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的來源真相，新冠疫情的發生真相不應是小圈子裡的秘密。


接續：誰設計、製造了新冠病毒（四）欲蓋彌彰 1


薩克斯教授與新冠溯源（續）


5月19日的PNAS文章


在6月15日發表公開講話前的2022年5月19日，傑弗里·薩克斯教授聯同哥倫比亞大學藥理學和治療學系、麻醉學系尼爾·哈里森（Neil L. Harrison）教授，在PNAS(Proceedings of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期刊上發表了如下文章：

A call for an independent i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the SARS-CoV-2 virus
（呼籲對SARS-COV-2病毒的起源進行獨立調查）
https://www.pnas.org/doi/10.1073/pnas.2202769119

文章要點如下：

1、中國當局提高透明度，毫無疑問，對新冠病毒的起源調查將大有幫助；然而，從美國境內的研究機構也可以收集很多重要信息，但這些信息並未披露、提交給獨立、透明的科學調查。

2、美國境內可用的數據包括但不限於研究中收集和持有的病毒序列，來自美國實驗室的測序數據和實驗室筆記本等等。我們呼籲美國政府科學機構，尤其是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支持對SARS-CoV-2的起源進行全面、獨立和透明的調查（從中美兩個方向全面調查）。

3、2021年（5月26日），美國總統喬·拜登(Joe Biden)委託美國情報界(IC，The US Intelligence Community)調查新冠病毒的來源。IC在公開發表的聲明中寫道，“參與調查的各機構評估認為，以下兩種假設皆有可能：自然接觸受感染動物和實驗室相關事件”。目前尚不清楚，IC是否調查了得到美國（資助）支持的境外病毒研究活動，以及美國本土的病毒研究活動。IC也許這樣做了，但事實是，IC並沒有向美國科學界（和公眾）公布、提供任何（具體的）調查發現，以供獨立和透明的分析、評估。如果IC沒有對美國境外和美國本土的病毒研究活動進行調查，那麼其調查遠遠談不上是全面的調查。

4、對美國本土病毒研究活動缺乏獨立、透明的調查產生了四個高度不利的後果。首先， 公眾對美國負責任地管理科學活動的信任已經動搖；其次，對SARS-COV-2起源的調查已在美國國會內政治化，獨立和透明的溯源調查已被阻塞和延遲；第三，對實驗室相關事件（病毒功能增益改造）有深刻了解的美國研究人員並未有效地（向公眾）分享（、宣傳）其專業知識；第四，NIH對SARS-COV-2溯源調查設置障礙，這加深了對美國生物探索研究活動的不信任。

5、在武漢進行的類SARS冠狀病毒（蝙蝠冠狀病毒）研究是美國政府推出的科學研究（冠狀病毒研究）計劃的一部分，為這些病毒研究活動提供資金的美國政府機構包括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美國國防部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US 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美國國防部國防威脅降低局（DTRA，Defense Threat Reduction Agency ）、美國國土安全部（DHS，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等等。

6、參加EHA（Ecohealth Alliance，生態健康聯盟，美國政府病毒研究的代理組織者、美國病毒研究資金分發的白手套）協調的冠狀病毒研究活動的研究機構除中國的武漢病毒研究所（WIV，Wuhan Institute of Virology）外，還包括幾所美國研究機構和（中美之外）其它國家的研究機構（注，如杜克-新加坡國立大學醫學院王林發團隊）。參與研究的多個美國研究機構中的兩個代表是北卡羅來納大學（UNC，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加利福尼亞大學戴維斯分校（UCD，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Davis）。通過NIH的一系列贈款（、資助）、美國國際開發署的（國際合作）合同、EHA的（跨國）協調，美國獲得了來自中國西南部和東南亞的類SARS蝙蝠冠狀病毒（毒株樣本或基因序列）；對這些病毒的研究，不僅發生在武漢（包括武漢大學、武漢CDC以及WIV），而且發生在美國本土，對這些病毒的操縱（編輯、改造）尤其涉及UNC（北卡羅來納大學）。

