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二三年




一次微型維權事件短記




一




 




我目前居住的地方，是在西安高陵區的一個工業園區的村子裡，四面都是工廠，而村子裡基本上都是老人。這些老人把自己房屋的一些房間改造一下，然後租給工人，或者租給中介作為宿舍。在我租住的房間旁邊，就是兩間中介的宿舍。由於屋子的隔音並不好，我可以經常聽到宿舍里工人們的討論。




 




在這裡住的工人都是臨時工，由於廠方宿舍已滿，或者是別的什麼原因，中介把他們安排住在這裡。每個人的租金是150元一個月，押金125元，水電費自理，帶獨立衛生間的4人間（但是面積大小和我租的單人間一樣，我的房間是直接向房東村民老大爺租的，400塊錢一個月，等於是中介作為次級房東可以賺200塊錢一間一個月，除此之外，只有工作滿了一個月才能退房間押金，未滿一個月者不退）。




 




每天晚上，我都能聽到宿舍里的各種聲音。他們有些人是2月十幾號來的，有些人是二十幾號來的。臨時工們熱愛生活，在工作之餘會有各種娛樂，他們的性格也各不相同：有個兄弟唱歌非常好，每天下班都是唱歌回來，音準非常不錯，而情感也非常飽滿；另一個兄弟是王者榮耀的大神，經常聽到他在遊戲中指揮隊友的非常激動的聲音；還有一個染着黃頭髮、兩隻手臂上都紋着紋身的帥哥；還有兩個戴着眼鏡，看起來非常文質彬彬的兄弟；除此之外還有兩個我沒有打過照面的兄弟（可能是因為是他們在上晚班的緣故）。不同的人聚集在一起，每天晚上除了發出遊戲的聲音、唱歌的聲音還有抖音快手外放的聲音，還有他們討論工作的聲音。




 




兩個宿舍的人，都屬於一個中介公司，他們也都在車橋廠里工作（就是我之前跑出來的那個廠子），由於這層關係，兩個宿舍的人也會經常串門。一般來說，討論工作都是在抱怨幹活時的勞累與繁重。




 
















“這狗工廠就是讓小時工一個人干兩個人做的活！”遊戲大神哥的聲音說，“那些老員工根本就是在把小時工當畜牲用！”




 




“在這裡根本賺不到什麼錢，”音樂哥一邊給舍友算賬一邊說，“他媽的說好的上六休一時薪21，結果基本上是上一休一，我還是回渭南去算了。”




 




 




 




音樂哥說的這個情況，是工廠對臨時工的安排。黃毛帥哥說，這是因為訂單少的緣故，所以對臨時工的需求也就不那麼大了（但是令人奇怪的是，至今該車橋廠都還在招臨時工。也許原因是後招的臨時工比之前的臨時工工價更低一些，像我比他們晚幾天來，結果我進該車橋廠的時候時薪是18（雖然只幹了一晚上就跑了），這樣，廠方通過低工價的臨時工擠走相對高工價的臨時工）。而上一休一的惡果就是，等於是2天賺200塊錢左右（臨時工們絕對不會拿到一天12個工時，而是9-10個），一個月到手只有3000多，就這還沒有包吃住。




 




 




 




“我沒辦法回去，我家離這裡有點遠。”眼鏡哥中的一位說（由於兩位眼鏡老哥的聲音有點像，我沒辦法分辨是哪位說的，不過兩人的立場也是比較相似的）。




 




“我肯定要回去啊，不想在這裡幹了，”音樂哥說，“你沒辦法回去是你家太遠了，我的話家裡比較近就可以直接回去。




 




 




 




最開始我還以為只是說說抱怨一下而已，該上班還是要上班的，結果第二天上午10點多，音樂哥就氣沖沖地回到了宿舍，並且和舍友說了自己今天上工的遭遇。




 




音樂哥直接不幹了，直接原因是他的班長甩臉色，指着他要他去干一個活，還說“就讓他一個人在這裡干”，干的活比較重，而且說的話也非常難聽。




 




這讓音樂哥很生氣，因為他們看不起小時工的樣子非常醜惡。




 




 




 




“你們就是來這混的，就是來這掙小時錢的，所以讓你去幹這活怎麼了！”音樂哥複述了他在和班長對峙的時候，旁邊兩個老員工對他說的原話，一副非常看不起臨時工的樣子。這讓音樂哥非常憤怒，感覺人格受到了踐踏，但還是在那據理力爭。




 




“你這樣搞，我要直接把你的錢扣掉！”班組長威脅說（當然是由音樂哥的複述）。




 




