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21日，河南省安陽市凱信達商貿公司廠房發生一起特別重大火災事故，造成38人死亡，2人受傷，初步判斷事故是因企業人員違規操作電焊引起火災。事故發生後，中共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習近平就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國務院迅速成立調查組，應急管理部牽頭，公安部、全國總工會、河南省人民政府等相關方面均有參加。
中國勞工通訊（CLB）在本次事故發生後，隨即採訪了安陽市總工會負責安全生產的勞動和經濟工作部。我們發現，安陽市工會雖然派出了部長參與事故調查，但工會目前整體面對事故反應遲緩。部長不在，工作人員只能等“領導研究”決定。面對血淋淋的安全生產事故，各級工會視為“常態化”的安全生產教育、宣傳、督導活動，已經變成了一種形式主義，並不能預防惡性死亡事故的發生，工會工作者只是被動在等待下一次會議、下一份文件、下一個指示，隨後可能做出下一次“常態化”的無用功。
CLB持續呼籲，在調查安全事故時，主管部門應將“企業是否有工會“和“各級工會為何沒能監督安全生產”納入到事故調查當中。如果從本次河南安陽特大火災事故調查開始，工會監督安全生產的履責情況能被納入調查；或許未來不僅能促進各級工會開始在生產一線監督安全生產，也能避免更多死亡事故再發生。
生產一線未有工會監督安全生產 釀成大禍在所難免
此次安陽火災發生的時間，恰逢安陽市總工會“固定集中抓安全生產、消防安全”的11月；事發前六天，凱信達公司所在地區的寶蓮寺鎮總工會還曾走進轄區，開展消防安全講座；再早一點，寶蓮寺鎮政府10月份搞過安全生產進企業等宣傳活動，9月份也在轄區展開了安全生產隱患大排查……一系列的安全生產活動玲琅滿目、成績亮眼，都沒能阻止38人死亡事故在11月爆發。
CLB把電話打到安陽市總工會勞動和經濟工作部，工作人員知悉此次特大火災事故，但表示部長正跟着調查組處理此事；部長不在期間，工作人員答不出工會接下來打算怎樣安排工作並從此次事故中吸取教訓，監督各級工會履責。工作人員也表示，目前尚不清楚凱信達公司是否有工會，因為“工會建會是在組織部那一塊”。
顯然，在當前的工會系統裡，“是否有工會”、“工會如何日常履責”及“工人遭受侵權後怎麼辦”這些本應該圍繞工人需求而緊緊連接在一起的環節，目前依然被獨立分為各部門的單獨“業務”——工人是否加入了工會、工廠是否成立了工會，只有工會組織部才有數字；工會有無監督安全生產，只有經濟工作部才有活動照片；工會如何展開集體協商，只有權益保障部存在一些數字報表；而工人侵權事件發生後怎麼辦，只能交給法律部或維權部作為個案來看……工會部門琳琅滿目，但各自為政並不溝通。
CLB一向認為，光靠政府行政部門做定期安全生產檢查和事故追責，並不能有效阻止安全事故的發生——哪怕政府工作人員每天馬不停蹄地奔波在各個企業和礦山之間，也不可能跟蹤到工作現場每時每刻的生產情況；而真正能夠做到在生產一線監督安全生產的，唯有一線員工和工會會員。
唯有依靠工人在一線監督，“安全生產、預防為主”才能得到真正落實，才不至於動不動釀成38人死亡大禍。假如，凱信達服裝廠成立了工會，工人加入並成為工會會員，那麼，當一線會員看到有人在倉庫焊接可能引發服裝廠火災時，若是他作為工會會員受過安全教育培訓，就會知道引發事故的風險，他可以馬上以工會會員的身份制止該風險行為；如果制止無效，工會會員可以向工會領導和上級工會進行舉報，由工會出面制止企業潛在的違法操作；就算工會無法制止企業，那麼，工會也可以依法及時組織工作人員撤離該危險場所。這樣，凱信達公司特大火災發生的幾率就可能大大降低，或者就算最終發生了事故，也不至於造成38人死亡。
可惜的是，凱信達公司應該沒有成立企業工會；而更多情況是就算成立了工會，也沒有組織職工加入工會並依靠員工舉報生產一線的安全隱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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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工作上支下派 必然陷“形式主義”陷阱
當企業工會和鎮、區級工會未能履責監督安全生產時，市總工會和省總工會完全有責任對未能履責的工會進行問責、對失職的工會幹部進行追責。但實際上，安陽市總工會本身對於安全生產工作的理解就停留在“以文件落實文件”、“以會議落實會議”，各類安全生產工作的完成全靠下級工會自己上報活動照片，“人證物證具在”總工會就順理成章的收貨——但這種關係存在相當大的“形式主義”漏洞，而最終效果如何顯然也並不在各方的考核標準之內。
