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批判精神

——平等、寬容和真誠

先生，我厭惡你所寫的一切，但是我仍然會用我的生命捍衛你繼續寫作的權利。—— 伏爾泰

那些不許質疑的，必定是不能自洽的。——作者

毋庸置疑，如果沒有古希臘的精神和理念，人類社會迄今的進步將絕無可能。概括來說，古希臘對人類文明最偉大的貢獻是四大公理和兩大定理，這是人類迄今為止最偉大的精神文明。

四大公理即：思辨精神、人本主義精神、競爭精神和批判精神。

兩大定理即：科學和民主。

古希臘的精神文明系統如同歐幾里得幾何，由一個公理系統通過嚴格的演繹而形成，這個公理系統就由以上四大公理組成，而科學和民主就是由這些公理出發經過演繹得到的“兩大定理”。這四大公理和兩大定理不見於任何其它文明。這是人類文明的奇蹟，亦即“古希臘奇蹟”的最重要的構成部分。

我從大學時代開始對古希臘文明從點點滴滴的印象變成全面的好奇，繼而是無數的疑問和深入的探討和思考。在如此龐大和繁雜同時又是如此深刻和邏輯的文明系統面前，我覺得無從下手，只是隨着了解的深入越來越覺得古希臘文明和華夏文明的反差之強烈。同時我也感覺到了古希臘文明清晰的脈絡和邏輯。也許是我的科學和工程的背景給了我理解古希臘文明深度的可能。於是，古希臘文明的公理和定理逐漸呈現在我的眼前。

我將分別闡述和討論這四大公理和兩大定理，在順序上，之所以首先來討論“批判精神”，是由於本書在對比其它文明的同時，貫穿了批判。

古今中外，多少仁人志士由於批判而招來粉身碎骨、家破人亡。那不許任何人質疑的“皇權”和“神權”導演了一幕幕迫害異見的慘劇，比如神權所製造的布魯諾事件【1】和皇權所設計的文字獄【2】。但是，唯有古希臘可以坦然對待批判。批判，是古希臘不同於任何其它文明的獨特性格。

批判無外乎這樣幾種類型：批判他人或者被他人批判，以及自我批判（或者稱之為反省）。對於批判的態度，在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中非常不同。批判自己，對於中國人來說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而對待來自他人的批判，以及以平等的心態去批判他人，也同樣不容易。

“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這是亞里士多德的一句名言，在中國也被反覆引用。這句話的含義：感情不能等於真理，師尊不能取代批判。這比批判外人和批判自我（即反省）需要更大的勇氣，因為需要面對來自各方面的重壓，以及來自內心感情上的責難。在這裡，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為“批判精神”做出了最好的詮釋。

繼承，在古希臘意味着超越、發揚光大，甚至分道揚鑣。蘇格拉底（圖4 - 1）、柏拉圖（圖4 - 2）和亞里士多德（圖4- 3），這三位古希臘哲學巨匠，也是三代嫡系師生。在國人看來，既然是三代師生，那麼應該是一脈相承從無分歧。但事實上，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在哲學見解上的分歧是很嚴重的。

我們不必討論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到底誰的見解更加正確，應該注意的是亞里士多德對於別人責難他對老師的批判時，他的回答之坦然而自信。他殘酷地假定老師的教導和真理不吻合，並且坦承此時作為學生應該採取的態度。實際情況也正是這樣，亞里士多德不是象徵性地對自己的老師進行批判，也不是指出具體的哪個細小的問題，而是從根本上和自己的老師有分歧。其爭論之激烈，我想任何中國的師生都受不了。但這並沒有影響古希臘這兩位師生的關係。對自己的導師蘇格拉底頂禮膜拜的柏拉圖，面對自己離經叛道的弟子亞里士多德卻毫不介意。

圖4－1  蘇格拉底

圖4-2  柏拉圖

4-3  亞里士多德

愛利亞學派在古希臘的學術上並不占很重要的地位，但是其著名門徒芝諾（Zeno of Elea，公元前490－425，圖4－4）的一些悖論卻由於其獨到的批判和詭異的特點永垂青史。他的一個非常經典的悖論就是阿喀琉斯無法追上烏龜。阿喀琉斯是古希臘神話中偉大的神之一，要用這樣的神來開涮，在其它的宗教里是不可想象的。這個悖論的本身也非常有意思，阿喀琉斯是神，速度比任何凡人要快得多，但是芝諾仍然證明他無法追上烏龜。理由是，當阿喀琉斯開始追趕的時候，前面烏龜也開始跑了。當阿喀琉斯跑到了烏龜原來所在的位置的時候，烏龜已經向前跑了一小段距離。當阿喀琉斯再跑到烏龜目前的位置時，此烏龜又向前跑了一小段距離。於是，這樣的過程可以無限重複，無限地繼續下去。

 圖4－4  芝諾

這是一個看來可以用極限理論來解決的問題，但是實際上要比我們想象的複雜得多。芝諾有類似的四個悖論，每個都看來荒唐詭異，但卻困擾了科學家和哲學家數千年，至今我們仍然不敢說已經徹底地解決了芝諾悖論。這樣的困難使得芝諾悖論看起來成為一個攪局的東西，但是在歡迎百家爭鳴的古希臘學術中，儘管這樣的批判可能一時不被接受，但是顯然在整體上受到了容忍而且讚賞。

在東方，則不然。繼承是頂禮膜拜、粉飾和抄襲。於是，以上在古希臘被完全寬容和鼓勵的行為，在東方毫無例外都會被視為違逆綱常犯上作亂，甚至導致行為者被逐出山門。批判遙遠的他人，在東方可以被容忍，但是要針對尊長，批判自己的小圈子，那可就不行，師道尊嚴神聖不可侵犯，“家醜不可外揚”是一條鐵的紀律。一旦上升到對於小圈子的批評，那更是“兄弟鬩於牆，外御其侮”，一致對外，同仇敵愾，絕難善了。學派和團體之內的批判，以及一個國家內部的批判，一個政黨內部的批判，這些在具有古希臘傳統的西方是極其正常的。但在東方國家，情況就大不相同，普遍缺乏批判和自省的能力和勇氣。

