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和孟森為何雙雙成為中共的大紅死人？

  民國作家魯迅，和歷史學者孟森，一個死於1936年，一個死於1937年，他們在身後，都先後受到中共當局的高度捧抬：

  魯迅受寵於先，被蟊賊東同志捧成“民族脊梁”，其多篇文章被列入中共國語文教科書的“必讀必考文章”。

  但是，大約在僵賊泯拋出“三個代表”之後，魯迅受寵的溫度明顯降溫，因為他針砭國民黨政府的多篇文章，暗合僵賊泯時期及之後的中共國現實，引發老賊及其接班的心驚，魯迅的多篇文章又被從教科書上下架。

  孟森身後的受寵，晚於魯迅，他的“史學成果”，在“鄧改開”之後才走紅，到了九十年代末，廿一世紀初，孟森儼然成了中共國官方欽定的“最權威清史專家”，他的“史學成果”堂皇然成為中共扯談歷史的央視“百家講壇”的指導思想，孟森的“學術”，也成為中共御用滿遺閻崇年之流歪曲歷史的《聖經》依據。

  接踵離世的民國人物魯迅和孟森，身後接踵成為中共的紅人，這是一個鮮有人注意的、非常有意思的現象。

  魯迅和孟森雙雙成為中共的大紅死人，當然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共的精心挑選；中共為什麼選擇這對死寶，是因為：

  首先，死人不會說話，任憑中共拿捏而沒有政治風險。

  其二，他們都雙雙最有利於中共政權。

  魯迅不是中共黨員，擁有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和民國知名作家的光環。魯迅的一生，先後大罵惡罵北洋政府和國民黨政府，而北洋政府和國民黨政府都是中共的敵人，因此魯迅的文章自然給中共幫助不一般，由魯迅出來罵北洋政府和國民黨當局，自然比中共的文宣系統出來罵效果要好得多；

  晚年的魯迅倒向了布爾什維克，多篇文章鼓吹馬列主義，死前還給成功逃竄到陝北的匪共武裝發電報祝賀，這對匪共形象的加分，顯然遠超中共宣傳部門的“王婆賣瓜”。

  因此文豪魯迅等於是中共的編外宣傳部長，且他對中共形象的裝點，效果遠遠超過中共自己的黨宣機器。

  魯迅最有助於中共欺世盜名；孟森則最有利於中共掩蓋罪行：

  雖則孟森生前與中共沒有交集，也無評論，但這個精神滿遺的治史方法和思維方式，卻最有利於中共遮醜掩罪。

  孟森進行學術的思維方式是：先假定風傳的（歷史上的）某件事不存在，然後就去搜尋某件事存在的證據，如果找不到某件事存在的證據，則證明了某件事是不存在的。

  滿遺和中共當局吹捧孟森的這種思維“嚴謹”，實際上這種思維漏洞三尺三！頭腦正常的人都知道：如果找不到某件事存在的證據，並不足以證明了某件事不存在，因為還存在兩種情況，導致證據找不到：

  第一，證據遭篡改了，或者證據被銷毀了（滿清和中共當局都大量地篡改和銷毀證據）；

  第二，證據藏身隱秘之所，暫時未能找到。

  孟森根本無視這兩種情況的存在，可見，他連正常人的思維能力都不具備，這是一個才具非常平庸的人，他的“歷史學家”頭銜，完全是浪得虛名。

  以孟森此種“嚴謹”的思維方式考察歷史，必然會得出中共國“大躍進”之後（1960年前後）餓死四千萬人以上的三年大饑荒子虛烏有的結論，因為大饑荒的檔案已被周恩來銷毀了——找不到證據，就證明沒有其事嘛！

  從這種腦殘的思維出發，孟森的治學方法就是：以官史為最高權威，再結合民間能夠相互印證的個人佐證，來還原“歷史真相”，來論證歷史事件的有無；但同時，卻全不考慮官方對檔案的篡改、銷毀，以及文字獄等恐怖暴政，對個人佐證的嚇阻和歪曲效果。

  於是，在孟森“嚴謹”地考證下，野史盛傳、甚至有抗清志士詩句佐證的孝莊下嫁、董小宛進宮、順治出家、雍正篡位、雍正遇刺、嘉慶雷斃、慈禧先後謀殺同治與光緒。。。等等對滿清形象不利的事件，都統統不存在，滿清果然“偉光正”了！

  極有利於為滿清洗地，這就是滿遺酷愛孟森的根本原因。

  中共當局自然也很歡迎孟森的“治學方法”，因為極有利於自己掩蓋罪行，只要把檔案篡改和銷毀了，把民間的說法禁毀了，自己就象滿清一樣“偉光正”了嘛！

  而且，以學術的方式為暴政掩罪遮醜，那種精緻化的效果，豈是共產黨的黨宣系統能取得的？

  以後清自居的中共國，在末期大力捧抬孟森，無非是推廣孟森的腦殘思維方式，以培養出大大小小的當代孟森，以學術的方式，把中共的罪惡史，“考證”成大大小小的“疑案”——最終象偽清官史那樣，整一個攪成一本糊塗賬。

  曾節明 2023.2.28 微雪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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