注A。迄今為止，被調查的生物實驗室只有中國的武漢病毒研究所和武漢大學生物實驗室，參與EHA組織的病毒研究的幾所美國研究機構和第三國研究機構從未被調查；眾多媒體只提EHA和武漢病毒研究所，絕口不提美國研究機構，讓公眾誤以為美國研究機構沒有參加EHA組織的病毒研究活動，EHA的合作方只有武漢病毒研究所。

注B。依據EHA為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制定的Defuse項目計劃書，武漢病毒研究所在Defuse項目中的分工是：搜集、檢測（分離、鑑定 、測序）蝙蝠來源的天然冠狀病毒，實驗測試蝙蝠冠狀病毒與人或動物ACE2的結合能力（只有少數蝙蝠冠狀病毒能結合蝙蝠、人類或其它物種的ACE2，測試的目的就是找出有ACE2結合能力的特殊蝙蝠冠狀病毒），WIV不負責對冠狀病毒的改造；按照Defuse項目計劃書的職責分工，對冠狀病毒的改造工作（包括插入furin酶切位點）主要由Ralph S. Baric（拉爾夫·巴里克）領導的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團隊負責。

注C。在Defuse項目之外，開展SARS相關的嵌合病毒研究、功能增益改造研究，並以人體細胞、人體組織樣本、人源化小鼠試驗改造病毒感染、致病能力的，也是Ralph S. Baric等美國科學家，但美國媒體等媒體經常將這些危險研究移花接木、張冠李戴到了武漢病毒研究所頭上。

7、EHA、UNC、NIH、USAID、DARPA、DTRA、DHS等研究機構、資助機構未向美國科學界和美國公眾披露其活動；NIH、美國國際開發署等政府機構一直堅決拒絕披露EHA-WIV-UNC工作計劃的完整細節。

註：美國拒絕披露其自身病毒研究信息，但一直樂於披露、散布虛假的或摻假的可將矛頭和視線引向武漢病毒研究所的信息；他們一直謊稱武漢病毒研究所開展了功能增益研究，而事實上，武漢病毒研究所從未發表過功能增益研究論文。他們避口不談大肆開展功能增益研究，並以聯邦資金資助本國功能增益研究的，正是他們自己；他們避重就輕，將本國的捂蓋行為歸因於其政府機構資助了武漢病毒研究所，以迴避其自身開展危險病毒研究的事實；他們宣傳蝙蝠冠狀病毒是高度危險的，武漢病毒研究所一直在研究高度危險的蝙蝠冠狀病毒。然而，真相是，已知的蝙蝠冠狀病毒沒有一種可使人類發病（產生臨床疾病症狀），在新冠病毒出現前，可使人致病的六種冠狀病毒（HCoV-229E、HCoV-NL63、HCoV-OC43、HCoV-HKU1、SARS-CoV、MERS-CoV），無一是蝙蝠冠狀病毒。

8、SARS-COV-2刺突蛋白S1亞基、S2亞基交界處（S1/S2處）存在異乎尋常的四氨基酸殘基獨特插入“PRRA”（脯氨酸-精氨酸-精氨酸-丙氨酸，後三個氨基酸RRA與其後的精氨酸R組成了新冠病毒的短furin切割序列“RRAR”），從下面的SARS-COV-2（Wuhan-Hu-1毒株）與其近親病毒aa序列（amino acid sequence）對照圖清晰可見，SARS-COV-2的“PRRA”插入在眾多近親病毒中非常突兀（圖片頂部的紅色箭頭指示的是S1、S2亞基交界處）。迄今為止，SARS-COV-2是乙型冠狀病毒屬Sarbecovirus亞屬（即冠狀病毒β譜系B支系）唯一一種含有FCS（Furin Cleavage Site，furin切割位點或furin酶切位點）的病毒，也是唯一一種具有“PRRA”插入的病毒。（這兩點異乎尋常之處難以用自然演化解釋，）這意味着SARS-COV-2很可能是實驗室操縱的產物。

