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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階級談就業環境與工資收入
送交者: 伯恩施坦 2023年03月01日19:48:06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作者 中國勞工通訊 寫於 二零二三年

就業和工資

2023年02月28日

創造就業機會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一直是中國政府的重要目標。然而，數百萬傳統行業的工人被下崗，製造業走向服務業的轉型中，許多新興工作要麼薪水較低、要麼令工人缺乏勞動關係和社會保障。過去三年（2020–2022年），新冠疫情及隨之而來的防控政策影響大量企業減產減員，而政府對互聯網、房地產、教培等行業的強力行政干預導致這些吸納大量就業的產業發展低迷。十多年前政府建立的保護工人的法律框架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實現，甚至於無法保證工人們能按時獲得勞動報酬，而逐漸增多的靈活用工人士時至今日依然難以被社會保障網所覆蓋。

在21世紀第一個十年末期，中國試着用法律框架保障工人，並確立公平的勞動法律標準。這一嘗試很大程度上是失敗的——因為資方不斷在法律框架下鑽空子，甚至連欠薪這種涉及工人基本權益的問題，都廣泛發生在數以百萬計的勞動者身上。

過去十幾年，最低工資標準儘管穩步上升，但區域差異巨大，尤其在大城市，最低工資標準的增長沒有跟上生活成本的迅速攀升。中國的貧富差距持續擴大，儘管政府出台了長期的扶貧政策，但城鄉差距依然頑固存在。

目錄（點擊可直接跳轉）：

關於就業和工資支付的法律規定

中國有全面的法律框架來界定雇主和雇員的權利和義務，主要法律規定有1995年的《勞動法》和2008年的《勞動合同法》（2012年修正），其中載有關於勞動合同、工作時間、工資支付、福利和終止僱傭的明確規定。具體條例如下：

  • 用人單位應當與勞動者訂立書面勞動合同。（《勞動合同法》第10條）

  • 勞動合同應當載明合同期限、工作內容、工作地點、工作時間、休息休假、勞動報酬、勞動保護等內容。（《勞動合同法》第17條）

  • 職工每日工作8小時、每周工作40小時。但在某些條件下允許彈性工作時間。（1995年《國務院關於職工工作時間的規定》）

  • 超過標準工作時間的工作應支付加班工資，加班時間每日不得超過3小時，每月不得超過36小時。（《勞動法》第41條）

  • 加班工資不低於正常工作日員工工資的150％；休息日不低於200％；國家法定休假日，如春節，不低於300％。（《勞動法》第44條）

  • 工資應當以貨幣形式按月支付給勞動者本人。不得剋扣或者無故拖欠勞動者的工資。（《勞動法》第50條）

  • 勞動者在法定休假日和婚喪假期間以及依法參加社會活動期間，用人單位應當依法支付工資。（《勞動法》第51條）

  • 在規定情況下，解除或終止勞動合同的，員工有權根據受僱年限獲得經濟補償。經濟補償按勞動者在本單位工作的年限，每滿一年支付一個月工資的標準向勞動者支付。（《勞動合同法》第47條）

法律保護受到侵蝕

這些法律規定賦予了工人廣泛的權利和合理的保護。然而，自從《勞動合同法》於2008年1月1日生效以來，雇主一直試圖削弱勞動法律的效力，地方政府官員也未能有效執行勞動法，使得工人只能自己通過勞動仲裁、法院系統或集體行動來捍衛自身權利。

迄今為止，雇主對《勞動合同法》最常見的應對是重新分配現有雇員，並招聘勞務派遣工而非正式員工作為新雇員。這是一種降低公司所需承擔福利的方法，也使僱傭和解僱工人變得更容易。勞務派遣經常被濫用，為了堵塞法律漏洞，2013年，政府出台了《勞務派遣暫行規定》，確保用工單位只能在“臨時性、輔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崗位上使用被派遣勞動者。然而，許多雇主繼續大量僱傭勞務派遣工，剝奪他們享有與正式雇員相同的工作條件和福利的權利。截至2016年底，在中國東北城市長春，中德合資汽車製造企業一汽大眾的一千多名勞務派遣工已經忍無可忍，他們向中華全國總工會提出申訴，要求同工同酬。儘管採取了集體行動並訴諸勞動仲裁，工人們的不滿在一年多之後仍未得到解決。