批判，對於古希臘人來說習以為常。古希臘人常到國外去旅行，其閱歷之豐富令其它民族相形見絀【3】。古希臘人在旅行時總是帶着懷疑的精神、批判的眼光來進行觀察。他們探究一切事物，將所有的問題都搬到理性的審判台上加以考察。古希臘人的特徵可以歸結為：虛心、勤於思考、渴求學習、富有常識。

蘇格拉底和柏拉圖明確宣稱“未經考察的生活是不值得過的”。因此，在古希臘進行政治批判就順理成章，那些古希臘的劇作大師們，對於時事政治的針砭肆無忌憚。歐里庇得斯（Euripides，公元前480－406，圖4－5）支持給予奴隸和外國人更多的權利，主張婦女解放，抨擊戰爭，嚴厲批評了政府當時的政策。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公元前446－386，圖4－6）更加激烈，他的喜劇充滿對時事政治的譏諷，他在《呂西斯忒拉忒》中描述了雅典和斯巴達的婦女厭惡雅典和斯巴達之間的戰爭，她們約定如果不結束戰爭就不和她們當兵的丈夫過性生活。劇情詼諧幽默，令人捧腹，在笑聲中對政府的政策提出了尖銳的批判。雅典政府對此絕不干涉，須知當時雅典正處在和斯巴達的嚴酷戰爭中，這樣的氣度，就是二戰中最民主的國家也望塵莫及。

圖4－5  歐里庇得斯（Euripides），古希臘公元前4世紀雕塑的羅馬時代復製品，現存羅馬博物館（museo Pio Clementino）

圖4－6  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

阿里斯托芬的喜劇還有更加尖銳的，在《騎士》一劇中，阿里斯托芬激烈地批判了當時的政治家。他是通過劇中人將軍和小販的對白來進行他的批判的：

小販：您能告訴我如何才能成為一個大人物嗎？

將軍：這太容易了，你已經具備了享有成為大人物的一切條件：出身卑賤，做過買賣，蠻橫無理。

小販：我覺得還是不行。

將軍：不行？看來你還有良心。你父親是紳士嗎？

小販：完全不是，我全家老小都是無賴。

將軍：那太好了，這是多麼好的成為大人物的開端！

小販：可我是文盲。

   將軍：要成為政客，最麻煩的就是你什麼都知道。適於做領袖的不是那些有學問  的和誠實的人，而是那些無知和卑鄙的人。你可千萬不要錯過這樣的好機會。

我為古希臘這些偉大劇作家喝彩，同時更為他們感到慶幸：許多歷史和現代的文學家劇作家受到了難以想象的迫害，僅僅是由於他們的作品使統治者不舒服，為此，他們有的身敗名裂，有的更是家破人亡。但是古希臘的文學家和劇作家從來不曾由於持有不同政見和進行尖刻批判受到任何懲罰或迫害。阿里斯托芬不僅沒有由於他的“惡毒攻擊”給他帶來任何不方便，而且還是全希臘最受歡迎的劇作家之一。想到這裡，我不由地為古希臘社會的寬容和豁達而感到由衷的欽佩。如果現代世界上每個國家都能像兩千五百年前古希臘一樣對不同的見解採取如此平等、寬容和真誠的態度，那麼這個世界該是多麼美好！

是的，兩千五百年前！古希臘！一提起這對數字和名詞，總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感覺，嘆惜、慚愧、困惑。任何激情的口號和吹噓，任何自封的偉大和正確，在這數字和名詞面前都會立即變得渺小可笑、分文不值。

對真理的執着追求和對批判的坦然寬容，正是古希臘文明的一個特點。古希臘的學派形形色色、多種多樣，各種學派有着不同的理論，但是古希臘學派之間從未有過由於觀點不同而導致壓制和詆毀。並且，古希臘政府也不曾鎮壓過任何一個學派，更沒有對持不同政見的政治家、藝術家或公民進行任何壓制或迫害。這樣的爭論和分歧體現了古希臘崇尚學術自由和追求真理的精神，這樣激烈的批判一方面反映了批判者對於社會的關心和使之完善的渴望，另一方面則反映了古希臘政治環境的寬容和平等。這是古希臘民主政治之所以可以形成和實踐的關鍵，也是科學誕生在古希臘而不是別的地方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繼承了古希臘傳統的西方，批判是極其正常的事情。自然科學的發展離不開批判，社會科學也不例外。在西方，批判是平等的，批判者從不殺氣騰騰，被批判者也心平氣和。但是到了東方就不行了。被批判者總覺得批判者別有用心，於是被批評者一旦可能便非置批判者於死地不可。批判變成了利益和權力鬥爭的工具，成了置人於死地的手段，接受批判成了對於罪名的默認；於是“自我批判”（即“自省”）成了苟延殘喘的伎倆，成了尋求寬恕的乞求。

審視自己在歷史上的過失，是一個人和民族內心力量的展示。美國對於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轟炸這一軍事行動的反省，反而比日本對其挑起的戰爭和由此給其它民族帶來災難的反省來得更多更深刻。美國人一直在非常真誠地回顧這個軍事行動所有的細節，質問自己當時原子彈襲擊到底是否必要。其實美國在進行轟炸以前已經做了很多使平民免受傷亡和文化古蹟免遭破壞的工作。最初選擇的目標中有京都，但很快就被否決了，理由是京都有很多文化古蹟。最後選定的目標是廣島、小倉和長崎中的兩個。而小倉由於天氣原因躲過了這一劫。

