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王慶民。首先祝您新年快樂。

我最近又在想此前和您的爭論，以及相關的歷史與現實問題。

您說“人民”、“社會主義”、“公平正義”，往往是那些野心家煽動和利用人們的藉口。某種程度的確如此。中共從起家到執政，尤其毛澤東時代，就是利用那些聽起來美好的言語，欺騙知識分子和大眾，讓人們支持他們。但他們掌握了權力，其腐敗和殘忍，超過了國民黨乃至外國列強，所有美好的言辭，都是謊言和遮羞布。

但是，難道就因此不再追求社會正義和人民幸福了嗎？我們的確不應該再重蹈覆轍，但也不應該放棄對更加公正普惠體制的追求。在歐洲和美國，基於民主法治、和平非暴力的社會主義，已經取得了很大成就，已經可以說明許多理想其實是可以實現的，只是要有合理和可靠的方式。

您說過，那些革命者、政治犯，因為付出太多，以及人性缺點，往往是心理不平衡的，希望革命勝利後索取更多的。雖然這聽起來刺耳，但是也的確如此。中共又是前車之鑑。毛澤東和中共幹部階層，經過幾十年風餐露宿、出生入死，一旦掌權，就肆無忌憚的貪污腐敗、享受女色，掠奪各種資源，並且世代相傳，都能證明這是事實。

當今中國那些民運人士、維權者、政治犯，包括我自己，或多或少也有不良心態。這的確是人性缺點，但更多也是現實環境造成。這個社會就是“笑貧不笑娼”，弱者就是被鄙夷欺凌的對象。

而政治抗爭者中，除了上層得到一些優待和國內外支持，絕大多數是長期在非常貧困、壓力、各種傷害和鄙夷譏諷中生活的。即便自身想安貧樂道，環境和風評也是不允許的。

更重要的是，生活在不公不義和貧窮匱乏狀態下，人們總是要為基本生活發愁，尤其教育、醫療、住房、養老這些基本需求，政治抗爭者也不例外。不涉及這些基本生計，還能相對心平氣和。但是如果基本生存處在危機，看不起病、家庭子女就學出問題、老人無人照管，那必然產生憤懣和怨恨。而看到那些權貴精英擁有各種特權特供、享樂無極，那更是心理不平衡。

正是在這樣情況下，許多國內外民運人士和維權者，才處於憤世嫉俗乃至精神不正常的狀態下。從那些入獄的人權律師，到海外吵嚷幾十年的民運人士，再到國內各地活躍的政治異見者，看看他們言行就能輕易發現這些問題。甚至有些走上違法犯罪道路，包括殺人、傷人、強姦等行為的也有。如果革命真的成功，這些人掌了權，的確可能重複毛澤東和中共幹部們的那些醜惡行徑。尤其補償心理和暴發戶心態下，會比前朝權貴更加瘋狂的掠奪資源財富。

如果是這樣的歷史循環，的確不應該。但是難道因此要反對革命、拒絕改朝換代、讓現狀持續下去嗎？這好像也是不對的。這些抗爭者的確會有私心，乃至其他一些更加扭曲變態的心理，但歸根結底都是專制統治和惡劣的社會環境所致。而且其他的身份群體和階層，其價值觀、心理、言行，並不比他們好到哪裡去。或者即便比較良善，難道不是建立在已獲取了非法的既得利益，所以才可以相對從容生活嗎？

無論這些政治抗爭者品性如何，在專制高壓下的吶喊和反抗，還是值得敬佩的。如果人人都是精緻利己者，的確可能相對而言較為文明理性、心平氣和，但是這國家也會越發腐爛、敗壞，弱勢群體更加艱難絕望，因為無人發聲。雖然說政治抗爭者應該有更高的道德自律和個人修養，這樣才能在道德和大義上壓過統治者。但是現實里是不易做到的。無論是物質貧乏，還是不公和欺凌，以及政權的騷擾，都會讓他們變得極端、神經質、判斷力弱化，以及其他各種負面思想言行。這些應該更多是理解而不是鄙夷，因為這就是他們的抗爭的代價的一部分。

