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中國勞工通訊 寫於 二零二三年

2023年02月10日

只談犧牲不談保障的社會主義“勞模精神”

50年代伊始，“勞動光榮”的概念盛行，為了國家進步、為了建設社會主義事業而犧牲自己的“勞動模範”被奉為典型。即使是幼兒園的小朋友，也被教導要在群體中無私奉獻、辛勤工作。也有歌謠將中國工人比喻作不知疲倦、合作無間的蜜蜂：

“嗡嗡嗡 嗡嗡嗡
大家一起去做工
來匆匆 去匆匆
做工趣味濃
天暖花好不做工
將來哪裡好過冬
嗡嗡嗡 嗡嗡嗡
別學懶惰蟲。” 

勞模的歷史可以追溯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1946年6月，《人民日報》報道了河南省安陽市革命區召開的首屆勞模大會， 會議表示“勞模英雄二百五十人……要積極領導群眾快收、快打、快藏”。除了農業生產工作以外，這些勞模還是“領導群眾翻身的積極分子”，即要改造群眾思想、讓他們全身心投入到革命中去。中共向廣大群眾大力宣傳勞模，無外乎兩點考慮：勞模們在生產力上是群眾的榜樣，是勤勞的工人；更重要的是，宣傳勞模能讓大眾將社會主義事業視為責任、將為黨積極奮鬥視為義務。

時至今日，儘管中國已經發展成了世界上最主要的經濟體之一，勞模卻並沒有變成櫥窗里的文物，而是成了宣傳體系中為了“民族偉大復興”而無私奮鬥的勞動者形象。2020年全國勞動模範和先進工作者表彰大會上，習近平表示要“大力弘揚勞模精神”、“努力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上創造新的時代輝煌。”

可是，在私有制為主導的現代經濟制度下，工人們本應按勞分配，那麼鼓吹無私奉獻到底還意味着什麼呢？為了國家不怕犧牲、堅持奮鬥的精神，其實從來就包含着對超長工時的“讚頌”。從意識形態角度來看，無論是過勞還是高危作業，一切的勞動都被視為對黨和國家英雄般的貢獻，而勞動帶來的虛假榮耀遮蔽了真實的勞工問題。

2019年2月農曆春節前夕，習近平視察北京冬奧會的籌備工作時，在一家小餐館停下來與快遞員進行了交談：

“習近平與他們握手，詢問他們工作和生活情況，祝他們春節快樂。習近平指出，‘快遞小哥’工作很辛苦，起早貪黑、風雨無阻，越是節假日越忙碌，像勤勞的小蜜蜂，是最辛勤的勞動者，為大家生活帶來了便利。” 

習近平的話表明，即使面前是一場深刻的經濟社會變革，共產黨對於勞動的態度卻仍然是老調調，也就是：不論工作條件如何，努力工作都會為工人自身及其社會角色帶來尊嚴，同時助於社會的團結和繁榮。當這種宣傳論調反覆出現在中國官媒上，工人們的個人努力往往被意識形態所輕易占據和收編。

2021年2月，快遞員劉闊的故事登上了全總主辦的《工人日報》，從事順豐速遞工作的他曾榮獲“順豐北京勞動模範” 和“全國優秀農民工”榮譽稱號。文章中，劉闊多次被稱為“小蜜蜂”，他被讚揚有“高度的協作精神和團隊意識”。文章完全照着自我犧牲的宣傳敘事進行，更以劉闊的一番“豪言壯語”作為結尾：“只要力所能及為他人、為社會、為國家奉獻，也同樣會被接受、被認可、被尊重。我會通過自己的努力將一件件包裹安全無誤送達客戶手中，將‘小蜜蜂’的幸福和快樂繼續傳遞下去。” 說出這番話時，他已經輪班工作超過12小時。

圖片來源：chinahbzyg / Shutterstock.com

“勞模”、“小蜜蜂”不僅是中共歷史遺留詞語，這些詞彙長期侵占着中國工人真正的話語權，將工人們強行嵌套進犧牲敘事當中。而那些以“996”為代表的的剝削性加班文化，往往也借鑑了此類官方話語——這種文化長期在國家層面得到默許。

在構建這套犧牲敘事的過程中，我們不能忽略中國官方工會的角色。中華全國總工會及其地方分會作為代表中國勞動者權益的組織，在勞模的推薦和評選過程中發揮主導作用。這正正揭示了工會自身工作的本末倒置：在地方政府的經濟利益先行，地方工會工人權益保護工作為經濟利益讓路的基調下，工會工作的成效自然大打折扣。就像工會花大力氣宣傳勞模、鼓吹自我犧牲的價值觀，這些與爭取工人權益實則毫無關聯。

