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慶民 寫於 二零二三年




中國的主流“公知”不僅過去和現在難以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和代表，未來也很難在中國得勢。原因除了不言自明的因素，還因為他們自己的價值觀和立場。




很多人只注意到“公知”反體制、罵政府、親西方，沒注意他們具體的價值觀是什麼。中國主流“公知”是廣義的自由主義者（相當一部分是狹義的自由主義者），其中大多數也同時是保守主義者，主張的是承認現狀和既得利益、自由放任（消極自由）、法治憲政與習慣法/判例法、原教旨傾向的市場經濟、低稅收、小政府、高度強調私有財產保護、地方自治、溫和漸進、約定俗成墨守成規、自發秩序、多元寬容尊重差異等等。




如果從意識形態光譜看，他們大多數都是右翼，一部分是中間派或無特定左右立場，只有一小部分是左翼。而且這一小部分左翼，主要是社會自由主義者，而非社會民主主義者、民主社會主義者，相對於平等更強調自由（雖然相對比右翼更強調平等）。




比“公知”們支持什麼更能反映其價值觀和立場的，是他們反對什麼。他們不僅反對現行體制，還反對或牴觸（起碼不熱衷）社會革新進步、階級鬥爭、民族主義、大政府、高福利社會、分配的公平與平等、國家干預、中央集權、強力管制與廣泛社會動員、標準化和人為規範化（如公制而非英制）、邏輯一致性、頂層設計、成文法為基礎的大陸法系及相關法治理念等。




他們其中起碼很大一部分（至少三分之一）還反對女權、LGBT權利，即便不強烈反對但也不熱衷；對勞工、農民、個體戶、殘疾人、老年人等弱勢群體權利也很不關心，或者起碼沒有額外關心，而是認為應該不管起點和條件的差異，“一視同仁”的對待所有國民。或者他們只關心如小販夏俊峰、農村服務員鄧玉嬌這樣的個案個體，但是並不想給這些弱勢群體更多系統性的權利和保障，僅僅是允許他們自謀生路、自負盈虧（雖然這也比政府強，政府連他們自謀生路都不允許）。




值得一提的是，有些自稱左派且的確有些左派觀點的，同樣持類似立場，其僅僅在國外議題等各種與自身利益無關問題上左傾，但涉及到與自身密切相關的議題時，就變成維護自己和親朋好友既得利益的保守派了，如擁有北京戶籍及相關特權、與滿清後人有密切關係的“公知”杜延林、王斌（此人為張藝謀參贊人員）、聖地亞哥商人王瑋等人。還有像學者賈葭、媒體人張潔平，價值觀似乎也是左傾進步，但是卻缺乏對中國大陸受難人民的共情，總是站在港台日歐美等非大陸角度看問題，無視“房間裡的大象”般的各種謊言、醜惡、不公（如日本對華罪行、如今日本從官方到民間對戰爭罪惡的粉飾和對所獲利益的繼承；香港人相對大陸的優越和系統性歧視）。




他們中還有相當一部分是宗教信徒，以基督教保守派為主（而非大多數國家有宗教信仰的知識分子那樣是傾自由派開明派的），有些知名“公知”甚至是基督教福音派基要派信徒、領袖，觀點和立場極為保守，保守頑固程度與塔利班“不分伯仲”（甚至在理念層面“更勝一籌”，只不過沒能力像塔利班那樣付諸實際）。王怡、余杰、冉雲飛等人就是典型，人權律師中也有大量類似意識形態者。而“公知”中的穆斯林和藏傳佛教信徒，同樣很多是保守派（雖然有時表現出進步自由派一面，但僅僅是為了反中共、取悅西方而表演為進步派，或只在部分議題上是進步派，而非整體思想和從頭到尾都是進步自由派），而且還有強烈的反“大一統”和分離主義傾向。




另外，與人們一般的印象不同，中國大多數“公知”是反對革命的（所謂“告別革命”。而鼓吹“民主之後殺全家”的是少數極端者，而且大多數是出於對一些具體問題的憤怒、和一些具體人的恩怨仇恨，而非為了正義的革命、偉大的理想。甚至可以合理推測，這些人一邊要殺對頭全家，一邊同時反對革命），起碼反對進步主義性質的革命（反倒支持一些反動的暴力，例如長槍黨和佛朗哥政變、皮諾切特政變。上述那些主張“殺全家”者，有些的確出於意識形態，但其實他們是想殺阿連德聶魯達們，而不是藤森魏地拉之流）。他們中大多數也都對“左”非常厭惡或至少不感冒。




