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處河南省中部的許昌市，文革前是許昌地委和行署所在地，統管兩市十二縣，有500萬人口。文革中許昌發生過兩次不算小的武鬥，連《中共許昌歷史大事記》都有記載：

“1967年10月13日‘河南二七公社許昌反覆辟聯絡站’和‘河南二七公社許昌分社’兩大派群眾組織在許昌市榆柳街和房產處發生大規模武鬥事件。不少領導幹部遭毒打，許多群眾受傷。”

“1968年5月13日下午，許昌兩大派群眾組織在許昌火車站對面服務大樓進行大規模武鬥，雙方參加數千人之多，並使用了槍、炮等現代化武器，武鬥一直延續到次日11時結束，傷80餘人，當場死1 人。”

文革中自1967年初始，各地武鬥不斷。與那時的“武鬥大省”湖南、四川、廣西相比，河南的武鬥規模不大，並且有明顯的階段性，以1967年7月25日中央宣布支持“二七公社”為界。七·二五之前是被河南省軍區支持的保守派組織“十大總部”試圖摧垮造反派組織“二七公社”的幾次大規模武鬥，大都發生在省會鄭州和兩派爭鬥激烈的開封。這些武鬥引起了中央重視，招河南三派（除了“十大總部”和“二七公社”，還有處於差不多中間立場的“河造總”）和這三派背後的前省委領導劉建勛/紀登奎（二七公社）、趙文甫（十大總部）和戴蘇理（河造總）到北京談判調停，本意是想讓這三派握手言和，讓河南局勢穩定下來。

不期然武漢發生的七·二零事件讓河南發生了影響整個河南文革局勢的變化。毛帶着要員七月中駐蹕武漢，要遏制被武漢軍區支持的湖北以產業工人為主體的“百萬雄師”對稍顯弱小的造反派組織“三鋼”“三新”的迫害摧毀，希望兩派言和。但中央文革小組對造反派組織的偏袒和毛的隨員王力謝富治的處置不當，尤其總理周恩來的三條處置意見：

         一、武漢軍區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線錯誤，要公開檢討；

　　二、“三鋼”、“三新”等群眾組織是革命派，要以他們為核心，來團結其他群眾組織；

　　三、“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他們自己會起變化。

對社會的公布，激怒了“百萬雄師”和支持他們的武漢軍區，導致了七月二十日民眾與支持他們的着便裝的軍人衝進毛居住的東湖賓館，暴打王力謝富治，毛在隔壁目睹，嚇得倉皇登上飛機逃離到上海，破了自己為安全不乘飛機的戒。目睹湖北保守派與軍人聯手掀起的傾天大浪，毛改變了看法，全力支持造反派，在武漢壓垮“百萬雄師”，在河南支持“二七公社”打垮“十大總部”。

七月二十二日文革旗手江青在接見河南二七公社代表時提出“文攻武衛”，扣動了大規模武鬥發令槍的扳機，二十五日中央文革宣布“河南二七公社是革命組織”，河南“十大總部”一朝崩解，形勢一邊倒。

本期望河南能消停下來，沒想到這卻是打開了潘多拉魔盒。河南二七公社恐怕是就像當時各省的跨地區組織一樣，是由各個不同背景、不同階層成員、理念也各異的大小組織匯聚而成，二七公社被省軍區政委何運洪宣布為“非法組織”予以取締後，各地受壓制的組織都匯聚在“二七”旗下，凝聚激發了更堅韌不屈的反抗。七月二十五日中央表態支持二七，八月二日，中央批准成立河南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劉建勛任組長，王新（新任河南省軍區政委）、紀登奎任副組長，河南大勢的定。勝利的狂笑沒持續幾天，與“宜將勝勇追窮寇”打垮報復保守派的同時，二七派內部爭搶“勝利果實”的爭鬥就開始了。各派在爭誰是最堅定的造反派，誰對二七的勝利貢獻最大，當然，最要緊的競爭是誰能搶到更多更大的官帽。或許這些造反派們一開始真是為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為共產黨的紅色江山千秋萬代不變色，豁出身家性命出來造反，但一年多來看到並親歷了政治的黑暗和政治鬥爭的殘酷無情，也看到揭露出的當權派文革前的作威作福和平民們做夢也想不到的奢侈生活，把他們心底的原始欲望激發了出來，像推翻秦朝的三位大人物說的：“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陳勝），“大丈夫生當如是！”（劉邦），“彼可取而代之！”（項羽）。他們開始為爭得最大的權利份額開打了，槍口指向不久前還是同一個戰壕里的戰友。