新冠與進化樹中近親病毒的aa序列對照圖；S1/S2處可見獨特、突兀的“PRRA”插入。

9、（不止如此，更不可思議的是）SARS-CoV-2的長furin切割序列RRAR'SVAS居然與人類ENaC-α（上皮鈉離子通道的α亞基）的長furin切割序列完全相同。RRAR'SVAS序列在生物界非常罕見，僅有如下六個物種的ENaC-α含有RRAR'SVAS序列：人類、黑猩猩、矮黑猩猩、猩猩、大猩猩，以及一種發現於歐洲和西亞的叫做pipistrellus kuhlii的蝙蝠。

註：RRAR'SVAS或RRARSVAS代表包含八個氨基酸（殘基）的氨基酸序列，即：精氨酸-精氨酸-丙氨酸-精氨酸-絲氨酸-纈氨酸-丙氨酸-絲氨酸。序列中間添加的符號“'”代表furin（弗林）蛋白酶的切割位置，在新冠病毒中，它也對應着S蛋白S1亞基和S2亞基的分界線。R、A、S、V分別是精氨酸、丙氨酸、絲氨酸、纈氨酸的單字母縮寫。

圖A：新冠、三種新冠“近親”S1/S2處的aa序列對照。aa： amino acid，氨基酸。
圖B：新冠S蛋白、人類ENaC-α、小鼠ENaC-α的長furin切割序列對照。

注1。新冠S蛋白與人類ENaC-α共有RRAR‘SVAS這一“巧合”的不同尋常還在於：
1）RRAR‘SVAS序列在除新冠病毒外的其它冠狀病毒的S蛋白中皆不存在；
2）除ENaC-α外，RRAR'SVAS序列在人體其它結構的基因序列中皆不存在，即ENaC-α是含有RRAR‘SVAS序列的唯一一種人體結構。
這兩個事實由以下論文明確指出，該論文是薩克斯教授PNAS文章的引用資料之一：
SARS-CoV-2 strategically mimics proteolytic activation of human ENaC
（SARS-CoV-2策略性地模擬人ENaC的蛋白水解激活）
https://elifesciences.org/articles/58603

注2。上述論文與薩克斯教授的PNAS文章是筆者第四組證據的基本事實來源和重要依據，第四組證據源自這兩篇文章的啟發，是對PNAS文章的進一步挖掘、拓展和充實。

10、ENaC已被廣泛（、深入）研究。文章例舉了兩篇ENaC研究論文，其發表者來自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肺研究所，與“冠狀病毒合成、改造之父”Ralph S. Baric（拉爾夫·巴里克）隸屬同一大學。

11、我們知道，在2018年（3月）生態健康聯盟向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提交的名為“DEFUSE”的撥款提案（兼項目計劃書）中，一個明確的工作目標，就是在類SARS冠狀病毒中插入FCS（Furin Cleavage Site，furin切割位點）。（美國宣稱）EHA提交給DARPA的提案沒有得到批准，但我們不知道部分擬議工作是否隨後在2018年或2019年已經實施，是否使用了另一個資金來源。

註：Defuse項目是PREEMPT計劃的響應和實施項目。2018年初，DARPA（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推出PREEMPT（PREventing EMerging Pathogenic Threats program，預防新發傳染病威脅計劃）研究計劃，參見：
Going to the Source to Prevent Viral Disease Outbreaks
https://www.darpa.mil/news-events/2018-01-04

PREEMPT的名義目的是：
PREEMPT aims to predict and contain viral mutations to prevent cross-species transmission of disease from animals and insects to humans
（PREEMPT旨在預測和控制病毒突變，以防止疾病從動物和昆蟲跨物種傳播給人類)

