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中國勞工通訊 寫於 二零二三年

沃爾瑪與中國工會的“魔鬼交易”

2023年02月24日

2014年3月4日，位於湖南省常德市的沃爾瑪2024號門店宣布關閉。沃爾瑪（中國）區域公共關係總監李呈舫接受媒體電話採訪時說：“常德店處於虧損已有較長時間，公司經過努力後，仍達不到預期，不得不放棄”。就員工安置，李呈舫對媒體表示，員工可以選擇公司在國內任何一家門店的營運崗位繼續發展，也可選擇其他工作機會，並將依照相關法律法規安排合理的解決方案。亦即是，沃爾瑪（中國）決定關閉常德2024門店，屬經營虧損之下的經濟性裁員。

《勞動合同法》第四十一條規定，企業裁減人員需要提前三十日“向工會或者全體職工說明情況，聽取工會或者職工的意見後，裁減人員方案經向勞動行政部門報告，可以裁減人員”。但沃爾瑪僅提前兩個星期向全體140多名員工發出閉店通知。讓沃爾瑪沒想到的是，公司在中國各地以同樣手段關閉多家門店，員工雖有不滿，但都無奈接受了現實，但常德2024門店的多數員工卻提出，沃爾瑪在決定和實施關閉常德2024號門店的過程中涉嫌違法，要求依法給予被裁減員工雙倍補償。

門店工會挺身代表員工

2006年7月29日，沃爾瑪（中國）第一家工會在福建晉江門店成立。時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基層組織建設部部長郭穩才在答記者問時，誇讚“沃爾瑪職工具有很強的法律意識，他們懂得依法組織和參加工會，是我國法律賦予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他們要起而追求這種權利的實現”。郭穩才對記者說：“企業依法經營，工會依法維權，雙方完全可以在法律的軌道上求得統一、實現平衡，建立起勞資兩利的關係”。

沃爾瑪常德門店工會主席、前收銀員黃興國，面對企業在閉店過程中的違法操作，決定“做一回真正的工會主席”，糾正沃爾瑪違法犧牲員工利益的做法，實現“勞資兩利”。

在勞資關係中，工會的最重要作用並非人們通常以為的以“人多勢眾”逼迫資方讓步就範。恰恰相反，工會的最重要作用是運用組織程序，降低“人多勢眾”所伴隨的激情和憤怒情緒，在一盤散沙的群體非理性中構建起有組織的群體理性。相對於無組織的群體激情，有組織的群體理性更能夠促成勞資平等協商談判，從而使雙方最大程度的達成一致。在沃爾瑪常德2024門店閉店過程中，門店工會的上述作用發揮的淋漓盡致。

就在沃爾瑪貼出“停業公告”當天的3月4日，門店工會主席黃興國依據勞動合同法，代表員工提出N+1X2雙倍補償方案，被管理方拒絕。黃興國繼續找公司溝通，希望沃爾瑪與工會就合理補償進行協商，仍然被拒。協商無果之下，門店工會於次日組織召開了全體員工大會。會上，首先成立了一個九人小組，成員包括門店工會的七名工會委員和兩名比較積極敢言的工人。九人小組成員經討論一致同意，勞方每次與資方進行談判，最少得有三名組員在場，跟資方達成的任何協議，得由三名以上組員簽名才有效。此外，九人小組還說服全體員工，所有集體行動都向地方政府公開透明。亦即是，員工針對沃爾瑪採取集體行動之前，要書面向市總工會和警方報備，並白紙黑字寫明沃爾瑪的違法事實，以及工人採取集體行動的理據。

常德市沃爾瑪員工的抗爭現場（網絡圖片）

門店工會尋求協商解決分歧的理性態度與資方的傲慢形成鮮明對照。管理方在收到員工大會不接受資方違法操作的決議後，不但仍拒絕協商談判，更於第二天安排外部人員進店強行搬運店內設備和剩餘貨物。一邊是員工抵制資方閉店過程中違法侵害工人權益，另一邊是資方拒絕與工會協商解決分歧並強行搬運貨物，衝突局面一觸即發。

為把沃爾瑪拉回到談判桌上，2024門店工會委員會決定採取集體行動。工會組織員工在門店前拉起一面白色橫幅，上面寫着：“我們要工作，我們要生活；堅決抵制沃爾瑪非法關店。”與此同時，為免衝突升級，3月7日亦即沃爾瑪發布《停業公告》第三天，門店工會向常德市總工會發出求助。求助信指出，沃爾瑪在決定閉店前，既未按勞動合同法規定與員工協商，也沒有徵求工會意見，更沒有按法律規定提前30日通知員工。門店工會請求常德市總工會依法介入，以促成沃爾瑪與門店工會通過平等協商解決糾紛。求助信發出六天后，3月13日常德市總工會向2024門店工會作出書面回應表示，工會一直在盡力與所有相關的政府部門保持合作，並將盡最大努力繼續捍衛工人權利。