2007年底，執行那次轟炸任務的轟炸機“Enola Gay”的飛行員去世了。由於他直到去世也沒有對於這次軍事行動表示過任何懺悔，許多美國媒體居然對他很不客氣。這看來很不公平，這位飛行員是按照上級的命令執行任務，而且我覺得這個軍事行動在當時是完全正義的，完全沒有必要在今天表示遺憾。如果不是那次轟炸，太平洋戰爭還會持續一段時間，許多平民和盟軍士兵會因此喪生。我並不理解為什麼美國要反省這樣一個拯救了許多美國軍人的生命和及時結束了太平洋戰爭的軍事行動。我只能說，美國人比我有更加寬廣的胸懷。

但是日本人就不同了。日本有一個人寫了關於廣島和長崎應該被炸的文章，結果受到了來自日本國內的死亡威脅，這和美國人的胸懷形成了鮮明的對照。而且，每年的原子彈爆炸紀念日在日本各地都舉行悼念儀式，搞得沸沸揚揚，而對於二戰的歷史和日本為什麼被炸卻遮遮掩掩。不了解歷史的人還以為日本是那場戰爭的受害者，而不是始作俑者。日本對於其發動的戰爭中對亞洲各國所犯下的罪行迄今還閃爍其詞。於是有這樣強烈的對比：

太平洋戰爭期間，美國和加拿大政府都不信任其國內的日本移民，為了防止他們搗亂，就限制他們的活動，甚至把他們關押了起來。對此做法，美國和加拿大進行了反省，認為如此對待這些旅居其國家的日本後裔有悖於人道主義原則，於是在多年前就此向這些日本後裔及其後代進行了道歉。於此相反的是，日本對其二戰期間的惡劣行徑卻拒不向其加害的周邊國家的人民道歉。

西方對於自己的批判和反省每天都在進行，所有的報刊雜誌電視台電台都在質疑本國歷史上的一些做法，批評現今政府的政策，從來沒有停止過。在西方，幾乎看不到媒體說政府的好話，也很難聽到讚揚政府的歷史功績，而連篇累牘都是批評和質疑。加拿大的“全國新聞”，從不讚美政府，政府幹的好事基本不提，因為覺得這是政府的工作，做好了是應該的，而做不好挨罵也是應該的，於是，對政府的問題和缺點，不厭其煩細細道來。因此，“全國新聞”幾乎沒有好消息。我剛到加拿大時，發現新聞里不是職工失業，就是房屋失火，要不就是交通事故，最多的就是批評政府政策不當，連篇累牘不絕於耳。如果不熟悉西方的自我批判精神，會以為簡直是世界末日了。只是第二天早上走到大街上，融入到那個社會裡，才發現原來天下如此太平，社會如此公正，生活如此輕鬆。

加拿大政府在過去（1885年）曾經以叛國罪判處了加拿大梅蒂人（英法人和當地印第安人的後裔）Louis Riel死刑。LouisReil為了梅蒂人的利益以武裝暴動反叛加拿大政府，在當時看來他“罪有應得”。但是後來，加拿大政府意識到，當時的加拿大政府沒有很好地代表梅蒂人的利益，因此梅蒂人的暴亂是可以理解的，而Louis Riel為梅蒂人爭取權益的行為是高尚的。因此，加拿大政府追認LouisRiel為英雄。

加拿大政府不久前對加拿大華人就一百年前的人頭稅法案進行了道歉和賠償。當時加拿大的法案在於限制華人的入境，於是對每一個移民加拿大的華人徵收入境稅，而其金額遠遠高於其他歐洲移民。對於一個在那個時代的特殊環境下出現的不公正，雖然有很多的理由和因素促使其所以然，但是加拿大政府還是在一百年以後以非常坦蕩的胸懷和態度做出了道義上的道歉和經濟上的補償。這樣的行為是需要智慧和勇氣的，這樣的反省絕不容易。

就在我寫這些文字的時候（2008年），加拿大政府對於一百多年前對於印第安人寄宿學校政策事件給予了正式道歉。加拿大政府在19世紀70年代強制土著印第安人的子女接受現代教育，而這些印第安子女有許多在寄宿學校里沒有得到很好的照顧，有的甚至受到了虐待。這樣的事情，完全可以解釋成為了印第安人的下一代的利益和他們的長遠利益，即便有問題也是好心辦壞事。但是加拿大政府沒有這樣找藉口，而是勇敢地承認了自己的過失。

一個政府，能夠審視自己和前任的過失，進行深刻的反省，這不能不讓我欽佩。任何人都會有過失，任何團體和政府也一樣。對於自己的過失的態度可以是文過飾非，也可以是深刻反省；可以是鉗口壓制，也可以是坦然以對。加拿大之所以是一個非常寬容和正直的國家，就是由於她有如此理念的人民和由他們選出的政府。加拿大，不僅讓我感到道義上的歸屬，而且給了我深刻的道義影響。

嚴於律己，寬以待人，這是上古流傳的聖人教誨。中國曾崇尚自省。早在先秦時代，儒家就非常看重自我反省，把這作為修身齊家治國的起點。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曾子說：“我每天在三方面反省自己：為別人做事，是否盡心、忠實？和朋友交往，是否真誠？對老師所傳授的知識，是否認真複習？”）

曾子的自省正是後世國人所缺乏的，我為華夏曾經有過這樣勇敢的自省而驕傲。但是中國的自省還不是批判。不幸的是，絕大多數華夏的自省是為統治者服務的，它們都是一個意思：自己是否與上級和教條保持一致了。這就是華夏“自省”的現代表達，這就是中國式自省的基本內容。而批判，實際上並不存在。不允許批判的自省更像是對上禱告和自我審查，而不是對於真理的追求。因此就不難理解，曾子三省中的最後一省只是反省自己盡心學習導師的傳授，而絕不是質疑導師的教導。