病毒是否突變，如何突變受人類控制嗎？不受。人類有辦法控制病毒突變嗎？人類有辦法控制新冠病毒突變嗎？沒有。所謂的“控制病毒突變”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幌子。

怎樣預測病毒突變？就是人為製造、人為模擬病毒突變。如何才能預知、預測、預防病毒突變可能導致什麼樣的疾病？需要人為製造突變，人為改造出有致病能力或致病能力增強的病毒，來加以實驗，這就是所謂的預知、預測、預防。PREEMPT就是一個打着預測、控制、預防幌子的病毒功能增益改造研究計劃。

DARPA 、DTRA 等美國軍方機構為什麼如此熱衷於病毒的“突變”研究？據說是要幫助海外美軍應對新發傳染病威脅，防患於未然。你相信嗎？

EHA（EcoHealth Alliance，生態健康聯盟）是DARPA委託的PREEMPT 組織、實施方。有說法稱DARPA為招標方，EHA是競標方，但PREEMPT 計劃並未公開競標，已披露的“競標方”只有EHA一家。2018年3月下旬，生態健康聯盟主席彼得·達薩克（Peter Daszak）和幕僚長阿列克謝·切姆拉（Aleksei Chmura）向DARPA提交了一份實施PREEMPT的項目計劃書兼撥款提案，項目名稱為Defuse，全稱是：Defusing the Threat of Bat-Borne Coronaviruses（拒絕蝙蝠傳播的冠狀病毒威脅）。DARPA是PREEMPT-Defuse的倡導者、設立者、主導者、資助者，EHA是DARPA委託的代理組織者、實施者，Defuse項目計劃書反映、貫徹的是DARPA 的研究意圖，該研究的第一責任人是DARPA，而不是EHA。Defuse計劃書內容清晰表明，這是一個蝙蝠冠狀病毒改造項目。2021年，開始有媒體報道DARPA項目負責人詹姆斯·金萊特（James Gimlett）宣稱未批准Defuse（不推薦資助Defuse），但沒有人說明，這一決定是何時作出的，DARPA出示的表明未批准Defuse的文件措辭曖昧，而且文件上沒有任何時間信息。參見：
https://drasticresearch.files.wordpress.com/2021/09/hr00118s017-preempt-fp-019-pm-summary-selectable-not-recommended.pdf

12、通過《信息自由法》（FOIA，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披露的2020 年2月1日的電子郵件及電子郵件記錄的電話交談表明，NIH 領導層在推動“人畜共患假說”（自然來源說），否定實驗室相關假說（實驗室來源說）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注。上圖是2020年1月31日，美國斯克里普斯研究所（The 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TSRI）病毒學家克里斯蒂安·安德森（Kristian G Andersen）給安東尼·福奇（Anthony S. Fauci）等人所發郵件截圖。此圖為筆者所加。郵件內容表明，多位科學家第一時間就注意到了新冠病毒的工程化特徵（looked engineered）、其基因結構與自然進化理論的衝突（the genome inconsistent with exceptations from evolutionary theory），並當即報告了NIH領導層。

2020年的2月1日，一個有十多人參加的電話會議召開，與會者包括NIH領導人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安東尼·福奇、英國政府首席科學顧問帕特里克·瓦朗斯（Patrick Vallance），以及一些著名科學家。大多數與會專家都懷疑病毒可能來自實驗室。英國預防專家、惠普基金會負責人Jeremy Farrar認為該病毒有50%的可能性是經過設計的，Kristian G Andersen 認為有60%-70%的人為設計可能性，悉尼大學的愛德華·霍姆斯（Edward C. Holmes，他也是上面郵件中的Eddie）認為有80%。弗朗西斯·柯林斯和安東尼·福奇在會上的發言不詳，但電話會議過後，與會科學家一致轉向，全都成為自然來源論的大力宣揚者。會後，幾位科學家立即“領命”撰寫論文。2020年3月17日，用來統一言論，“證明”新冠病毒源自自然界的“重磅”論文“The proximal origin of SARS-CoV-2”於Nature雜誌發表，五位論文作者來自美、英、澳三國，包括Kristian G Andersen、Edward C. Holmes、杜蘭大學的Robert F. Garry（羅伯特·加里，郵件中的Bob）三人，這三人在郵件和電話會議中都曾明確表示新冠病毒可能是工程設計產物。論文撰寫、發表過程中，五位作者頻頻向弗朗西斯·柯林斯和安東尼·福奇匯報論文進展，聽取二人意見。