“河南二七公社許昌分社"是1967年6月成立的，那時還是風雨如磐，而當年9月成立的“河南二七公社許昌反覆辟聯絡站”就是在二七勝利之後了，9月還有河南二七公社許昌紅旗飄飄"和“610縱隊"建立。，十二月"促聯"建立，1968年1月"河造總許昌指揮部"建立。除許昌分社和反覆辟這兩大派外，那些打出旗號的小組織，包括打出在省里的權利分配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河造總”的許昌分枝都沒能成氣候。據說“許昌河造總”曾想推出被打倒的原地委第一書記趙天錫做自己的“革命幹部”沒成功。

“反覆辟”的成立宣言現在已無處搜尋了，我一個中學同學是我校二七組織的一號“勤務員”，他說他被人“蒙蔽”參加了“反覆辟”成立的籌備會，會後“反覆辟”高調發出了“成立宣言”，除了捍衛毛主席，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套話外，還高調將鬥爭矛頭指向了許昌分社保舉的“革命領導幹部”、前地委書記范青民和原行署專員王延太，“擒賊先擒王”。我校二七組織名列反覆辟發起組織名單之中。我這個同學的父親在官場上與王延太有舊，生怕王延太由此遷怒他父親，那些天他到處為自己辯白消毒。

許昌那時並不是重工業城市，只有幾家大企業，屬河南“十大總部”系統的許昌保守派組織的重鎮是許昌烤煙廠，在壓制二七派時烤煙廠的保守派組織曾有亮眼表現。我目睹過烤煙廠反二七組織的全市大遊行，隊前高擎“十大總部”大旗，緊隨頭戴柳條帽，手拿精鋼長矛，着嶄新藍色帆布工作服的方隊，後面跟着浩大的群眾隊伍，高喊“踏平二七公社”口號，一路上隨時有支持他們的群眾加入，隊伍越走越長，差不多扯了半個許昌，氣勢駭人。

當中央表態支持“二七公社”前後，“十大總部”困獸猶鬥，如鄭州在七月二十六日夜裡已傳出中央表態後，“二七公社”和“十大總部”在鄭州煙廠地區還展開了一場“大決戰”，據說各有幾百卡車人馬，加在一起，當時說有一二十萬之眾。七月二十五日前夜，許昌也盛傳“十大總部”已派出人馬，與許昌烤煙廠的同黨匯合，要血洗“許昌分社”，許昌分社的老巢許昌一高造委和豫南七處“大聯合”都施行了堅壁清野，人員分散躲到鄉下。分社有人守在長途電話站，時刻與鄭州的革命戰友通話，監視鄭州十大總部出動的消息，萬幸慘劇沒有發生。我當時家住烤煙廠宿舍，就我的了解和事後分析，烤煙廠反二七組織雖然兵強馬壯，但缺乏有大韜略和大眼光的組織者和有名氣的頭目，一旦失勢，就土崩瓦解了。許昌的其它反二七組織都大致如此。

