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吳嚴 寫於 二零二三年
我以為這是一個極重要、很敏感的題目。說它極重要，在於中國文明和平轉型的時間已不復存在。十年前藉助經濟發展東風與國際幫助是可能和平轉型的，當然前提是當局需要切實的政治改革，這樣，可望經歷兩代人的陣痛過後，這塊土地進入一流文明行列。反之，今日的二流文明地位也將不保，從此淪落為三流文明，乃至再現古羅馬帝國分崩離析局面。無疑，權貴們不會耐聽這號語言，御用吹鼓手且能找出很多理由來反駁此題目荒謬至極，有什麼奇怪，他們必須讓屁股決定腦袋，況且他們中多數人也未必具備能經受檢驗的認知能力。說它很敏感，在於太多的國人，包括精英階層乃至某些民運人在內，對此互為因果的三位一體的破壞性也不免認識不足。因為把今日國人的性格劃歸陳腐價值觀和反動制度的同等層次上，有損太多人的自尊心，而自尊心是不在理智範疇內的。然而，被極權高壓扭曲的自尊心無從推動文明的進步。所以，對此從未如今天這般嚴重情況的三位一體，是時候了要說道說道了。
拙文着重說說價值觀與性格。因為制度在現時中國的惡劣作用，實際多數人已有了共識。但對價值觀與性格的惡劣作用，多數人未必感覺很嚴重。
今人謂之的價值觀，內核乃是一種新的世界觀、人生觀。筆者認為，此變化實由哥白尼的“日心說”發端，配以大航海、殖民而成不可逆轉之勢，再配以科技崛起、代議制被認可而處於不倒地位。而隨着時間的推移，自由、民主、人權作為現代文明保護層的重要性日見凸現。價值觀不可或缺， 在於這是個永恆主題，不談人的命運這個根本，一切無意義。不過，今天的科技手段在文明里的重要性已然居於主導地位，但這是一種新的時代病狂，源自自來強權的無序擴張，也來自人類的短視與驕狂，手段變異成為目的。從文明共相上講，政治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使太多時間內生活太過沉重，人心不可測，導致人對自身命運感到迷惘甚至感到失望和絕望而不惜飲鴆止渴。不能不說，海權對陸權的作用並不都是進步。此局面只能導致兩個結果：1、這個文明這個人類無救，是因不消停的無序擴張只能是個推石上山。2、這個文明這個人類改弦更張，進入不再從屬政治的人權時代。看來，這個文明這個人類多半會從新的迷惘中走出來，因為趨利避害，不願滅絕，在飽嘗人生苦果後可望成為共識。
當今世界普遍不認可俄國侵略烏克蘭，認為已盡脫傳統的地緣政治考量，不免言過其實，但新的價值觀里人類趨利避害的整體考量也清晰可見。此事可喜可賀。整體上還是應肯定海權文明優於陸權文明，在於新的價值觀肯定了糾錯機制的極重要性。二十世紀以來之所以社會主義敗於資本主義，純粹從理念上並推不出誰優於誰，是實踐的作用。例如，今天的美西方並不乏庸才當政，但今天的美西方也不會允許斯大林式偉大領袖唱大戲，從而防止了重大災難出現。又如，二戰後的資本主義國家間好歹不再發生戰爭，社會主義國家間就做不到這一點。值此技術權能已大發威還將進一步大發威的時代，後者可不是小事情。
截止於十九世紀中葉西風東漸，中國人談不上今人理解的價值觀。不是說此前中國人沒有世界觀、人生觀，而是說中國人沒有立基於個人身心自由的價值觀，沒有立足於科學實證上的世界觀。世世代代，中國人世界觀的內核就是個“天不變，道亦不變”，人生觀的最高境界就是個忠君愛國以及衍生品三綱五常。誠然，此種世界觀受到了農耕文明的制約，大體上與生產方式生存方式相適應。而在哥白尼之前，歐洲人的世界觀、人生觀也未必強於中國人，無論如何，歐洲中世紀近七個世紀的“黑暗時代”，並擺不上桌面。
但是，十五六世紀後，歐洲文明終究走上了新路。它仿佛一個人，它終於從少兒時代發育成了青年時代，這個比喻用於文明演進未必準確，卻非常吻合中國人尤其強人被迫面對海風的心理感受：青年時代有什麼好，叛逆心理，惡作劇行為，鬥狠、爭強等等，哪有少兒時代繞膝於父母，只要吃飽了飯便不再胡思亂想來得可愛，少卻了多少人為麻紗。
