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二三年

一、新中國的三次失業高峰

新中國成立以來，一共出現過3次失業高峰。

第一次，1973年-1979年之間大量知青返城，產生了就業危機。

當時共有1500餘萬返城待安置人員，加上城鎮本身待業人員及高校畢業、復轉軍人約500萬，待業青年超過2000萬。

大約占當時城鎮勞動力（1.15億）的17%，或者是占青年勞動力的30%以上。

大量青年的失業，表明是因為文革中斷了升學、招工造成的，實質是“三大改造”和建立計劃模式後，無差別地消滅私營企業，片面發展全民所有制經濟，壓抑發展服務業等，這些根本性問題造成的。

面對嚴峻就業形勢，新時期領導人鄧小平、胡耀邦等人提出“三扇門”解決就業思想。

即除了擴大國有企業招工規模外，更要允許興辦集體經濟和個體私營經濟，來解決失業問題。

經過調整，到1981年左右，全國新增2200餘萬工作崗位，城鎮青年就業問題得以解決。我國民營經濟也得以破土而出，慢慢成長為經濟的重要成分。

第二次是1998年-2001年國企改革帶來的“下崗潮”。

進入1990年代以後，國企開始大規模虧損，1998年全國國企虧損面達到55%，總體利潤為負的72億，創歷史最低水平。

為此，新一屆政府開展了以“鼓勵兼併、規範破產、下崗分流、減員增效”為主要方向的國企三年脫困行動。

這期間，國企職工累計下崗超過2600萬，約占當時國企員工總數的四分之一。

此外，集體所有制企業也有1000多萬人下崗，城鎮下崗人員總數超過3600萬，當時城鎮總勞動力數量約2.3億，失業人口約占勞動力總數的15.6%。

面對嚴峻的下崗問題，政府在積極支持再就業同時，鼓勵民營經濟發展，這期間民營企業共創造了約5000萬就業崗位，不但基本幫助下崗職工實現了再就業，而且還吸納了眾多農村進城務工人員。

第三次是2020年以來，由於國際經濟環境陡變、百年不遇的疫情等綜合因素衝擊下產生的就業問題，關於這次失業人口規模，後面將有詳細推算。

這次就業危機與前兩次相比，還有兩個特殊之處：

一是，這是首次發生在我國普遍城市化以後的就業危機。

當前我國城鎮就業人口已經是1978年的近6倍，是1998年的近3倍，因此即便稍有失業率上升，總體失業人數都是非常驚人的，產生的社會問題都會比之前嚴重很多；

二是，去年我國的城鎮就業人員從2021年的46773萬減少至45931萬人，減少了842萬，系1962年以來的首次減少。

這說明，我國目前就業問題的確到了一個非常突出的時刻。

總體看，我國每隔20多年就會出現一次就業危機，雖然目前遇到了一些問題，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這是經濟自身運行規律的結果。

經過一個發展周期之後，經濟增長機制以及國內外綜合環境的弊端就會顯現，因此產生一些經濟上的較大波動，進而影響就業。

每次失業問題都是對過去經濟政策、發展路徑的一個警示，只有認真對待現實問題，切實以改革的態度解決問題，才能走出困境。

二、我國失業統計的漏洞與不足

從2018年起，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將“城鎮登記失業率”改為“調查失業率”，這是我國失業統計的一個巨大進步。

但是調查失業率也存在失真情況。

比如，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23年4月的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僅為5.1%，比疫情前的2019年末尚低0.1個百分點。