在全世界，沃爾瑪仗着資本雄厚以大欺小由來已久。沃爾瑪所到之處，傳統的街頭鄰家小店都堅持不了多久就會被迫關閉。沃爾瑪之所以有底氣到處趕盡殺絕傳統店鋪，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打擊工會絕不留情，對工會絕對“零容忍”。員工沒有工會，沃爾瑪才能把工資壓到最低，憑着低工資成本，沃爾瑪便敢於放膽不斷開新店測試市場。試水成功便賺大錢，市場反應不佳便閉店辭退工人。員工沒有工會就像一盤散沙，召之即來揮之即去，就算補償遠低於法律規定標準也無力抵抗。

僅在2014年，沃爾瑪（中國）便開了25家新店，同時關閉了14家門店。就在關閉常德2024門店的同一個月內，該集團在全國各地以同樣方式，違法不與員工和工會協商，單方面關閉了至少5家門店。

沃爾瑪（中國）在其它地方閉店過程中的違法行為，也引起過工人不滿和看抗議。但常德門店員工抗爭的與眾不同之處在於，門店工會以工人利益代表者的身份依法站了出來，並在工人集體維權過程中發揮了工會團結、組織和領導員工的關鍵作用。換句話說，沃爾瑪反工會，是因為對工會既恨又怕。常德門店工會居然站出來代表員工，沃爾瑪一時手足無措。

資方的傲慢與政府的偏袒

常德市總工會在回覆中的立場曖昧不清，但總工會畢竟給了回復。“給了回復”這件事本身，便足以讓員工們感到安慰和鼓舞。不過，常德市政府的立場卻明顯偏袒資方。為迫員工就範，常德市警方和商務局頻繁約談員工並威脅工會，市商務局長更親自率隊到抗議現場威脅員工要調警察來抓人。

收銀員黃興國當初參選工會主席的時候，恐怕從未想過，有一天自己真得站出來履行工會主席職責代表員工抵抗沃爾瑪違法侵權行為；更不會想到，常德市政府相關部門及官員會站在違法的資方一邊逼迫員工就範。面對如此局面，黃興國內心有過什麼樣的掙扎和猶豫，我們不得而知。但工友們朝夕相處的信任，以及大家所展現出的維權決心，讓他義無反顧的決定要盡職履責。3月19日，就在勞資雙方僵持兩周后，黃興國以門店工會主席的身份，代表員工向沃爾瑪管理層發出集體談判邀約書，希望通過平等協商縮小勞資分歧並最終達成協議:

“工會在諮詢律師後確認，門店關閉嚴重影響員工合法權益。由於沃爾瑪未能提供書面文件證明其曾就此問題與員工協商或徵求他們的意見，行為公然違反了《勞動合同法》。本着公平談判的原則，工會現要求沃爾瑪及時啟動談判進程，尋求共識，儘快解決勞資糾紛。”

門店工會提出談判邀約的依據是《勞動合同法》第四條“用人單位在制定、修改或者決定有關……等直接涉及勞動者切身利益的規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項時，應當經職工代表大會或者全體職工討論，提出方案和意見，與工會或者職工代表平等協商確定”。

但是，邀約中列出的14項具體訴求，其核心卻是《勞動合同法》第八十七條“用人單位違反本法規定解除或者終止勞動合同的，應當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條規定的經濟補償標準的二倍向勞動者支付賠償金”。

也就是說，工會並非要求沃爾瑪收回閉店決定，因為，閉店屬於企業經營權範疇，員工和工會不應該也無權干預。工會代表員工拒絕接受的是，公司將選址決策失誤、經營虧損的代價轉嫁到員工身上的做法。由於公司決策失誤，員工已經失去了工作，但不能再少拿補償金。換句話說，沃爾瑪既然選擇了掠奪式開店的野蠻擴張策略，那麼，在收割利潤的同時，也要為可能的失敗支付成本。成本之一，便是在關店前提早30天通知員工並做出補償，以便員工有足夠時間找下一份工作。如若管理方因故無法提前30天通知員工，便應該按法律規定向即將失業的員工支付雙倍補償金。

沃爾瑪拒絕與門店工會進行集體協商的態度決絕，似是有恃無恐。果然，3月21日，管理方向當地警方報案，警方到場後，便開始強行帶走駐守店門前的143名員工。過程中警察與的員工發生衝突，致數名工人受傷，其中一名工人更遭警方行政拘留處罰。

雖然政府和警方偏袒資方，但員工們仍選擇不放棄自己依法應得的雙倍補償。門店工會則順應員工的合法訴求，組織員工在分店大門口拉起糾察線，搭起帳篷和灶台，輪流值班，阻止沃爾瑪轉移店內設備和剩餘貨物，一直堅持了近三個月之久。面對工人對合法權益的執着，常德市政府的立場也從最初一邊倒偏袒資方，最少在言語上開始變得較為中立。這一轉變，修補了政府代表資本家欺壓工人的惡劣形象，同時也增強了員工們維權信心。員工們一度相信，只要堅持住，就能為工會集體協商贏得空間和時間。