此種看待海風與國粹的價位區分，今人眼裡無疑是無知、昏聵、難以理喻、可笑至極。無論如何，人不可以停留於形象可愛的少兒時代，必要發育為時常莽撞行事的青年時代，再從種種磨難、挫折中吸取教訓，逐漸走向相對成熟能作出貢獻的中年時代。此實為不言而喻的生活常識。然而，思維已定勢的太多的中國人只要看見“青年時代”的不順眼之事，便本能地發出“人心不古”的感慨。這就是儒家文化日復一日薰陶下的價值觀與性格。
當然這種陳腐價值觀與阿Q性格以及它的酵母儒家文化，皆源自恪守既有秩序、實為堅守既得利益的陸權文明。從來的權貴們不是不明白陳推出新的進步作用，但絕不能容忍“標新立異”行為的可能危及自身統治。事實上，它們不能容忍文明“青年時代”的叛逆行為，也不能容忍單個人進入青年時代的非份言行。自漢承秦制，特別儒學全面得勢，中國的每代王朝，皆是這麼幹的。它們皆孜孜以求於一個超穩固的社會大系統，為文化、文明尤其專制統治的傳承不斷而自豪，且自詡合乎國家、臣民的根本利益。今天的無所不在的維穩、不忘初心等等，可謂青出於藍勝於藍。
這樣的把戲今天的時代已盡現虛偽、霸道、可悲、可惡，已不言而喻。魔術早穿幫，今天的中國人還有幾人相信“為人民服務”？但這是事態的一個方面，事態另有一個方面，便是理智上反對，情感上卻默認，或者說只要做得不過分情感上便能接受。這就是中國人由來已久的國民性格的另一面，業經紅朝七十年無情高壓後進一步扭曲的阿Q性格。簡單地斥其為奴性，多屬情感語言，還應從理智上進一步剖析，它對文明演進，對子孫後代的極大禍害。今天，需要把此種國民性格與反動制度、陳腐價值觀視作反文明的三位一體，全因這個三位一體已難解難分，互為因果。
本來社會生活尤其超大型社會生活，這個三位一體並少不得，它其實就是凝聚力、向心力。它的重要性不在於形式，在於性質。近代以來的列強爭雄，各領風騷，皆離不開硬件上的器物建設，軟件上的這個三位一體。而只要把目光投向百年以上，軟件比硬件更重要，軟件上的打造也比硬件上的打造更難。但凡專制獨裁統治的鐘情於硬件打造，無非硬件直接刺激眼球罷了，得以凸現出政治功效。紅朝七十年，毛皇的眼光其實遠在同僚之上，他的某些見解並非毫無道理。例如他曾斷言政黨也罷，國家也罷，都將走向消亡。
但他失敗了，他失敗不在不該有遠見上，在他的具體措施太不接地氣上。畢竟，文化觀念可以超前也應該超前，政治則只能依時依勢而行，集思廣益，最忌獨斷。前十年改革開放接了地氣，取得了器物成就，但一時的器物成就只是一時的成功，在於軟件沒跟上。改開初期，先強調器物建設有道理、合國情。以後就不能這麼說了。畢竟，社會生活是個系統工程，不同時段可以突出重點，但任何時候都要防止顧此失彼。
習時代則屬於與五百年的歷史經驗與教訓統統對着幹，驅使着這個早就被扭曲的三位一體朝向懸崖狂奔。它已沒有力量使自己停下來了，是因它沒有使自己剎車轉向的糾錯機制。它太傲慢、貪婪、太過迷信謊言與鎮壓功能，信用已蕩然無存，這樣的前提下剎車轉向，等於自殺。它怎麼會甘心自殺呢？
事實上，這也是古羅馬帝國最終不可挽救的歷史教訓。說到底，羅馬走向不可挽救，不宜全用政治得失作解釋，它是價值觀、制度、性格三重作用下的結果。
進一步說，現時中國凡有志於自由、民主、人權者，皆有必要關注一番中國的大秦故事和歐洲的羅馬故事，當然須有不同於官樣文章的參照系。強盛時期的大秦帝國何其令人頭暈目眩，為什麼“亡國滅種”後其子孫再不思復興？而古羅馬帝國在尼祿時代前怎麼說也是一朵空前的人類文明鮮花，羅馬到底是如何走向不可救藥，從此只能漂浮在歷史的天空？固然，歷史給出了答案，大秦太過殘暴，羅馬太過腐敗。但僅僅這樣粗線條說是不夠的。因為歷史另告訴了我們，當殘暴不問對象不加區分，便是自己人也會受不了。此時此刻，“亡國滅種”又有什麼可惜可怕？