“那管你扣我多少，你給我結錢！”音樂哥看準了班組長在狐假虎威虛張聲勢地裝逼。




 




“誰讓你來的你找誰去拿錢！”班長說。




 




“你不是要扣我錢嗎？把我剩下的工錢給我！”音樂哥進一步威逼。




 




雙方在那裡拉扯了十幾分鐘（還是由音樂哥的自述）。




 




“我的工資是勞務中介發的，你能扣我錢？你有權利扣我錢？你就在這裡跟我裝逼吧！”音樂哥最後揭示了班長故作聲勢的虛假之處，說道。




 




“那你去找你的勞務公司去。”班長說。




 




 




 




聽完音樂哥的遭遇，舍友的情緒一下子就被點燃了，大家紛紛都說起了自己廠里的遭遇。聽上去都比較類似，都是正式工看不起臨時工、指派臨時工做各種髒活累活之類。看來，這是全中國的普遍現象。




 




 




 




“他媽的，已經這樣好幾次瞧不起人了，前幾次我都忍了，這一次實在忍不了了，他媽的不把人當人看！”音樂哥憤憤說道。




 




“他們正式工就那嘴臉，就不讓臨時工好過，前面讓我一個人去搬運幾十多斤重的工件，把我的手臂都拉傷了，現在還痛。而他們正式工，就盡他媽的干點輕鬆的活。”大神哥說。




 




 




 




音樂哥把宿舍四個人召集起來，討論是去是留。




 




和音樂哥同是渭南人的大神哥也早就不想幹了，表達了辭工的意向。而兩個眼鏡哥則還想在這裡多干一段時間，他們的家離西安比較遠，出了廠也不知道再去哪裡。




 




事情已經決定，音樂哥決定聯繫中介結錢。




 




 




 




二




 




下一天，3月8日中午，中介來宿舍談離職結錢事宜。由於我當時在房間裡戴耳機聽音樂，所以沒有聽到具體事項。但是中介離開之後，過了一會兒，隔壁再次傳來了叫罵聲。




原來是中介在宿舍里條件談的好好的，工錢什麼都談妥了，結果離開之後給音樂哥又發過來語音，說他們是“自離”。而自行離職，是沒有工錢拿的，所以實際上的意思就是，中介想把工資賴掉。但實際上，這邊的普遍情況都是干滿7天就有工資拿，這一點也是前面中介跟他們說好的。




 




 




 




“怎麼辦？找勞動仲裁吧？”有人提議。




 




“先不說勞動仲裁有沒有用，就說為了勞動仲裁跑手續，可能都要個十幾天，而且到處跑也要花費，更何況都不知道最終結果是什麼，等不起那個。”音樂哥說。




 




 




 




音樂哥再次撥打了中介的電話，威脅中介，如果不結工錢，就找勞動仲裁，不行就報警。中介說，不怕他找勞動仲裁，也不怕他報警。




 




聽到這裡，我就知道這是一起勞動糾紛了。在之前，我其實很想和他們建立交流，但是苦於沒有什麼身份和契機，所以就沒有採取行動。而現在，這個事情已然發生，只要是去維權，那麼人越多越好，不管怎麼樣，我都可以給他們增加一個人頭而對他們有益。於是我推開了他們宿舍的門。




 




音樂哥正在跟警察打電話。




 




 




 




“你們簽了合同嗎？”警察問。




 




“簽了。”音樂哥回答。




 




“合同上怎麼說？”警察問。




 




“沒有合同，那個合同是我們在車上中介讓我簽的，只有一份，他們收上去了，我們沒有。”音樂哥說，隨後交代了後續事情的經過。




 




“這種事情不歸我們管，”聽了音樂哥把事情的來龍去脈詳細說了以後，警察方面如是說道，“你們可以去找勞動監察大隊，他們管這個事的。”




 




“問題是我們是出來打零工的，不可能為了這個等走流程十幾二十天，我們打工的根本等不起，你們直接來就行了。”音樂哥說。




 




“我們不管這個事，去找勞動監察大隊。”警察方面在復讀。




 




 




 




雙方扯了十分鐘，無果。




 




大神哥也在報警，儘管接電話的女聲聲稱自己只負責轉接工作，並且這些事也不歸他們管，但是大神哥也仍然把自己的遭遇一五一十地說出來。最終也無果。




 




眼見還是沒有辦法，音樂哥再一次報警。




 




 




 




“說了這些事不歸我們管。”警察說。




 




“不歸你們管不會你們管，但是你們是人民警察啊！現在人民有困難，找你們不行嗎？難道你們對人民的困難坐視不管嗎？嘴上說的為人民服務，結果人民有困難根本不上。而且我們也不需要費什麼事，你們跟我們和中介在一起談一談就可以了！”音樂哥說。