3月28日，門店工會在糾察線上召集了一次員工大會。會上，工會主席黃興國鼓勵員工們堅持合法訴求，並呼籲大家保持團結，認清沃爾瑪分化工人的伎倆，拒絕被收買。他告訴工人們：“我們要堅持依法應得的雙倍賠償。大家要頂住管理層分化策略的誘惑，勝利就在眼前。”

勞動法專家的參與

常德2024店工人的集體維權行動，在互聯網社交媒體平台引起廣泛共鳴。有人還在網上發起小額捐款，支持工人反抗全球零售業巨頭的非法侵害，爭取依法應得的雙倍補償。《南方周末》對黃興國的一篇採訪報道，則將沃爾瑪恃強凌弱的面目，以及工會代表和組織工人與資方鬥智鬥勇，始終依據法律爭取合法權益的行動，描繪成“大衛和歌利亞”以弱制強的神話。這篇題為《“最牛工會”與沃爾瑪的戰爭 維權VS維穩》的報道，生動記錄了黃興國成為工會主席及後帶領工人維權的經歷，並將員工、門店工會、常德市總工會、地方政府和雇主沃爾瑪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以及互動和角力過程，全方位呈現在公眾面前。

此時，著名勞動法專家常凱參與了進來。常凱教授，時任中國人民大學勞動關係研究所所長，全國人大常委會、財經委員會專家組成員，曾任國務院法制辦《勞動合同法（草案）》課題組組長，被稱為中國勞動關係學科的主要開拓者和創始人之一。媒體對常凱的形容是，進入新世紀後中國勞資關係發展十餘年曆程中，每一項重大變革背後都有他的身影。而他的理想則是為中國勞資關係建立規範，讓工人享有最基本的權利保障，“不論勞方、資方，在這個社會中都要平等”。

2010年5月廣東南海本田工人罷工要求提高工資，常凱受工人委託擔任法律顧問，促成勞資雙方經集體談判達成協議，增加工資34%，相當於每月增加500元。南海本田勞資雙方通過集體談判達成增加工資協議，令時任廣東省總工會副主席孔祥鴻驚呼“工會完全被職工拋棄了”。廣東省總工會反省工會角色，認識到“推進基層工會的規範化、民主化建設勢在必行，也是工資集體協商必經之路”。基於這一反省，第二年，廣東省總工會主動協助南海本田企業工會代表職工再與資方展開集體談判，並爭取到32%加薪，相當於每月增加611元。

工人和資方願意接受常凱介入，頭銜固然重要，否則沒人理你。但更重要的是，常凱戴着這些閃光的頭銜，願意走到勞動關係最前沿直面問題甚至衝突。不為別的，因為，只有在勞資衝突當中，才能找到解決勞資衝突的方案。

這回沃爾瑪湖南常德門店工人爭取的是企業違法解除勞動合同雙倍補償，而當初南海本田工人罷工，則是在企業並未違法的情況下爭取提高工資。按常理，沃爾瑪常德門店管理方違法事實確鑿，員工維權有法可依，應該比南海本田工人無法可依的爭取提高工資，要容易得多。於是，按常理，常凱建議沃爾瑪常德2024門店工會和員工，直接向當地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

但現實有時會悖逆常理。門店工會代表69名員工申請勞動仲裁，從2014年3月31日第一次遞交仲裁申請，連續三次被拒絕受理。其中一次被拒的理由居然是，以工會為主體提出申請“沒有相關法律依據”。不過，有常凱做法律顧問，黃興國堅信“法律並沒有明文規定工會委員會不能作為勞動仲裁的申請主體”。4月22日，黃興國與2名工會委員一起，第四次遞交仲裁申請，仲裁庭終於收下了申請，並於7天后決定立案。

中華全國總工會來了——可卻是代表資方

功夫不負有心人，棄而不舍一個月，終於往前挪了一步，立案受理了。受理後一個月，5月26日仲裁開庭。庭上一幕，讓工會主席黃興國和參與仲裁的員工不知所措：代表沃爾瑪資方的第一代理人江俊祿，居然是中華全國總工會法律顧問。

公堂之上，這一匪夷所思的場面對參與仲裁的員工，有沒有產生壓死駱駝“最後一根稻草”效應，我們不得而知。但在此後漫長難熬的仲裁過程中，面對就業、生活、家庭等多重壓力，69名參與仲裁的員工中，有51人先後退出仲裁，接受了資方提出的調解方案。即，在N+1（沒參與仲裁的70名員工所得到的補償）之外，再給參與仲裁的員工每人增加3000元。不過，沃爾瑪資方將這筆錢稱為訴訟成本補償金，而非違法解除勞動合同補償金。