其實如果真的想讓勞模的評選更有建設性，那就不如切實讓工人們在工作場所加入工會，進而評選對工業安全、工友福利及“共同富裕”做出巨大貢獻的勞動者為勞模。那些人才是真的是基層選出來有實幹有代表性的真勞模。而勞模一旦背離工人權益至上的原則，一味強調個人犧牲，那他們便淪為了替企業說話的工具，無論國企還是私企，對工人權益的保護都無從談起。

新冠疫情下工人權益從何談起？

2020年初，新冠肺炎從武漢蔓延至全國，領導層積極鼓勵醫療、建築、社區服務等多個行業本着不懈奮鬥的民族精神，加班加點。犧牲變成了國民情緒，工人應有的合法權利則逐漸消失。

武漢爆發新冠疫情後，於2020年1月23日開始實施全城封鎖隔離。在一線承受巨大抗疫壓力的不僅僅是醫護人員，為了控制疫情並保證市內基本服務可以如常進行，一切現有的社會支援都被調動起來。

武漢火神山醫院以驚人的速度落成，國內外贊好聲一片，而建築工人的巨大工作量以及健康安全方面的威脅卻沒有得到應有的關注。習近平在1月20日宣布“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兩周后，7000名工人就24小時不間斷地施工了9天，只為方艙能在2月4日之前投入使用。工程初期，由於工人相對緊缺，還沒有輪班制度，工人們只能馬不停蹄地投入高強度作業。一名工人告訴《冰點》周刊，他上午8點到達施工現場，已經連續作業了10小時，中間只是吃午飯休息了一會兒。隨着更多工人到達現場，建築工人們開始每班12個小時兩班倒地進行工作，而管理人員的工作時間則更長。

圖片來源：Pan Jiaohao  / Shutterstock.com

火神山的建築工人中間，絕大多數都是因1月23日封城政策而滯留武漢、無法回家過年的農民工。部分工人表示，建新醫院讓他們賺到了更多錢，也讓他們留在這座城市為抗擊新冠肺炎做出了貢獻。有來自河南的包工頭告訴《財新》，這次春節期間打工，讓他賺到了比平時多一倍的工資——其實熟悉勞工問題的人其實可以看出，明顯施工方已經違法了，因為《勞動法》規定：“法定休假日安排勞動者工作的，支付不低於工資的百分之三百的工資報酬。”

而官方媒體的報道中，凸顯工人無私奉獻的英雄主義故事比比皆是。“電網頭條”的一篇報道就介紹了在國家電網武漢供電公司工作的“勞動模範”王波：“他和260多名施工人員日夜奮戰，僅用5天5夜就架通了火神山醫院的電力生命線。”此外，一線醫務工作者被稱為“白衣戰士”，為了表彰他們身上無私奉獻的精神，湖北省政府在同年4月授予了其中24人勞動模範及先進工作者稱號，讚揚他們“不計較時間，不計較金錢，不計較一時得失”。

與此同時，火神山的實地工作條件也十分惡劣。除了工時長、工資低，工人更面臨着爆發安全事故和感染肺炎的風險。就在火神山醫院收治患者的前夜，十幾名中建三局的工人還在處理一處溝渠漏水。疫情肆虐的情況下，他們只戴着薄薄的普通口罩，防護作用微乎其微。截至2月初，火神山建築工人中出現至少一例確診個案，而在武漢的醫院早已人滿為患的當時，工人們很難獲得治療，此類病例也極少有機會被報道。 

火神山醫院的簡稱被《環球時報》被稱為“火神山奇蹟”，一種官媒也紛紛讚揚這是中國速度、中國效率的偉大勝利，不過本文提到的勞動權益受侵犯問題，同樣出現在火神山醫院。2020年2月17日，也就是醫院竣工兩周后，被拖欠日結工資的火神山建築工人向媒體求助，該事件在中國勞工通訊的工人集體行動地圖也有收錄。3月19日，377名火神山、雷神山方艙的建築工人舉行抗議，他們完工後相繼撤離工地，可是在武漢當地集中隔離滿14天后，他們既未接到可以返鄉的通知，也不能離開隔離點，被困在中建三局安排的一個安置點內。一名工人這樣寫道:

“我們是雷神山醫院的建築工人，已經在一個多月前完成了工作。一個多月前，我們在雷神山工作，每天都面臨着生命危險，起早貪黑，甚至冒着大雨不停地做，還一直暴露在病毒中，十分危險。最近，我們在中建三工白金大廈被隔離了一個多月，還有人已經被隔離了6個星期。我們身體還好，也通過了血液檢查，但還是不能走，他們把我們關在這裡，又解決不了我們的問題。每天有7、80個保安在看着我們。”

