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自由、平等、博愛

——公民終極的尺度

每個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只有自由，才能幸福……我們不會因為慷慨而後悔。—— 伯里克利

如果說“科學和民主”是社會進步的標誌，那麼“自由、平等、博愛”就是人格進步的尺度。—— 作者

“自由、平等、博愛”，（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這幾個簡單的詞語深刻地體現了古希臘精神所蘊含的人文主義價值。有心人經常可以在法國街頭看到這樣的字樣，它們並不是用標語或者廣告張貼在外面，而是鐫刻在學校和一些公共設施的牆上，通常並不顯眼，如不細看有時還未必看得清楚。但這種理念已經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深深地銘刻在公民心中，融入到血液裡面，未必一目了然，但是永誌不忘：

“自由”——在保證他人享有同樣的權利、不干涉他人的權利和不傷害他人的前提下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平等”——在法律面前，無論獎懲，人人一視同仁，所有的公民都有同樣的權利擔任高級官員、政府職位和就業，決定其是否勝任的僅僅是其能力、品德和才幹。

似曾相識嗎？是的，我們在古希臘偉大政治家伯里克利的講演中看到過非常相似的觀點。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說“自由、平等、博愛”是源於古希臘的價值觀。

“博愛”——中文直譯是“兄弟般的情誼”。和“自由”、“平等”不同，她不是政治權利，而是道德義務，是對於集體和他人的道義。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支點，正是這三個支點，使得整個系統成為穩定的。如果說“自由”和“平等”是兩維，因此可以構成一個完整的平面的話，那麼“博愛”就是第三維，和其它兩維構成了一個完整的三維空間。

也許我們此時耳邊會響起貝多芬作於1824年的《第九交響曲》中的最後一個樂章《歡樂頌》。這個樂章是一組大合唱，氣吞山河盪氣迴腸的旋律與和聲給予了德國劇作家席勒的歌詞“讓全人類皆成兄弟……”更加感人的含義。我第一次聽到《歡樂頌》便頓時為其神聖、崇高和正義所感染。

而這些理念，正是古代中國所欠缺的。

古中國不曾有過“自由”這一理念。晚清啟蒙思想家嚴復在《論世變之亟》中說：“夫自由一言，真中國曆古聖賢之所深畏，而從未嘗立以為教者也。”中國對於“自由”的恐懼是全社會和全民族的，不僅僅帝王如此，聖賢也如此。嚴復指出，由於缺少“自由”的理念，中國的一切都和西方不同。

古中國沒有“平等”的概念，有的是不同等級之間的裙帶和逢迎、主僕之間的效忠和賞識，但並沒有平等。嚴復指出：“……中國最重三綱，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國親親，而西人尚賢；中國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國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國的等級觀念和任人唯親，以及只有對上的敬畏，而缺乏對民眾的尊重，導致社會沒有平等，遂使中國以血緣和利益關係治國，使“天下為公”成為一句空話。嚴復對中國缺乏平等理念的刻畫可謂恰如其分。

“博愛”更在中國歷史上難覓蹤影，在過去的中國，現代意義的“愛”並不存在，這個漢字通常和其它的漢字連用，比如“寵愛”、“仁愛”、“關愛”、“熱愛”、“溺愛”、“恩愛”、“喜愛”、“愛護”、“愛戴”等等，並無“博愛”中“愛”的含義，而是更多地表達了一種擁有和獨享的特權及占有和依附的欲望，比如皇帝對臣妾的“愛”、主人對寵物的“愛”和主子對奴才的“愛”。

西方的“愛”之淵源在古希臘。在古希臘，“愛”被區別成不同的種類，比如：

Agape：這是“心靈之愛”，也可以說是神聖的“愛”，其不源於理智的思維，也不由於功利的需求；

Philia：這是“思想的愛，也可以說是“公正的愛”，其不帶有感情的色彩，而是充滿了理智，因此這是理智的“愛”。源於古希臘的術語“哲學”，就是由古希臘語的“愛（Philia）”和“智慧（Sophia）”所構成。這也是亞里士多德所倡導的一種對於朋友和社會的美德的“愛”；