安陽市總工會勞動和經濟工作部的職責包括“指導基層工會開展群眾性的勞動安全衛生活動和培訓教育工作”，但工作人員承認，這部分的工作其實是靠下級與企業工會自己銜接溝通而完成，安陽市總工會與企業工會之間隔得很遠，平時並無實質性溝通。
“安陽市總工會：我們這塊是，像這些開展活動也好啊，這些任務通知下達，我們是先轉接到區工會，然後區工會再負責跟他們基層對接，是這樣一個過程。……你想，全市企業數量很多，所以我們在完成這個工作的時候也是先對接區一級，區一級再對接他們基層工會，是這樣的一個流程。……因為我們是要抓總，然後制定，比如說有一個什麼開展活動啊、一個計劃啊或者什麼。我們這兒是一個抓總，然後因為具體任務的實施還是得細化到各個縣區，還有各個產業工會的。”
表面上看，這樣“市總工會抓總——區總工會轉接——對接企業工會落實”的體系設計得很好，憑市總工會經濟工作部的數個工作人員，也確實無法要求他們每天到全市上千家企業去考察企業工會是否完成某項具體任務。
但問題在於，工會並不是一個類似政府的官僚機構，工會不可以學着政府通過發文件和開會來傳達“政策”。基層工會和地方工會是否落實工會代表工人的職責，也不能通過下級完成活動任務、上報活動照片來由上級“驗收”。與從上到下的政策傳達相反，工會工作必須要從最底層開始——所有的目標任務應圍繞工人真實的需求與利益而設立，所有的活動應從基層工廠和一線工人出髮腳踏實地干。工會怎麼組織、怎麼談判、怎麼監督安全生產、怎麼能幫工人維權，這些工會的核心工作都要被生產一線的工人知曉、為工人隨時拿來用，如此，工會才是建到了工人的心坎里，才能做到真正代表工人的利益。
工會的“常態化工作”無法阻止一線事故發生
此次事故發生前六天，2022年11月2日到15日，凱信達工廠所在的安陽市文峰區寶蓮寺鎮總工會，曾聯合鎮應急管理辦在轄區工廠開展消防安全講座，“向轄區企業發放宣傳頁1000餘張，懸掛宣傳條幅300餘條”。但當我們向市總工會勞動與經濟工作部詢問：這次安全生產教育活動有沒有去涉事的凱信達公司和尚鑫服裝廠，得到的答案是，市總工會的確收到了他們上報的活動照片，但無人清楚具體工作有沒有做到這家企業、這家工廠。
“安陽市總工會：因為當時我們十一月初的時候下過有一個消防業的通知，然後文峰區他們給我們報過相關的信息。不光是寶蓮寺的，還有其他地方的，有消防演習和消防宣傳的那些，開展活動的信息，都給我們發過。……
他們報給我們的材料裡面有照片，我們看了是確實是組織活動了，包括有他們擺放展板那些東西。但是，1000多張宣傳頁到底有沒有進到那兩個企業里，這個我們沒法確定。”
同樣的，事故發生前的五個星期，2022年10月14日，寶蓮寺鎮曾經加大安全生產督導檢查力度，搞過安全生產教育宣傳的五進活動——進企業、進農村、進社區、進學校、進家庭。當CLB詢問這次“五進活動”有沒有去到凱信達和尚鑫服裝廠，有沒有發現事故隱患時，安陽市總工會對此依然不清楚，並提出，其實安全生產“進企業”是一直在做的，“每年這個是屬於我們的常規工作，包括這個安全生產月也好啊，什麼職業病防治宣傳也好。這個我們每年都是，就是一個常態化的工作了。”
圖片：寶蓮寺鎮工會的安全宣傳工作照
那麼，安陽市總工會關於安全生產的“常態化工作”都是什麼呢？據安陽市總工會工作人員透露，工會安全生產工作每年相對固定集中，分別是6月份的安全生產月、7-8月份的戶外工作防暑降溫宣導、以及11月份的消防宣傳月。
“常態化”的安全生產活動雖然相對於過去“一陣風”式的“抽查檢查”的方式對安全生產預防監管可能更為有效，但很容易蛻變為常態化的會議、常態化的文件，用會議落實會議，用文件落實文件的“文山會海”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標準動作”。顯然，儘管多個常態化的工作一直在按部就班在進行，安陽市總工會仍然未能做好安全生產監督的本職工作。
這甚至不是2022年安陽市的第一起發生工廠火災事故。就在2022年1月5日，河南省安陽市宇天化工公司也曾發生一起火災事故，造成3人死亡。事後，河南省應急管理廳曾發文通報，要求安陽市“壓實安全生產責任”。工會想必也就此展開了多項常態化的安全生產宣傳工作，但凱信達服裝廠38人死亡事故在常態化工作之下照樣發生了。