中國式的反省不鼓勵批判，更加忌諱對於權勢的批判。這實際上就把一個社會變成了像是一個沒有泄氣閥的鍋爐，一直靜默到爆炸。而到了爆炸的時候，就不是批判，而是你死我活的鬥爭了。你死我活完了以後，這個怪圈繼續運轉，直到下一次你死我活。而真正的反省，無論是作為個人還是集體，都同樣困難。

我在讀研究生的時候，曾經在中國科技大北京研究生院聽過著名美籍華裔數學家陳省身的一個講演。他有一句話我記得非常深刻，當時出乎意料。他說：美國沒有種族主義，只要你優秀，你就可以得到承認。在美國兩百周年國慶的時候，他作為唯一的數學家代表美國出訪歐洲參加慶祝美國建國兩百周年的學術活動。一個亞洲人，在一個歐洲後裔占多數的國家的兩百周年國慶作為唯一的數學家代表訪問歐洲，這樣的信任和承認無疑出於真誠和信念。

陳省身如此對美國的評價，實際上是對一些總是把自己的挫折歸罪於他人和環境的說法的批判。我相信陳省身作為一個人和科學家的道路絕不一帆風順，只是像有陳省身這樣覺悟的人畢竟太少了，絕大多數人還遠遠不能達到這樣的境界。

於是，直面現實、正視歷史就體現了一個個人和一個民族探索真理的態度。中國歷史上歷代多有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而不能正視歷史。弄得李白這樣的蔑視權貴和直言不諱的詩人也不得不用“西風殘照，漢家陵闋”來曲指“唐朝宮闕”。而清朝更是一個以篡改歷史著稱的政權，以不擇手段來逃避批判。正因如此，導致有人說，歷史就像一個小姑娘，你把她打扮成什麼樣子就是什麼樣子，而其本身真實的長相則是第二位的。國人所看到的歷史就是一個經過刻意打扮的小姑娘，濃妝艷抹、珠光寶氣和厚重服飾，使得我們根本無從知道其真實的長相。

而經過“文藝復興”的西方對於歷史的審視則如同古希臘的雕塑，幾乎都是裸體的。古希臘的年輕女性和男性的身體被這些偉大的雕塑家嚴肅而不加掩飾地展示給人們。比如前面提到的《米洛的維納斯》的雕塑不僅是一個偉大時代的藝術代表，而且是一個偉大時代對於真理的追求的象徵。沒有掩飾，沒有猶豫，只有盡致的美麗和真誠的坦然。一個允許別人說話的統治者，一個允許別人批判的統治者，才可以審視自己和改善自己。一個敢於並且能夠自由地表達自己思想和意見的人民，才可以稱作公民。具備這樣特點的社會，才可能成為一個公正的社會。

1644年約翰·彌爾頓（John Milton）對英國議會作了題為《論出版自由》（Areopagitica）的講演【4】，他的講演稿的扉頁引文源自古希臘劇作家歐里庇得斯的劇作《懇求的婦女》（Suppliant Women）：

“只有天生自由的人在公眾面前可以自由地演講，這才是真正的自由。如果他能夠也願意自由地演講，便能贏得崇高的讚譽。相反，如果他不能或不願意的話，也能保持他的沉默。在一個國家裡還有什麼比這更公正的事情呢？”

而他的講演稿的標題“Areopagitica”本來並非一個英語詞，而是一個古希臘名詞——“雅典最高法庭”，其原本的詞義和“言論自由”並不相關。正是古希臘法律對於言論自由的充分肯定才使得文藝復興後的英國和啟蒙者把這個名詞升格為普適的言論自由。彌爾頓要說的是，一個文明和公正的國家，必須以最高的仲裁形式把言論自由置於至高無上的地位。

這篇演講稿，成為了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捍衛言論自由的哲學文獻之一。彌爾頓闡述了古希臘時代的言論充分自由，敦促他的時代和社會以此為榜樣。以古希臘雅典的最高法庭為標題，以古希臘歐里庇得斯劇中台詞為扉頁題詞，還有什麼比這更能體現古希臘的批判精神對於一個社會走向文明和公正的偉大作用？其實，僅用“偉大”來形容是遠遠不夠的，這是人類社會進步和公正的本源。

一個民族的性格實際上是國民個體性格在統計上的平均值。毋庸諱言，國人作為個體從總體來說缺乏對批判的寬容。缺乏批判精神的原因很難確定。也許由於中國的大一統，不同的思想和見解不再需要。不僅僅是不需要，而且對大一統有害。也許古希臘的城邦國家比較容易使得這樣的不同見解生存。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確實有不少不同的學派和思想彼此爭鳴，但是這樣的百花齊放很快就消失了。由於它們的消失是和秦朝的統一同時發生的，於是確實有理由說，大一統是破壞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和造成萬馬齊喑的罪魁禍首。這樣的結論不無道理，秦以前諸多小國並存，各自的生存和繁榮需要“士”的才能和貢獻。而秦的專制統一，使得諸子百家時代“士”階層得以生存和繁榮的諸多小國消失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百家爭鳴和不同見解的生存環境，就這樣隨之完蛋了。

此後的缺乏自省，或許也和中國沒有宗教有關。所有的宗教都被砸爛了，今天還尚存的“拜佛”已經不是宗教的一部分，而是政治和商業的一部分。基督教的出現對於古希臘來說是一種災難，因為它摧毀了更加理性的文明。但是對於一些沒有高尚理性的地區，類似宗教的出現應有進步意義。宗教使人們懺悔自己的行為，基督教教義至少使人們有負罪的意識，以及基於原罪基礎上的平等意識。其結果就是人們在某種意義上具有自省的勇氣和對於批判的容忍。