 




“這樣的事情不歸我們管，去找勞動監察大隊。”手機通話揚聲器里，對方還在那裡踢皮球。




 




“警察同志，”我湊近音樂哥的手機，“現在我們有困難，你們還是要來解決的。而且如果你不管的話，還有更多人的工資也會被拖欠，到時候都串起來造成社會群體性事件怎麼辦？中介敢扣我們的工資，就敢扣其他更多人的工資。討不到工資我們就要鬧起來，到時候鬧事了，對你也不好吧？”




 




“對。”音樂哥說。




 




“問題是他們沒有違法我們根本管不了。”




 




“難道他們沒有違反勞動法嗎？”雖然我並不懂勞動法，但是我還是這樣說（因為我感覺對方也不太懂法），“中介剋扣工人工資，這難道不是違法嗎？”




 




“對啊，他們這中介難道不是詐騙嗎？他在欺詐我們啊！前面說的好好的，結果最後又不給工錢了！”音樂哥說。




 




“這要去找勞動監察大隊。”對方還是堅持自己的觀點，但態度似乎有些軟化。




 




“就算要找勞動監察大隊，你們哪怕來搭個橋也是好的，至少要參與一下吧？”我說。




 




 




 




也許是對暴力機關的震懾起到了作用，也許是禁不住我們的軟磨硬泡，或者各方面的因素都有，最後對方終於答應了出警，約定到車橋廠門口見面。




 




 




 




“多搞點人過去。”我對音樂哥說。




 




“對，顯得陣仗大一點。”音樂哥說，他把兩位眼鏡老哥叫上，接着把隔壁宿舍的黃毛帥哥叫上，加上大神哥再算上我，一共六個人。除了這些人之外沒別人叫了。




 




黃毛帥哥爽快地答應，而兩位眼鏡老哥似乎有些猶豫。因為他們還想在廠子裡繼續幹活，怕對他們影響不好，但是最終還是決定一起去看看。




 




 




 




我們從村子裡出來，走到車橋廠門口，遠遠地就看見一輛閃着警燈的警車在那裡停着，兩個警察在那裡站着等待。




 




兩位警察板着的臉鐵青，儼然一副大公無私的人民警察模樣。




 




兩位眼鏡老哥在遠遠地觀望着，音樂哥、大神哥、黃毛帥哥和我走上前去（黃毛帥哥雖然也想在這裡繼續幹下去，但還是沒有畏懼什麼）。




 




音樂哥向警察再一次地介紹了來龍去脈，警察接着簡單問了一些基本信息後，讓音樂哥打電話給中介，讓他來。




 




音樂哥撥通電話，然後遞給警察，想讓警察直接跟中介說。警察示意音樂哥先接。




 




第一次通話還沒說什麼，中介就快速地掛斷了。




 




音樂哥第二次打過去，說他已經報了警。




 




中介說，報了警就報了警。




 




音樂哥說，警察讓你過來。




 




中介要求音樂哥把電話給警察，音樂哥把電話給了警察。




 




警察對着電話簡單說了幾句後，不一會兒，中介就開車過來了。




 




 




 




一上來中介沒理我們這邊，就直接和警察說話，幾乎是一種討好的語氣，說什麼現在出來工作都不容易，他如何體諒臨時工給他們找工作提供住處，他要如何如何給臨時工結算工資，絕口不提他自己說的“自離”的事情。




 




音樂哥看到中介想用話術把自己之前的醜陋嘴臉圓過去，正想說些什麼補充。結果中介直接吼道：“閉嘴！你插什麼嘴！我在和警察說話呢。”




 




警察也示意要聽聽中介怎麼說，於是音樂哥也就不說話了。




 




除了極力粉飾自己之外，因為自己本來就理虧，中介實在也並沒有什麼狡辯的餘地，直接同意結清工錢。




 




聽到了中介在警察面前口頭同意了結錢之後，音樂哥笑了。




 




 




 




“那麼，你們這樣沒有問題了？”警察問。




 




“沒有問題了，”音樂哥開心地說，轉而對中介道，“你們這些中介，就是橫得很！黑中介！”




眼見事情已經解決，我們一行人也就回去了。




 




“其實這種事情不歸我們管......”警察還想對我們一行人說些什麼，但是我們已經扭頭就走了，剩下那個在警察面前像個哈巴狗一樣的中介在那跟警察嘮嗑。




 




 




 




三




 




