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慶民 寫於 二零二三年




同樣一個名詞，不同的人對其定義、內涵的解釋，甚至會是完全相反的。










例如秦暉教授提出“低人權優勢”一詞，本意是指中國通過罔顧工農權利、讓資本主義野蠻生長刺激經濟發展。










而新冠疫情爆發、中國採取“清零”政策之後，秦暉教授也明確講中國的防疫模式同樣是“低人權優勢”的反映，即犧牲自由和民生，換取防控成功（只從對新冠病毒傳播的抑制看，2022年之前的確是成功的）。










但在五毛、小粉紅眼裡，“低人權”，反而是指美國死幾百萬人、印度露天火葬、歐洲停屍房堆滿人。他們認為這些國家對疫情“不管不顧”，放任疫情蔓延和大量死亡，換取“群體免疫”，才是“低人權優勢”的表現。而中國保護民眾免於被新冠病毒感染、保障人民生命健康，是在乎人命、重視人權。










顯然，這和秦暉的本意完全相反。秦暉明確說了，中國不惜一切代價的“清零”防控模式，才是“低人權優勢”；而西方則無法通過侵害權利自由來達成防疫目的，不具備“低人權優勢”。










之所以出現對“低人權優勢”完全相反的理解，是因為這些五毛小粉紅對“低人權”具體指的是哪些內容的看法，與秦暉完全相反。










秦暉所說的“低人權”，指的是防疫對人的權利、自由、尊嚴、生計、舒適度及其他日常生活的負面影響、各種損害；而西方的防疫不侵害或者不過度侵害人的權利自由、儘可能不影響人的正常生活和社會正常運轉，是尊重人權的體現。










五毛小粉紅認為的“低人權”，則是指西方政府“不作為/不封控”導致的大量感染和人員死亡。










秦暉對“低人權（或者說‘人權低’）”的理解，是正常社會中有良好價值觀的正常人的理解；五毛粉紅對“低人權”的理解，是中國畸形社會、畸形教育、畸形價值觀下，扭曲的乃至完全顛倒黑白的理解。










對於五毛粉紅而言，他們認為人權就是活着的權利、生命權，其他權利、自由、尊嚴、舒適，都是累贅。










這個例子可以非常明顯看出中國人和正常人類價值觀的差異。










除了對“低人權優勢”的畸形解釋，中國官方和民間還在許多議題上，有着與國際主流極為不同、相當畸形的認知和解釋。










例如中國官方一直對東歐劇變及此後的轉型加以貶斥，聲稱這些國家使用“休克療法”導致物價飛漲、經濟崩潰、民不聊生。而同時，他們又聲稱中國改革開放後實行穩健的經濟改革措施，平穩的實現了經濟過渡。










其實這並非事實，或者起碼不是完整的事實。對於事實究竟如何，秦暉教授同樣有所研究，並與他的妻子金雁女士專門做過論述和解釋。










首先，東歐各國的轉型各有特色，並非都實行“休克療法”。相反，大多數國家採取的是相對穩健的改革，只有俄羅斯、匈牙利等少數國家實行了“休克療法”；第二，無論是否實行“休克療法”的東歐國家，都在經濟改革中非常重視工人和農民的福利保障，即便改革激進，但大眾整體上仍然保有基本的收入和福利，一部分改革較為成功的國家如波蘭、捷克、匈牙利等國，人民生活水平還大幅提高；第三，中國的情況恰恰相反。中國聲稱“不學習西方的自由化”、改革穩健，可改革的具體措施卻罔顧工人和農民的權利權益，例如大下崗致使數千萬人失業，國企和事業單位改制時賤賣國有財產且未徵求普通員工同意，其粗暴野蠻遠超東歐的所有制轉型。而中國的“價格闖關”，物價上漲速度和對普通國人生活水平的打擊，也是東歐大多數國家不及的。




    




    顯然，按照正常的標準，東歐各國才是相對“溫和”、“穩健”的，中國改革才是“激進”、“極端”。可中國官方和國人，對這樣的事實視而不見乃至有意扭曲，以抹黑東歐基於民主政治、市場經濟、福利國家的轉型，並為中國改革開放中的種種醜惡洗地，以維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秦暉教授在其文章和訪談中還多次提到，在世界大多數國家，社會福利保障體系都是向弱勢群體傾斜，越是貧困、殘疾、生計艱難的人，越是得到政府更多福利保障。而收入多、地位高的人，福利相對較少，納稅則更多。而在中國，越是位高權重的人福利越多，而越是貧窮、沒有社會地位的人，其社會保障越少甚至趨近於零（秦暉教授對此有一個非常準確的稱呼：“負福利”）。但國人似乎對中國式福利體系習以為常，認為這樣的“貧者越貧、富者愈富”才是天經地義。










還有，在評價中外歷史人物與事件時，同樣可以反映國人價值觀的扭曲。例如在評價蘇聯各領導人時，國人極為吹捧進行大清洗、鎮壓工農、製造饑荒、對外搞霸權主義的斯大林；卻對真誠信仰共產主義和改善工農物質條件的赫魯曉夫、追求民主與捍衛和平的戈爾巴喬夫，持相當反感乃至痛恨的態度。










在評價中國古代王朝時，國人（起碼部分國人）對殘暴的秦王朝、強大的漢王朝唐王朝、壓迫奴役大眾的清王朝不吝讚美，而對文明溫和但相對孱弱的宋王朝卻一再貶低、百般嘲諷。而其實宋代和平時期，對國民的物質福利和法治保障，都遠勝於秦漢唐清。










雖然這樣的輿論在最近一兩年似乎略有改變（原因大抵是疫情及防疫措施對國民權利民生的極大損害，讓一向不在乎人權人道的國人也體會到權利自由的重要），但各種慕強踩弱、不講是非只講拳頭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價值觀仍然在中國大行其道。










這些事例都能說明，在中共政權的管制、奴役、洗腦之下，中國國人（雖不是全部但是大部分）的價值觀、思維邏輯、言行方式，以及整個社會輿論和風氣，都已經高度扭曲，與正常國家格格不入甚至完全相反。他們以美為丑、以丑為美，且反而指責外國人尤其歐美人價值觀扭曲變態，已完全沒有判斷力和道德良知。










我所列舉的這些中外對比，很多都來源於秦暉教授研究成果或與其相關的爭論。這並不是巧合，而是因為秦暉教授是當今中國最能洞悉中共中國歷史與現實的本質、最能闡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及其與普世價值差異的學者。










其實，秦教授所講的許多東西，在正常國家尤其歐美發達國家，是常識和理所當然的，但在中國卻被視為“異端”般的驚人之論。這恰恰反映了國人常識的匱乏、基本邏輯和判斷力的差劣。秦教授敏銳的察覺了這些，並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啟蒙國人，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