Eros：這通常解釋為“肉體的愛”，包括了“情愛”和“性愛”，但是柏拉圖也升華了這個定義，因此其也包括對美好和真理的充滿激情和忘我的愛，也可理解為有別於理智的狂熱的“愛”；

Storge：這是“自然的愛”，比如長輩對於晚輩的愛；

Xenia：這是“慷慨的愛”，是一種超脫利益的愛，是對於陌生人的不求回報的慷慨。在古希臘這是一種普遍存在的理念，荷馬（Homer）史詩《伊利亞特》和《奧德賽》中一再表現和讚揚了這種“愛”。

在這些希臘人的“愛”中，如果說Agape被後來的基督教以其自己的解釋廣泛弘揚的話，那麼Philia和Eros是文藝復興後人文進步的一個重要象徵。在“自由、平等、博愛”中的愛，應該主要是Philia，同時也包含了Agape和Eros輔以Xenia和Storge。

人類社會走向“博愛”的過程同步於走向“自由”和“平等”，而“自由、平等、博愛”的進程和“科學和民主”是一致的。

如果說“科學和民主”是社會進步的標誌，那麼“自由、平等、博愛”就是人格進步的尺度。人類的人格進步史就是“自由、平等、博愛”戰勝其對立面“禁錮、等級、仇恨”的歷史。如果說“公民”人格完整地反映了“自由、平等、博愛”，則“奴才”人格全面地體現了“禁錮、等級、仇恨”。因此，一個社會的進步和落後的鬥爭，也是這個社會的公民和奴才人格上的搏鬥。

公民是一個合理社會的基礎，也是目的。奴才是一個不合理社會的基礎，卻不是目的，而只是工具。可以說，奴才是“自由、平等、博愛”終極的反面。“自由、平等、博愛”和“奴才”勢不兩立不共戴天，盛產“奴才”的地方必無“自由、平等、博愛”，而奉行“自由、平等、博愛”的社會難有“奴才”。

那麼什麼是公民？除了他人格上的完整，亦即“自由、平等、博愛”之外，他需要履行公民的職責和具有公民的權利。在作為一個“個人”和一個“公民”之間是有所不同的。古希臘對於公民的培養和對公民理念的教育甚至令我們今天自嘆弗如。古希臘人在“個人”和“公民”之間達到了非常和諧的統一。這也是為什麼古希臘的民主制度可以運作得如此完好的最終理由。

古希臘梭倫（Solon，公元前638－558，圖15－1）的立法實踐典型地解釋了古希臘的“個人”和“公民”。首先，他把自己想象為一個和他人無關的獨立的個人，以他自身的能力創建和接受法律條文。然後，採取強烈對立的方式：使得把此假定的獨立個人重新置於他所在的團體之中，從而讓自己和所有其他公民一樣，置於自己制定的法律之下。【1】

圖15－1  梭倫（Solon），National Museum，Naples，意大利

古希臘給予了公民最大的權利和自由，每個公民自己決定如何生活和工作，蘇格拉底所提倡的道德個人主義和古希臘社會提倡個人行為自由的風氣，使得古希臘公民的個人自由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維護。每一個公民都是一個獨立的政治單位，具有獨立的思維和見解。因此，古希臘公民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是自由和獨立的。

但古希臘同時又是一個非常重視集體利益的社會。古希臘公民享有的民主權利即使現代社會的公民也難以企及，但他們對於責任和義務的理解境界也令許多現代人自愧弗如。對古希臘公民來說，做一個有責任心的參政者，既是社會立法的要求，也是自己道德的準則。他們可以置自己的私事於不顧，卻絕不可以不參加城邦的議政活動。

回顧本書中引用的伯里克利的講演，以上這些理念都在其中出現過。梭倫、蘇格拉底、伯里克利所鼓勵和讚揚的，所要培養和造就的，就是“公民”。這就是古希臘社會的立身之本，也是現代合理社會的全部基礎。