51名員工退出後，剩下18人繼續堅持，仲裁庭迅即於6月25日發出裁決書，駁回所有仲裁請求。隨後，18名員工中又有人接受了資方的3000元方案。最後剩下6名員工不服，對沃爾瑪提起了民事起訴，請求法庭確認被告終止勞動合同的決定違法，判決被告支付違法終止勞動合同2倍的賠償金。法院駁回了員工的訴訟請求，理由是勞方的訴訟主體常德水星樓店已註銷，訴訟對象已不存在。黃興國告訴記者：“常德武陵區法院21日駁回了我們的訴訟請求，理由是‘主體不適格’”。

回頭看，沃爾瑪門店工會主席黃興國，那個曾經站在收貨部平台上握緊拳頭聲嘶力竭地鼓勵員工“我們的訴求有鐵的法律依據，任何人無法歪曲和抹殺，勝利一定屬於我們！”的黃興國，當他在公堂之上，眼見代表沃爾瑪資方的第一代理人居然是中華全國總工會的法律顧問，他內心崩潰過嗎？而中華全國總工會法律顧問在接受沃爾瑪委託時，在公堂上替沃爾瑪高舉資本之劍揮向門店工會和員工之時，他內心有過一絲愧疚嗎？這並非歷史學家們來自未來的質疑，而是現實的殘酷詰問。

中華全國總工會的法律顧問代表沃爾瑪資方，與門店工會和員工對簿公堂，是對中國工人和工運的赤裸裸背叛。而在工會內部尋找工運叛徒做資方代理人，從來都是老闆們摧毀工會的必殺技。全球最大反工會雇主沃爾瑪，用此伎倆對陣中國工運和中國工人，贏了一個回合。

雖然，中國“最牛工會”與全球零售業超級巨頭沃爾瑪的“大衛與歌利亞”之戰，這一回合以中國工會敗陣收場。但勝負、成敗之外，還有一樣東西叫做尊嚴，叫做榮耀，叫做使命和召喚。常德沃爾瑪2024門店工會主席黃興國，做過一回“真正的工會主席”，不辱使命，雖敗猶榮。

在抗爭初期的一次採訪中，黃興國告訴中國勞工通訊負責人韓東方，市總工會最擔心的是抵抗沃爾瑪可能對常德市招商引資產生影響。“當時市總工會維權部部長告訴我，你們維權，我們是支持你們的，我們一定會幫助到你們。給你們提一個小小的要求，希望你們保護好常德招商引資的環境，不要敗壞我們常德的形象，你們不要和外面的媒體溝通，我說可以。”黃興國說，“我向你們保證，不聯繫任何外部媒體。”

但是，沃爾瑪有恃無恐拒絕與工會協商，使這起由公司違法引致的勞資糾紛不斷發酵升級，國內甚至國際媒體的關注也快速擴大。隨着國內外媒體的廣泛報道，事態的發展迅速超出黃興國的控制，當地工會的態度也開始改變。黃興國告訴韓東方：“（市總工會）介紹的幾個律師，一開始支持我們（所說的）程序違法，支持經濟性裁員這個概念，後來我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政府、信訪局兩次調解之後，律師們的立場已經轉變了，我們已經不和本地律師團聯繫了。”

常德市政府官員也曾多次警告黃興國，沃爾瑪閉店木已成舟，他和員工們應該接受這一現實，員工不應因為自己失去工作就阻撓企業。“他們告訴我，你們如果不遵守相關法律、胡攪蠻纏的話，隨時可以抓你們，牽頭的就是你，你逃避不了責任的。”，黃興國對韓東方說：“我說，我願意承擔責任。”

雖說“勝敗乃兵家常事”，但工會非為失敗而建，人更非為失敗而生。工會常常會遭遇挫敗，甚至被摧毀，但工會人卻永不會被擊敗，永遠會在遭遇挫折後起而再戰，那怕屢敗屢戰。而世界工運誕生一個多世紀，在不同國家坎坎坷坷、起起伏伏、跌跌撞撞，但卻沒有失敗，也不會失敗。就算在中國，工運也沒有失敗。

2010年，南海本田工人出於對全總的不信任，繞過官方工會發動罷工，成功爭取到增加工資32%，那是一次工運的勝利。此後，廣東省總工會“知恥而後勇”，主動進入南海本田，協助企業工會穩住腳跟，並於次年主動向資方提出集體談判要約，成功為工人爭取到增加工資34%，也是一次工運的勝利。這次常德沃爾瑪2024門店工會與員工肩並肩，奮起抵抗全球最大反工會雇主，門店工會雖遭摧毀，但工運的種子，就此播入成千上萬沃爾瑪（中國）員工的心中，更通過媒體和自媒體的傳播，埋進了千百萬中國工人的心中。種子播下了，還愁不會生根、發芽、開花、結果嗎？

