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訓遠大於意義：再看“六四”運動

“六四”運動的悲劇結局，讓中國共產黨政權的非法性質，第一次曝光於全世界的光天化日之下，這是“六四”運動的意義。

  但“六四”運動的教訓，遠大於意義。“六四”運動的教訓是，它的失敗令中國錯失了及早結束共產黨專制的難逢機遇：

  共產黨政權許多方面與滿清酷似，其一是：它最殘暴野蠻的時候，是它生命力最強大的時候，而在它相對開明的時候，卻是它生命力衰弱，政權容易瓦解的時候。

  趙紫陽時期是迄今為止中共國最開明的時期，也是中共最容易垮台的時期，可惜因為“六四”運動的失敗，中國人錯失了這一機遇；而蘇聯人卻抓住了共產黨開明的機遇。

  俗話說：“機不可失，失不再來。”“六四”屠殺之後，中共汲取了“六四”學運爆發以及前蘇聯和東歐變天的教訓，絕對不會再給中國人類八十年代那種寬鬆的政治環境，因此，因中共開明而帶來的變天機遇，不可能再有，未來中國變天的代價，肯定會大得多。

  毫無疑問，“六四”運動的自由民主訴求，是完全正義的，但這不能掩蓋它是一場具有重大缺陷的政治運動：

  “六四”運動的理論和策略，都是完全錯誤的。“六四”運動的理論，就是“全盤西化”的理論，“六四”之前中共趙紫陽當局讓央視在黃金時段播放的《河殤》，就是“六四”運動的理論集大成和精神圖騰。《河殤》全盤否定“黃色文明”（即中國的主體漢文明），並將以古希臘和盎格魯撒克遜為代表的西方“藍色文明”捧上雲端，奉為至尊寶典，由此出發，將包括共產黨赤禍在內的中國歷史上一切災難，都歸咎於中國的“黃色文明”——於是在《河殤》眼中，毛共的“文革”浩劫，當然也是中國傳統“黃色文明”造的孽。

  這種決絕否定華夏文明的進步主義的價值觀，必然會衍生“全盤西化”的追求：既然中共的極權專制，是“黃色文明”造的孽，那麼中國要想自由民主，當然就非得“全盤西化”不可。

  因此，當年影響和領導“六四”運動的精英群體，也就入了“繆托知己”的歧途，他們與中共一樣尊奉起反傳統的進步主義，作為他們的指導靈，所以“六四”運動處處閃現着西方“性解放”的陸離光影，區別僅在於中共反傳統穿的是“中山裝”，他們反傳統穿的是牛仔褲。

  當年影響和領導“六四”運動的精英群體，做夢也不會懂得：他們奉行的反傳統的進步主義的軌道，與共產黨的極權專制軌道是同一個軌道。沿着這條軌道走下去，迎來的不是共產主義的奴役，就是全球主義的奴役，民主黨竊選上台後的美國，就是後者的例子。

  這種進步主義的思維方式，必然會導出同為進步主義勢力的共產黨，優於中華“黃色文明”的結論，也就是說：

  中共革中國傳統文化的命理所應當，完全正確，唯一的缺點就是沒有把中國傳統的“封建糟粕”完全革掉，否則中國的“全盤西化”早就實現了！

  既然毛共的缺點是沒有把中國傳統的“封建糟粕”完全革掉，反而繼承了““封建糟粕”，那麼徹底否定了“毛文革”的鄧共，當然是實現“全盤西化”的最可信靠的力量。因為《河殤》影響和鼓舞出來的當年的知識分子和學領，目標就是“全盤西化”，那麼中國傳統當然是頭號敵人，而與他們一樣反傳統的、西來的中國共產黨，自然也就成了可藉助的力量——《河殤》影響和鼓舞出來的當年的知識分子和學領，期盼中共徹底打倒中國傳統文化，幫他們實現“全盤西化”。

  這就是當年的“六四”運動，反中國傳統遠甚於反共產黨，甚至不願反共產黨的理論根源。

  正因為《河殤》的進步主義反傳統甚於共產黨，所以連見識過維族屠漢厲害，還剩有一點民族自尊心的王震都說：“《河殤》對中華民族的誣衊，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當然，對於中國共產黨高舉馬列毛誣衊中華民族，中共老匪王震是選擇性失明的）

  《河殤》作者之所以只討伐“黃色文明”，而對共產黨的禍害完全迴避，或許有“擦邊球”的策略考量，但它對“六四”運動以及當年的異議知識分子的客觀上的巨大誤導，是毋庸質疑的。