安全生產，重在預防。安全生產“常態化工作”不應成為在固定時間節點虛無縹緲的宣傳活動，而是應該變成在生產一線依靠工人落實常態化監督。工會作為安全生產群防群控最有力的群團組織，必須組織和依靠工人與工會會員，在日常生產活動的每分每秒監督安全生產，及時舉報各類安全隱患，並將可能引起安全事故的風險與隱患扼殺在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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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書記指示一下全總迅速響應，工會履責安全生產監督不能再走老路子
值得注意的是，在習近平就此事故下達最高指示之後，11月24日，中華全國總工會迅即召開會議，發出聲明：響應習近平的指示，做好工會安全生產工作。全總要求，下屬工會“切實發揮工會在事故調查處理和安全生產工作中的作用”，並提及，“各省級工會預計在年底前全部成立安全生產工作領導小組，加強對工會安全生產工作領導”。
全總強調工會應參與事故調查，並重視工會在日常安全生產工作中的作用，這自然令人喜聞樂見。但這一發聲會否成為“文山會海”堆砌出來的“空頭支票”，各級工會如何腳踏實地改革當前工會在安全生產監督方面廣泛存在的不作為、不履責情況，尚未明確。
據CLB了解，過往不少地方工會參與事故調查，主要作用是聽命於政府牽頭成立的調查組，完成調查組分派的任務而非進行各級工會履責的調查；工會也會慰問工人及其家屬，卻從未有哪一級工會啟動調查，調查下級工會為何不能履行監督安全生產，從而導致安全事故發生。
如此，當我們得知安陽市總工會對於問責下級工會毫無頭緒時，也就並不意外。我們詢問工作人員，面對此次特大事故，安陽市總工會會否對安全生產監督做出哪怕亡羊補牢的反應，能否對轄區內各級工會開展的所謂“常態化”的安全生產月、安全生產大檢查等工作“回頭看”檢視其意義和實效，卻被一句話擋了回來“需要黨組開會決定”。
安陽市總工會工作人員強調，領導們沒開會之前，“我也不知道領導具體是要求怎麼開展，具體什麼形式”——這不是工作人員在打太極，相反，該名工作人員非常誠懇，直言她不清楚領導的安排。這正正說明，首先，安陽市總工會並沒有一套針對事故發生後、調查下級工會履責情況的常規操作；其次，工作人員在領導缺位時，無法對任何事項做主，只能被動等待領導給命令、分派任務。
其實，安陽市總工會這名負責安全生產的工作人員非常贊同CLB的意見：
“CLB：工會的力量、他的長處是在於基層、在生產一線。有基層的群眾，所以才安全生產要以預防為主，要以群防群控為主。那能做到群防群控的，除了工會，恐怕看不到第二家了。所以，除了安全生產月以外，工會的工作其實更在於安全生產月以外的每一天、每一個小時、工作現場，會員的這種監督。我不知道我這個理解是不是對啊。所以，那咱們工會對這一類的鎮政府的這種即興的、或者是常規性的活動，這種參與——如果要是有基層企業工會的配合，才能做到1年365天，每一天安全生產都不缺席。您覺得呢？
安陽市總工會：嗯，就是按您剛才說的這個，我覺得應該是這樣的。”
但安陽市工會工作者也提出疑問，類似凱信達這樣小型服裝廠里的工人是非常流動和零散的，安全意識都比較弱，不像規模以上的企業能有固定的專職人員負責安全生產。
CLB據此提出建議，針對這樣零散用工的行業，首先應該確保工人有工會可以加入——如果能成立企業工會，當然好；否則，市工會也可以組織零散的工人加入服裝行業工人聯合會，在聯合工會內部對於工人進行安全生產培訓，鼓勵他們發現事故隱患時及時舉報。
在有了工會之後，才能夠做到在企業一線有會員、有工人。那麼，工會才能在生產前線這個安全生產的主戰場，做到依靠會員監督企業落實安全生產。如此一來，工會不需要通過發文件、辦安全生產月活動、收集地方工會宣傳照片來完成目標任務，而是在每一個企業的每一條產線上都有會員緊跟安全生產，儘可能避免事故發生和人員傷亡。
而從工會系統來看，在此次安陽特大事故的血淚教訓之下，當各省級工會紛紛應全總的要求而成立安全生產工作領導小組之後，領導小組們的核心工作應該是啟動工會履責的內部調查。針對2022年全省發生的安全生產事故，各省應在工會內部展開調查，調查各級工會在事故發生前是否存在瀆職失職的情況，調查基層工會為何不能履責監督安全生產導致事故發生，並對履責不力的工會及工會幹部進行問責追責。具體問題，可以回顧CLB“生產安全事故調查中被遺忘的工會”加以了解。
只有身在生產第一線的工會能切實履行好《安全生產法》等法律法規所要求的職責，將行政部門抽查、專項行動排查等都無法覆蓋到的安全生產隱患和問題，在日常的生產活動中及時發現、排查、舉報，真正做到防微杜漸，安全生產事故才能真正從源頭上遏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