它只能叫幸事。古羅馬帝國後期走的是另一條路，便是它的腐化墮落把人心全給弄死，生活中找不着真正的羅馬人了。事態到了這一步，縱然《米蘭赦令》後把基督教抬升為國教，因人心全死，也無濟於事了。說到底，文明的主體是人，當人不成其為人，文明也就不成其為文明。而這兩個極重要歷史故事的鮮明特徵，紅朝全占。毛皇時代，中國可謂遍布針對階級敵人的屠宰場，黨內那個絞肉機一樣血淋淋。事實上，文革不能不終止，是權力場的反對力量主導的，主要是眾多的革命元老一樣吃不消了。鄧、江、胡、習改開時代，中國成了口腐敗墮落大染缸，只要掉了進去，便不由你不心黑、手狠，比賽大魚吃小魚。偏生多數黨官早已形成群體嗜血性格，經濟發展提供了他們嗜血的肥沃土壤，於是從比賽大魚吃小魚到全民冷血，也就自然而然。
這也是今天仍需要肯定民國新文化運動的一大理由。曾見一種論調，五四精神誤人不淺，理由是催生了法西斯社會主義這個怪胎。不能不說，此種論調太過膚淺，嚴重忽視了社會主義在中國得勢，自有深刻的內在依據，很大程度上屬於種瓜得瓜，種豆得豆。
今天來看民國新文化運動的得與失。它所得不多，但這不是它的錯，它固然影響了相當多的年青人，其中以在野的知識人為主，但無力撬動中國社會根基，便是汪洋大海般的小農。而正是這個小農階級，構成了日後共產黨革命，建立紅朝的社會基礎。新文化運動的宗旨，在於喚醒這個階級，在提升他們見識的同時改造他們的性格。不幸，中國社會已積重難返。讓阿Q動情的是吳媽，讓阿Q動心的是革命了可以手持鋼鞭將你打。五四精神孽生的一個惡果是那一代原本熱血的年輕人被迫捲入共產黨的政治運動後，自身的人格與行為皆被迫變形，竟幻想用激進的行為來改變國民性格，犯下了欲速則不達的錯誤。因為改造國民性格，是文化的事業，不是政治的事業，它需要在和平歲月里用幾代人時間才能奏效。早期共產黨不乏領袖人物，如陳獨秀、翟秋白，應屬於悲劇人物。他們與爾後野心勃勃、不擇手段的毛澤東之流以及大量紅色江山接班人，不應相提並論。
科學與民主，是當年新文化運動的兩面旗幟。一百年過去了，這兩面旗幟在中國人心目中如何呢？民主，已事實上成了當局眼裡的煽顛罪，成了國人嘲笑為“操空心”的鄙視，就不去說它了。關於科學，此二字早已成了各行各業的門面招牌，依我看中科院也不例外，但是幾個人還關心它的精神？而科學抽掉了精神，它就成了神祇。
此事又與國民性格密切關聯。因為科學精神不是科技成果，前者等於說教，後者才是實惠。這到底是新文化運動的錯，還是現實變異的錯？有趣的是，紅朝權貴厭惡民主，卻也歡迎科學，因為它的強軍護黨可不能沒有科學助力。如果中科院的院士們也對科學奉行實用主義，紅朝一樣接受不了。這方面的突出例子是近幾年來的芯片大躍進，紛紛報喜捷報的後面，是天文數字的資金砸下去後，實際效果可憐巴巴。權貴們敢揭示深層次原因嗎？它把治下的人變異成了這樣，就算真箇對體制改革又能怎樣？看來，某貴人相信他的思想會扭轉這一切，可是歷史告訴了我們，在一個權力即思想的國度，思想太多了，往往廉價得就如同女人的衛生巾。
這就是陳腐價值觀和阿Q性格交合後的超強能量。中共怎麼會想得到呢，它打造的特色價值觀所培育的臣民性格會如此反噬自身。也許，它已有所醒悟。但即便如此，也晚了。事兒明擺着，紅朝不倒，此種臣民性格便不會變。而就算紅朝倒了，此種臣民性格仍會存在相當時期。因為凡有相當閱歷的人皆知，人心不可測，利他的性格總是鳳毛麟角，利己的性格源自天性。希翼前者發揚光大，從來收效極微。而不使利己的性格走向失控，需要健康的價值觀、道德、制度不能鬆懈的多重作用。我們為什麼追求民主，根本理由在此。實際，對生活失望形成的灰暗心理與偏執性格一經泛濫成災，就是一場高烈度瘟疫，無分貴賤，皆會感染，而當形成免疫力後，縱有健康的價值觀和良好的制度，於性格的本能反應也作用有限了。仍如前所述，讓阿Q動情的是吳媽，可不是孔子和馬克思。當然，貴人們斷不會承認他們也是阿Q，但這事重要嗎？