這明顯與大家實際感受不同：疫情三年多以來，社會就業不是改善了，而是大大惡化了。

為什麼出現失業率統計失真呢？筆者認為有幾點：

第一, 我國把“就業”的標準訂的太低了。

國際勞動組織界定的是，調查周內工作10小時才算就業，美國為15個小時，法國為20個小時。而我國僅為1個小時，明顯低於國際標準。

我國最低時薪21元左右，如果一周只工作一小時，這意味着每天僅有3元收入，遠遠低於聯合國1.9美元日最低生活開支標準，顯然不能視為能夠解決生活問題的有效就業。

而按照美國的最低就業標準，那意味着勞動者日收入可以達到20美元左右（多數州最低時薪在10美元左右），覆蓋基本食物支出沒有問題，這樣才是有效的就業。

第二, 雖然城鎮失業調查開始把農村戶籍人員統計在內，但是由於農民工失業後，往往會因無力承擔城市高昂的生活費用，而選擇返鄉。

因此，失業調查很難抽取到已失業的農民工，農民工的失業並不會被反映在失業率上。

我國去年進城農民工數量依然高達1.72億，而實際因失業返鄉數量估計在1200萬左右，這部分是失業統計的灰色地帶。

第三, 據初步估算，我國現在靈活就業人員多達2億，占城鎮就業人口的40%左右，如何真實統計他們的就業狀態也是非常大的難題。

這部分靈活就業人員，社保參與率不足20%（廣東有2000多萬靈活就業人員，社保參保人數僅320餘萬；北京約400萬以上靈活就業人員，社保參保人數僅65萬），也很難通過失業險領取和失業登記等指標，觀察他們的實際就業情況。

因此，不能單純依靠官方統計數據，來衡量實際失業問題。我們還需要從其他統計線索，來推算中國的實際失業水平，才能真正了解社會的苦楚和青年人的困惑。

不過現在很多媒體，都以5月國家統計局公布的16-24歲失業率20.4%，當作整個青年群體失業率，這也不合理。

4月份，我國16-24歲參加勞動力市場的人口共3220萬左右，其中失業人員656萬左右，占總數的20.4%。

由於這個年齡段（尤其是16-20歲）人口比較特殊，他們即便不升學的話，勞動參與率也不高，長期維持在18%以上。

因此，近年這個年齡段失業率變化其實不是很大，僅僅比2018年增加了100餘萬失業人口而已，並沒有反映青年實際就業困境，我們也還需要從更全面角度綜合考察青年就業問題。

三、青年（16-40歲）實際失業人口推算

1. 到底有多少應屆生畢業找不到工作？

應屆畢業生沒有工作經驗，沒有經濟基礎，抗失業打擊能力差。

所以，應屆畢業生就業難，是所有就業問題中的重中之重，是我國就業問題的“一號問題”。

那麼具體有多少應屆生找不到工作呢？

這個官方一直沒有明確統計數據，經濟學界也缺乏研究，不過我們可以根據每年中等以上教育畢業人數與新增就業崗位之差，來做一些推算。

在經濟統計上，新增就業人數=社會初次就業人員（主要是中等職業教育、高等教育應屆畢業生、海外歸國留學生）+再就業安置人員－退休人員。

根據歷年統計，我國每年再就業人員的數量，基本與退休人員數量大致相同，二者都在550萬左右，可以相抵消。

所以，新增就業人員，基本由初次就業的應屆畢業生組成。可根據新增就業人數與全部應屆畢業生之差，來判定就業情況。

（歷年新增就業人數增加情況和新增應屆畢業生增長形勢，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歷年統計年鑑）

在2013年之前，我國經濟處於高速發展階段，總體上是新增就業人數大於應屆生總數。

比如，2007年我國新增就業崗位數是1204萬，而當年各類畢業生總數為829萬。這意味着，不僅能滿足所有畢業生的需求，還可以接納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

2013年—2019年之間，應屆生畢業規模和新增就業崗位數量都在增加，不過前者增速更快，新增崗位數量和畢業生規模都在1300萬左右，初次就業市場的供需大致平衡，是一種比較理想的狀態。

不過疫情後，就業形勢產生了根本性轉折。

一方面，每年新增就業崗位開始劇烈減少，2022年的新增就業崗位比2019年減少了148萬，僅與2010年相當。

而另一方面，由於過去的擴招，中等職業教育和高校畢業人數劇增，歸國留學人員規模也日益龐大，去年三類畢業生數量已經達到1655萬，相當於2007年的兩倍。

因此，出現了就業市場的職位嚴重供不應求局面。

粗略估計，2020年、2021年每年大約有200萬新畢業生找不到工作，約占總數的15%；2022屆畢業生失業人口進一步上升到400萬以上，今年則攀升到500萬以上，約占總數30%，與大家實際觀感差不多。

考慮到2020年和2021年經濟形勢尚未不錯，這兩屆畢業生就業雖然延遲，但是絕大多數人最終都找到了工作。

而最近一年多來經濟向差，2022屆未就業學生的多數和2023屆缺口部分，可能仍在未就業狀態，這四屆畢業生積累的未就業人數應該在1000萬左右。

在2010年代就業形勢寬鬆的時期，應屆生喜歡到市場上擇業，考研、考公和教師資格考試報名人數增長緩慢。比如，2005年至2016年，考研人數每年平均只增加5萬人；而2019年至2023年，每年增加近37萬人。