圖片來源：chinahbzyg / Shutterstock.com

全總建會指標 VS.沃爾瑪全球反工會策略

沃爾瑪自上世紀60年代在美國阿肯色州小石城開張至今，所到之地，不僅傳統街坊小店因失去生存空間而被掃蕩一空，當地居民如溫水煮青蛙，在不知不覺中陷入沃爾瑪的壟斷中。沃爾瑪繼續經營，居民們失卻承載着人情溫馨的街坊小店，最少還換來了廉價商品和生活便利。可一旦沃爾瑪認為利潤不夠多（不一定虧損）決定關店，由於街坊店鋪已被趕盡殺絕，居民們在失去傳統社區後，還要為沃爾瑪商業擴張失敗付出代價，承受生活不便的後果。

沃爾瑪所向披靡成為世界零售巨頭，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對工會“零容忍”。門店沒有工會，員工沒有談判議價能力，工資便被壓到只能維持本人基本生活的最低水平，很難養家，醫療保險就更不用說了。因此，在北美洲，沃爾瑪員工當中，有家庭和子女的人，單靠低微的工資收入根本無法維持一家人基本生計。這些員工中的絕大部分都得申請政府救濟金。員工有病看醫生，也得由政府支付賬單。也就是說，沃爾瑪將員工工資和待遇壓到最低，其實是將員工家庭開支的不足部分，轉嫁給了公共財政，由所有納稅人共同承擔。

沒有工會——壓低工資和待遇——加重公共開支負擔——實現超低售價經營——將競爭對手一個個逼死——納稅商戶減少致稅收減少——沃爾瑪實現壟斷利潤最大化。這便是沃爾瑪的成功之道。

沃爾瑪仇視工會到了何種地步呢？2000年，美國德克薩斯州一家沃爾瑪門店的鮮肉切割部員工，通過投票成立了工會。沃爾瑪隨即宣布，取消包括這家門店在內的分布在6個州總共180個門店的鮮肉切割部。剛剛誕生的工會被扼殺於初生，而沃爾瑪卻聲稱，這是一個商業決定，並非針對和剝奪工人組織工會權。此後，在美國和加拿大，沃爾瑪員工有過幾次通過投票成立了工會，沃爾瑪都以類似的商業決定扼殺工會。

沃爾瑪在全球對工會零容忍，寧可斷臂關門結業也不能有工會。為什麼在中國的門店卻有工會呢？回答這一問題，也對我們了解中華全國總工會，提供了一個特別角度。

1999年10月，時任全總主席尉健行在中華全國總工會十三屆三次主席團會議上提出一個新口號，要求實現工會工作的“五突破一加強”：

一是積極協助黨政做好國有企業減員增效、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業工作，深入實施送溫暖工程，對特困職工承擔第一責任人職責的工作要有新的突破；二是堅決維護職工的經濟利益，進一步理順勞動關係，推行平等協商和集體合同制度的工作要有新的突破；三是切實保障職工的民主權利，堅持和完善以職工代表大會為基本形式的企業民主管理制度，實行廠務公開和民主評議企業領導人的工作要有新的突破；四是推動國有獨資和國有控股公司的董事會、監事會中都要有職工代表參加的工作要有新的突破；五是加快新經濟組織和改制企業工會組建步伐，最大限度地把職工組織到工會中來的工作要有新的突破。要實現以上五個方面重點工作的突破，就必須以改革的精神加強工會自身建設。

其中之一便是“加快新經濟組織和改制企業工會組建步伐，最大限度地把職工組織到工會中來的工作要有新的突破”。

隨後，全總按照慣例自上而下展開了一場工會基層組織建設“攻堅戰”。2000年初，全總下發《2000年新建企業工會工作安排》；半年後，2000年6月，全總成立新建企業工會組建工作協調領導小組；五個月後，2000年11月11日，全總在浙江寧波召開全國新建企業工會組建工作會議，會上提出了建會的數字指標。即，到2002年底，在兩年內，全國新建企業工會組織數要達到100萬個，發展工會會員數要達到3600萬人，加上重新組織起來的流失會員數，屆時全國工會會員數要達到1.3億人。四個月後，2001年3月，全總又發布了《中華全國總工會關於加強新建企業工會組建工作的意見》。

沃爾瑪作為全球最大零售商，對其它外資企業具有舉足輕重的指標意義。為此，2000年寧波會議後三年間，全總分別在深圳、大連、昆明、上海等城市，先後幾十次找沃爾瑪提出建會。沃爾瑪態度始終堅硬：不接受工會是沃爾瑪慣例，在中國也不例外。在深圳，市總工會甚至搬來市委領導親自登門拜訪沃爾瑪，照樣吃了閉門羹。值得一提的是，2002年，沃爾瑪決定暫不進入上海市場，並考慮把本來打算設在上海的全球採購中心轉往深圳，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上海列出的條件包括“建立工會”。為爭取到沃爾瑪，深圳市政府則及時調整了招商引資條件，於是，深圳市總工會在這一年基本停止了勸說沃爾瑪組建工會的努力。

