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馬修 寫於 二零二三年

中共不遺餘力地在任何場合都聲稱自己有“制度優勢”，自己的制度優於西方的民主制度。尤其是2019年新冠疫情爆發以來，這個政權雖然嘴上聲稱“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但卻把抗役的唯一目的是證明自己的所謂制度優勢，而不是人民的身體健康。前不久，美國聲稱可以提供有效疫苗幫助中國抗役，中共外交部發言人一句莫名其妙的“我們有制度優勢”一口回絕。中共之所以隨時隨地地不忘念叨制度優勢，根本原因是為自己的政權尋找合法性依據，而對習近平來說，更是迫不及待地想展示自己的政績。

抗役三年來，中共制度的弊端更是暴露無遺。抗役三年，中共政府利用手中的權力，肆意踐踏人權，造成了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製造了令人髮指的人道主義災難，反而被中共說成“制度優勢”。去年的，又是毫無徵兆、沒有任何準備的情況下，突然放開，再次造成大量老年人和有基礎疾病人員的非正常死亡。

前不久，中共駐法國大使盧沙野接受採訪時，無意中暴露了中共目前體制的困境。中共放棄動態清零，與“白紙運動”有關，他也承認，感染人數失控，確實防不住了。不過，他提到有件事確實出乎人的意料之外，他說“20條”出台之後，“遺憾的是，中國地方政府並未完全理解中央政府的意圖，地方政府在看到新冠感染數字迅速攀升後感到手足無措，又回到依靠老辦法來控制疫情的老路上來，這就讓老百姓感到不滿。各地的老百姓質問，中央政府是要放鬆疫情管控，為什麼你們還要加碼？這是導致街頭遊行的真正原因。”罕見地披露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矛盾。

這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麼中共在抗役方面的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在動態清零、嚴防死守和徹底放任不管之間，有無數種選擇和方案，即使在此之前的“二十條”、“10條”嚴格實施的話，也應該算是一種相對合理的措施。在目前的中共體制下，難以為繼、無法執行。為什麼會這樣呢？秘密在於中共的考核制度。我們知道，中共的官員不是老百姓選舉的，而是上級任命的，這就決定了，對上負責不對下負責是中共官僚體制的根本特徵，也是其考核制度的出發點。

既然對上負責，那麼上級對下級就要有一套考核辦法。對上負責和對下負責的“考核”是完全不同的，在民主國家，官員對選民負責，選民對所選官員進行考核，考核不滿意下屆自然就下台走人。而這種考核，其實沒啥硬性指標，讓選民滿意，是考核的根本機制，因此這種考核是柔性的、無硬性指標，而且所謂讓選民滿意，必須讓大多數人都滿意才行。而社會訴求千千萬萬，紛繁複雜，所謂眾口難調，因此，讓選民滿意，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用單一指標或簡單幾個指標是絕對不可能完成，官員必須千方百計揣摩民意，找出民意的最大公約數。而對上負責，考核則不可能採取這種辦法。

中共官員的考核，實際上讓少數人甚至一個人滿意就可以了，是一級壓一級式的，下級對其直接上級負責，然後上級對更上一級負責，直至最高層。在目前的中共政治現實下，其實各級官員最終需要負責的只有習近平一個人了。

中共考核官員，是有具體指標的，這跟民主國家選民考核官員的方式完全不同——這其實是一種“軟性考核”，而對上級尤其是個人負責，則不可能通過這種方式，則是需要通過任務指標來實現，即KPI式的。這些指標，未必都是量化的，如GDP增長率，但一定可以明確判斷是否完成的，即硬性的。指標考核，只是中共考核體系的第一個環節，這個體系共有四個環節或者說四個“秘密”，可以解釋中共官僚體系高效與低效的輪迴，這四個環節是相輔相成的，即指標考核或KPI考核、與烏紗帽掛鈎、一票否決、只問結果不管過程。

而中共的考核，同樣涉及到官員的升降乃至烏紗帽的去留，因此，在涉及烏紗帽問題的考核指標上，官員是不遺餘力甚至是非常瘋狂的。這些指標中，權重是不同的，就像考試一樣，同樣的題目，分值是不同的。在眾多指標中，根據各個不同階段中心工作的不同，考核指標的權重也不同。近幾十年來，經濟增長是中共的核心工作，是政權合法性的重要來源，因此，GDP增長率、招商引資是最主要的考核指標。這些指標完成的情況如何，都是與烏紗帽掛鈎的，涉及到官員的升遷進退，否則的話，所謂考核就等於無了。