這就不得不對紅朝七十餘年的作為再作梳理了。筆者以為，紅朝前三十年是大秦，後四十年是羅馬，是能夠成立的。這兩個階段屬於因果關係，但側重點也不同。就對國民性格的強行重塑來講，毛皇時代，邏輯上真還不是一點不通，至少形式上仍有五四精神遺風。從邏輯上講，用那個時代不失為時髦的馬列學說來取代早已無生命力的儒家說教，屬於革新之舉。儒家學說能統治中國思想十幾個世紀，靠的是它雖然窒息了良知卻未剿殺良心。在那個“天不變，道亦不變”的農耕文明時代，良心於維護世道人心是有功的。但是，無論儒家學說對農耕文明有多大貢獻，它不再適應工商業文明也是顯然的。時代已變化，海權注重的乃是人的自主性、創造性、新個性、新情感。海權不避諱人性不完美，敢於承認人性有善也有惡，等等。儒家不可能對此毫無察覺，卻為了既有生活秩序“長治久安”，硬是奉行鴕鳥政策。儒家最大失誤也是最大罪過，乃是為了討好專制皇權，不惜扼殺人的自由天性，讓臣民皆成為“國朝”的工蟻，讓虛偽又兇殘的奴性充斥生活的每個角落，於是嚴重違反了流水才能不腐的自然律，從根本上堵塞了文明走發展新路。針對新時代不可逆轉的時代大潮，認定儒學需要讓位於科學與民主，是民初有志於新生活者的共識，根本上沒有錯。
但自毛澤東得勢尤其建立紅朝後，中共初衷全變。這裡有時勢不由人的原因，作為一個建立在小農與流民的社會基礎上的新貴政權，它需要論功行賞，滿足新的官僚群體打江山、坐江山的原始訴求，否則，紅朝只一個內部生亂就不免崩塌，至少治理效率不會顯著。不能不說，日後史書上提及紅朝，一定會承認它的統治效率高。筆者以為，1957年由鼓勵鳴放到對知識界大剿殺，不全是毛澤東言而無信的品行問題。他不能不要江山，沒了這塊平台，他怎麼辦？所以他不能讓新貴們太失望而離心。偏生他的革命目的是再做千古一帝，正如他反孔的目的是要超越那位古人的名氣聲望一樣。此外，上船容易下船難，紅朝想不打馬列社會主義招牌都不行了，一是會自己否定自己革命的合理性，二是找不着能維繫獨裁統治更靚麗的招牌，無論如何，它不能再打皇權皇朝的旗號，於是管它是假戲還是真戲，只能照演不誤。致命性的癌病毒就這樣注入到了紅朝身上，也注入到了中國社會身上。
可是，這個癌病毒一當注入紅朝和中國社會身上，它就自有它的演化曲線。截止於文革爆發，它不失為處於潛伏期。文革十年，嚴格來講，它仍屬於中期。改革開放前十年，是它似乎還有自愈可能的表現。六•四以後，它就進入晚期了，今天從性質上講癌症已進入了垂危期，世道人心從激情走向迷茫，再從失望走向絕望到無可救藥見證了這一點。改開後經濟上的擴張、發展掩蓋了這一點，但那是肥皂泡般的美麗。作為其它階層，看不見這一點，不奇怪，作為民運人也看不見這一點，就令人無語了。一個集匯了十幾億人的大社會，絕大多數人被弄得人生之哀，已莫大於心死。不要以為這是生活邊緣人面對高壓的一時屈從，而是絕大多數人已然性格冷血下的比賽“天塌下來自有高子頂”，縱觀古今中外，休說文明的大轉型尤其打造新紀元，就是相對健康的社會生活，是由一個死靈魂群體完成的？
撫今追昔，再展望未來，中國文明之病，實在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歷史已經遠去，法律上似不宜多問責歷史舊賬，文化上及引申的價值觀上卻不宜把此歷史一風吹，對仍然“不忘初心”也就是堅持走舊路的紅朝歷史更不能一風吹。
那麼，如何理解台、港和新加坡仍屬儒家文化圈，卻不影響它們進入現代行列的現實？
回答這個問題很容易。儒家作為皇權倀鬼，極力主張國人向古聖先賢看的主功能應予否定，不等於它肯定良心潤滑世道人心作用的次功能也要否定。社會生活的平衡少不得相當的默契，只要不涉及重大命題，理性就不可以也無必要強行凌駕於情感之上。正如俗語所言，“夫妻間不是講理的關係”。特別是，新加坡和曾經的香港步入現代之路，靠的是法治，這個法治來自民主、憲政理念，而不是來自儒學的君臣父子。關於台灣，誰都知道它的民主轉型源自現代人權新價值，既非“興滅國，繼絕世”，更非什麼“特色”。