沃爾瑪和中國全總：相見恨晚的歡喜冤家

一方面，全總定下了一個宏大的企業建會和工人入會“數字指標”；另一方面，在外資企業中具標杆意義的沃爾瑪，卻對全總的攻堅戰、意見、工作安排以及建會入會數字指標根本不買賬。弔詭的是，整整3年時間，兩個壟斷巨頭，全總和沃爾瑪都說自己要保障員工利益。一個聲稱要為維護中國工人合法權益而組建工會，另一個則聲稱沒有工會才能保障員工合法權益。拉鋸3年，全總在沃爾瑪始終不得其門而入，在沃爾瑪建不了工會事小，如果因此完不成早已定下的建會數字指標，全總內部會有人吃不了兜着走。

於是，全總開啟了最擅長的搞運動模式，對沃爾瑪發起了“攻堅”運動。2003年9月，中華全國總工會宣布將沃爾瑪圈定為“重點攻堅對象”。全總對媒體表示：“一方面做好宣傳和教育工作，激發職工積極參加工會組織的願望；另一方面，對企業的經營管理者做好宣傳解釋工作，使他們轉變觀念，消除顧慮，認識中國工會在促進企業發展中的積極作用”。全總基層組織建設部二處副處長王英還發出了威脅：“對那些宣傳教育無效，仍然阻撓職工建立工會的單位和個人，上級工會有權提請有關部門追究其法律責任”。

三年後，一個烈日當頭的夏日，一切似乎在瞬間發生了逆轉。2006年7月29日，全總突然間高調宣布，中國第一家沃爾瑪門店工會在福建晉江成立。隨即，8月9日，沃爾瑪中國總部宣布，將協助中華全國總工會在中國所有沃爾瑪門店建立基層工會。

全世界最反工會的雇主沃爾瑪，為拒工會於門外不惜關門閉店、斷臂割肉的沃爾瑪，其亞洲區總裁兼首席執行官鍾浩威對媒體表示，要與全總及各級工會合作建立模範的工作關係。沃爾瑪中國總部公共關係總監董玉國毫不掩飾的承認，沃爾瑪總部改變立場，是意識到“中國工會與美國工會不可同日而語”。

7年後，在閉店過程中違反勞動合同法侵害工人權利的沃爾瑪常德門店，當初開張時便同步建了工會，正是拜這一逆轉所賜。

在全世界面前，全總“完勝”沃爾瑪，且一路高歌猛進。對此，人民網記者寫道：

自7月29日沃爾瑪深國投百貨有限公司晉江店成立工會以來，沃爾瑪組建工會似乎開展得如火如荼：8月4日凌晨，沃爾瑪深國投百貨有限公司湖景分店42名員工迎着颱風暴雨趕到會場，選舉產生了第一屆工會委員會和首任工會主席。8月5日晚11時許，沃爾瑪華東百貨有限公司南京新街口店的31名員工，下班後集中召開會員大會，宣告了沃爾瑪在中國第3家基層工會組織成立。8月6日凌晨，沃爾瑪深圳西鄉前進路分店的12名員工，剛下夜班就直奔寶安區新安街道，為選舉產生自己的工會組織投下神聖的一票——這個工會組織，是7月29日以來沃爾瑪在中國成立的第4家。

“只要員工有需求，我們就會配合成立工會。”沃爾瑪公司對成立工會一事雖然很謹慎，但是已不再堅持公司的“慣例”。但是，就全總在沃爾瑪成功建立的工會與員工的關係，人民網記者寫道：

沃爾瑪工會事件牽動很多人的目光。8月6日，有記者採訪沃爾瑪福建晉江店員工時，一位沃爾瑪工會會員說：“我現在準備辭職，另外再找工作。”當時提出建立工會的員工之一黃新華表示，“我不會接受記者採訪，沃爾瑪有規定，你要採訪去找店領導。”在店內，只要記者提及工會的事，員工基本上都不願搭訕。一位員工對記者說：“如果加入工會，我們擔心今後的升職、休假、福利都會受到影響。”

人民網記者引述泉州市委內部人士的說法：目前這個新工會還不能說完全建立。如今這個沃爾瑪工會仍脫離不了有關部門的“扶持”，其獨立性也值得推敲。記者寫道：

新工會因為打破沃爾瑪中國多年的“工會僵局”而備受全國矚目，但在公司內部，其影響卻幾乎看不到。……店內（指晉江店）500名員工，如今加入工會的只有30人，甚至大部分的員工都表示並不清楚新工會成立的事情，而偶有表示知道公司有工會的員工，也並不知道他們新工會主席的名字叫柯雲龍。