但是中國歷史上缺乏這樣的機制，於是國人不善自省，更容不得批判，因為他們沒有對此的政治動力，也沒有宗教動力，更沒有哲學動力，所以剩下的只有物質動力了。因此只有在物質極度貧乏的時候，才會有自省和批判的實踐，並且一有溫飽，反省就停止了。

中國“文革”後的“傷痕文學”曾經盛極一時，當時對整個民族反省和深究那段令人不堪回首的歷史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就在接觸到更深層的思考時，這個運動戛然而止了。縱然有許多的政治原因，實際上還是由於我們的民族性格，國人不敢正視淋漓的鮮血和裸露的真理。

中國人近代的自省只是在少數的很有思想和膽量的知識分子和政治家中進行的。但是這樣的自省往往在達到政治目的後就夭折了。有的是自覺地夭折，而有的是被迫地夭折。

對於來自他人的批判就更加是一個問題了。當國人面對來自外人的批判時，其民族熱情就陡然被激發。這是很可以被理解的，既然自己都不願意反省，怎麼容得下別人的質疑和批判？

有兩本書，《中國可以說“不”》和《中國不高興》，其令人啼笑皆非的理論揭示了一部分國人內心的陰暗。更令人不解的是，其作者還在西方待過一些時候，但是他們的心態卻令人感到困惑，他們似乎從來都沒有受到西方民主思想的影響。他們的心態很容易令人想起一則笑話。

一個懼怕老婆的男人，有一天被老婆打到了無路可逃的地步，於是鑽進了床底下。他老婆夠不着了，就氣憤地在外面嚷嚷：“你，出來！”此男人在床底哆哆嗦嗦，卻仍然豪言壯語：“男子漢大丈夫，說不出來，就不出來。”

說“不”出來，就“不”出來。實在似曾相識。只有內心真正恐懼的人，只有沒有自信的人，才會把說“不”當作是一種值得如此炫耀的榮譽。否則，說“不”應是一件非常坦然的事情。

在西方，沒有人採取那個“老婆”的做法。西方是讓別人說“不”的，不僅讓他們自己的人民說“不”，也讓其它的國家說“不”。

如果了解聯合國是如何運轉的，我們就不得不欽佩西方的公正和勇氣。當然，誰都想在某種程度上操縱某個機構為自己所用，西方的政治家也是一樣的。但不同的是，他們在遊戲開始前會制定規則，使得每個人都知道這個規則，從而按照這個規則進行遊戲。遊戲中有一個機構，執行和監督這個規則，使得每個人，也包括他們自己，都在遊戲中遵守規則。這就是西方的特點。

尤其值得稱道的是，西方的規則基本上是公平的。聯合國的投票機制是一國一票，而這個機構的經費卻幾乎僅僅由西方，特別是美國提供的。於是，就有這樣的現象：西方承擔了聯合國的所有經費，卻讓第三世界的所有國家，不分大小，都有發言權，而且是同等的發言權。不少時候，西方國家的提案無法通過，就是由於那些不出錢卻有選票的小國在和西方作對。有的時候，對於西方不利的提案卻可以通過，原因也是一樣的。西方雖然為此頭疼不已，但是他們仍然對這樣的機構和原則持之以恆，充滿信心。

不把自己的困境歸結於外來的因素，而更多地審視自己的責任。這是西方普遍的共識和被西方人普遍認可的美德。記得一次我在美國開一個學術會議，會議期間我和三個美國人聊天，說到了民族之間對問題看法的差異。我說了曾經看到的一則幽默：有教授讓來自不同國家的學生寫一篇關於大象的文章，至於具體寫什麼，用什麼標題，完全在於學生自己。結果，德國學生寫的文章標題是《大象的思維》，法國學生的標題是《大象的愛情》，而俄羅斯學生的標題是《俄羅斯的大象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大象》。那幾個美國人聽了覺得很好笑。笑過之後，他們要拿自己開涮了。

其中一個首先發難：“咱們美國人會寫什麼題目？”他們顯然在尋找能夠最刻薄地批判自己的方式。他們想了一會兒，終於都同意美國人很可能會寫這樣的標題——《如何迅速繁殖大象以獲取更大利潤》。理由是，美國人的缺點是太注重利潤，什麼事情都從商業目的出發。我覺得這幾個美國人還真的很有意思。

事情還沒有完。他們反過來問我，“中國人會如何寫這個題目？”我從來就沒有準備把中國人也放到這個幽默中，記得當時我並沒有想出什麼貼切的答案。也許那幾個美國人會感到很失望：“怎麼這個中國人不知道自己民族的缺點？”我回去後一直耿耿於懷，後來終於找到了一個合適的答案。國人一定會取這樣一個標題——《中國——大象的故鄉》。

此事和其它我碰到的很多事情使得我理解，在西方，人們對於自己的民族和政府的批判是極其正常和坦然的事情，他們的批判是他們忠誠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民眾和政府理解和欣賞這樣的忠誠。

這裡還有一個令國人不可思議的事例。在遭到9.11恐怖襲擊後，美國組織進行了全面的反恐行動，其中之一就是圍剿在阿富汗的基地組織。在一系列的軍事行動中，美國軍人重創了基地組織和塔利班武裝，抓獲的恐怖分子嫌疑犯被關押在加勒比海的關塔那摩美軍基地。由於這些恐怖主義嫌疑犯都是在和美軍交戰時被俘獲的，他們的罪證應該說是確鑿的。但是由於案件的敏感，對於他們的定罪的法律程序（起訴、辯護、定罪）不能在一般的公開法庭進行。而對於給予這些嫌疑犯的辯護和他們自身的權利，就成了美國民眾一個爭論的焦點。