古希臘為人類奠定了一個獨特和空前的社會形式——“公民社會”。由於公民的權利和職責，使得公民本身的素質成為一個社會的進步標誌和最終目的，因此公民的素質和標準便成為一個公民社會必須關注的焦點。

歐洲語言中的“Idiot”（白痴）一詞源於古希臘，在古希臘時專指那些只忙於個人私事而不關心公眾事務的人。這樣的人在古希臘被認為是忽視了真正重要事情的“白痴”。可見古希臘人在對於個人價值重視的同時，是多麼重視作為整體的社會價值。

令人感慨的是，在中國，“Idiot”（傻瓜、白痴）卻被用來形容那些熱心公眾事務的人，特別是那些把公眾利益置於自己利益之上的人。中國的父母會告誡孩子不要為了社會的利益拋頭露面，免得麻煩纏身。“做人要聰明一點，不要傻乎乎的。”意思誰都知道，就是不要關心公眾和他人的事情。

於是，用古希臘的標準來衡量，國人該都是“白痴”了；而按照國人的標準，古希臘人才是“Idiot”。亦即，古希臘人用中國人的標準衡量則都是“傻瓜”，而中國人按照古希臘的標準則都是“白痴”。民族性格和社會理念差距之巨大莫過於此了。

這種不關心他人和國是的態度常令經過古希臘文明洗禮的西方人不解。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在《中國人的德行》一書中提到，滿清時有個西方傳教士古伯察（Evariste-Regis Hue）一行在中國遊歷，適逢1851年道光皇帝死後，繼位者未定，政局變幻莫測。一天他們到一個小酒館喝茶，看到有幾個中國人在座，於是這些西方人就此提出一些政局猜測，以期那幾個中國人參與討論。但是這幾個“大清子民”經過一段時間的無動於衷後，終於發話了，不無諷刺地教訓這些外國人：“聽着，朋友！這不是我們的事情，幹嘛要我們為此費神？朝廷里的領俸祿的官是幹什麼的？他們拿着俸祿，這是他們的事情。讓咱們琢磨，那才是傻瓜呢！”周圍的國人此時也大聲附和道：“就是這個道理！”

這就是華夏數千年來沒有公民的結局。他們關心的僅僅是他們鼻子下的一點點利益，沒有心情也沒有勇氣關心社會或者集體。

直到今天，不少國人也未必理解公民的意義。在2008年加拿大的聯邦大選正在進行之中，一位國人知道我為了投票耗時一個上午，就對我說：“你真的就這麼關心這個事情嗎？”我說這是我的民主權利，也是我的社會責任。他不解：“你真的這樣想嗎？”我覺得很奇怪：“難道不應該這樣想嗎？”他更覺奇怪：“你的這張票可以改變什麼呢？有沒有你這張選票，社會肯定都不會由此改變？”

我告訴他，投票點等待投票的人排成了長長的隊伍，其中不少顫顫巍巍的老人，他們為了投下自己經過深思熟慮的一票甘願等待很久。由每一個並不起眼的選民組成的集體，正是一個社會之所以民主和公正的根本原因。反之，如果每人都像明恩溥書裡所描述的國人那樣不問國是，那麼朝廷永遠不可能代表他們的利益，“民有，民治和民享”的社會就永遠不會實現。

僅僅我這一張選票確實改變不了什麼，但是參與國家的管理，是作為公民不可剝奪的權利和不可推卸的責任。這理念本來在古希臘就深入人心，但在華夏許多人卻置若罔聞，至今依舊一竅不通。況且，這不僅是一張選票，而是千百萬張選票的組成部分。那摧枯拉朽的巨浪不都是由不起眼的水滴匯成的嗎？我不禁想起了古希臘時代那些到訪雅典的波斯人聽不懂“公民”、“民主”和“自由”的故事。我想必也曾經如此。