其他考試報名人數增幅，也是非常大。疫情三年來，國家公務員考試報名人數，增加了121萬（129萬至250萬）；教師資格證考試報名人數增加264萬（880萬至1144萬，部分階段專科可以報考）；省考人數也暴增到500萬以上。

這些都說明，最近幾年就業市場的崗位缺口，擴大了數百萬，青年人不得不參與競爭激烈的各種選拔性考試，來尋找出路。

（歷年研究生招生報考人數，數據來源：教育部）

2. 到底有多少在崗人員失業？

除了初次就業人員的求職難問題外，這兩年失業現象也越來越突出。

第一，A股上市企業的平均職工數量比疫情前縮水11.9%。

A股上市企業每年都會披露員工數量。

疫情前，我國A股上市公司平均職工在6500—6600人之間浮動。

2018年平均人數為6560，而2022年這個數字已經降到5775，降幅達11.9%，其中是2021、2022年度跌幅最為明顯。

（A股上市公司平均員工數量變化，數據來源：中國上市公司協會、Wind）

我們最熟悉的一些科技公司（雖然是美股或港股上市）裁員數量也跟這規模差不多。比如，騰訊、阿里、美團、百度裁員率，都在9%上下。

尤其旅遊、房地產和教培行業裁員情況則更為嚴重。

比如，攜程裁員率達到27.3%。再如，57家A股上市房企中，只有8家員工總數在增長，有28家裁員超過20%，其中最高的裁員率達73%。

考慮到上市企業的效益，往往好於未上市的同類企業。因此，其他企業的裁員率應該更高。

（疫情以來，科技公司和房地產企業裁員情況，數據來源：各公司年報）

第二，中小微企業去年註銷率約10%。

去年，上海有21.5萬家中小企業註銷，占全市企業總數的19.9%，而2018註銷數量僅為5.1萬，增加了3倍多；廣州有9.4萬小微企業註銷，占全市企業總數的13%，2018年僅為2.8萬家，也增加了近2.4倍。

總體來講，全國中小微企業註銷率至少應該在10%左右，相對應的就業容量也會減少10%左右。

（2016年—2022年上海市微型企業註銷數量，數據來源：上海市市場監管局，財經十一人）

中小微企業招聘，基本全靠求職網站。

從BOSS直聘活躍企業用戶數量來看。2022年第一季度，為410萬家。年底則降為360萬家，減幅為12.2%，創有史以來最大跌幅。

這也說明，大概有10%的企業註銷，或停止運營，或暫停增員。

3. 疫情以來，青年總體失業規模估算

綜上研究，我國疫情3年以來，大約累計有1500萬左右中專和高校應屆畢業生沒有找到工作。

同時，大約有10%的企業在職員工失業，這部分16-40歲青年（注釋一）在職人員約2500萬左右（注釋二）。

此外，根據北大盧鋒教授的研究，近三年還至少有2300萬左右農民工因為失業而返鄉，如果以其中60%為青年人計算，那麼這部分也有1400萬左右。

那麼，疫情以來大約共新增了5400萬左右青年人失業人口。

當然，以上只是對就業流動性狀態的推算，也是說曾經多少人遭遇失業或裁員，但是很難估算最終的失業規模。

因為這些失業人口中，不排除有相當部分重新找到了工作，或者通過靈活就業形式，實現了再就業（比如，三年以來滴滴活躍司機數量增加了1200餘萬，外賣騎手、快遞員、配送員增加了月增加了約800萬），不過估計仍有一半，也就是2500萬—3000萬左右至今仍處於失業狀態。

也就是說，保守估計，目前青年絕對失業人口，比疫情前增加了2500萬—3000萬左右。大約相當於這個年齡段，參與就業市場勞動力總量（4.02億）的6.2%—7.5%，或者相當於全部勞動年齡人口（8.8億）的2.8—3.4%。

考慮到青年人就業集中在21世紀新興的互聯網、教育、地產、金融等行業，而這些行業最近三年受衝擊程度最大，做出上述推論應該不至於太過分。

（*由於做失業研究推算非常困難，缺乏有效的統計線索，以上僅做拋磚引玉之用，不精確之處希望關注這個問題的同仁批評賜教。）

4. 未來幾年就業問題會更加嚴峻

那麼是不是青年失業問題是暫時的，過兩年會自然而然就解決了呢？

從各方面數據來看，我國未來就業問題，將會比目前更加嚴重，原因有三。

第一，新進入就業群體的以“05後”為主體，這些年輕人選擇就業幾乎無一例外會到城市中去，只有極少數人願意務農，就業壓力要完全擠向城市，而農村的緩衝作用漸漸消失。

第二，我國這兩年為了應付這就業難問題，進一步大幅擴招，雖然暫時平抑了就業高峰，但是會增加以後的就業壓力。

估計到2025年，中等職業教育、高等教育兩類畢業生總數，將達到1900萬左右，比2022年進一步增加300萬左右（中等職業教育增加51萬，本專科生增加223萬，研究生增加33萬），就業需求將達到史無前例高峰。