當然，未來民主中國，這些人的確不適合當權執政。我是認為未來應該由溫和漸進的改革者、各行各業的專業人士掌握權力和運作國家，而不應該論功行賞式的由革命分子主政，以免重複中共的悲劇。

但是，無論是當下還是未來，對於那些雖然有瑕疵乃至負面言行，但為反專制、推動民主人權事業的人士，在批判其錯繆言行同時，也要肯定其功績，並且更多同情幫助。他們所承受的苦難，是為了國家和人民，是替那些沒有足夠勇氣和犧牲精神的人所負擔的。不應該讓這些人心寒。

對我自己而言，經過這些年曲折苦難、各種生死經歷，已經對生死和得失看淡。雖然有時憤怒，有時絕望，但是冷靜下來，覺得事已至此，就放下那些已不可能實現的訴求，利用自身的條件為國家和人民做些事，不計較得失名利。

我也在想，自己寫這麼多東西，其實影響還是有限，且都停留在口頭，無論勇氣還是道德，遠不及其他許多遭遇牢獄之災乃至喪失生命的抗爭者，也不能報答各路人士包括許多平民大眾的幫助關懷。我自身也有許多缺點和錯繆言行，也曾經傷害過他人。

因此，無論是出於理想，還是為了報償，我都應該付出更多。在一個醜惡社會，不僅不應該同流合污，還應該去犧牲奉獻，改變不公不義。即便無力讓現實變好，但自己的付出要無愧於心。

我人微言輕、影響有限，也難以登大雅之堂。自己身心經過各種創傷，也不可能再去有更高地位和影響力。我是有自知之明的。正因如此，我願意犧牲生命，去做“革命軍中馬前卒”，去當革命的炮灰。中共紅二代們都說了，要推翻他們，需要“拿兩千萬人頭來換江山”，如果平民百姓沒有犧牲的勇氣，不捨命追求民主人權正義，也不配得到這些，也更是無法得到。

如果人們都不肯犧牲，都等着他人去犧牲而摘桃子，那民主正義永遠不能實現。我願意去。我現在已經有了一點影響力，寫了一些文章，如果我回國坐牢或者死去，應該還是會有一些響動，在歷史上留下淡淡的名字。當然即便籍籍無名，那我犧牲也無愧於心。我願意做這樣的革命小卒和炮灰。

清末那些革命者，也是抱定這樣的信念，前赴後繼，不怕犧牲，換來辛亥革命的成功。當今的中國，也需要這樣的革命者，不怕身死名滅，只求革命早成。

一百多年前，革命者吳樾對陳獨秀和另一位革命者趙聲有過對話：“舍一生拚與艱難締造，孰為易?”趙聲答：“自然是前者易而後者難。”吳樾道：“然則，我為易，留其難以待君。”“議遂定，臨歧置酒，相與慷慨悲歌”。

我願意做吳樾這樣的人。當然我不想使用暴力，也無力做暴力（但是自衛反擊，殺死一些挑釁者，還是可以做得到）。但我願意坐牢、再進精神病院，或者被其他酷刑折磨而死，以為革命盡力，卷進歷史洪流。而更難的更遠的民主憲政、天下大治、民生幸福，就由張教授您，以及其他人士尤其知識分子，來承擔、籌劃、執行。您和其他許多學者學識淵博、理性平和，更能承擔建設國家的大任。我就當革命炮灰就行了。

我也自認不如吳樾、徐錫麟、鄒容、陳天華、史堅如、沈藎，但願意做如萍瀏澧起義、廣州惠州起義中那些無名烈士，“拼將廿二烈士血，澆得辛亥共和花”，即便湮沒歷史長河，也無愧國家人民及自己內心。

但願你們執政之後，能夠更多考慮人民大眾的疾苦與關切，讓中國人民世世代代都能有尊嚴和富足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