有言道：自古英雄出少年。因此，也有“自古公民出少年”，於是也有“自古奴才出少年”。人格是從小培養的。如果一個教育制度不能有效地培養公民，那麼受教育者最終將會很大比例成為公民的反面——奴才。這奴才中可以包括“順民、暴民、良民、刁民。”他們最大的特點就是走向“自由、平等、博愛”的反面——“禁錮、等級、仇恨”。

我自然想到，一個加拿大的普通小學是如何教導小學生的。這是這個小學的宗旨：“本校的使命是精心培育孩子與生俱來的好奇，開發他們學習的熱情，激勵他們的智慧和創造的主動性，讓孩子成為有責任心的、寬容的和自信的世界公民。”

在學校的一面牆上貼着一位美國仍然在世的作家H. Jackson Brown Jr.的語錄（他不是什麼大官也不是什麼顯赫人物）：

1．  以身作則。

2．  以慷慨的行動度過每一天。

3．  從不錯過表達你愛他人的機會。

4．  持之以恆地鍛煉身體。

5．  不管經濟條件是否允許，都設法和家人度假。

6．  即便孤立無援，也要堅持你的原則。

7．  用你所擁有的平和、健康和愛來衡量你的成功。

8．  當他人需要你的時候挺身而出。

9．  忠實於你的配偶、奉獻於你的孩子。

10．為你的社區和國家服務。

11． 勇敢地面對逆境。

12． 說真話。

13． 保有一顆感恩的心。

14． 明智地理財。

15． 在尋求生活更大的快樂時，不要忽視小的樂趣。

16． 認識虔誠的力量。

17． 理解寬恕的力量。

18． 對人的愛勝於對物的愛。

19． 尋求善。

20． 追求真理。

21． 期望最好的結果。

其中有一些警句無疑是給成年人的，因此我相信這些警句既是給小學生的，也是給教師和家長的，讓其出現在小學裡也用心良苦，小學生不僅會隨着這樣的教導走向成熟，也會從小就開始理解成年後的生活意義和責任，甚至現在就會帶回家裡去和父母共享。這樣教育出來的是具有獨立人格的公民，不會是趨炎附勢的奴才。我希望不久中國的小學裡也可以有類似這樣的教導，而不是假大空連篇的說教。

公民教育，永遠是一個社會的首要任務。古希臘的教育不僅僅在課堂里，而且在體育場、劇場、圖書館。

我們已經知道古希臘的劇場是如何把埃斯庫羅斯（Aeschylus）和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等的戲劇帶給公民的。那些劇目中有正劇、悲劇和喜劇，但是沒有“頌劇”，亦即歌頌統治者的劇目；也沒有“怨劇”，亦即哭哭啼啼尋找青天大人的劇目；也沒有“鬧劇”，亦即沒有幽默卻糟蹋人格的劇目。

我們也知道古希臘的體育場館是如何培養孩子們健康體魄和競爭精神的。

而圖書館，也是古希臘教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古希臘的圖書館是面向所有公民的，而不是私人的藏書樓。許多古代民族也有藏書樓，那隻滿足了極少數人的嗜好，而非全社會共享。以弗所（Ephesus）不僅有巨大的劇場，而且有可觀的圖書館。那圖書館的遺址令人可想見其當時的規模（圖15－2）。

圖15－2  小亞細亞（今土耳其境內）以弗所的古希臘圖書館遺址（筆者攝）

我有時想，在古希臘這樣的環境中，就是不想做有權利有責任感的公民，也難。

在華夏艱難的歲月里，無緣“自由、平等”的不少人也堅持用自己最卑微的行為詮釋了“博愛”的含義，想來讓人唏噓不已。在我的太行山歲月里，我的房東大爺曾經是我最好的“社會學老師”，小山村的老鄉也用最慷慨的贈予使得我至今仍然對中國普通民眾充滿信心，我相信，中國人的素質問題是環境和文化使然，而非與生俱來。