“學到了吧？”音樂哥得意地對兩個眼鏡老哥說，“我現在就擔心你們，要是你們要出來的時候也被卡錢了，就直接報警。”




 




“不僅要報警，而且下次還要在下午1點鐘的時候搞，因為下午1點鐘的時候就是這些中介把人召集在廠門口的時候，直接在那裡喊‘xxx中介不給錢還我血汗錢！’讓他們根本招不到人！”大神哥說。




 




“最好再打個橫幅。”我說。




 




“對對對！打個橫幅標語什麼的。”大神哥說。




 




“報警的意義就是讓中介好好說話，你看在警察面前，中介就換了副嘴臉，根本不敢說什麼自離。”音樂哥說。




 




“警察在場就等於給了他們一種威懾。”大神哥說。




 




“走勞動仲裁什麼的根本就不靠譜，你看我一報警，馬上就解決問題了。走勞動仲裁，又要花時間又要花精力又要花錢，哪裡有那麼多時間精力去搞勞動仲裁？”音樂哥繼續總結道。




 




 




 




看到了兩位工友討薪成功，兩位眼鏡老哥也是非常開心。除了工人之間的友誼之外，他們對以後如果遇到這種情況，也就知道怎麼做了，屬於是有了經驗。




 




 




 




“那如果後面他們中介又反悔又不給工錢怎麼辦？”黃毛帥哥問。




 




“再不給就再報警！一直報到他給為止！這一次是在廠門口，下一次我要直接讓警車去工工廠裡面去！”音樂哥說，“想必他也沒有那個膽子不給錢了。”




 




 




 




一行人走着說着，不一會兒，回到了村子裡。在我們住的屋子面前，中介已經在那等着了。他是開車過來的，看來也沒有跟警察嘮嗑多久。




 




 




 




“今天你們就別住在這裡了。”中介過來的意思是要把音樂哥和大神哥趕走。




 




“不用你說，我們今天就回渭南。”音樂哥藐視地看着中介說，讓中介看起來像是吃癟了回來找補的一樣。




 




 




 




雙方算清了水電費、住宿費（押金不退，而且未住滿月按15塊錢一天計算）還有一些其他雜費，音樂哥和大神哥不想再扯皮，也就不再在意這種細則，趕緊讓對方算清完事。




 




而工資的發放，也是扣扣索索的，3月21日發他們2月份的工資，4月21日發他們3月份的工資，而且還要指定招商銀行（但是在把他們招過來之前，說什麼銀行卡作工資卡都可以，中介說是：“情況有變，都是按公司規定來的”）。




 




 




 




“你們這些中介就是橫慣了。”音樂哥淡淡地說，一種勝利者的口吻，對中介反覆找補與剋扣不以為意。




 




 




 




和中介談妥了以後，大神哥經過他的朋友，在渭南找了一個發黃色小卡片的工作，1張1毛多，每天發2000張，也就是一天200塊，需要拍視頻為證，發卡片的形式把小卡片插到別人車上（黃毛帥哥說，他也在廣東幹過這樣的工作，一般都是下半夜干）。音樂哥和大神哥約了6點前往渭南的車，離開了西安。




 




儘管我在這次事件中沒有什麼實質性的幫助，僅僅起到了一個充人頭的參與作用，但也從中學到了不少經驗。




 




 




 




四




 




從這次事件中，可以作如下粗略總結：




 




1. 繼續證實了臨時工與正式工之間的矛盾，的確具有普遍性。並且就音樂哥這個例子來說，對立恐怕也是非常深刻的。不僅在體力勞動強度與待遇方面雙方有差別，並且在正式工的傾軋之下，臨時工的精神與社交方面也同樣受着委屈。




 




2. 內陸地區的訂單也同樣減少了，從廠方對臨時工上一休一的安排可以看得出來。這樣的安排，一方面是降低臨時工的用工量，另一方面則是擠兌相對而言比較高工資招進來的臨時工。因此在內陸，似乎也同樣有工價繼續降低的趨勢。這說明工業的困境不是僅局限於沿海地區，而是整個中國。




 




3. 由於臨時工的流動性、分散性、思想與行動意向的不一致性，大規模的臨時工維權可能會存在困難（儘管有着鄭州富士康的例子，但鄭州富士康事件的成因相對來說非常特殊，交織了疫情在廠區內肆虐與封閉、政府行政命令、工人人數規模龐大、廠方悍然篡改電子合同等原因）。就像這次微型維權事件，把筆者算上也就只有6個人。




 




