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二三年

近日，廣東汕尾美團騎手集體停工事件不斷在社交平台發酵。據了解，該事件起因與騎手外賣訂單價格不斷下挫，並取消雨天補貼有關。

　　4月21日，有信息稱美團通過貨拉拉等方式運送大量來自惠州、梅州等地電動車至汕尾，同時亦有大量外地美團騎手被調至汕尾。相關信息顯示，被抽調騎手每單按10元/單計算，保底200元一天。

　　所謂停工，也就是傳說中的罷工。講“罷工”，對於某些勢力來說，好說不好聽。所以，改成了“停工事件”。這麼一改，似乎人們就不會聯想到工人罷工、工人階級先鋒隊這樣的概念了。

　　那麼，毫無疑問，作為仍然打着工人階級領導旗號、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的政權，對於工人維護自己合法權益的行動是要支持的，對於資本家損害工人階級合法利益的行為，是要反對和懲罰的。但是，似乎把“罷工”改成“停工事件”，那麼，政權就沒有這些義務了，就可以對這類事件不加處置了。

　　事實也是如此，沒看到當地政府對美團工人有什麼支持，也沒有看到對美團有什麼限制和懲處。

　　在發揮企業主體地位、政府發揚“店小二”精神，對企業家犯罪能不立案就不立案 、能不抓就不抓、能不審就不審、能不判實刑就不判實刑的今天，當地政府這麼做，似乎合情合理合法，當地自然也不接受什麼批評。

　　我想強調的是什麼呢？

　　我想強調的是國家的動員能力，其實就是政權的動員能力。所謂動員能力，就政權是分配各行業勞動力、平衡各行業各階層的利益、維護公社公平正義健康運行、支撐國家動員人力物力的能力。政權要組建政治、經濟、軍事、教育、醫療等領域的重大工程，說到底，就必須有足夠強大的動員人力物力的能力。物力，是間接的人力，國家或者說政權的動員能力，實際上就是動員人力的能力，就是對勞動者進行行業分配、組織勞動者進行生產、建設、勞動的能力。

　　經常聽說，當前，“民營企業”在整個經濟體系中具有重要地位，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新增就業和企業數量。如果沒有民營企業的發展，就沒有整個經濟的穩定發展，如果沒有高質量的民營企業體系，就沒有現代產業體系，支持民營企業發展就是支持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那些為了所謂“個人安全”、不支持民營企業發展的行為，在政治取向上存在很大問題，必須堅決予以糾正。

　　以上這個說法，似乎理直氣壯、無法反駁。

　　但是，我還是要問一下，當年，國營全民所有制企業提供90%以上的稅收、90%以上的GDP，90%以上的技術創新，9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新增就業和企業數量時，怎麼就沒有人說“如果沒有國營企業的發展，就沒有整個經濟的穩定發展，如果沒有高質量的國營企業體系，就沒有現代產業體系，支持國營企業發展就是支持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那些以搞活市場為由，不支持國營企業發展，反而讓國營企業工人下崗、人生豪邁、從頭再來的言論和行為，在政治取向上存在很大問題，必須堅決予以糾正。”相反，我們聽到的是國營企業效率低、壟斷、養懶漢之類的指責，要好水快流，要引進外資，要股份化，要關停並轉遷，要倒閉……

　　怎麼就如此“雙標”呢？

　　現在，作為“民營企業”代表的美團，發生了罷工事件，美團方面對於工人的要求，不論合理與不合理，均堅決拒絕，並從其他地方臨時調來大量快遞員，補足了當地因罷工而導致的員工不足。自然，這樣當地員工的罷工要求，不管合理不合理，就不必理會了，危機也就解除了。

　　我更想強調的是，在保障快遞員合法利益上，政權再一次缺席了，甚至連個仲裁也沒有，政權完全放棄了自己的角色，把仲裁權交給了“市場”，自然，政權在這些快遞員中的權威和意義，也完全消失了。

　　原本，一個社會經濟要健康發展，必須合理進行社會分工，有重工業、有輕工業、有軍工業、有農業、有商業、有教育、有科研、有建設、有醫療、有教育、有服務業、有軍隊、有警察、有政府等等，各行業在各地區要有合比例的勞動者數量，要合比例地發展，不能這個過長、那個過短。各行業勞動者所得的利益，應該符合其勞動付出，能夠養家糊口，能夠娶得起、嫁得起、養得起孩子、上得起學、住得起房子、養得起老，這樣的經濟，才能夠相互補充、相互促進，才能百業興旺，才是健康的。這種健康狀態，要在政權的權威組織之下，才能實現，僅僅靠“市場”的調節，是不可能達到的，甚至“市場”會刻意製造出各種矛盾，破壞這種健康。

　　現在，按照市場經濟原則，政權對經濟儘量不管，把決定各行業勞動者的數量分配、各行業勞動者的勞動所得的職權，打着發揮企業市場主體地位的旗號，交給了“市場”，也就是交給各種私有資本包括外資金融資本，讓資本自己配置勞動力資源，讓資本分配勞動者所得，政權不加干涉。結果是什麼呢？結果就是有些行業收入較高，比如所謂金融業，畸形發展，有些行業收入很低，勞動者無法自養，發展乏力，比如工業、農業。這就導致經濟結構嚴重畸形。越是發揮資本的市場主體地位，則經濟結構越畸形，勞動者的所得越低於其勞動付出，直到無法自養，不敢生、不敢娶、不敢嫁、不能安居、不能教育、不能養老……。

