民集體所有，這就沒有從根本上觸動土地的集體所有權。“集體”究竟是誰？由於土地產權主體模糊，造成這個“集體“就是各級中共政府。在集體所有制的名義下，政府就可以借土地所有者的名義來侵蝕農民的土地產權。

今天中國“三農”問題，即農業、農村、農民，主要原因在於中國共產黨當年通過農業集體化，消滅了土地私有，也就取締了土地市場。至今，中國的土地屬於中共政府所有，不能私有化，導致無法土地資本化，還談什麼土地規模經營！土地規模經營高效的美國，土地以私有制為主，國有土地只占一小部分。

三農問題是阻礙中國經濟未來保持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如何要解決這一問題，已故的杜潤生先生曾經指出，土地制度再改革是“第一位重要的“。

對於土地所有權，所導致的農村問題，辛子陵先生建議：兌現“耕者有其田”，穩住農村，穩住農民。

“由於實行土地財政，地方政府與農民的關係空前緊張。所謂土地的集體所有制已經完全變質。它為地方諸侯掠奪農民的土地提供了法律保障。賣地的錢，各級政府得 90%以上，農民只得5～10%。在土地問題上政府與民爭利，已經鬧得烽煙四起，民不聊生。”

“反對耕者有其田，堅持土地集體所有制的人,冠冕堂皇的理由是防止農民失地，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是為地方官員霸占農民土地製造理由。在這種名義下已剝奪了四千多萬農民的耕地”。

“我們聽聽農民的聲音。2007年歲末，黑龍江富錦市72個村4萬多農民向全國發表的《公告》說：“中共各級組織和各級政府，應本着當年實現農民‘耕者有其田’的革命理想和承諾，像當年帶領農民土改和像改革初期支持農民的土地經營權一樣，尊重農民的首創精神，支持和保護農民對土地的各項權利。中央多年來關心農村、關心農民的優惠政策為什麼總落不實？為什麼總不能讓農民的處境有大的改觀？根子就在‘惠而不政’。把土地徹底給農民，才是最見效、最真實的惠民政策”,“長期以來的所謂集體所有，實際上架空了農民作為土地主人的權利。富錦市各級官員和豪強以國家名義和集體名義不斷大肆侵占和私分農民土地，成了實際的‘地主’，農民作為土地的主人，卻被迫成為租種‘地主’土地的農奴。”

陝西農民由七十多歲的馬連寶領銜，於2007年12月12日發出的《陝西省原黃河三門峽庫區約7萬農民向全國告訴收回土地所有權》的公告說：“我們擁有了土地所有權，如果再爭取到自主辦教育，自主辦醫療的創業權，壓在農民頭上的新三座大山就會被推翻，農民的各項社會保障自己就基本解決了。近幾年，中央給了農村、農民一些小恩小惠，我們認為農民的土地權、創業權才是大恩大惠，也才能從根子上解決農村問題，農民也才能和城裡人平等，才能參加分享現代化的成果。”

“把地分給農民，給農民完整的產權，不是要農民在一畝地上致富，主要是制止地方諸侯搶地賣地的狂潮。實行耕者有其田，簡便易行的辦法是以農民承包地為基礎，把產權給農民。農戶分得土地後，可以像承包時那樣繼續單幹，可以按市場價格出賣自己的份地，可以自願聯合起來組織土地私有﹑入股分紅的家庭農場，都是合法的，都是光榮的。黨和政府在宣傳上不要帶傾向性，在政策上要一視同仁“。

“國家建設需用農民的土地，地價形成要靠市場機制。農民要成為有法人資格的賣方，行使參與權﹑要價權和談判權。除法定的稅收外，賣地的錢全部歸農民。政府要考慮失地農民的可持續生計，安置失地農民為前置原則“（2010年春節辛子陵在上海與朋友座談時的講話。）

土地制度改革受制於政治體制改革。中國共產黨是不會放棄黨國專制制度的。因此，直至今日，中國共產黨依然霸占着中國農民的土地！

2、朱鎔基主導的國企改制貽害無窮

前文講過，“1980年4月2日，鄧小平同胡耀邦、萬里、姚依林、鄧力群談長期規劃問題。姚依林說：工業、農業都要甩掉一些包袱。----鄧小平說：我贊成依林同志剛才講的意見“（張學兵《鄧小平“關於農村政策問題”談話的幾點研究》）。

