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羅·約翰遜《美國人的歷史》讀書筆記之二

保羅·約翰遜是我喜愛的一位作者。他被評為20世紀最偉大的歷史學家之一。入選美國《時代》雜誌2000年最具影響力的一百人。他曾是一名激進的左翼人士，但後來右轉，成為傳統自由主義的著名知識分子代表。這樣的經歷使他對雙方陣營的觀點都有更切膚的認識, 因而思想更深刻。不管你同不同意他的觀點，看他的著作絕不枯燥。他的書寫得很生動，有很多事例佐證。他的最著名作品是《論知識分子-從馬克思和托爾斯泰到薩特和喬姆斯基》。

目前大部分出版的歷史都是進步主義知識分子寫的，都是左派的視角。換一個角度，看看古典自由主義的歷史視角，會帶來一些啟迪。他的1100頁的三卷本《美國民族史》從發現新大陸寫到克林頓，對美國歷史重新詮釋。不為尊者諱，不以成敗論英雄。秉筆直書，客觀中肯。有很多鮮為人知的史料。
             

約翰·洛克認為：個人財產的安全跟個人自由緊密相連。通貨膨脹讓聯邦和各州的紙幣變得一文不值，因而是對個人財產的直接侵犯，並因此威脅着自由。約翰·亞當斯寫道：“財產權必須得到保護，否則自由就不可能存在。”

融資殖民的方法被證明是最好的方法，這也是為什麼英國人在美洲的殖民地最終如此成功並創造出了如此眾多的基礎牢固的殖民群落的原因之一：資本主義（由私人和競爭性的貨幣市場融資）從一開始就在那裡出現了。

正是資本主義——而不是政府——戰勝、馴服、墾殖了密西西比河流域，以及更遠的西部。資本主義所需要的一切，就是一個公正、理性和一致的法律架構，使得企業家們能夠滿懷信心地投入他們的資本和技術。聽任一個絕對自由的土地市場不斷發展，國會的想法是，這是讓國土上有人定居的最好、最快的方式。事實證明，這個想法是對的——自由生效了。在南非、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加拿大，英國當局從最高尚的動機出發、用數不清方式干預土地市場，結果是，這些國家的發展遠比美國慢得多——有些國家的自然優勢甚至比美國更強大。

對於美國的民族精神來說，幾乎同樣重要的是市場民主，普通人在市場上用他們的錢包投票，並且，在這樣做的過程中也就確保了能得到他們想要的東西。作者認為美國的崛起充滿了關鍵發明和大膽的企業家。在 1800 年代，是自由而非政府將美國夢擴展到數百萬美國人。

對真理的最好檢驗，就是思想有沒有能力讓自己在市場競爭中被人們所接受。

美國經濟的龐大規模，以及競爭的程度，都使得囤積、壟斷和商品供應壟斷越來越難以建立，或者至少是很難長期維持。

當有人問富蘭克林·羅斯福會把一本什麼樣的書放到一位蘇聯共產主義者手裡的時候，他答道：“西爾斯－羅巴克公司的商品目錄。”

托克維爾：政府的缺席，其最幸福的結果之一，就是不可避免地隨之而來的個人力量的發展。每個人都學着思考，學着獨立行動，不指望一個決不能回應所有社會需求的外部力量的支持。人們因此習慣於只通過自己的努力來尋求自己的福祉，他們會按照自己的觀點提升自己；與此同時，他們的靈魂也變得更強大、更有力。

在19世紀初，以及後來很長一段時間裡，美國社會中的民主力量試圖限制政府的角色。在傑斐遜看來，手段嚴厲的大政府總是跟反動勢力串通一氣，跟國王、皇帝、聯邦主義者以及後來的華爾街串通一氣。沉重的課稅，特別是個人所得稅，就是一場陰謀：把錢從辛苦幹活的人那裡偷來，然後由把持公職的精英揮霍掉。自上世紀初，隨着大企業和法人權力的迅速成長，進步主義知識分子，以及大多數民主黨人，開始把一個強大的聯邦政府看作是芸芸眾生的守護神，保護他們免遭過度的法人權力的侵害。公營部門與私營部門針鋒相對的觀念（前者是好的，必須使之擴張；後者可能是壞的，必須監管和控制），開始占據那些空想社會改革家的頭腦。為了這個目的，國家有必要擴大它的收入。因此，個人所得稅是一項值得去創立的制度，尤其是，如果它帶有進步主義特徵，因而既是稅收增長也是收入再分配，那它就更是一項理想的制度了。

政府，從最好的意義上說，也是一種“必要的惡”，是完成某些必要工作的唯一手段；而從最壞的意義上說，它是一個誰也奈何不得的壓迫者。正是威爾遜，首次在美國引入了慈善的大政府。但威爾遜“被權力腐蝕了，他擁有的權力越多，腐敗就越深，就像他靈魂中的酸一樣。”

作者說，當大蕭條襲來時，胡佛和羅斯福都給美國帶來了更大的政府——大部分都產生了負面影響。 “在現代歷史上，沒有哪一系列事件比新政更有神話色彩了，”約翰遜寫道。 “該計劃背後沒有實際的經濟政策。”民主黨總統肯尼迪和約翰遜以及共和黨總統尼克松進一步擴大了政府規模。 肯尼迪的行政助理就有23個，在他去世的時候，白宮的人數已經高達1,664人。在林登·約翰遜治下，白宮的人員規模大幅度躍升，是胡佛時期的40倍。在尼克松時期，這個數字再一次上升，1971年增加到了5,395人，費用從3,100萬美元躍升到了7,100萬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