而屆時，就業崗位供給樂觀估計在1350萬左右，至少有550萬個缺口。

第三，我國經濟增速越來越放緩，創造新的就業崗位數量越來越難。

從2008年至2018年，我國經濟平均增速為7%，每年可以創造1300萬個就業崗位。

而我國未來每年經濟增速，將下降到4%—5%之間，要想創造比過去更多的工作崗位，幾乎不可能。

所以，未來幾年，將是改革開放以來就業形勢最嚴峻的時刻。

既要消化過去三年的失業存量，又要面對城鎮就業需求達到歷史最高峰的事實。另一方面，供給面明顯收窄，就業矛盾比任何時候都突出。

如果不能妥善解決這個問題，未來5年每年繼續積累500萬青年失業人員的話，意味着到2028年社會可能積壓5000萬左右的青年失業人員。

那麼失業將會成為一個普遍性的社會問題，每四五個家庭就有一個失業人員，進而引發一系列深層危機。

如果能夠基本應付的話，到2030年以後，隨着70後退休潮的來臨，我國就業壓力將會明顯減弱。

四、解決失業問題的建議

那麼如何解決目前的青年就業問題呢？

首先，我們不要指望通過讓青年進入“體制”來解決就業問題。

2022年，國企招錄應屆生76萬人，國考和省考共招錄應屆生10萬人左右，加起來也僅相當於應屆生崗位需求的5%。

長期看，國企和政府提供的就業崗位是持續減少的，任由國企和政府規模擴張，必將帶來機構臃腫、低效虧損等問題。

其次，也沒有辦法通過“鄉村振興”來解決青年人就業。

目前我國農村經濟的規模非常有限，全國農業總產值只有1萬億美元左右，能安置一兩百萬人就不錯了。並且全世界的經濟發展規律，是農村向城市集中，而不是相反。

因此，只有尊重經濟的客觀規律，順應產業發展趨勢，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就業問題，創造更多就業崗位。

從改革開放45年來，尤其是最近10年情形看，我國就業趨勢有以下三點規律。

第一，從所有制上講，就業增量基本是民營經濟發展所創造的。

改革開放以後，我國城市就業總量增加了3.67億，這些幾乎全部是民營經濟發展帶來的。

就最近十年情況看，每創造占全國1%的GDP，國企可以帶來185萬就業，而民企可以達到636萬。

第二，從行業類別上講，新增就業量，主要是由數字經濟等新興行業發展帶來的。

近10年，數字經濟一共為我國創造了2億個左右就業崗位，現在年輕人最青睞的10個就業領域，8個與數字經濟相關。

第三，從產業類別上講，新增就業主要是服務業帶來的。

近10年，第二產業增加值增長了168%，但是就業人口反而比頂峰期減少了1500萬。而服務業發展，卻帶來了近1億的社會就業容量。

從實際看，這幾年失業人口增加，直接原因可以歸結為因經濟綜合環境的變化，民營經濟、數字經濟和服務業發展遇到波動造成的。

所以，想要真正解決就業問題，應該從改善民營經濟、數字經濟和服務業發展環境入手。

最後一點，特別強調要徹底改善市場環境，鼓勵支持青年創業的問題。

最近三四年，受到國際環境、經濟政策和產業政策的影響，我國青年的創業熱情大大降低。這不僅增加了就業壓力，也對我國創新能力是極大的傷害。

疫情前，青年人都以創業為榮，雖然年輕人不完美，科創市場也不太規範，但這種現象是可喜的。

因為青年人創業，不但可以自行解決就業、創造就業崗位，還是推進技術革命和業態升級的最強勁動力，它孕育着國家未來無窮的希望。

因此，有必要根本扭轉這個情況，徹底改善市場環境，讓青年人創業夢想重新燃起來。

縱觀全球，最有創新活力的國家，都是那些青年人創業最積極的國家。

一個有前途的社會，必然是年輕人都在積極去創造和實現各種夢想，而不是都在考編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