長春一汽大眾派遣工維權，2017年5月

一些雇主通過引入靈活工時制度，削弱標準工時制的保護，降低用人成本。2016年5月，美國零售業巨頭沃爾瑪（Walmart）對中國約10萬名員工實施了所謂“綜合工時制度”。此舉（根據現有條款，幾乎肯定是非法的）允許公司根據其需要安排工人的工作時間，減少工人加班時間和其他福利，並使低薪員工無法同時擁有第二份工作。沃爾瑪員工以罷工、法律訴訟和廣泛的網絡抵製作為回應。

為了逃脫勞動合同的法律限制，一些公司，尤其是製造業公司，通過雇用職業學校的學生來滿足高峰期的生產需求。最臭名昭著的學生工雇主之一是電子製造商富士康，該公司於2017年9月從鄭州城市軌道交通學校招募了3000名實習生，以便在工人短缺導致蘋果iPhone X手機生產延遲之時趕製訂單。

在潘毅、陳慧玲和馬克·塞爾登2015年合著的《蘋果背後的生與死——生產線上的富士康工人》（英文版Dying for an iPhone出版於2020年）中，詳述了有關雇用學生工的情況，政府對名額的硬性要求以及學校老師可以收到的回扣，都令“實習生”們在沒有勞動合同、沒有法律保障、也沒有社會保險及其他政府福利的情況下，被迫以少於最低工資的報酬勞動。對於大多數學生來說，工廠的工作與他們學習的課程專業沒有任何關係，但他們被告知，只有參加工廠實習項目才可以順利畢業。

新興服務行業，特別是時下熱門的平台經濟，許多工人沒有簽訂規範的勞動合同，而是被雇用為個人承包商，幾乎沒有、或根本沒有任何工作保障，也沒有任何正式員工所擁有的福利和社會保險。例如，價值數十億美元的食品配送行業越來越多地與外賣配送員簽訂“個體承包商”的非正式關係，使得外賣員像是在通過智能手機應用程序競標配送訂單，而平台公司無需與工人簽署任何正式的勞動合同。

在這些新興服務行業中，許多工人的工作條件和工資待遇可能在短時間內發生突然改變。激烈的競爭導致許多新興企業倒閉，工人因此被解僱，卻得不到任何賠償。即使在較為傳統的行業，雇主也會要求工人搬去另一城市任職，只留給員工極短的通知期和極少的補償金。若是工人拒絕了雇主新提供的工作條件，便可能丟掉這份工作。而在工作地點轉換之後，工人們還要面對包括社保轉移困難等官僚問題，因為他們的勞動關係仍歸曾經的工作轄區管理。

創造就業和勞動力市場失衡

儘管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16至59歲）自2012年以來持續減少，但就業人口仍逐步擴大，直至2016年達到頂峰，共計8.07億人。據國家統計局數據，截至2021年底，中國勞動力人口下降至7.8024億。過去三年，就業人員數量維持在7.5億左右，儘管根據官方數據，該群體人數從2016年開始持續輕微下降。

中國政府長期致力於創造就業機會，並將其視為維護社會和經濟穩定的重要舉措。在2020年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擾亂經濟之前的5年中，中國平均每年城鎮新增就業1300萬人，失業情況很大程度上得到控制，失業率控制在5%左右（詳見下文）。

問題不在於缺乏就業機會，而是許多新創造出的工作崗位報酬低且不穩定，通常需要員工在危險的條件下長時間工作。大批為網上購物提供包裹遞送服務的快遞員是一明證，體現了中國湧現的新興就業機會及其帶來的新問題。一名快遞員描述了他們如何“每天工作12小時，運送300多件物品”。

我們分揀幾噸包裹，即使是最輕的貨物也在七到八公斤左右。我每天穿越40多公里，爬過46層樓去送快遞。手機必須一天24小時保持開機狀態，還要自己支付所有的電話費。我的月平均工資大約為3400元。

此外，中國勞動力市場長期以來，一直難以為雇主提供充分培訓、有競爭力、能為企業帶來效益的勞動者。求職者和雇主兩者需求無法匹配的問題，在過去幾年更為顯著，尤其當每年應屆畢業生進入求職市場時。2020年應屆高校畢業生有874萬，受新冠疫情影響，他們中絕大部分都難以找到合適的工作。到2022年時，應屆畢業生首次突破一千萬，但當中一半決定考研而非尋求工作機會。2023年，應屆高校畢業生預計更將升高至1158萬人，這些畢業生的就業問題成為近年來突出的難題。