  《河殤》固然對中國八九民運起了巨大的誤導作用，但是大學生的年紀，心智成熟、少年老成的人能有幾人？我們能夠用要求政客的標準，去要求當年二十歲上下的熱血青年們高瞻遠矚、老謀深算嗎？顯然這樣的要求是不公正的。

  放眼世界，莫非1990年的蒙古烏蘭巴托民運、1991年莫斯科街頭的民運。。。組織者和領導者都是高瞻遠矚、老謀深算之輩嗎？顯然不是，當年領導“819”運動的葉利欽，不也是火急攻心的“全盤西化”主義者嗎？及至上台之後，在被美國和北約繼續圍堵的鐵牆碰得鼻青臉腫時，葉利欽才清醒過來。

  也就是說，儘管“六四”運動的繆托知己、理論錯誤，也並非沒有成功的可能性，關鍵的問題是：

  同樣是火急攻心的“全盤西化”，為什麼1990年的烏蘭巴托民運、1991年的莫斯科民運成功了，而規模大得多的“六四”運動卻慘敗收場呢？

  主因有兩點：

  一是趙紫陽的不作為，這是首要原因。當時軍隊支持哪一方，是能夠立竿見影決定“六四”運動成敗的關鍵，萬分可惜的是，1989年5月中旬，當時作為總書記和解放軍第一政委的趙紫陽，卻在“戒嚴部隊”動搖，三分之二黨政軍領導幹部心向自己的大好形勢下，不敢以總書記的身份號召軍隊“堅決服從黨的領導”，拒絕執行鄧小平的鎮壓令：泄漏的國安部文件顯示，中共二號軍頭楊尚昆一度騎牆試探趙紫陽，在確知了趙紫陽不願反對鄧小平之後，才無奈重新倒向鄧；而接到鄧小平鎮壓令的秦基偉上將，拒絕執行命令，並請示趙紫陽長達四個多小時，希望趙紫陽以總政委名義推翻鄧小平的鎮壓令，但始終沒等到趙紫陽的回覆。。。作為黨的最高領導人，趙紫陽的不作為，導致本來動搖的軍隊，又重新聽命於鄧小平。

  關鍵時刻，趙紫陽作出了與葉利欽相反的選擇，趙紫陽的不作為，完全有負於當時他的職務所應有的擔當，因此，在決定“六四”運動成敗的關鍵時刻，趙紫陽完全失職了。

   當年如果趙紫陽放手一搏的話，“六四”運動的成功，是大概率事件。

  二是學運領導者愚蠢地自縛手腳、畫地為牢，堅決與非學生示威民眾劃清界限：

  當時柴玲、李錄、封從德之流皆鼓吹“保持學運的純潔性”，自以為可以免授中共鎮壓的藉口，殊不知政治鬥爭是實力的博弈，不是你要中共讓步，中共就會讓步的，關鍵是你有什麼實力能夠迫使中共讓步？你有什麼實力能夠迫使中共不敢鎮壓？

  與非學生示威民眾劃清界限，等於是自我孤立，也就註定了“六四”運動搞不大、搞不深、搞不久。。。這樣一來你有什麼本錢讓中共讓步呢？你又有什麼本錢讓中共取消鎮壓呢？

  更令人髮指的是：1989年5月，柴玲、李錄、封從德一夥（學運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竟然喪心病狂地以“常委會決議”的方式，將潑污毛澤東像的湖南熱血青年余志堅、魯德成、喻東嶽三人扭送中共公安機關，導致三人各坐了十幾年的中共大牢，其中喻東嶽在獄中被折磨得精神失常！

  而令人齒冷的是，余志堅、魯德成、喻東嶽出獄後，迄今對三人被囚責無旁貸的柴玲、封從德沒有一個字的問候，更沒有一個字的道歉，甚至在2017年余志堅因病早逝時，也沒有一聲問候——這兩人就象鄧六四一樣“偉光正”！

  而學運領導人之所以要扭送余志堅、魯德成、喻東嶽，無非是向中共示好、獻媚——以犧牲其他反專制同路人的可恥方式。

  公正地說，因為當年年輕，學運領袖之失策，是可以原諒的，但是，出賣余志堅、魯德成、喻東嶽的行徑是永遠不可原諒的，因為這完全是無底線的政治流氓行徑！不出賣余志堅、魯德成、喻東嶽，不是超越他們當年年齡的難事。

  並不誇張的說，如果繼續以他們當年扭送余志堅、魯德成、喻東嶽的同類相殘品質行事，再有十個“八九”式的變天機會，他們也是抓不住的。

曾節明 2023.6.6 陰涼凌晨於紐約上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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