甩包袱

經過十幾年的國企改革，國企還是大面積虧損。中共的農村集體化失敗了，利用“大包幹”甩包袱。中共的國企改革失敗了，利用“抓大放小”甩包袱。

1997年底，由於實在無法保住虧損的國企，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朱鎔基開始推行國企改革。中共十五大對國有經濟提出“抓大放小”，“從戰略上調整國有經濟布局”的方針。朱鎔基曾經說過：把大型企業掌握在國家手裡，就是堅持了社會主義。小企業不掌握國家命脈，不影響公有制為主體。

所謂“抓大”，就是把資產規模大且與國計民生有關的金融、能源、電力、電信、交通等企業，抓在政府手中。所謂“放小”，就是把市場前景不佳或虧損嚴重的中小型國有企業出售，使其私有化，甩掉政府的包袱。

“抓大放小”的國企改革，目標是堅持社會主義，讓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繼續掌控中國人的經濟命運，中共專制統治野心暴露無遺。

“抓大放小”造成的惡果是，甩掉了中小型國企的“包袱”， 直接產生了大規模的下崗工人，國企資產大量流失，官商勾結，以無償或象徵性代價獲得巨額財富。同時，“抓大放小”培育了一批大型壟斷國企，例如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 、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 ，成為中國共產黨掠奪老百姓和斂財的大型金庫。自此，中共政府的財政能力增長遠遠高於GDP的增長，國民工資增幅遠遠低於政府財政收入的增長。中共政府拿財政收入的大部分養着全國幾千萬"吃財政飯"的人，滋生出一大批中共官二代的富翁。

1998年，朱鎔基出任國務院總理。 “國有資本開始從紡織、家電、食品等一百多個競爭性領域中次第退出，轉而在資源、能源、重化等所謂戰略性部門形成了主導和壟斷的地位”。

“國有企業經營者與地方政府、銀行上下其手，據國有資產為己有，而數以千萬計的產業工人則以‘工齡買斷’的方式（一般是一年 工齡折算為800到2000元，南方低，北方高）被迫離開工作崗位“。

“按當時官方的統計顯示，全國下崗工人的總量約為1500萬人，成了非常可怕的‘社會炸彈’。在1998年前後，世界銀行和國務院體改辦課題組分別對社保欠帳的數目進行過估算，一個比較接近的數目是2萬億元。一些經濟學家和官員建議，劃撥近2萬億元國有資產存量‘做實’老職工的社會保障個人帳戶，以補償這些下崗工人為改革所付出的代價。2000年初，國家體改辦擬定了相關計劃，最終卻遭到國務院的否決，其理由是“把國有資產變成了職工的私人資產，明擺着是國有資產的流失”。晚年吳敬璉在評論這一往事時，用了八個字：“非不能也，是不為也”。 是誰不為，是朱鎔基不為也！

“相關計劃遭到國務院的否決＂遭到了國務院總理朱鎔基的否決。他以“把國有資產變成了職工的私人資產，明擺着是國有資產的流失”為由，否決補償下崗工人的方案。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國有資產是誰的資產？是中國共產黨的資產！朱鎔基膽敢不顧1500萬工人的死活，全力保護中國共產黨資產，罪大惡極！

“產權清晰化運動中的經營層暴富以及上千萬產業工人的被拋棄，再次以非常血腥的方式展現出中國經濟變革的殘酷一面：非均衡的發展造成非均衡的財富分配，在經濟復甦和物質財富增長的過程中，基層農民及產業工人付出了最大的代價” （吳曉波《朱鎔基改革的得與失》）。對於朱鎔基造成的中共官吏的暴富和中國工人的巨大代價，吳嚴先生竟然用＂入世＂來為朱鎔基解脫，還有良知嗎？

國進民退

20世紀末，衝破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束縛的中國民營企業“異軍突起”，迅速發展。2002年，正是朱鎔基當任時，眼紅於民營企業的財富，中國共產黨開始惡意兼併、掠奪民營企業，強制民營鋼鐵企業國有化，強制山西煤炭國有化、內蒙古煤炭國有化和山東煤炭國有化，強制航空業國有化，鋼鐵、煤炭、航空、房地產等領域的民營企業遭到致命打擊。

在朱鎔基惡意兼併、掠奪民營企業後，“到2003年前後，國有經濟的面貌已煥然一新。朱鎔基在離任前的最後一項重要布局是設立了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將壟斷能力最強、資產規模最大的189家超大型國有企業定義為‘中央企業’，其資產總額7.13萬億元，所有者權益2.59萬億元，基本聚集於石油、鋼鐵、金融、通訊等傳統壟斷性產業，這些‘中央隊’成為國有經濟的‘基本盤’”。（吳曉波《朱鎔基改革的得與失》）