二七公社許昌分社中的學生組織當然以一高造總為龍頭，產業工人組織以屬省交通廳的許昌汽車修理廠（省許汽）和豫南建築公司第七工程處（豫南七處）力量最強大，也有有能力的領導者。在1967年上半年二七公社艱難時期最頑強不屈的還有以手工業者甚至社會零散人員（這些人很多是臨時工）為主體的零散的小單位的小組織，由於一直處於社會底層，這些人最抗壓，也最有通過運動改善自己社會地位和生存環境的強烈意願。他們浴血抗爭捍衛的二七公社勝利了，勝利後權利分配的圖景浮現，一高學生領袖胡林濤和省許汽的寇保洲和豫南七處的張長生站在了勝利的指揮台上，而這些小組織和他們的頭目還在另冊，他們不平，要奮起抗爭了，他們圍成一團，“河南二七公社許昌反覆辟聯絡站”大旗在二七勝利後不到兩個月的時間打了出來，他們還出了《反覆辟》小報與分社的《風雷激》爭奪輿論陣地。

反覆辟指責分社不能繼續革命只是藉口，對權力和主導權的爭奪才是實質，矛盾無法調和，爭鬥白熱化不可避免，反覆辟成立一月後，10·13武鬥爆發了。

遍查互聯網，回憶描述許昌文革的文章只搜到一個系列，是一個叫周光敏的豫南七處的老職工留下的，彌足珍貴。周的《許昌文革紀實》有15篇，對許昌的兩次武鬥有細緻的白描。

周光敏說，從10月初“二七分社”就計劃“踏平反覆辟”，在做了一系列準備之後，訂10月13日晚10點示威遊行，遊行的路線一反西大街南大街七一路慣例，而是從西大街折向榆柳街，專從房產處的“反覆辟”門口路過，擺明對“反覆辟聯絡站”挑釁示威。

意料之中，在做為“反覆辟”總部的“房產處門前，兩派發生了劇烈衝突。“反覆辟”有備在先，大門後照壁兩側，壘有沙袋工事，架有兩挺機槍，分社的工人往裡沖，機槍開火，一個工人受重傷。

直到14日早上，槍聲還在暴響，周光敏說他到了武鬥現場，看到分社在房產處對面的幾間房屋的屋脊上，架有兩挺機槍正對着房產處的大門進行掃射。在榆柳街北口西大街路北的一個30多米高的水塔上，反覆辟在上面布置了火力，居高臨下，武鬥如火如荼。

這種熱兵器的對決讓分社有更強烈的對槍支的渴求吧，在文革許昌中留在“史冊”的“砸搶許昌軍分區軍械庫”就發生在此時。還看周光敏說的：

“10月14日上午9點左右，還是在兩派武鬥僵持的時候，以張長生為首的“二七分社豫南七處大聯合”的“八一戰團”和許昌四中“八二一”的“紅衛兵”帶領了兩千多人，圍攻設在汽車站對面的許昌軍分區軍械庫準備搶槍。許昌軍分區守護軍械庫的戰士勸阻不住，只好緊閉大門。大約僵持到中午，二七分社的造反派們用一輛大卡車撞開了軍械庫大門，蜂擁而入，砸開了每個庫房的鐵鎖，把裡面存放的所有槍支彈藥洗劫一空。”

許昌分社與反覆辟的這次武鬥持續到14日下午，我那時是個十六七歲的吃瓜中學生，吃過午飯沿着西大街往東跑過去看熱鬧時槍聲已消停，圍觀者洶湧，解放軍戰士在維持秩序，看到戰敗的反覆辟鬥士們從水塔下的據點裡被押出，一臉沮喪。這時我看到了戲劇性的一幕，戰俘群中有四個中年人，有人認出為首的是文革前地委組織部長梁化平和許昌市委書記市長孫景信，市長兒子與我是中學同班同學。圍觀群眾中有人向這四個“當權派”扔石頭吐唾液，四人狼狽不堪。事後有人說，反覆辟從亮出反旗前就開始了扶保自己的“革命幹部”的運作，可惜落了後手，公開支持勝利的二七公社的前地委主要負責人范青民王延太已被分社綁牢，他們只能從已被打倒的“走資派”中篩選，梁孫等四位就是他們相中的目標，邀到反覆辟晤談，不幸被圍被擒獲，點太背了。後來還傳出了反覆辟在許昌當權派中扒出有特殊背景者將之保舉上位，做為自己代言人的傳聞。或許這四位被分社抓住遭到了更非人的虐待，據周光敏說，武鬥結束後得勝的分社頭目還將已被封為“走資派”的地委前領導趙天錫段永健等與梁化平這四位一起拉到豫南七處批鬥虐打，這就是《中共許昌歷史大事記》上說的，10·13武鬥後“不少領導幹部遭毒打”。

