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至今日依然有相當多“唐宋變革論”的擁戴者，這些學者認為“變革論”或作為一種正確的歷史認知，或作為至少是一種基本正確的理論框架來指導具體研究。質疑“唐宋變革論”的觀點是，將歐洲歷史脈絡套用中國歷史不具有科學性，從歷史觀角度看，以往“唐宋變革論”引發的各種變革論是建立在“線性史觀”基礎上的，而“線性史觀”無論是中國史學界還是西方史學界都有過質疑，其次即便套用“線性史觀”看歐洲文藝復興的大變革，相對於中國大變革不是唐宋而是宋元或元明。筆者認為，導致這些爭議原點是歷史原始框架可能出現偏差，我們研究歷史的範本是“通史”還是“正史”？比如像《資治通鑑》這樣記載詳細的史料對後人研究歷史到底有沒有意義？復旦朱維錚先生的學生薑鵬教授曾經指出，《資治通鑑》只能作為研究中國古代思想史而不是歷史來研究，因為《通鑑》本身就有其史觀作軸線，作者司馬光就曾說寫《通鑑》的目的就是“借古而否今”，今天再以《通鑑》作史學範本不就是站在古人的角度看歷史嗎？

        歸根到底，“唐宋變革論”最核心的認識就是唐宋時期，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等重要方面或某些方面的重要內容發生了根本性變化。而這一陳述中涉及問題本質的實際上是兩個關鍵詞，即“重要”和“根本性”，若按照以往質疑“唐宋變革論”的思考方式就是在所討論的時期是否有“重要”和“根本性”變化？筆者覺得這樣的質疑依然沒有跳出本身框架，我們要把問題放在確定“重要”和“根本性”標準是什麼？我們在敘述歷史是否準確或者進步是相對而言的，這裡的標準如何確定？“唐宋變革論”的標準不就是依據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變革來確立的嗎？而四九年後的中國史學界應用“五種社會形態”來劃分中國歷史，與其說是按照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不如準確地說是舊蘇聯斯大林劃分全人類歷史極為教條的標準。李華瑞教授的觀點是，走出《唐宋變革論》就需要中國學者對唐宋歷史符合本國歷史發展原貌的斷代分期，這裡要注意的是，內藤湖南的假說誇大了唐宋之際變革在中國歷史的變革意義，正如許多專家認為，唐宋變革相對於春秋戰國之際發生的大變革使中國社會逐步走向帝制或者1840年由帝國主義國家入侵導致中國社會發生劇變而言，充其量只是個“中小型變革”。另外，重新界定“唐宋變革論”必須關注遼宋西夏金史之全局意識，這樣才能全面書寫十一到十三世紀中華民族斷代史，我們在重視李先生的觀點同時，不難感受到其背後暗含着只要是“許多”專家認可的變革標準就能夠用來劃分中國史，那麼按照這樣的邏輯，“唐宋變革論”存在的問題是有一個更讓大多數中國學者認可的“變革論”將其取而代之。

          中國歷史或者世界歷史是否有一個可能以及應當獲得大部分研究者認同的劃分標準？回答當然是否定的，中國古代王朝的史學家關注王朝興衰史，49年後主要基於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來對歷史劃分，上世紀八十年代興起的各種“變革論”除了生產方式以外，還關注社會文化的變化，總之由於人們對歷史進程認知是多元的，那麼判定“變革”標準也應該是多元的。