4. 除了第3點，臨時工的經濟關係上的直接矛盾對象是勞務中介，這就造成了臨時工直接和廠方的矛盾難以上升為對廠方的直接經濟鬥爭（而鄭州富士康事件，則是在政府的擔保下臨時工與廠方直接簽約的，與一般對勞務中介簽約的臨時工有區別）。正是因為這樣的原因，一方面經濟鬥爭被轉移至廠外，而另一方面，臨時工與工廠的矛盾，反而就退化為臨時工與正式工（包括正式工中間的小領導）之間的關於勞動強度與待遇問題之類的矛盾了。在什麼條件下能夠將矛盾還原為勞方與資方（而不是中介）的矛盾，應該是一個比較重要的問題。也許要基於某種客觀條件實現（如鄭州富士康事件），也許也可以通過某種主觀因素實現（例如如果中介還不給錢，音樂哥要鬧到車橋廠里去，影響他們的生產與名聲）。




 




5. 大多數勞務中介，文化水平很低，法律素質薄弱，習慣於欺騙工人牟利（例如音樂哥提到他們是在車上籤合同的，這與在廣州時梁哥與筆者的東莞之行有異曲同工之妙，並且也不會把合同給臨時工一份），並且還有各種盤扣費用（例如這次事件的房租等，除此之外，音樂哥他們被帶去做體檢花了160塊錢）。是吃人不吐骨頭的醜陋東西。他們很多人，原先本應該屬於工人或者農民，最後卻幹了這種靠吸食同胞兄弟血肉的行當，並且對下蠻橫無理，對上盡欺媚之能事（正如這次事件的這個中介對臨時工與對警察態度的差別一樣），是兩面三刀的下賤貨色，是資產階級的幫凶。




 




6. 像音樂哥這樣的工人，已經意識到了勞動仲裁流程難以達到他們的預期目的，轉而尋求警察的幫助。而警察之所以能被調動，在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他們害怕社會群體性事件真的發生。因此，儘管最終還是由警察出面來“調解”，但實際上已經走到了非法鬥爭的邊緣，因為除了對警察軟磨硬泡之外，臨時工方面是用宣稱鬧事為手段去“震懾”暴力機關的。而一般的勞務中介，如果沒有什麼過硬的社會關係，也就只能在警察的威懾前把臨時工的訴求解決（而很多勞務中介其實都是草台班子的臭魚爛蝦，他們只不過是欺負老實人欺負慣了）。而警察也說，“這本來不是他們該管的事”，只不過最終他們還是來了。如果去走勞動仲裁這樣合法的流程，一方面臨時工不知道最終的結果是什麼，結果不一定能如其所願，另一方面臨時工東奔西跑四處打工，也難以為了一個仲裁結果耽誤自己本來就奔波到不行的生計，並且臨時工往往最多做兩三個月就走人，為了一點錢守一個仲裁結果也有些得不償失。




而如果工人的鬥爭對象是受到統治階級保護的一般資本家，那麼叫警察也就基本沒有用了，這時候，也就需要現實的經濟鬥爭去實現了，而不是僅僅宣稱鬧事。




也就是說，對於微型小型維權事件，當對方的社會能量不那麼強的時候，可以直接找警察解決，因為這會事關可能出現的社會群體性事件（儘管在此次事件中我們只有6個人，但有時候虛張聲勢並不是一件壞事）。而當對方的社會能量足夠強大，那麼也就要組織大規模的維權活動了，而這樣的維權活動，要緊緊扣住經濟鬥爭，但是要威脅到社會穩定。合法性比較強的維權活動，從微觀和宏觀上看，似乎都不太有出路。




 




7. 勞務中介都是臭魚爛蝦，他們的可替代性很強。因此如果臨時工想要維護自身的權益，也許真的要結成一定的群組團體。這樣的群組已經有雛形了——例如大神哥就通過朋友介紹去渭南發黃色小卡片（儘管這不是工廠的活），並且帶着在這裡結識的音樂哥一起去。這樣的話，他們認識的人會越來越多，四處打探工作消息也會更加靈通。只要人足夠多，並且關係的強度尚可，可以約着一起去某地某廠工作，這樣的團體就能夠和勞務中介叫板（而不像我們今天只有六個人還要請警察過來），甚至取代勞務中介直接和廠方談判直招臨時工。




如果能夠做到取代勞務中介和廠方談判直招，一方面可以讓臨時工群體少一層中介的欺騙與盤扣，經濟利益更大，把中介這種吸食人血的害蟲餓死；另一方面，也就使臨時工與廠方的矛盾還原成為了可能。在這樣的情況下，臨時工經濟鬥爭的直接對象不再是中介，而是廠方本身了，並且一旦涉及到對廠方的直接鬥爭，正式工也就有可能被動員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