在中國強調學術知識、以考試為導向的高等教育系統中，學生往往難以符合職場的需要。這一問題在職業技術學校也是類似的，因無法培養熟練或半熟練工人，職校長期以來遭受批評。政府也試圖令教育系統更符合商業市場的要求，不過，推動私有化、鼓勵企業參與等方法都尚未取得積極進展。

中國勞動市場的另一個主要問題是，許多企業不願意在培訓上投入任何時間或資源；相反，他們希望新員工能夠具備立即開展工作所需的全部技能。許多企業主的觀點是，為自己的員工提供培訓，只會鼓勵他們跳槽尋找一份報酬更高的工作。如果中國要填補由“低工資經濟”轉型向“技能型經濟”的技能差距，就應改變企業這種短視的觀點。

一些製造商和物流企業正試圖通過自動化來解決員工的招聘和培訓問題。儘管機器人製造業蓬勃發展，但事實證明，找到機器人能代替的職位比預期困難得多。甚至，以“工業機器人”出名的公司富士康也縮減了其自動化計劃。該公司的神秘老闆郭台銘（Terry Gou）計劃，2013年公司工業機器人數量有望達到100萬個，但2015年，富士康自動化技術開發委員會總經理戴佳鵬（Day Chia-Peng）透露，其中國工廠內僅安裝了大約5萬台完全可操作的工業機器人。他表示，公司計劃在未來五年內每年至少在中國工廠內增加1萬台機器人，取代所謂的“3D”工作，即骯髒（dirty）、危險（dangerous）和沉悶（dull）的工作。此後，該公司更為實際的目標是到2020年，其在中國的工廠要實現30%的自動化。不過，這一數字現時看來是過分樂觀了，富士康仍然依賴工人而非機器為主完成蘋果生產線任務。2022年10月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間，富士康在中國河南的工廠有超過20萬員工，而當工人受疫情影響無法工作時，富士康甚至委託當地政府幫忙招工。而且，富士康正努力尋求更為廉價的人力市場，將生產線轉移至中國以外的印度等地。

失業管理

在2010年之後的大部分時間裡，中國官方公布的城鎮登記失業率穩定在4%左右，城鎮登記失業人員穩定在900萬左右。這種“穩定”是因為統計數據的來源非常有限。城鎮登記失業率只統計非農業戶口的工人（約占勞動力總數的一半），且僅包括正式登記的失業人員，它忽視了所有農村工人和農民工、外籍工人以及不穩定工人、兼職者或臨時工。

人們普遍認為，這些統計數據在衡量中國真實的失業狀況方面幾乎毫無用處。因此，2018年，國家統計局首次正式發布城鎮調查失業率。據報道，國家統計局將按月定期發布全國和31個大城市城鎮調查失業率，其數據定義標準與國際勞工組織標準相一致。2018年1至3月份，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分別為5.0%、5.0%和5.1%，31個大城市城鎮調查失業率比全國水平略低，分別為4.9%、4.8%和4.9%。與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相比，中國的城鎮地區失業率水平仍低於發展中國家（5.5%）和發達國家（6.6%）平均水平。

比起以前的城鎮登記失業率，新發布的城鎮調查失業率無疑在統計的科學性上有所改善，但它仍然不能全面反映失業情況。不僅是農村失業情況未被包括在內，更重要的是，在城市工作人口中所占比例越來越大的短期工或是不穩定就業者也未被納入統計。統計顯示，靈活就業從業人員規模達2億左右。在2020年新冠肺炎爆發後，有關失業浪潮的媒體報道層出不窮，但官方公布的2020年2月份失業率僅微升至6.2%。即使在具有較強傳染性的新冠病毒株“奧密克戎”大爆發的2022年，中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的數據也始終維持相對平穩。其中，僅有2022年4月城鎮調查失業率突破了6.1%，其他時候通常維持在5.5%至5.7%。而在新冠疫情管控越來越嚴的末期，企事業單位面臨隨機封控、工人要麼感染病毒要麼被封控在家，市面一片蕭條、工人為穩住工作範圍而戰戰兢兢之際，中國2022年10月、11月、12月的城鎮調查失業率仍然一片和諧，分別是5.5%，5.7%，5.5%。