一個軍事法庭的律師，他本人也是美國軍人，被指定給一些嫌疑人進行辯護。他激烈地批評了美國政府對於嫌疑犯處理的不當，侵犯了他們應有的權利。他的辯護出於他內心的信仰和理念。他辯護的對象是證據確鑿的恐怖主義分子，他的對立面是作為公訴人的美國政府。他不是蔑視證據，但是他質疑美國政府對於這件事情處理的方式。他認為，那些被告的合法權利受到了不應有的侵犯，美國政府採取了過激的行為。

我欽佩的不僅是這位軍事法庭律師敢於挑戰美國政府的做法，更是美國的法律以及美國政府對他的批評和挑戰的容忍。這種容忍並非一種恩賜，而是一個制度的特徵和原則，他由一個民主制度賦予了這樣的權利為一個罪大惡極的嫌疑犯辯護，他還被賦予權利批評美國軍隊和政府在這一問題上所採取的一系列措施。對於這樣的激烈批評的容忍，實在是需要勇氣和氣度。而這個賦予他如此權利的制度，則更加具有勇氣和氣度。這是基於平等的理念和寬容的心態之上的求真的勇氣。

我未必贊成這位軍事法庭律師的所作所為，但是我欽佩他的勇氣；我未必同意他的觀點，但是我理解他的理由。更令我欽佩的是這樣一個社會和制度，能夠容忍不同看法的社會，才是追求公正的社會；可以不懼批判的制度，才有可能創造合理的國家。

自省的一個重要的標誌就是允許他人對於自己的批判。這是歷史上國人最缺乏的。國人把他人對自己的批判看作是顛覆自己的陰謀，把對方的言辭和語言當作對準自己的刀槍，於是最後就不得不用刀槍去解決對方的文字和語言的批判。於是我們就有了秦朝的“焚書坑儒”，於是我們就有了漢朝的“獨尊儒術”，於是我們就有了清朝的“文字獄”。

我在太行山農村插隊時見過這樣一個公社書記，這是一個在當時很典型的人物。他在我們的村子裡蹲點，迫使我們進行“農業學大寨”。本來太行山的植被不好，不適合種糧食。但“以糧為綱”是那個時代的政策，明明知道這不適合本地的情況，這些當官的誰也不敢說半個不字。上面怎麼說，他們就怎麼折騰下面的老百姓，而且變本加厲。

有一次上面推廣“墨西哥”小麥，這是一種春小麥，麵粉比較黑，當地人並不喜歡，但是據說產量高，生長期短，於是當官的就強行推廣了。附和與逢迎自古為官之本，上級的旨意從來至高無上，而百姓的好惡永遠無足輕重。結果到了麥收的時候，一些誠實的農民就說這麥子不行，裡面都是空的，還沒有普通冬小麥產量高。有個勇敢一點的老頭，看到那天此公社書記在場，就拿了一把小麥給他看，“你看，書記，這小麥裡面都是空的，磨不出面。”本來老頭的意思也就是“明年咱們是否就不種這小麥了？”想不到，這位書記勃然大怒，他到別的麥子堆里找了一把好一點的，拿到這位老農面前，對他大聲吼叫：“你睜開眼睛看看，這是空的嗎？是空的嗎？”歇斯底里了一陣，書記還不滿足，繼續說：“腦筋生鏽了，不接受新鮮事物，反對新生事物，‘農業學大寨’搞不好就是這些人的阻力。”晚上還組織開會，批判對於“新生事物”的懷疑態度。

這樣的人，組織這樣的批判會，來批判一種懷疑態度。我覺得真的很滑稽，這樣的批判，實際上就是扼殺真正的批判。那個時代就是如此打着批判的旗號，消滅一切批判的膽量和意識，摧毀一切質疑的勇氣和正直。

但是值得慶幸的是華夏還有過百家爭鳴，但那是一個和華夏後來格格不入的時代，曇花一現，便成了絕響，令人唏噓遺憾，仰天長嘆。

中國的歷代統治者，幾無例外，絕不容忍對他們的批判，甚至對批判者大加迫害。由於這樣的高壓，正面的批判在華夏早就銷聲匿跡了。但是統治者還不就此罷休，他們要把人心徹底摧毀，要剷除最後殘存的不悅耳的聲音。於是就有了極具中國特色的“腹誹”和“文字獄”。

所謂“腹誹”是從“誹謗”發展而來的。在中國專制政體下，任何違背君主意旨的言論，皆可治罪。大臣即便是出於社稷大計，給君主以善意的批評和勸諫，也有可能觸怒君主，招致殺身之禍。從秦朝開始出現的“誹謗”罪名，是典型的言論罪。所謂“誹謗”，特指對君主的“惡意”批評，至於是否真的“惡意”，全在君主一念之間。漢初的思想家指出當時的秦朝“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忠誠直言者多被裁定為“誹謗”。華夏特有的名言“武死戰，文死諫”說明了朝廷官員由於言論而被處死的普遍危險。

儘管漢初朝廷明白以“誹謗”治罪的弊病，但是到了漢武帝時期，“誹謗”之法比秦始皇時代更為變本加厲，其標誌就是“腹誹”之罪的出現。“腹誹”意為在肚腹之中“誹謗”皇帝，統治者僅憑自己的臆斷，就可以定罪。此法比“誹謗”更為嚴苛，它的隨意性構成了它最根本的弊端。一個人，甚至一位重臣，哪怕一個字沒寫，一句話沒說，也可以被治以死罪，罪名就是“腹誹”。

漢武帝時代，與“腹誹”罪相關的大案有兩起，名臣竇嬰、顏異因此被殺。魏其侯竇嬰曾經以平定“吳楚七國叛亂”和正直立朝而名動朝野，後來被武安侯田蚡安以罪名：“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傑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視天，俯畫地，辟睨兩宮間，幸天下有變。”“腹誹”之罪導致竇嬰被殺。