其實疫情中看守着被隔離人士的保安，待遇也好不到哪裡去。就在雷神山建築工人絕望發聲的同一天，湖北大學知行學院隔離點的臨時安保人員也因勞務費用問題與工作人員發生糾紛。安保人員表示官方政策規定的補貼是每天1000元，但公司每天支付給他們的只有250元。一名保安在社交平台發帖抗議：“他們親口承認說國家標準給到安保是1000元/天；保潔1200元/天，中間這部分去哪裡了？”

國家緊急狀態對基層工人實際上意味着更大的風險。由於工作量更大人手又十分有限，武漢的環衛工人需要極其努力地保證城市街道清潔。疫情下，他們除了日常的清潔工作外，還需清理廢棄口罩回收桶、每天消毒轉運台三次，並對公共道路進行消毒清洗。隨着疫情加重，社會對清潔工作的要求日趨嚴格，環衛工作的風險也越來越高，但環衛工人仍然請不起假，“因為如果不工作，一天要扣150塊，而她一天的工資也就70塊”。

與此同時，媒體繼續報道着“凡人英雄”的故事。2020年4月16日，武漢剛剛結束封城一個星期，中央電視台播出了“快遞小哥”李順的故事，他在疫情高峰期時運送物資，一天的快遞送下來，要跑100多公里路。電視節目誇張地呈現了李順的奉獻精神，指他連續工作80天，沒有一天休息，為了不影響家人和有孕在身的妻子，李順就一直住在快遞站里。他表示：“疫情之中，大家更需要我。” 

這種把工作頌揚成奉獻的空泛論調無法讓勞動者的付出獲得認可，相反的只會變相令社會貶低勞動者的價值、放任對勞動者的剝削。無論是太平盛世、還是天災人禍，對勞動者的重視與保護幾乎從來都可望而不可及。

保障生產安全為何只剩行政手段？

《中國勞工通訊》始終主張：只有工人和工會一起參與監督工作場所衛生和安全標準，中國的生產安全狀況才會得到改善。這也是“安全第一”能夠優先於政治需要和經濟私利，真正被作為頭等大事對待的唯一方法。

中國多部法律都清楚規定了工會在安全生產上的責任，重要的全國性法律包括1992年的《中國工會章程》（2001年修訂）、2002年出台的《安全生產法》（2021年修訂）、2002年頒布的《職業病防治法》（2011年修訂）和2004年的《工傷保險條例》（2010年修訂）。這些法律構建了相對完善的體系，從理論上創建出一個安全的工作環境。然而過去三十年間，中國在提升生產安全、減少生產事故、降低傷亡人數上，立法和行政手段不斷大做無用文章，似乎在理論上完整了法律法規，真實的事故也能隨即消失——這不啻於一種掩耳盜鈴。

很明顯，隨着經濟發展，私營企業在政治經濟上發揮的作用日趨強大，這些立法和行政手段的局限性也越發突出。現實中，雇主們往往能夠無所顧忌地藐視安全法規，對此政府官員通常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他們更關心的是當地經濟增長、個人仕途晉升，當然還有那些火中取栗的貪腐問題。

行政手段無法有效遏制安全事故最典型的例證，就是2015年發生的天津港“8·12”危險品倉庫的重大火災爆炸事故。爆炸事故發生後，中央的第一反應是自上而下發布一刀切命令，要求城鎮人口密集區的化工企業搬遷改造或關停，事故後各省上報需要搬遷改造的化工企業多達一千多個。長遠來看，天津爆炸事故發生後政府公布的行政措施，遠不足以解決中國化工品製造和儲存場所中存在的安全問題。自天津爆炸至2020年12月，中國勞工通訊安全事故地圖收集到約2900起在工作場所發生的生產事故，其中至少有309起為爆炸（平均一星期多於一起），92起發生在化工廠，10起發生在化工品儲存倉。

圖片來源：chinahbzyg / Shutterstock.com

從頂層設計的角度來看，中國採取了一套重事後管理、輕事前預防的思路。當以應急管理部為代表的相關政府部門發現了違反安全規定的行為後，常見的處理措施是對涉事企業處以罰款，並下達整改命令。至於整改過程，則由企業自行處理。往往企業運作會一切照舊，生產流程也不會有任何重大的改變。這也就不難解釋，為何許多企業才剛剛“通過”檢查或者被指出違反相關規定，轉頭就發生安全事故，實際上例行安全檢查並沒有讓企業落實任何實際整改措施。例如2018年11月，河北盛華化工有限公司發生一場爆炸及火災事故，導致22人死亡。該工廠於2013年和2014年分別遭遇過一起小型事故，2015年政府的安全檢查也已披露該工廠的化學品儲存倉存在的諸多問題。

我們認為，只有一個真正代表工人，在監督企業違規問題中扮演角色的工會，才有可能創建出一個可持續的、常態化的安全管理機制。而中國工會只要負擔起其應有的角色，就能夠實現中共長期以來對勞動者的承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