這一相對較低的數據也顯示，傳統計算失業率的方式已無法全面反映新經濟形勢下的就業情況。

澳新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楊宇霆（Raymond Yeung）在2020年8月向《南華早報》指出：

“問題在於，失業率本身無法反應整體就業壓力。如果你從事兼職工作，那你可能就不被算在統計之內。但由於就業不足，你的工資壓力還是很大。”

自新冠肺炎爆發開始，中國政府引入一系列針對私人企業的救濟措施，以求避免大規模裁員的局面。但是，政策的受益者往往是大中型企業，許多小微企業缺乏資金又難以貸款，無奈之下只能裁員，甚至徹底結業。政府將失業救濟範圍擴大至一些原本不符合條件的工人，例如農民工。可是，政府的援助比最低工資還要少，面對如此之低的福利，比起花時間去申請，工人們更願意去找任何一份能夠糊口的工作。

2022年：就業形勢格外嚴峻的一年

2022年，政府針對新冠疫情的防控政策仍然嚴格，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包括高校畢業生和工人們的自由流動和擇業。2022年全國範圍的大規模失業從統計局的個別失業率調查數字上可見一斑。

城鎮調查失業率

2022年5月16日國家統計局公布，4月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上升至6.1%，創2020年3月以來新高。換句話說，就業市場的嚴峻形勢幾乎回到了兩年前新冠疫情爆發之初。失業率的持續增長從2021年10月（4.9%）就開始了，春節前後的換工作旺季結束後，失業率並沒有如往年一樣隨着勞動者找到新工作而下降，而是在2022年的3月及4月繼續攀升。顯然，這是由於全國各地開始不同程度的封控、停工停產，有數據平台估算出中國有2億人口在2022年4月靜止。31個大城市（直轄市、省會城市和自治區首府）的城鎮調查失業率攀升至6.7%，連續兩個月創有歷史數據以來最高並明顯超過全國總體水平。

比較不同群體的失業情況，外來戶籍人口和16-24歲的青年人口就業問題最為明顯。外來戶籍人口的城鎮調查失業率從1月的5.1%增長至4月的6.9%，增幅高達35%，相比之下，本地戶籍人口失業率只提升了5.6%。這也側面反應了外來務工人群多從事零散、穩定性較低的工種，一旦遇上疫情防控措施、經濟形勢變化，他們的崗位往往最快被波及。

城鎮調查失業率

除了外來務工人員（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農民工）之外，青年群體的失業問題也成為2022年最矚目的就業問題。

2022年4月，16-24歲人口的調查失業率錄得18.2%，創有歷史數據以來最高，比2019年4月的數據（9.9%）幾乎多了一倍。通常青年失業率的高峰出現在7、8月高校畢業季，但4月青年失業情況未到畢業季已超過18%，意味着失業率將進一步上升。果不其然，隨後多月青年失業率持續攀升。5月，失業率升至18.4%，6月，失業率升至19.3%，7月，失業率達到有史以來最高點的19.9%，連續4個月創下歷史新高。從8月開始，青年失業率輕微下滑到18.7%; 到12月時，青年失業率才降至16.7%。

青年失業率

這幾年，年輕畢業生的競爭變得激烈無比，而且競爭的範圍由吸納大規模就業的私營企業飛速擴展至公務員、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過去吸納大量就業人士（特別是年輕畢業生）的是私企，但他們受到政策波動影響明顯——特別是過去幾年，互聯網行業、房地產行業、教培行業等受到行政強力干預政策的影響，導致就業崗位不穩，就業容量急速萎縮。青年就業意向快速傾向政府部門和國企的現象背後，是私營企業及外資企業更容易被國家政策影響、導致行業發展不穩定的現實。在宏觀政策影響之下，國企和政府工作成為更穩定的崗位，為年輕人趨之若鶩。政府對此應有反思。

拖欠工資

當工人被辭退時，他們往往還被拖欠着數月到半年不等的工資。迄今為止，拖欠工資仍是中國勞資糾紛最重要的一個原因。無論是下崗工人，還是各行各業的勞動者，仍然無法保證能夠按月足額拿到工資。中國勞工通訊的工人集體行動地圖顯示，每年大概至少有約80%的工人集體行動與拖欠工資有關。在建築行業，拖欠工資的現象十分普遍，約90%以上的勞資糾紛是由拖欠工資引起的。