就在中國第一家沃爾瑪工會在福建晉江成立兩天后，2006年7月31日，時任中華全國總工會法律部部長郭軍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作為“全球第一大企業”，沃爾瑪成立工會“對其他外企工會的成立將起到推動作用，全總計劃在今年年內將外企在華設工會的比率提高到60％”。全總早前定下的建會數字指標，不但實現有望，更有可能超額完成。全總副主席徐德明稱此事“將載入中國工運史冊”。中華全國總工會高層化險為夷，興奮之情溢於言表。

沃爾瑪在中國何以會改變其一直強硬堅持的“慣例”呢？人民網記者曾就這一問題分別向中華全國總工會宣教部和沃爾瑪發出詢問，但“均未給予記者明確答案”。但如果人民網記者於2006年發出這一詢問之時，能穿越到7年後的常德，見證沃爾瑪2024門店工會代表員工抵抗違法侵害的經歷，答案似乎明確的很。

2003年,時任全總基層組織建設部二處副處長王英說，在沃爾瑪組建工會“主要目的是維護員工合法權益”，時任主管國際工作的全總副主席徐錫澄則勸沃爾瑪“晚建工會不如早建，消極建不如積極建”。2006年，時任全總基層組織建設部部長郭穩才說：“我可以肯定地說，組建工會絕不會影響沃爾瑪店的經營，沃爾瑪店還會由此從中受益”。2014年，當常德門店工會代表員工奮起抵抗沃爾瑪違法侵害時，中華全國總工會的法律顧問卻以沃爾瑪第一代理人身份，與門店工會和員工對簿公堂之上。

2000年寧波會議到2006年，全總用6年時間贏了沃爾瑪，在所有沃爾瑪門店建了工會。2014年，常德沃爾瑪2024門店工會閉店，沃爾瑪贏了中國工人。歷經14年酣戰，全總和沃爾瑪雙贏，沃爾瑪員工成為唯一輸家。

沃爾瑪恍然大悟意識到“中國工會與美國工會不可同日而語”，決定開門喜迎全總進入所有門店之時，一定後悔沒有早聽全總副主席徐錫澄“晚建會不如早建會，消極建不如積極建”的忠言。

沒有證據顯示中華全國總工會曾與沃爾瑪達成過魔鬼間的互利協議：你開門幫我完成建會指標，我確保你從中獲益。但後來發生的事情，尤其是常德沃爾瑪2024門店工會代表員工維權的經歷，讓人對是否有過魔鬼協議難以釋懷。

早在2006年，全總宣布中國第一家沃爾瑪工會成立之時，媒體便做出斷言：

沃爾瑪在中國所有分店都成立基層工會，這一事件將毫無疑問地書寫在中華全國總工會的歷史上。但是很遺憾，它恐怕不會改變沃爾瑪的勞工策略，因此也很難寫進世界工運的歷史。

圖片來源：chinahbzyg / Shutterstock.com

深陷形式主義的工會改革

2015年11月，在常德沃爾瑪糾紛案發生18個月後，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八次會議，正式通過了推動中華全國總工會自上而下改革的要求。

截至2013年，中國大肆吹捧的“經濟奇蹟”增強了國力、擴充了精英階層，同時也把千千萬萬普通的工薪家庭甩在了後面，而正是這些普通家庭的勞動，成就了國家高速的發展。整個改革時期，中國收入不平等的情況加劇，危及社會和政治穩定。大規模罷工和其他形式的工人運動，當然就是這種不平等的重要表現形式。因此，共產黨工作的重中之重不再是原先的經濟高速增長，而是向實現更廣泛的社會平等轉變。

這種轉向在2003年後十分明顯，胡錦濤提出“科學發展觀”，旨在引導中國向“不僅重視數量和速度，而且重視高質量和節能”的發展模式轉變，並優先考慮“以人為本”。當時的中國社會並不穩定，既要應對非典疫情，又出現了例如孫志剛事件等焦點話題，農民工所面臨的嚴重不平等境遇格外突出。胡錦濤的這番話，意在總結自己影響深遠的“先進理念”，穩定民心。但在當時社會不平等一直存在，甚至越來越嚴重，共產黨對此的擔憂也在當時另一個最受歡迎的短語——“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傳達出來。

2012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顯示，國內基尼係數（經濟學中用來衡量社會財富不平等狀況的指標）已從1990年的0.32升至當年的0.47，社會不平等的情況持續加劇。亞洲開發銀行2013年的一份報告也指出，中國基尼係數的漲幅是歷史上不平等加劇最快的幅度，並警告稱，巨大的收入差異和持續不平等對創建和諧社會和長期經濟發展不利。時任統計局局長馬建堂甚至指出，基尼係數反映中國加快收入分配改革、縮小收入差距的緊迫性。

2013年2月，即習近平就任國家主席後幾個月，政府通過即將離任的總理溫家寶提出的一系列財政和立法改革，發布了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的指導方針。改革計劃旨在縮窄國內城鄉之間“相對較大”的收入差距，包括在平均工資的基礎上，將最低工資標準提高至少40%。事實上，最低工資標準的提高工作自此之後不斷放緩，新冠肺炎爆發後更是完全停止。2016-2020年的“十三五”規劃綱要中，有一整章內容有關縮小收入差距，提出了改善收入分配的建議，並指出需要“在公平和效率之間取得適當的平衡”。