有當時處於許昌分社高層者回憶說，10·13武鬥發生時張長生不在市內，二七分社的遊行隊伍從反覆辟門口走過，是由軍分區的宣傳車引導，並無事先策劃，惹怒反覆辟發生武鬥並無預先計劃。張長生聞訊回到許昌，在專醫院看到重傷的戰友，痛哭着怒不可遏，張當年是二十六七歲的轉業軍人工人，血氣方剛，要以暴制暴，血洗反覆辟，被軍分區領導和革命幹部范青民壓下，避免了更多犧牲。半個多世紀一瞬間，當年這場武鬥的細節都已隨風消散，傷者的血和被打的幾個“當權派”的傷痕早已平復洗淨了。

豫南七處武鬥有功，1967年元宵節過後不久，河南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紀登奎率許昌地區“革命領導幹部”王延太、許昌軍分區司令高書官等蒞臨，紀登奎親為豫南七處頒發“革命委員會”證書，把一面“豫南七處革命委員會”證書鏡框雙手授予張長生，並握住張的手說：“熱烈祝賀豫南七處革命委員會誕生！熱烈祝賀你擔任豫南七處革命委員會主任！向豫南七處革命造反派致敬！向許昌二七分社的全體戰友們致敬！”紀登奎在文革中被毛和中央文革看中，火箭般竄上高位，豈是幸致？

為彌合許昌分社與反覆辟的矛盾和爭鬥，各方都出面做工作彌合，1967年11月9日，許昌有了一次“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大聯合”誓師大會，共 100多人參加，紀登奎、王廷太、高書官到會作指示，在省革委會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幫助下"河南二七公社許昌分社"與“許昌反覆辟聯絡站"合併為一派，並達成一個 "十二點"協議。

1968年1月27日河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許昌有三位位列省革委會委員，革命幹部前行署專員王延太、魯山縣的女勞模文香蘭和省汽修廠的工人、分社派的負責人寇保洲，一名學生代表名額空缺。許昌的權利格局定盤，王延太邁過了范青民，寇保洲成了造反派的工人代表，文香蘭只是擺設。3月21日許昌革委會成立，王延太順理成章當上了革委會主任。這種格局“反覆辟”恐怕很失落。在4月8日成立的王延太領銜的反擊右候翻案風核心領導小組"中有寇保洲和張長生，反覆辟的一號負責人蘇勇也位列其中，算是在權利分配中對反覆辟的撫慰吧。

但這種合併和撫慰的結果並不理想，1968年5月13日原來的兩派成員之間又爆發了一場大武鬥。周光敏說，借從中央最高層發起的反擊“二月逆流”，張長生操控的二七分社勢力與蘇勇的反覆辟爭端多多，二人的戾氣部分來自於在權利的分配中他們沒拿到實權（寇保洲位階遠在張長生之上）。5月13日張長生得知蘇勇正在許昌火車站對面的車站飯店召開許昌地區12縣的“反覆辟”頭頭會議，上午9點來鍾，約1000多許昌“二七分社”的工人和學校的二七派紅衛兵包圍了車站大樓，“反覆辟”的人們立即將飯店大門緊閉。“二七分社”的“造反派”們經過兩個多小時的砸門、砸窗之後，占領了一樓和二樓的所有房間，但通往三樓的樓梯口被門板桌椅和大木床層層堵死，從三樓窗口又向外伸出了許多長矛，“二七分社”的人們沖不上去，於是他們就採取了斷水斷電的措施，想把“反覆辟”的人們困在上面。對大樓圍困了整整一晝夜，“二七分社”的“八一戰團”還不斷用衝鋒鎗向大樓射擊，但樓內的“反覆辟”仍不投降。到了14日上午9點，“二七分社”向“反覆辟”發起了“總攻”，有一名八技校的姓孫的學生，被一顆子彈擊中了後背死亡，“二七分社”運來了炸藥包要炸平大樓，緊急關頭軍分區的解放軍戰士衝進大樓阻止炸樓，10點多鐘蘇勇答應投降，但大樓的第四層到飯店一樓的所有樓道口都站滿了“二七分社”的武鬥士們，手揮木棒、皮帶或槍托向從樓上撤下來的“反覆辟”人員打去，此次包括蘇勇在內有80多人受傷。