中國的政府官員們非常清楚這一長期存在的問題，也承認尤其是建築行業的“深層次矛盾”仍未得到解決，且這一問題正在蔓延到其他行業。在2017年1月《人民日報》的一篇報道中，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一名官員指出:

一方面，老問題尚未得到根本性解決，建築施工業、加工製造業和租賃場地經營業仍是欠薪高發的重災區；另一方面，新的矛盾又逐步凸顯，“互聯網+”模式等新業態企業欠薪案件高速攀升。

官方將新興行業欠薪問題的惡化歸咎於市場不確定性、經營擴張過快，以及不穩定工作的增加。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已經提出若干措施來解決這個問題，甚至制定了到2020年“農民工工資基本無拖欠”的最後期限。但到最後期限過後，2022年12月29日，總理李克強仍然在“對國務院根治拖欠農民工工資工作領導小組全體會議作出重要批示”。顯然，農民工欠薪問題依然沒有根治，政府每年依然為此焦頭爛額。

多年來，政府出台的大多數措施僅僅是以行政或司法方式減輕雇主的過失，而不是從根本上解決勞資關係不平衡問題——正是這種關係不平衡導致雇主不簽署正式的勞動合同，並隨意推遲支付工資。

最低工資標準

中國的最低工資標準由地方政府根據當地生活成本、工資和勞動力總體供需情況確定。因此，大型城市和較貧困地區的最低工資水平存在相當大的差異。 2023年2月，全國月最低工資最高的是上海（2590元人民幣），大約是廣西、湖北、新疆、遼寧、吉林和黑龍江等省份小城市的兩倍。儘管如此，雇主仍通過各種方法逃避支付最低工資的責任。

在制定這一工資標準時，地方政府並不是要保證工人們的基本生活，企業的顧慮以及可能對本地招商引資帶來的影響才是地方政府的主要考量。2004年，當時的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發布了《最低工資規定》，要求各地政府至少每兩年調整一次最低工資標準。但到了2010年代中期，為了減緩製造產業外流至成本較低的其他國家和中國內陸，經濟強省廣東將最低工資的調整年限變為三年，很快其他省份和地區也紛紛效仿。到了2010年代末，中國各地最低工資標準的增長頻率明顯下降。而到了2020年，在中美貿易戰及新冠疫情的雙重壓力下，全國最低工資標準基本沒有任何提升。（詳見下圖）

主要城市最低工資

總部設在香港的機構“勞動力”在2017年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最低工資增長放緩嚴重影響了全省低收入工人的生活。接受調查的大多數工人的基本工資都達到了當地最低工資標準，但沒有高出太多，僅夠維持基本生活。他們被迫住在價格低廉的劣質房屋裡，大部分收入花在食物上，為了以節省交通費用，許多人步行上下班。在後續報告中，“勞動力”以最低工資為平均工資的40%這一全世界較普遍的情形作參照，建議2019年廣東省的月最低工資標準：廣州3728元，東莞2331元，惠州2588元，而類似河源的四線城市，最低工資標準則為2298元——而這四個地方實際的最低工資分別是2100元, 1720元, 1550元及1410元。

“勞動力”的計算方式實際上在《最低工資規定》有所體現，其附件說明，國際上一般月最低工資標準相當於月平均工資的40%至60%。然而，很少有城市達到過這一標準。過去十幾年間，最低工資和平均工資之間的差距並未減小，反而由於特權階層拉高了平均收入、而工資最低的群體收入停滯不前，差距愈發擴大。全國工資最高的幾個城市，例如北京、上海等地，月最低工資尚不及月平均工資的20%。例如，2022年在廣州，第四檔城市的月最低工資是1620元（2021年最後一次調整），而當年廣東省月平均工資為8310元，月最低工資是月平均工資的19.5%。

收入不平等

2020年6月，在一年一度全國人大會議閉幕後的記者會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表示，中國有6億人月收入在1000元左右。這一發言令不少人驚訝，尤其是考慮到過去5年裡，中國政府在消除貧困人口上投入了巨大資源。但是，李克強的講話確實基於公開的官方數據，進一步分析也不難發現，只有一小部分中國人口受益於經濟改革，而餘下的絕大多數收入僅略微增長。

根據北京師範大學2019年的數據分析，中國有43%的人口（約6億）每月收入少於1090元，69%月收入少於2000元，84%月收入少於3000元，月收入低於5000元的占到總人口的95%，月收入過萬的只有0.6%。2019年的福布斯排行榜上，有近400位億萬富翁來自中國，其中科技企業家馬雲（Jack Ma）以382億美元的淨資產位列榜首。

