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皮埃爾·弗朗克（Pierre Frank）

（1951年）

　　陳獨秀，字仲甫，中國托派運動的創始者之一，在此之前，則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者之一，他在1879年10月8日[1]誕生，逝世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1942年5月27日。

　　他雖然在國外不甚著名，但在近代中國，由於他的活動及其所起的政治作用，卻是偉大人物之一。

　　他誕生於華中[2]一個富裕的官僚家庭中，後來成為大學教授。早在1904年，他就參加了他本省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革命運動，創辦了一張報紙。[3]在第一次革命——即1911年革命——之前，他因政治活動而被捕，被迫亡命日本，在那裡他和國民黨的創立者孫中山合作，但並不加入國民黨。[4]當推翻滿清的第一次革命期間，陳氏返國，成為他本省革命軍的政治“指導員”。等到一次“政變”使革命失敗之後，他又被迫亡命日本，在那裡辦了一張革命報紙。[5]

　　1915年間，他會同一些激進的知識分子，辦了一份名叫《青年》的雜誌，這本雜誌是在北京發行的。[6]雜誌反對孔子的思想，[7]這個思想在中國占有統治地位，它和西方的基督教一樣，代表着社會保守主義的一個重要因素。在陳獨秀看來，中國歷史發展之所以落後，乃由於在孔家道德下面舊社會的僵硬化；而促使社會進步的條件，則在於喚醒及教育廣大群眾。陳氏將他的這些想法總括成一個口號：科學與民主。這使他去考慮書寫用的中文問題。他覺得，那種字數繁多的、文法結構艱難的、與口頭語相差甚巨的文字，乃是群眾文化發展的一大障礙。因此，陳獨秀懷着簡化這種字的目的，研究多年，終於在華北開始使書寫的文字通俗化，[8]使它與口語相適應（那是在1917年，他正擔任國立北京大學的文科學長）。這種語體文字被稱作白話文，現在它已實際成為中國的正式語言了。

　　後來，陳獨秀又察覺到，白話文的使用雖然使文化的宣揚能有所進步，但是廣大群眾還是接觸不到文化。事實上，占中國總人口90%以上的農民與手工業者，因處於朝不保夕的、悲慘的狀態中，根本談不上什麼教育與發展。終其一生只不過是與飢謹所作的長期搏鬥，只不過是無休無止的苦工，他們哪裡有必須的時間與金錢來上學？在干千萬萬的農村中，根本不存在學校——更不必說報紙了——他們又怎麼讀書呢？

　　因此，陳獨秀的注意就不可抗拒地轉向政治問題與社會鬥爭。正在他思想進化的這一時期，1917年的十月革命告訴了他答案之所在。俄國這個落後的大國，可以算作中國在歐洲的復製品。可是在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之下，那裡的社會進步與文化發展不再是虛願與烏托邦，而是成為可能與現實了。對中國來說，這乃是它得救的榜樣。

　　雖然中國無產階級在數量上很弱小，雖然他們的鬥爭——發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只是為了眼前的要求，可是俄國革命的思想卻能進入知識分子團體中，在那裡發生作用。1919年的五四運動是一次大規模的學生運動，它反對在凡爾賽和會上蔑視中國民族要求的帝國主義者，又反對中國的封建制度。這個運動加速了中國知識分子激進化的過程。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領袖之一，也是緊跟其後的高壓的受害人之一。1919年，他因散發革命宣傳品而被捕，被判處徒刑，兩個月之後，因華北舉行多次群眾示威而被釋放。1920年，他開始想建立一個共產黨。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陳獨秀被推選為總書記，這個職位他一直保持到1927年。1922年，他代表中國共產黨出席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第四次大會。

　　斯大林派的宣傳，以及特別是中共的領袖們，慣於將1927年革命失敗的全部責任，推在陳獨秀身上。可是他們忘記說出這一點，陳的責任乃在於他對當時由斯大林與布哈林所規定的路線太過忠實了。這裡當然不適於詳細分析1927年中國革命慘敗的原因，成為共產國際政策之特點的那種機會主義與冒險主義之迭相交替，已經由我們的刊物，特別是由列夫·托洛茨基多次分析過了。不過我們要指出的是：如果陳獨秀因為接受斯大林–布哈林的機會主義路線而須分擔一部分責任的話，他後來卻反對過走向廣州暴動的那個冒險主義的方針。在1927年8月的中共會議上，他被撤銷了領導職位，他從積極活動中退下來，而黨的新領導（其中部分是舊人）則遵守了莫斯科的命令，投身於完全的機會主義與冒險主義的活動中。1927年廣州暴動乃是此一政策的登峰造極的事件。陳獨秀曾給中央委員會寫過好幾封信，反對盲動路線。1929年8月，他給中央委員會提出一個文件，再度着重地提出他的反對意見，並且要求檢討黨的政策。不久他便被開除出黨。同時還有數百名黨員，以反對派之故被開除出黨。[9]1930年2月，共產國際邀請他到莫斯科去；在那裡，有不少的領袖，在斯大林機關的壓力之下，已經悔了過，承認他們的“錯誤”，不過陳獨秀拒絕了邀請，他要求將中國革命的失敗問題提出來在共產國際內與中共內部討論。