　　外賣，說到底，是個服務業，並不是政權的核心產業、支柱產業。欲發展體系完備的工業、農業、科研、教育、醫療體系，很難；但是，要發展快遞這樣的服務業，則容易得很。政權放棄了對重工業、基礎工業、軍工業、輕工業、農業發展的組織領導，不再平衡這些關鍵產業的勞動所得，所以，勞動者紛紛離開這些產業，湧向見效快、技術水平低的服務業——快遞之類。

　　當政權把分配行業勞動力、平衡行業勞動者利益的職能交給“市場”也就是交給資本之後，似乎省了麻煩，但後果卻是，政權再也沒有能力分配行業勞動力、再也無法保障勞動者的合法收益，再也不能動員人力物力於關鍵領域、關鍵工程、關鍵事業，再也無法保證各行業合比例、健康發展了，再也沒有了直接動員勞動者的強大能力。

　　而勞動者和政權之間，因為隔着資本這道高牆，勞動者無法直接貢獻於政權的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組織和計劃。即使勞動者是愛國的、擁護政權的，也要得到資本的同意和支持，才能有實質性的愛國行動和貢獻；即使得到了資本的同意和支持，則勞動者的實際貢獻，也被資本割一刀後，才能小部分地貢獻給政權。而且，即使是勞動者對政權的這些貢獻，因為經過了資本之手，也被認定為是資本（企業）的貢獻，勞動者的實際貢獻，被資本貪污了，被政權忽略了。對於政權來說，似乎只要有企業家就可以了，勞動者並不那麼重要，似乎可有可無。

　　這種認識，是各地政府“店小二”精神的依據，是發揮企業家主體地位的依據，是所謂企業家犯罪能不立案就不立案、能不抓就不抓、能不審不審、能不判實刑就不判實型的經濟依據。似乎，這個社會可以不要勞動者，只要“企業家”主要是民營企業家，就可以健康發展了。實際上，也的確有經濟學家（王福重）認為，“農民”對國家沒有做什麼貢獻。

　　簡單地說，就是政權把分配各行業的勞動力數量、分配各行業領域勞動者勞動所得、社會最基本的衣食住行藥醫教學等保障、國家動員人力物力等義務，都直接交給在私有資本、企業和企業家之手，而對勞動者才是最根本的貢獻者的事實，完全忽略了。

　　因為要依賴企業家實現政權動員人力物力的能力，所以，對於企業家的違法、壓榨行為，也就只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甚至是明里暗裡支持；對於工人維護自己合法權益的鬥爭，則要麼不理睬，要麼配合企業家進行壓制。

　　這樣的結果是什麼呢？一是政權獲得了資本家的支持，但是，卻喪失了勞動者的支持。二是因為資本家要榨取工人的價值，所以，工人勞動的貢獻，只有一小部分能成為國家的動員能力，大部分不能被政權動員；嚴重時，完全不能被動員。這就導致政權的動員能力大大削弱，政權喪失根基。三是因為把動員能力建立在所謂企業家的貢獻之上，所以，政權必須向企業家出讓相當一部分政權，出讓多少，取決於私有資本的在國民經濟中的占比，這就進一步削弱了政權的基礎和權威。四是資本勢力強大到一定程度，也必然向政權滲透，攫取更大的政治權益，甚至形成割據局面，對抗政權、分裂政權，更甚至勾結外部勢力，推翻政權。歷史上改朝換代，多的是大資本、大官僚廢舊立新。五是勞動者，作為政權動員能力的最終、最根本的貢獻者，因為其貢獻得不到政權的承認、其生活也得不到政權和資本的保障，所以，對資本、對政權必然充滿隔閡和仇視，對政權並不認同。

　　我們強調國營全民所有制經濟主體地位，就是消除政權與勞動者的隔閡，把動員人力物力、分配各行業勞動資源、平衡各行業勞動者利益收入的權力，直接收歸政權，繞過或者拆除私有資本這道高牆，打通政權和勞動者的直接關係，保障勞動者的基本權益，提高動員效率和能力。

　　發展國營全民所有制經濟，是“為民爭利”，不是“與民爭利”。相反，私有經濟發展，才是“與民爭利”，是導致貧富分化的根源。

　　我們不反對發展民營企業，甚至我們支持民族私有企業在某些工業生產領域做大做強，但是，我們反對民營企業壟斷過多的勞動者和資源，反對“私有資本”過多地滲透到醫療、教育、文化、住房等保障領域，堅決反對私有資本特別是外資金融資本滲入到重工業、軍工業、高科技產業、高等教育、基礎教育、農業、商業等領域。

　　目前，中國國內市場已經有相當強大的私有金融資本特別是外資金融資本，已經在政權和勞動者之間形成了一道高牆、鴻溝，阻滯了政權對勞動者的直接動員關係，並已經對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形成的重大威脅，對政權的人民性和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構成了危害。美團的如此表現，無非揭開了資本醜惡的一面而已。如何發展壯大公有制經濟，並同時限制、化解這些金融資本，讓其無法興風作浪、無法危害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無法過多影響政權和勞動者的直接動員關係，才是當前最大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