這個基本盤，是中共統治中國國民的財政基石，是中共官吏貪污腐敗的大金庫。

朱鎔基是一個全力推進中國共產黨掌控中國經濟命脈，剝奪國民血汗錢的中共官僚。他為習近平上台後，大搞黨管經濟，消滅私有制奠定了基礎。

國企應該退出中共霸占的石油、鋼鐵、金融、通訊等私人產品領域，交由民營企業經營。政府只應關注公共產品領域，公共產品交由國有企業經營。

最後，我再舉一例，說明朱鎔基一心維護中共統治集團利益，不關心中國民眾利益。

朱鎔基的糧食流通體制改革

1998年11月13日至15日，全國糧食流通體制改革工作座談會在北京舉行。朱鎔基在座談會上作重要講話。他指出，“一些地區在貫徹糧食流通體制改革工作中還存在不少問題，突出的是按保護價敞開收購農民餘糧的政策還沒有完全到位，糧食收購市場還沒有管好，私商糧販違法收糧屢禁不止，國有糧食收儲企業人員多、費用高、虧損大”，“從我國的基本國情出發，為了保障農民收入的穩定增長，對農民出售的餘糧，只能由國有糧食收儲企業按保護價敞開收購，不能侈談什麼‘放開’。在這方面，過去的教訓是深刻的。

1992年秋收後，一些地方盲目放開糧食收購和價格，結果大量私商進農村搶購糧食，糧食市場混亂，糧價猛漲。國家不得不採取拋售專儲糧等措施，才把糧價穩住，為此付出了巨大代價”。

在中國農村，為什麼農民普遍不願意將糧食賣給國有糧食收儲企業？因為，國有糧食收儲企業採用壓級壓價的手段惡意壓低糧價，農民自然不願意把糧食賣給官商。然而，私人糧商不敢壓級壓價，並且糧價要高於國有糧食收儲企業的糧價，否則農民就不賣給他們。私商糧價高，農民自然願意把糧食賣給私商。正是因為官商惡意壓低糧價，才顯得私商糧價高，“糧食市場混亂，糧價猛漲”是官商造成的！
朱鎔基說，國家付出了巨大代價。

國家是什麼？

國家的基本要素是國土、國民和政府。國土指國家領土，是國家主權與主權權利管轄範圍內的地域空間，屬於全體國民所有。國民是生活在自己國土上擁有國籍的人，是國家的主人。政府是由國民選舉產生，為國民提供公共產品服務的社會管理機構。

知曉了國家的定義，我們就可以清楚，朱鎔基說的“國家付出了巨大代價”是謬論。作為國民的農民沒有付出代價，而是獲得了收益。作為國民的私人糧商也獲得了自己的收益。國家主人有收益就是國家有收益。國家主人農民和私商都沒有付出代價！由於人員多、費用高的國有糧食收儲企業的虧損，為了彌補官商虧損，中國政府不得不付出代價。朱鎔基竟然混淆是非，將“政府付出了巨大代價”說成是“國家付出了巨大代價”，並將罪名扣在了私人糧商頭上，豈有此理！

朱鎔基強調，“要完善糧食收購市場監管的配套政策，嚴禁非國有糧食收儲企業及私商糧販直接向農民收購糧食。”

為什麼“嚴禁非國有糧食收儲企業及私商糧販直接向農民收購糧食？”

糧食收購屬於私人產品收購範圍，政府無權干涉！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是，私人產品的生產營銷交給民營企業，政府重點關注公共產品的提供和服務。為了維護中共統治集團的利益，朱鎔基一心維護的公有制，實際是中國共產黨黨有制！

1998年，讀了朱鎔基的講話後，我立即給《經濟日報》發文：“‘嚴禁私企和私商直接向農民收購糧食’不是改革的方向”。《經濟日報》回覆：建議直接向總理朱鎔基反映。

我打電話給朱鎔基辦公室，闡述了意見。辦公室人員回答：知道了。

溫家寶就任國務院總理後，2004年5月31日《國務院關於進一步深化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意見》明確宣布，2004年全面放開糧食收購市場，實現糧食購銷市場化和市場主體多元化。還好，中共體制內還有明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