但是如果中國期望在社會公平上取得實質進展，就必須重新審視工人的實際需求和重新思考全總的作用。2013年10月，習近平在中南海會見全總新一屆領導班子成員時表示，官方工會必須擺脫體制上的麻木狀態，重新致力於“職工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

終於，在2017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習近平宣布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已發生重大根本性轉變，不再是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相反，中央將關注“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文字表達看起來可能很抽象，但傳遞的基本思想卻簡單直白——國家將不再強調大力發展經濟和創造財富，而是專注於經濟均衡發展和財富合理分配。

2015年11月9日，中央提出了一系列群眾組織改革倡議，其中就包括中華全國總工會改革。值得注意的是，該倡議的完整版本迄今尚未公開，我們已知或認為已知的改革倡議，絕大部分內容都是從不同官方媒體橫跨數月的報道中，或者全總發布的滿是空話、套話的講話中摘錄、收集而來。例如，在倡議發布近一年後，習近平在與中華全國總工會新一屆領導班子成員集體談話時表示，工會的工作導向應該“以職工為中心”，應該“抓住職工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習近平稱：“哪裡的職工合法權益受到侵害，哪裡的工會就要站出來說話。”

為了實現工會改革，中共產黨對工會提出了去“四化”（機關化、行政化、貴族化、娛樂化）、增“三性”（政治性、先進性、群眾性）的要求。最重要的是，這些口號要求工會摒棄舊的官僚作風，專注於能為工人提供切實幫助的具體措施。

中共其實一早就明白全總難以發揮作用的問題核心，並要求工會領導解決此類問題。 這一系列的定性為工會角色和切實改革奠定了基礎。不過觀察工會改革我們也發現，中共要求的仍然是政治上的掌控，仍然沒有將工人置於中心位置。改革試點方案強調，包括中華全國總工會在內的所有群團組織，首要要求都是增強“政治性”。這樣看來，對包括全總在內的群眾組織而言，唯一真正的要求就是忠於中共。如果對黨忠誠是改革最重要的要求，那工會難以履責的現狀想來也難以改變。

當下，官員們一面在本職工作範圍內無所作為，一面沉溺於表忠心的形式主義，將遵循黨的領導視為對自身工作的基本要求。對上級的講話，工會官員表達了多少次贊同；另一方面各級工會又在上支下派的指標任務中不能自拔：每年新增多少工會、發展了多少會員；辦了多少場勞動競賽、展覽，甚至包括“扶貧”在內的政治事業，工會又完成了多少……表忠的工作都不應該成為工會的工作核心，一個個“亮眼”的數字也最終深陷“形式主義”困局，相反工會工作能不能更好地代表工人利益，才是真正推動改革的核心議程。

截至2016年底，全總聲稱工會改革已見成效，各地工會也“牢牢把握履行團結帶領廣大職工堅定不移跟黨走這一政治責任”。為了“建立扁平化的組織結構”、提高運轉效率，全國工會的人員架構精簡了25%。用全總自己的話來講，這樣的改變意味着“工會眼睛向下、面向基層”。為了進一步傳達工會改革的訊息，同年年初，巨曉林被選為全國總工會史上第一位農民工副主席。

全總表示，改革的另一關鍵是“農民工入會”，2015年及2016年均有約1500萬農民工加入工會。截至2016年底，據官方媒體報道，中國工會會員總數為3.03億，其中有1.4億名會員為農民工。然而，這一統計結果與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互相矛盾——《2016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農民工中只有20.8%知道所在企業或單位有工會組織，其中有53.8%加入了工會。我們拿當年的2.88億農民工總人數來簡單計算，相當於到2016年底，加入工會的農民工人數應該在3000萬左右，遠遠少於全總統計出的1.4億。國家統計局2018年的同一份報告顯示，中國當時2.88億農民工中加入工會組織的比例為9.8%，這表明農民工會員人數應該更少，僅僅在2800萬左右。

2016年國家統計局的報告中，與雇主或單位簽訂了勞動合同的農民工比例僅僅為35.1%，比上年還下降1.1個百分點。而在遇到權益受損、需要通過法律途徑解決時，只有3.5%的受訪者（大約980萬工人）表示會向工會求助。

毋庸置疑，這絕對不是工會改革所期望的結果。如果工會改革的目標真的是“哪裡的職工合法權益受到侵害，哪裡的工會就要站出來說話”，如此巨大的會員基數，又怎麼會令中國大地上的礦山工地事故一而再再而三的發生，又怎麼會讓工人一次次的深陷無助討薪的怪圈，又怎麼會令工人被遺忘在共同富裕的大計之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