許昌的這兩次武鬥雖然不算大，但武鬥雙方都動用了機槍，還差點用炸藥包把高樓炸掉，可見槍支在社會上群眾組織之間的泛濫，那時許昌不斷傳出因槍支走火和不同造反組織間因搶奪槍支發生小規模爭鬥打死人的傳聞，這種亂局河南省里的當權者一定是不願看到的吧。看看中央辦公廳存檔的河南省委書記劉建勛與紅太陽的對話：

1967年9月22日，毛澤東南巡途徑河南，劉建勛、紀登奎匯報工作，談到武鬥：

劉：現在少數人打砸搶，叫戰團。

毛：死多少人啊?

紀：鄭州每天都抓人，打死人、打傷人。

劉：我們工作沒做好，我們領導上有責任。

毛：你們河南多少人?

劉：五千萬。

毛：那麼多人，一天死一個，一年三百六十天，才死三百六十人，怕什麼，沒什麼了不起。

劉：現在武鬥動槍，原來民兵那一派有槍，不光是大刀、長矛。

毛：也不必怕，這邊也武裝起來。武裝起來有兩個可能，可能打，也可能不一定打。發了槍可能不打，武裝起來，他就不敢動。

劉：都武裝起來，會打起來的。

毛：一反對二不怕。聽說你們河南形勢很好麼。按你們說的，不是問題很嚴重嗎?

劉：絕大多數人是好的，形勢也是很好的，只是一部分人的問題。

1982年劉建勛致信中紀委和黨中央的信中說似乎沒有發槍。但紀登奎糾正說，發了，誰敢不執行毛澤東的最高指示？結果發槍以後，局勢更加失控，劉建勛很快又下令收槍。

看，紅太陽對武鬥每年只死360個人不以為然，覺得死的不夠多。 

記得看過一個毛身邊的近臣晚年寫的回憶錄里提到過劉建勛，文革前毛乘坐他的專列路過河南，招劉建勛上車詢問河南形勢，這是毛工作的慣例。劉進了毛的包廂，脫鞋光腳盤腿坐在毛的對面，面對紅太陽侃侃而談，不卑不亢。從以上的劉建勛與毛關於武鬥的對話也可以看出，劉建勛面對文革中威望如日中天的偉大領袖敢於面諍，着實不易。河南在1968年後全省武鬥逐漸消停，劉建勛的處置功不可沒。

武鬥不打了，各方都求安定，68年6月7日分社領導人之一、許昌造反派學生領袖胡林濤還被增選為地區革委會副主任，論造反功勞行賞。9月17日許昌開工代會，寇保洲被選為工代會主任，張長生和蘇勇當上了第一第二副主任。後來寇保洲當上了地委副書記，漯河市委第一書記，一直當到了1977年底，胡林濤當上了團地委副書記，進入了接班序列。

可是眼見他起高樓，又眼見他樓塌了。76年9月紅太陽隕落，10月王張江姚束手就擒，天大變，借文革竄升的寇、張、胡、蘇也在劫難逃了，四人都被摘去頂戴花翎，鋃鐺入獄，好在比起北京1970年以清除“五一六”為名被整肅的“五大學生領袖”和各省市同期開始的打着“一打三反”旗號殘酷整肅甚至殘害殺戮的造反派，劉建勛的穩健讓河南的造反派們多過了五六年的好日子，但還是花開終到了花謝日。

嗚呼許昌武鬥，甚至全國武鬥的死者和傷者的血白流了或沒有白流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