漢代以後雖然沒有明顯的“腹誹”罪名，但是，歷代統治者藉此殺人的不在少數。南朝蕭齊時期的大臣謝超宗，曾經因為口出怨望之言而被免官、禁錮。後來，齊武帝惱怒謝超宗的輕慢無禮，決意除掉這個侍才自傲的人物，為其羅織的罪狀就是腹誹：“訕貶朝政，必聲凶言。腹誹口謗，莫此之甚；不敬不諱，罕與為二。”最終謝超宗被流放並賜死途中。

中國歷史在“誹謗”和“腹誹”方興未艾的同時，“文字獄”也應運而生。文字獄指君主對文人的一種迫害，《漢語大詞典》定義為：“舊時謂統治者為迫害知識分子，故意從其著作中摘取字句，羅織成罪。”這裡有兩層含義：其一，獲罪者並非由於政見不同，並非政敵之間的攻訐；其二，獲罪者沒有煽動民眾的意圖，也沒有顛覆政府的能力。文字獄是統治者有意借文字無中生有，羅織入罪，藉此震懾天下，鉗人之口，壓制思想。將文字獄登峰造極的便是清朝了。

整個康乾盛世，文字獄橫行，其手段之嚴酷，追命之離奇，牽連之廣泛，都到了令人髮指的程度。胡中藻寫“一把心腸論濁清”，在我大清之前加“濁”字，自是鬼蜮為心，罪當處斬。喬廷英寫“千秋臣子心，一朝日月天”，日月合為“明”字，可見心念前朝，凌遲處死，子孫處斬，妻媳為奴。甚至看書批註都會惹大禍，湖北生員程明禋偶讀《後漢書》中所載《刺世疾邪賦》，覺得寫得非常好，將該文中“寧饑寒於堯舜之荒歲兮，不飽暖於當今之豐年”等警句加以圈點，並加批語云：“古今同慨”，便以“悖逆”罪被處斬。

更離奇的是燕趙直隸名臣尹嘉銓一案。尹嘉銓曾做過大理寺卿（三品高官，相當於如今的最高法院院長），是一位著述頗豐的道學家，曾受過乾隆皇帝的嘉獎。這位處處以維護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等倫理為己任的衛道士，可以算是從思想到行為都是完全馴服的奴才了，居然也獲罪。說來好笑，其罪名竟是因他曾在詩文中自稱“古稀老人”，還刻了一方“古稀老人”的印章。而這一稱呼乾隆已使用過，視為己有，他人又來用，便是大逆不道的重罪。皇帝盛怒之下，差一點判了凌遲，還是經人百般勸諫，才改為處斬，這已經是皇恩浩蕩，法外施仁了。

事情還沒完，尹嘉銓的所有著述全被翻出來，細查出一百多處悖逆文字，其實無非是稱自己可為“帝者師”，恭維自己的父親為“孔門四子”而已。於是他所著述編纂的書籍七十九種全被銷毀。就連他作序的《女孝經》、《家禮存義》等書籍也被抽毀。這位名臣鴻儒，眨眼之間便成了“狂妄悖逆”“大肆狂吠”的“瘋狗”。

魯迅曾這樣評價尹嘉銓的文字案：“乾隆時代的一定辦法，就是：凡以文字獲罪者，一面拿辦，一面查抄，這並非看中他的家產，乃是查看藏書和另外的文字，如果別有‘狂吠’，便可以一併治罪。因為乾隆的意見，是以為既敢‘狂吠’，必不止一兩聲，非徹底根治不可。”在這樣嚴苛暴虐的統治下，知識分子只能噤若寒蟬，遠離時局，躲進故紙堆中尋求安慰。晚清文人龔自珍嘆息道“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反映了一代文人著書立說只為混口飯吃，不敢過問國計民生，更不敢追求真理的黑暗現實。一個社會到了這樣的地步，真正還有批判精神並且勇於實踐的便銷聲匿跡了。

也許正是由於這樣長期的高壓，近代就有了那些氣壯如牛的人，他們的氣壯如牛僅僅是在順着主子的意思的時候，一旦揣摩到了主子的意思，順着這意思他們就氣壯如牛了。他們同時也是一些膽小如鼠的人，一旦發現主子不開心了，瞧着那臉色他們就膽小如鼠了。他們一擁而上，他們一鬨而散，他們振臂高呼，他們噤若寒蟬。這些看起來截然不同的行為卻都是由同樣的一群人演出的。

“著書都為稻粱謀”到了今天，滋養出更聰明的遺老遺少，《中國可以說“不”》和《中國不高興》的作者們，就是這樣一些人，不敢針砭時弊，卻揣摩得寵和獲利的妙方，以期不僅謀得“稻粱”，還望仕途平步青雲。如果說昔時知識分子為苟延殘喘而忍氣吞聲、謹小慎微，那麼今天這些遺老遺少就是為了飛黃騰達而精心揣摩、語出驚人。

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之風範已經離華夏遠去了，準確地說，不是百家爭鳴遠離了華夏，而是華夏遠離了百家爭鳴。好在今天，我們應該有勇氣重回那個時代。

我們可以看到在西方的議會裡，批判具有平等、寬容和真誠的特點。我經常看加拿大議會裡辯論的電視轉播，執政黨和在野黨之間的互相批評非常有意思。不少時候也面紅耳赤，但是並不妨礙大家互相握手致意，更沒有大打出手和人身攻擊這樣的惡行。

有一次在加拿大議會中算是非常出格的一件事，自由黨的一位女議員“希拉”以強悍和咄咄逼人著稱，每次辯論都伶牙俐齒唇槍舌劍讓保守黨難堪。於是這次一位著名的保守黨議員站起來以和藹的聲音勸這位劍拔弩張的女議員安靜下來：“你的名字讓我想起了一首墨西哥民歌，‘Tequela【5】，希拉，躺下來，再愛我一次吧’。”這出人意料的諷刺令議會中的絕大多數大笑不已。但是其語言並不合適，於是引起了不小的爭議。這也就是西方議會的“不文明”的頂峰了，絕無大打出手，更無政治迫害。