該論文的發表，加上之前2020年2月19日，27名著名病毒學家、流行病學家聯合簽署的強烈譴責“認為COVID-19非自然起源的陰謀論”的《柳葉刀》（The Lancet）聲明，
https://www.thelancet.com/lancet/article/S0140-6736(20)30418-9

使“自然來源論”成為科學界權威定論，而“實驗室來源論”則被打成可恥而居心叵測的“陰謀論”。

13、NIH 拒絕發布重要證據，例如EHA 的撥款提案和項目報告；NIH一再編輯依據 FOIA應發布的材料，在最近發布的 FOIA檔案中，遭NIH編輯（塗改、遮蓋）的內容長達 290 頁。

注。如此不顧臉面、不惜成本、處心積慮地捂蓋、遮掩，只是因為他們資助了一家境外的病毒研究所嗎？他們的責任只是資助的責任嗎？

14、EHA 領導的研究團隊掌握的信息，以及該研究團隊與美國政府資助機構（包括NIH、USAID、DARPA、DTRA 和DHS等）之間的溝通檔案（如Email、提案、報告、回復等等），有助於揭示相關病毒研究、實驗與SARS-CoV-2 出現之間可能存在的關係。我們不斷言實驗室操作與 SARS-CoV-2 的出現有關，儘管很明顯可能就是這樣。然而，我們確實斷言，迄今為止，一直沒有對美國方面的證據（各種資料、檔案）展開獨立和透明的科學審查。

15、美中合作對揭示疫情的近端起源具有巨大價值。許多重要信息仍然存在於中國，存在於實驗室、醫院樣本和科學界尚未獲得的早期流行病學信息中。然而，基於美國本土的調查不需要等待（中國提供更多信息）——從廣泛參與（相關冠狀病毒改造）研究的美國機構那裡可以了解到很多信息，這些研究可能促成或記錄了SARS-CoV-2的出現。只有獨立和透明的調查，也許是兩黨國會的調查，才能揭示（獲取、披露）所需的信息，從而實現徹底的科學審查和評估。

這是美國知名學者首次公開呼籲對美國本國生物實驗室、對美國本土生物研究活動展開調查。這樣的呼籲是不受“歡迎”的，薩克斯教授的溯源文章和溯源言論被美國和西方主流媒體迴避、淡化、冷處理，未能得到廣泛傳播、廣泛討論，更沒有被採納和付諸實施。對傑弗里·薩克斯教授、尼爾·哈里森教授的呼籲，美國政府和美國參眾兩院充耳不聞、無動於衷、依舊故我。他們依然假裝新冠病毒的產生與已無關，一次又一次地自導自演只查它國，不查自身的溯源調查、溯源聽證會鬧劇；他們依舊熱衷於散布種種捕風捉影、含混其辭、語焉不詳、自說自畫、毫無實據的“重磅消息”，轉移視線；他們避重就輕，對資助問題糾纏不休，百般迴避本國的危險病毒研究，隻字不提川普政府在疫情爆發前兩年全面重啟了危險病原體功能增益研究；他們以調查者、審判者、執法者自居，不甘成為調查對象，不敢面對全世界的調查；他們要麼甩鍋動物，要麼移禍它國，但絕不照鏡子審視自身、調查自身。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