74年4月底，我高中畢業後作為知青被迫來到那個太行山上的小山村。知青住房鋪位不夠，我暫時住在一戶人家院子裡的南房側面的小屋裡。小屋朝北，不見陽光，僅僅放雜物，只有約6平方米。院子裡一共有三個光棍，一個老大爺，將近70歲，還有兩個他的侄兒，40來歲。如果加上我，就是四個光棍了。只是當時我年少，還算不上光棍。

轉眼到了11月，此時太行山上已非常冷了，沒有爐子的小屋寒冷難挨。睡覺時，鑽進被窩，戴上棉帽子，哆嗦一陣，才可入睡，而起床更為艱難，以至我每天想到睡覺就發愁。結果一天老大爺來了，“娃娃，這不行，太冷了，到我那裡去吧，反正炕大，你睡一邊。”在這樣境地中的人大概是不會推辭的，我很高興就答應了。那是北房，朝南，裡面有一個小爐子。我終於可以過冬了。

我漸漸從老大爺那裡知道了很多我當時完全不可能從別處知道的事情。他早年走西口，隨他叔叔去甘肅做生意，還娶了一個那邊的老婆回來。1958年大煉鋼鐵時他老婆得病，但是上級不讓休息，又得不到治療，就死了。老大爺唏噓自嘲，並不覺得他是最不幸的人。他告訴我，他曾經吃過很多我甚至未曾聽過的東西。那時候到了晚上經常飢腸咕嚕，自然說到吃的就格外興奮。他說，儘管自己是一個小夥計，掙不了多少錢，但是吃得還是很好的。每天都可以吃肉和雞蛋，他還說到一種餅子，“手抓住中間，往上一拎，就像一串掛麵，放下來，就又是餅子了。”說得我口水直流。他還很同情地說：“你們娃娃悽惶【2】啊！甚好東西都沒有吃過，見都沒見過。”晚上的聊天總是這樣結束的，咽着口水，用貧乏的腦袋拼命想象那美餐，終於抵擋不住那沉重的眼皮，在飢腸咕嚕中睡着了。

我就這樣住了兩年。想起那兩年，我給老大爺做的頂多是挑幾桶水，拌一些煤。煤要和黃土攪拌在一起，這樣粘結在一起容易燒得比較穩定且長久一些。老大爺的水缸不大，一擔水就滿了，夠半個月用。第一次我把挑來的往水缸里一倒，下面沉澱都翻了上來，各種各樣的蟲子的屍體都有，把我嚇一跳。好不容易掏乾淨了，下一次還有，只是少了一些。蟲子喜歡潮濕，競相往水多的地方去，樂極生悲，很多就淹死在了裡面。後來發現，我們知青灶房也一樣，水缸里都是死蟲子。我吃在知青灶房，晚上住在老大爺家裡，一分錢也沒有給過他。兩年後，終於知青那裡有空房子了，我也就搬了過去。只是有的時候還給老大爺挑一擔水。

我從老大爺那裡搬出來大約半年後的一天晚上，冬天了，我正在知青的食堂里，突然身後有人拉我的衣角，回頭看是老大爺。他神秘地說：“你過來，我和你說一個事情。”到了屋外，他說：“我弄了一些肉，燉好了，你來吃。”

那個時候肉是很難弄到的，我推辭：“不行，你自己吃吧。”他故意找藉口：“我吃肥的，你吃瘦的，瘦的我咬不動。”我饞得很，就不再推辭。他燉的肉很好吃。他說，肉是他在鄰村看到有人殺豬，求人買的。那個年代，這樣的肉顯然屬於“不合法”。這頓“資本主義”的肉，是我終身難忘的美餐。

當我有能力回報老大爺的時候，他已經過世了。每當想起他，心情總是難以平靜，在寫這些文字時，我不禁熱淚盈眶。我們這個民族，應該有許多這樣心地善良的人，但是這樣的精神為什麼不能形成社會風氣呢？我回到山村去給他掃墓，重新做了花崗岩墓碑。他不僅僅在我最需要幫助的時候給了我物質上的幫助，更加重要的是他給了我精神上的鼓勵。在那充滿了冰冷和仇恨的歲月，使我更記得他溫暖和善良的行為，以至這麼多年後仍然影響着我，讓我重新審視人生的意義。