這樣的價值觀和立場，就讓他們註定不能得到大多數國人的支持，起碼得不到那種積極的、強烈的、具有行動力的支持。這反而值得慶幸而非悲哀，說明人民還是有樸素的是非觀（那些既得利益者和被政權洗腦而反“公知”者除外）。




正常情況下，想要推動正向的變革，變革者應該站在最大多數人的合情合理利益一邊、站在被壓迫被侮辱被損害者一邊、站在正義一邊、站在文明進步的歷史潮流一邊（可簡稱為“四個站在”，在“四個站在”並非空洞而是有具體內容和指向，本文就已做了相對具體說明）。站對這四個位置，才能獲得道義的正當性、現實的合理性、邏輯的自洽性，才能得到廣泛的支持、積極的回應、熱情的參與，最終實現順勢而為的成功。然而大部分“公知”起碼站錯了“四個站在”中的兩個，甚至有些全部站到反面，那能成功才怪。而且如果成功了對中國不是福音而是又一種災難。




再簡化一點，“公知”在階級和民族這兩個涉及人數最多、涉及範圍最廣、最重要的問題上，違背了大多數中國國民潛在的、正常的情感與訴求，也與當今的歷史階段及現實環境所要求的選擇方向相悖。




他們不強調勞動人民的疾苦，不在乎國家民族的尊嚴，甚至很多“公知”比他們反對的對象還要痛恨階級反抗，逢“左”必反。在民族問題上甚至很多就是逆向民族主義（一方面反對中國人尤其漢族人的民族主義，一方面卻支持對立面的民族主義，例如這些人對港台的本土主義非常理解同情甚至強烈支持，再看看日本民族主義政治家安倍晉三之死引發的“公知”集體號喪，以及2016年來對特朗普蓬佩奧等人為代表的美國右翼國族/種族/民族主義勢力的強烈支持）、心靈賣國賊。




除了這些，中國“公知”還普遍缺乏科學素養和科學精神，自然科學和人文社科常識都嚴重匱乏，邏輯思維和辯證思維能力差（甚至有些人不是差而是完全“失能”，言論幾乎沒有任何邏輯和依據，充滿着矛盾和雙重標準，並且對各種陰謀論篤信不疑），不能全面客觀正確的認識中國和世界，當然也就不可能引導中國走向正確的方向。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公知”的這種低素養不僅普遍，即便是得到國內外最頂尖榮譽、影響力極大、備受讚譽的那幾個“公知”（個位數的那幾位，是特指不是泛指。最典型的就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也不例外甚至還很嚴重，其各種文章和言論中的事實錯誤和價值觀錯位比比皆是。甚至有時讓人懷疑他們並不是素養問題，而是智力和精神問題。




中國當代主流“公知”如此的價值觀和立場，能成事嗎？如果真的得勢掌權，對中國和中國人民尤其各種弱勢群體是好事嗎？




那么正確的方向和做法是什麼？三百年來法蘭西乃至整個歐陸的啟蒙先賢、兩次世界大戰及戰後至今美國傾向積極自由（而非消極自由）和理性主義立場的知識精英、四十年來韓國從街頭到法庭再到政壇奮勇抗爭的進步派，以及拉美各國締造正義平等社會的男女老壯，已經締造了光輝燦爛的歷史進程，為後人鋪了走出蒙昧的前路、做了衝破黑暗的示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上這些人士是中國知識分子學習的榜樣，是中國和世界各國開拓更加偉大前程的先導。




而一百年前的中國，那些“救亡啟蒙”先驅，也早就踐行過整體正確、大部分局部也正確的路線。雖然從後幾十年的結果看，中國好像因此出了大問題乃至災難，尤其存在“救亡壓倒啟蒙”的弊病，但不能連孩子帶水一塊潑出去，更不能忽視其實“救亡啟蒙”是取得了很大成功、是對國家和人民及歷史發展產生了巨大積極作用的。之所以出現災難，是一些偶然的（中共控制大陸全域和一黨獨裁、毛澤東和鄧小平個人立場和選擇）、外力的（日本侵華、蘇聯干預、美國勾兌）作用造成，不能因此否定“救亡啟蒙”的正面意義。我們現在需要的不是摒棄“救亡啟蒙”而是繼承和發揚。




如今中國的主流“公知”背棄人民大眾和國家民族，對中外先賢的先例與遺產嗤之以鼻甚至大加鞭撻，更與時代發展中正確的潮流及世界大勢應行的方向相悖，反而去擁抱一些早被先發民主國家乃至一部分後進國家知識分子拋棄的陳谷枇糠。如果不敗，義理難容；如果得勢，對中國和世界，將是另一種災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