另有一點也應談談。中國真箇性格普遍冷血，近乎精神已死麼？君不見，戰狼外交，網上不絕於耳的討伐美帝的正氣凜然聲音，幾個黨團員二次宣誓時不是神情莊嚴，拳頭高舉？生活中又有幾人歡迎不和諧言行？它們，能說不是時代強音，不是大國崛起的民族新精神？
然而，我以為面對這號政治魔術，不排除中南海也會有人苦笑無語。所謂戰狼外交，當事人奉命行事罷了。最高要顯示他才是男兒，當然要命令必須吃黨飯的戲子演戲給懷疑他能力的臣民看。網上那些正氣凜然聲音，有幾條帖子經得住邏輯分析和時間檢驗？特別那些標題黨和嚇尿體，實在不該出現在大國的身上。如果很多帖子真箇由監獄犯人中的輿管員所發，那就更搞笑了。驪山囚徒充軍後真會真心保衛偉大的大秦帝國？項羽得以在巨鹿戰役擊敗秦軍主力，其中有沒有這個因素呢？關於二次宣誓時的神情莊嚴，拳頭高舉，中南海群英里只恐只有習總書記發自內心，因為那個誓詞的背面明明寫的是，我就是黨。我有個朋友就是中共黨員，我看過他的二次宣誓照，決不比電影裡的表演差，事後我問他的感受如何，他生氣地答：“你是嘲笑我，還是當了真”？而那個生活中的不和諧言行不受歡迎，反證的是幾個人不是生活在恐懼之中而討厭“操空心”。
這就是伴隨大國崛起的民族新精神，由這樣的民族新精神充當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燈塔？那大量的小粉紅仗着有後台，侮辱國人智商當然可以，侮辱得了人類的智商麼？
結語。
我個人堅信專制不合時宜，民主事業必勝。此非喊口號，唱高調，而是世道人心已不可持續給出的結論，是文明進入海權、空權和未來人權時代的要求，是人終究希望自己活得有尊嚴、有價值的本能反應。
但是，我也深信中國的事情不會如此簡單。既然紅朝的七十年，前三十年是大秦，後四十年是羅馬，且分明獲得了這塊土地自覺不自覺的配合，它就勢必引發時勢不由人的後續效應。
看來，中共偉光正不是虛言。一部《二十四史》，鮮見哪個王朝有它的如此魄力，短短幾十年間就把朝野的良知和新文化運動激活的正氣扼殺得如此乾淨。它仍不滿足，不肯消停。外部世界已進入了空權時代，其顯著標誌是信息可瞬間全球流動，思想必要活躍，中國人迎來的卻是緊箍咒時代，那個“不得妄議”，不正是唐僧制伏孫悟空的緊箍咒。孫悟空再也不敢大鬧天宮了，天庭得以和諧、寧靜，但是嫦娥的悽苦冷清生活幾人察之？李商隱寫了“嫦娥應悔偷靈藥”，他卻不知他若生在紅朝，他就是個標準的“煽顛”分子。然而人間若無煽顛言行，文明將停留在刀耕火種時代。
一句話，理論上中國當然可望躋身一流文明之列，但至少也是半個世紀後的事兒，多半要等上一百年。理由很簡單，價值觀、制度、性格這個三位一體的能量太大。那些假大空口號、目標，其實世界和國人見識得太多，結果是紛紛淪為笑料。重要的不是“唱衰”不“唱衰”，而是皆要有經得住時間檢驗的依據。
今日中國，經濟蕭條，政權內鬥，將強烈衝擊這個三位一體。挑起台海戰爭是中共解體的導火索，台海若開戰，於中南海只會凶多吉少，再步今日克里姆林宮騎虎難下的後塵，一樣將強烈衝擊這個三位一體。但都不足以使這個三位一體解體。甚至，新生代的可望大覺醒大抗爭，固然能加速民主時代到來，但那是政治，不是文化。
中國已失去了文化上再生的歷史條件，國民性格上也就失去了一兩代人時間內知恥後勇的基礎。但是中國希望躋身一流文明行列，又決然離不開文化上浴火重生，否則改造不了這個讓人無語、背負沉重歷史包袱的價值觀和國民性格，進而導致新的民主制度仍有空轉危險。化解這個頑疾，傳統的路數已很難奏效，不排除要靠國家強行解體這個激烈手段的矯枉過正。若果如此，導致此局面的原因何在，罪在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