在某些階段，有些指標是所謂“一票否決”的，一旦完不成便會丟烏紗帽。大家知道，中共官員取得烏紗帽，經歷可謂“九九八十一難”，比唐僧取經還難，而一旦坐上某個位子，便得道成仙，成為人上人。一旦丟了烏紗帽，一生的努力不但歸零，而且往往會被追查所謂經濟問題、腐敗問題，不可能歲月靜好，做一個普通的小老百姓，而是要鈴鐺入獄的。因此，在事關烏紗帽的考核問題上，肯定是不遺餘力，使出吃奶的勁去完成的。如過去的計劃生育，超生會丟官的，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在計生問題上，產生了那麼多的人權和人道主義災難。在三年來的防疫方面，也是一個考核導致的經典案例。

很多人還有一個疑惑，為什麼有些事情做起來了，中共出奇得高效，而另外一些事就非常低效和拉跨，如動態清零和封控，就非常高效，而放開後，老百姓連藥都買不到，政府的影子蕩然無存。這都與我們剛才提到的考核機制有關。道理很簡單，與烏紗帽掛鈎的事，效率就高，與烏紗帽不掛鈎的事，就沒有效率，因為沒人去干，即使這些事對人民和社會有巨大的意義。

回到文章開頭的話題，為什麼中共的防疫政策只能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是因為“20條”、“10條”公布之後，對疫情擴散的考核指標依然持續，防疫新政放鬆後，不可避免會造成感染人數的大幅上升甚至會失控，在原來的考核方式下，地方官員必然會丟烏紗帽，這是盧大使不知道或者裝不知道的。因此，他們對防疫新政肯定會陽奉陰違、拒不執行了。而動態清零後，如何進行相對寬鬆的方式進行防疫，我們說過，會有無數種路徑，但卻很難找到一種可量化的或硬性的指標了，在中共的考核體系下，必然會陷入困境，無法實施，只能徹底放棄防疫、徹底躺平。

在中共的考核體系中，如上文所述，還有一個重要的機制，即“只問結果不管過程”，這在三年動態清零抗役中得以充分體現，如上級只管感染人數不要失控，但卻不管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地方官員的胡作非為、踐踏人權和法治的行為，如隨便侵入民宅、沒有任何手續把人帶走、焊死老百姓的家門和單元門、不准老百姓就醫、隨意關閉急診乃至醫院等等，這些都造成了巨大的次生災害和人道主義災難，上述行為都是赤裸裸的違法乃至犯罪行為，沒有地方官員的許可，那些保安、基層公安、居委會是不敢做的，事情過後，也沒有地方官員被追究責任，充分說明是得到中共高層默許甚至是鼓勵的。只問結果不管過程，實際上中共長期以來的執政文化或者方式，只不過在三年抗役過程中，得以充分體現。這種執政方式的惡果，是法律的形同虛設、對法制和人權的嚴重踐踏，對國家和法治進程的嚴重破壞，老百姓對法治也喪失信心。為了實現某些看起來高大上的目標，地方政府可以無法無天，其造成的危害，遠大於這些目標，實際上是對政府執政目標的異化。

習近平上台以來，尤其是最近幾年，為了鞏固權力、穩定地位、排除異己，進行了對官僚系統的大清洗，以反腐的名義對政敵進行打擊，對官員進行嚴苛甚至毫無道理的所謂問責，使得各級官員人人自危、噤若寒蟬，使得地方官員和基層官員完全喪失了主動幹事的積極性，一切以上級的指令為準，上級有指令的就做，沒有要求的就不做，做了反而不落好，甚至有可能丟官。這樣，所謂一級級的考核，事實上就成了習近平一個人的好惡和所謂“政治理想”的層層落實機制。

而習這個人，不學無術、志大才疏，他目前幾乎集所有權力於一身，其權力的大小甚至超越毛澤東，堪比皇帝，而一個有“理想”的、偏執的皇帝，是非常可怕的，而偏偏他是中國有史以來權力最大、執行力最強的皇帝之一，沒有文官體系的制約，沒有士大夫階層的牽制，其荒唐政策必然會造成國家在像失控的沒有剎車的車輛，向災難一路狂奔。各級官員為了完成習的任務，在沒有法制約束的情況下，對阻礙或者認為阻礙完成其考核任務的老百姓會加倍侵害。

從三年抗役來看，各級官員就像對老百姓有仇一樣。這樣就帶來了中國政治的兩個異化，一是政權對人民的異化。本來一個國家的政權建立的初衷和合法性的基礎，是充當人民的公僕，為人民的福祉和利益服務，一切政治和政策都要圍繞這個主題。在習的治下，政治則完全為了抽象的口號和宏大的目標，把人民和人民利益放在了對立面，甚至是放在敵對的一面。如為了證明自己制度的優越，拒絕批准和進口國外的有效疫苗等等。

第二個異化是為了實現某些政策任務，不惜犧牲這個任務所可能帶來的收益，即政治對目標的異化。如抗役本來的目的是為了人民的身體健康，但抗役政策實施的結果卻是大量的非正常死亡和次生災害，這些災害甚至遠遠超過了疫情本身的損害。

這兩個異化是中共體制的必然結果，是中共體制弊端和劣勢的充分體現，它充分證明，中共的體制沒有任何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