　　這回的拒絕和要求終於使那維繫在陳獨秀和斯大林派之間的、業已脆弱的關係最後破裂。他於是參加了一個左派反對派。後來，當幾個左派反對派統一成立了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後來的第四國際中國支部）之後，陳獨秀成為中國托派運動的首要人物之一。他被推選為托派的總書記，領導這個組織的秘密活動，直到1932年被國民黨逮捕為止。[10]當他在南京軍事法庭受審的時候，慷慨陳辭，十足表現出一個革命領袖的氣概，公然斥責國民黨恐怖的軍事獨裁制度。他的勇敢態度，被國民黨用“危害民國”的罪名判處了十三年徒刑。[11]不過陳獨秀這個人物的態度與舉措在警憲的重圍之下，面臨着可能被判死刑的危險，他卻敢於向獨裁者的忠誠僕從們高聲挑戰，公然表露他對這些人的仇根。他在這個被迫害的法庭上，代表那被恐嚇下與被踐踏的群眾發出呼聲——這種態度，乃是對於所有革命者的一種激勵，一個榜樣。

　　他從1932年開始被拘禁在南京，直至1937年。那時中日戰爭爆發，他和政治犯一起，獲得了釋放。但在同時他仍舊受到統治者的嚴密監視，使他不能積極參加活動。當國民黨政府遷都重慶之後，陳居住在江津——四川省的一個小縣城裡，那地方離重慶不遠。他原患有心臟病，後因獄中生活而加重了，結果就在江津逝世，享年六十四歲。雖然他處境孤獨，卻始終屬於第四國際。在他逝世之前的幾年內，反動的國民黨政府甚至不許他從事活動，因為資產階級始終是害怕他的。

　　關於陳獨秀的歷史，畢竟是一位大革命家的歷史。他在政治上的局限性，較多的由於他開始革命鬥爭時中國的實際情形，較少的由於他本人的性格。因為，他雖然是一個信心堅強與勇敢的共產主義者，卻從來不曾真正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這就說明了為什麼在1925-1927年的革命中他會接受共產國際的機會主義路線，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他會忽視戰爭的帝國主義性質，而主張革命者在戰爭中應該支持民主帝國主義去反對法西斯黨所領導的帝國主義；這也說明了為什麼他會對“民主”那邊產生幻想。

　　他的馬克思主義教育並不結實，所以才會如此。首先因為他不懂外文，[12]而當時馬克思主義著作的中文譯本又非常之少。又因他一生都在中國度過，[13]以致不能因接觸國際革命勞工運動而擴大其經驗。他和外國的唯一關係只是在1925-27年間和共產國際官僚們（鮑羅延、羅易等）的來往，這班人的唯一任務是來發號施令的。在他們這所學校里，陳獨秀自然不能學習到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方法，不能擴大他的政治眼界。

　　所有這些情形，只能加深他心中最初對於“德謨克拉西”的幻想。他是在這樣的時候進入政治生活的，那時反對北洋軍閥的鬥爭乃是最迫切的政治任務。他所提出的“賽先生”與“德先生”的口號（它概括了中國必須擺脫孔子學說的這個必要性），就當時中國的封建狀態來說，這是具有重大意義的。他之反對舊北京政府的鬥爭，以及後來他之反對國民黨的官僚統治，都有助於作為抽象理想的民主觀念，它並無任何階級意義。蘇聯的墮落與斯大林黨的那架可怕的實行壓迫與恐怖的機器，更加強了他那抽象民主的思想。

　　但是，儘管陳獨秀有着嚴重的政治局限性，他仍是偉大的革命人物之一。他毫不遲疑地放棄了尊貴的職業，去過一種不安定的與艱難的戰士生活；他從不叛變自己的信仰，他寧願冒着監禁與死刑的危險，也決不投降於蔣介石的仆徒們。他如此勇敢、忠誠地為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運動帶路，以致於他被稱為中共在初期曾送給他的稱號：“中國共產主義之父”——他將以這樣的身份留存在革命者的記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