我2004年回到太行山，這小院子（圖15－3）和村子（圖15－4）依舊如此熟悉，甚至煤和黃土還堆在院子原來的地方，好像還需要我再來把它們攪拌在一起。但小院已經空無一人，在老大爺去世後不久，他的大侄兒也患病去世了，而他的小侄兒，也一身病痛，山上受不了，就寄居到了早年嫁到平原農村的他姐姐那裡。我當年就睡在圖中那扇破損的窗戶裡面的炕上，我靠窗，老大爺睡在靠裡面。我那時經常看着被月亮照亮的紙糊的窗櫺，夢想太行山外的世界。四個太行山春秋，兩個小院冬夏，故地重遊，物是人非。

圖15-3  筆者當年住過的太行山小院子 （筆者攝）

 圖15-4  太行山山村 （筆者攝）

四月的太行山，寒冬已經過去，但是春意姍姍來遲，只有無處不在的看似弱小的嫩綠宣告着這不容置疑的趨勢。這絕不應該僅僅是自然的趨勢，我確信，這也理應是人文的。

像老大爺這樣的善良人給那個冰冷和充滿仇恨的時代增添了一絲人間的溫暖，在天高皇帝遠的太行山上的經歷，使我堅定地相信，華夏還是有希望的。我爬上了遠離村子的山峰，去給老大爺掃墓，環顧那貧瘠的山間地塊，那曾經就是我當年曾經為羊群守夜和與狼作對的地方（圖15－5），想起那些歌頌“狼圖騰”的人們，從“龍圖騰”走到“狼圖騰”，如此從沒出息走向更沒出息，令人嗤之以鼻。我不禁想到：不必推崇狼性了吧？多點愛心吧！

 圖15-5  筆者當年為羊群守夜和與狼作對的地方（筆者攝）

當然，那個小山村也不是世外桃源。所有的社會問題都會滲透和折射到這個遙遠偏僻的地方。那些不愉快的記憶每個知青都有過，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記住應該感謝的人和事，淡忘那些你不屑的人和事，改變整個社會的不公，而不僅僅是報復個人的怨恨。這是我所理解的“博愛”，源於多年在西方的經歷，也出於那個貧瘠的太行山村落。於是，當往事如煙，重返太行山把自來水接到小山村家家戶戶的時候，我確保了每個住戶都得到相同的待遇，而不管其主人當年對我的恩怨。

“博愛”確實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唯有“博愛”才能使得世界不再進入仇恨的怪圈。報復只有使得仇恨升級，每次的報復都將成為下次仇恨的理由，最初的矛盾將愈演愈烈為刻骨仇恨。唯有“博愛”可以制止如此變本加厲的怪圈。我不相信“以德報怨”，但是反對“變本加厲”和“矯枉過正”。合理的懲處和儘可能的寬容都是必要的，更重要的是每個人都應有一顆“博愛”的心。努力記住別人曾經的善舉，儘量忘卻別人有過的惡行，一個“博愛”的華夏也許可以慢慢出現。

2008年巴黎一個寒冷陰雨的冬日，我作為遊人走進了著名的拉雪茲公墓（圖15 - 6）。對於中國人和西方人，這個公墓都非常著名，只是著名的理由不同。對於西方人，是由於公墓的歷史和長眠在其中的名人；而對於國人，則是由於那裡有“巴黎公社社員牆”。這兩者都是我造訪的理由。

 圖15-6  巴黎拉雪茲公墓

那天的雨不大，但風使人感到格外寒冷。我的傘很小，隨風的雨斜打在我身上，很快大部分衣褲就濕了。公墓很大，那天人很少，儼然我只與淒風苦雨同行，有時漫無目的，要想的太多，覺得腦海里就如同這天氣，風雨交加。