西方今天的對批判的寬容絕非與生俱來，而是經歷了艱難曲折，來自“文藝復興”對古希臘文明的重生。我們今天所見的犀利尖刻的批判，還帶着古希臘的餘韻和阿里斯托芬的調侃。因此難怪民主制度是在古希臘誕生的，因為民主制度的建立必須有這樣一些人，他們具有批判自我的勇氣和容忍來自他人批判的海量。民主制度的產生必須有人的基礎，必須有這樣一些具備這樣理念的人。

法國思想家伏爾泰（Voltaire，1694－1778，圖4－7）的格言可能是對待批判的最高境界。即便當面對他認為根本不是批判而是完全荒謬的言論時，他如是說：“先生，我厭惡你所寫的一切，但是我仍然會用我的生命捍衛你繼續寫作的權利。”

圖4－7  伏爾泰（Voltaire）

伏爾泰所處的時代在“文藝復興”後期，古希臘的價值已被全面復興，這個階段也被稱作“啟蒙時代”。確實，“文藝復興”就是一個啟蒙時代，她向世人啟蒙了由古希臘創造的精神。

“吾愛吾師，我更愛真理。”這是作為學生的亞里士多德的名言，而之所以可以成為實踐，更是由於作為導師的柏拉圖的胸懷。

柏拉圖在自己創辦的雅典學院（Acadamy）里堅定地執行了這樣的原則，亦即，他絕不允許也從未使這個學院成為遵循或沿襲他的觀點和思想的場所。恰恰相反，獨立的和不同的思想在這裡不僅被允許而且得到鼓勵。培養一個最終挑戰自己並且和自己在理念上分道揚鑣的學生會使導師如何面對？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這三代師生給所有的人做出了最好的典範。為了真理，柏拉圖對蘇格拉底追隨一生；也是為了真理，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分道揚鑣。我們今天不必爭辯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孰是孰非，因為無論他們如何分道揚鑣，都將殊途同歸，因為他們都是在追求真理旅途上的同路人。為了真理而產生的異見，比之對真理的追求的勇氣和胸懷又算什麼？我們今天有誰能夠說他們任何一個不夠偉大？

他們之所以偉大，不僅由於他們的遠見卓識，還由於他們寬容和鼓勵他人的異見，支持和培養弟子的超越。這樣的偉大，絕不僅僅限於這三代師生，而是整個古希臘時代普遍的社會風尚。看看阿里斯托芬的尖酸刻薄的喜劇、以及政治家對這些喜劇的容忍和古希臘公民對其的欣賞，我們就不難找到答案。

因此，我們應該以舉辦奧運會的熱情鼓勵每個人真正理解這句格言——“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

我們可以更進一步把這句格言引申為：“我愛我的傳統，但是我更愛真理”；“我愛我的民族，但是我更愛真理”；“我愛我的文化，但是我更愛真理”。如果達到了這樣的境界，就會有追求真理的勇氣，就不會由於他人的逆耳直言而咬牙切齒、仇恨滿腔。

如果一個社會有古希臘雅典政府容忍阿里斯托芬的尖刻批判的氣度，其必定是一個真正寬容的社會，一個敢於追求真理的社會，一個更加合理的社會。如果一個民族有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勇氣和胸懷，其必定是一個虛懷若谷的民族，一個求真求實的民族，一個崇尚理性的民族。

在信仰和理性之間，古希臘人毫不猶豫地選擇了理性，這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直至文藝復興。於是古希臘人容忍和崇尚批判，因此也容忍了對於理性的批判，從而對於理性的批判的批判。和古希臘相比，中世紀宗教信仰下的社會只能被稱作黑暗，因為那裡理性被認為是最大的敵人，而信仰被作為屠殺理性的屠刀。其結果可想而知，古希臘文明在科學和思想上的群星璀璨驟然變成了中世紀的乏善可陳。

“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這永遠不可能被誕生於中東的基督教、猶太教或伊斯蘭教所提倡，因為這將導致人們質疑耶穌、先知和上帝的教誨；因此這只能由古希臘的哲人所崇尚，這就是古希臘的理性的批判精神使然。

從某種程度上說，人類文明史就是對於批判的寬容史。在不容批判的信仰和敢於質疑的理性之間，從來水火不容。這是代表着理性批判的雅典和代表着盲從信仰的耶路撒冷之間長達數千年的，至今仍然刀光劍影的“戰爭”。古希臘文明消亡後的中世紀蒙昧和黑暗證明了，一個不容批判的社會必然墮落；而“文藝復興”後的啟蒙和光明證明了，一個寬容批判的社會肯定進步。

批判，給人類社會以糾正錯誤的可能，因為，那些不許質疑的，必定是不能自洽的。當我們容忍那些令人難堪的批判時，不僅僅給予不同的見解以生存的空間，而且給予了一個寬容的社會以生存的可能。只有具有批判精神，才有寬容的胸懷。

只有寬容，才能合理。

註：

【1】指羅馬教廷在羅馬鮮花廣場對倡導“日心說”的布魯諾處以火刑。

【2】例如在中國經久不衰的對知識分子的迫害

【3】 L.S. Stavrianos，A Globle History: From Prehistory to 21st Century，Prentice Hall，7th edition，1999

【4】Areopagitica一詞源於古希臘雅典的一處地名Areopagus，那裡曾經是雅典最高法庭（亦稱作Areopagus）所在地。以雅典的最高法院引申出來的“出版自由”，可見古希臘雅典的言論自由程度。

【5】一種墨西哥烈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