          筆者在關注國內熱議“唐宋變革論”時發現有一股傾向，即“逢談變革論必談內藤湖南”，正面說日本漢學界開拓了中國史觀的有，冷嘲熱諷的也不在少數。內藤的確主張將唐宋劃為中國“中世”和“近代”的分水嶺，但重視唐宋變革的第一人應該是南宋史家鄭樵，鄭樵有句名言：“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狀，家有譜系，官之選舉必由於簿狀，家之婚姻必由於譜系。”“自五季以來，取士不問家世，婚姻不問閥閱。”這不是簡單的史料，而是精闢的史論。 豈止鄭樵一人而已，在他之前有沈括，在他之後如王明清、胡應麟、顧炎武等人，均對唐宋變革有所洞察。 沈括側重婚姻習俗的變化：隋唐“重族望”，士庶不通婚，“其俗至唐末方漸衰息”。 王明清着眼高門士族的衰敗：“唐朝崔、盧、李、鄭及城南韋、杜二家，蟬聯珪組，世為顯著。 至本朝絕無聞人。”胡應麟披露門閥制度的崩潰：“五代以還，不崇門閥。 譜牒之學，遂絕不傳。”顧炎武揭示土地私有的演進時道，土地占有者在漢朝、唐朝被貶稱為“豪民”“兼併之徒”，“宋已下則公然號為‘田主’矣”。陳寅恪先生在《論韓愈》一文中也言及了唐宋變革，“唐代之史可分前後兩期，前期結束南北朝相承之舊局面，後期開啟趙宋以降之新局面，關於政治社會經濟者如此，關於文化學術者亦莫不如此。”張澤咸先生曾引經據典，以此作為重要依據認為唐宋之際變革論“還不如唐中葉變革說有力”。可見陳先生和內藤先生將唐宋分水嶺定在中唐是一致的。諸如此類的論述均表明,唐宋在中國，唐宋變革論的洞察者和提倡者也在中國，而不能否認內藤湖南概括總結並且立了論，可嘆國內史學界慧眼之少，數典忘祖者之多。

        引進“唐宋變革論”到中國之初，確實促進了中國國史研究和開拓。它使史學界擺脫了只注重政治制度史的局限，使史學研究趨向於多元，同時也促成對某些具體問題的研究，如唐宋時期的城市史，社會史，文化史等。但這幾十年來通過這樣的開拓也使學界造成了些負面影響，成一農先生將此稱作“精緻的平庸”很是貼切，推崇“變革論”者沿着《概括性的唐宋時代觀》的認證框架和方式在宋元，元明或者明清大做文章，其研究水平高低的差異僅僅在於史料運用的嫻熟或者邏輯的周密或論述之精彩，但得出的結論不會“出乎意料”，對加深和拓展人們對於歷史的認知毫無作用。北大閻步克先生在論文中特別提到日本第三代漢學家谷川道雄，他提出的中國中世的豪族共同體是一個非封建體系而有別於歐洲封建模式，這樣一個嶄新的理論體系出現在內藤湖南所圈定的“變革論”框架之後的日本學界，而不是當今中國說明了什麼？

          筆者認為，中國多少年來只有“精緻的平庸”原因是中國史學傳統研究環境的制約和研究模式的缺陷。至少目前的中國教育大綱依然狹義的受到國家體制的束縛，從普及教育到高等教育的人才選拔和教師隊伍的更新都在公知的道理下運轉，而這樣的運轉使得本來應有的大學自由開放的學術思維受到壓制或排斥。在研究模式方面，西方傳統中“理論不等於事實”，理論有其適用性和涵蓋面，因此自提出理論開始就面對質疑，而學者在研究中也總是思考如何對以往理論的突破，基於史料積累上的理論更新是西方學術研究的模式即“理論更新”。這樣也使西方學者有着很好的思維訓練。而中國的學術傳統完全不同，時至今日，其發展模式依然是建立在史料基礎上通過積累史料而達成漸進式移動即“史料積累”，正如中國學者面對“變革論”時質疑的問題是“理論是否有史實支撐？”“理論是否符合史實？”等問題，而極少考慮用於建構理論的歷史認知或者更上層的理論以及理論本身是否存在問題等，面對被視為“經典”的理論，中國學者對於他們不僅缺乏懷疑和批判精神，而且也缺乏懷疑和批判的能力。推動歷史研究產生根本變化或者豐富我們對於歷史的認識的，絕不是“史實”簡單地積累，也不是“框架下”“套路”的嫻熟運用，而應該是更高層次問題的關心和研究，這也是筆者借《唐宋變革論》闡述的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