與此同時，數據顯示中國城鎮地區收入不平等問題在過去十年變得更嚴峻。在居民五等份收入統計中，將所有調查戶按人均收入水平從高到低順序排列，平均分為五個等份，處於最高20%的收入群體為高收入組，依此類推依次為中間偏上收入組、中間收入組、中間偏下收入組、低收入組。在2013年至2021年間，城鎮居民高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了近45000元，而城鎮居民低收入組的可支配收入增長只有6850多元（見下圖）。

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鑑2020、2022年。

北京師範大學調查顯示，75.6%的農村居民月收入低於1090元。如果把農村居民計算在內，貧富差距變得更突出。2021年，城鎮居民高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101596元）比農村居民低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僅為4856元）足足多出了97440元，比2010年的差距39288元高出2.5倍。

全國高收入組與低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鑑2015年、2022年。

城鄉差距可能是當今中國財富不平等的最重要因素。農村家庭不僅收入更低，而且一般有更多的老年親屬和子女需要贍養——這是計劃生育政策和養老金制度嚴重偏向城市的遺留問題（詳見《中國的社會保險體系》）。此外，中國最好的醫療、教育、文化和社會服務幾乎都在城市地區。城市居民可以合理而不受限制地享受這些資源，而農村居民前往並留在城市就要一筆開支，獲取這些資源和服務更要額外的費用。儘管一些中小城市已經開始放寬對農村居民的行政壁壘，但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北京、上海和廣州等大城市會向農民工開放社會福利、醫療和教育體系。

從長期趨勢來看，Thomas Piketty，Li Yang和Gabriel Zucman發現改革開放以來，城市與農村的平均收入差距已經從1978年的不到200%上升到2015年的350%左右。從全國範圍來看，收入最高的10%人口國民收入份額從1978年的27%上升到2015年的41%，而收入最低50%的份額從27%下降到僅15%。Piketty等人還發現，從1978年到2015年，儘管中國的平均年收入增長率為6.2%，但底層50%人口的年收入增長率僅為4.5%，而頂層1%人口的收入增長率接近9%。超級富豪，即前0.001%人口的收入增長最快，平均每年增長10.4%。 

分析和結論

粗略看中國的主要城市，似乎可以看到一個相當繁榮的社會景象：年輕、勤奮的中產階級家庭，決心為自己創造更美好的生活。然而，這一幻想在2017年末破滅了，當時北京市政府開始了為期40天的高調驅逐運動，清理城市棚戶區，驅逐所謂“低端人口”，正是這些人生產、銷售、運送北京中產家庭所追求的商品、服務和生活方式。驅逐事件揭露了一個殘酷的事實，即中國城市的富裕幾乎完全依賴於底層階級的貧困。

中國政府已將減輕貧困、更公平的收入分配和擴大中產階級列為高度優先事項。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二十大上的講話中指出：


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堅持多勞多得，鼓勵勤勞致富，促進機會公平，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探索多種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眾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鄉居民財產性收入。加大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等的調節力度。完善個人所得稅制度，規範收入分配秩序，規範財富積累機制，保護合法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引導、支持有意願有能力的企業、社會組織和個人積極參與公益慈善事業。

然而，該演講缺乏實現這些目標的真正具體做法，尤其是中國經歷了新冠疫情嚴防嚴控之後，經濟體大受打擊，短時間內生產和消費仍未復興，一個公平的分配製度顯得更加遙遠。

低收入者迄今未能獲得體面收入，以及未能彌合與中產階級之間的差距的一個關鍵原因是，他們缺乏集體談判制度以爭取更好薪酬和工作條件。過去十年來，工人們一再表明，當勞工權利受到侵犯時，他們有手段和能力集體組織罷工和抗議。然而，工人沒有一個能夠代表他們與雇主進行集體談判的工會。

作為中國唯一的法定工會，中華全國總工會（ACFTU）在許多工作場所都有名義上的存在，但工會代表主要受資方控制，與普通工人缺乏真正的聯繫。中國工人越來越迫切地需要真正掌有工會，使工會更具代表性和有效性。中國政府也需要向中華全國總工會施壓，使其在改善勞資關係和維持長期社會、經濟和政治穩定方面發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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