在巴黎，如果你問一個普通的法國人有關“巴黎公社”和“社員牆”的事情，那麼95%以上會說不知道。確實，譽滿華夏的“巴黎公社”對現在的法國人來說並不知名。這並非法國刻意淡化了“巴黎公社”在歷史上的地位，而是法國和巴黎的重大歷史事件實在太多，“巴黎公社”只能算作其中的一個小小的插曲。來公墓的人帶着各種各樣的理由，而尋找“公社社員牆”的，多數是中國人。

“公社社員牆”在拉雪茲公墓的東北角（圖15－7），並非我想象中的殘垣斷壁，而是公墓圍牆的一部分，牆外就不是公墓了。沒有雕塑，沒有墓冢，只有鐫刻在牆上的法文字樣“AUX MORTS DE LA COMMUNE 21－28Mai 1871”（獻給公社在1871年5月21－28日的死難者）。

 圖15-7   巴黎公社社員牆

那天在牆角下有幾束花，其中一束上有一些文字“KOMUNARLAR KAVGAMIZDA YASIYOR”，雖然我不認識這文字，但知道這不是西歐文字，也不是斯拉夫文，好奇之下，我到處詢問，最終打電話到土耳其大使館得到了一點線索，那裡有人說最後一個詞是土耳其文，意思是“死了，但是還沒有死”。我想這就是中文的“永垂不朽”吧？但是他們仍然不確定其它兩個詞。我猜整個意思應該是“共產主義同志永垂不朽”。署名卻是法文的“馬列主義共產黨”。年復一年在拉雪茲公墓的一角，總有一些人送來一些花束，以今天的門可羅雀憑弔着當年的轟轟烈烈。巴黎公社曾經用暴力對抗社會，而這個社會也以暴力鎮壓了巴黎公社。在硝煙過去後，公墓同時寬容了兩者。

拉雪茲公墓本身，大概就是“自由、平等、博愛”的見證。它不僅有“公社社員牆”、《國際歌》詞作者歐仁鮑狄埃的墓、前法國共產黨領導人多列士的墓，也有巴黎公社的敵人梯也爾的墓，當然也有其他政治家、科學家、藝術家的墓，也有不少普通人的墓，包括旅法華人的墓。在拉雪茲公墓中長眠的，政治上有左中右，經濟上有上中下，職業上有三教九流。公墓不為某個政治派別所設，也不為某個經濟階層所設，也不為某個社會地位所設，也不為某個民族或種族所設。拉雪茲公墓，就是一個公墓，它莊嚴肅穆，給不同背景的每個長眠者以同樣的寬容和禮遇。除了西方，沒有哪個社會允許一個舉世矚目的公墓接納如此多的生前有着不同的政治信仰、宗教信仰、社會背景、職業、民族和種族的人。他們生前有的曾經不共戴天，但是公墓以同樣的寬容接納了他們，期待他們在另一個世界裡和睦相處。一個敢於給予那些揚言並且付諸行動要顛覆自己的人以如此寬容的社會，必是一個博愛的社會，才是一個和諧的社會。

鋼琴家和作曲家蕭邦（Frederic Chopin，1810－1849）也葬在公墓里，創作油畫《梅杜薩之筏》的畫家傑里科（Theodore Gericault，1791－1824）葬在這裡，大數學家傅立葉（Jean Fourier，1768-1830）葬在這裡，意大利作曲家羅西尼（Gioachino Rossini，1792－1868）葬在這裡，法國浪漫主義畫家德拉克羅瓦（Eugene Delacroix，1798－1863）也葬在這裡。

對於學工程的人來說，傅立葉是一個熟悉的名字，我在大學裡學到以他命名的“傅立葉級數”和“傅立葉變換”時，為其對于波的根本性解釋所折服，也因此徹底理解了音樂和聲音的物理本質。一曲由樂器奏出的或者人聲唱出的美妙旋律中的音符實際上可以分解成多個甚至無限個單調的“簡諧振動”（即正弦波），亦即，任何一個周期振動都是由基波和高次諧波合成，前者具有最低頻率和最大振幅，決定了音高，而後者由和基波成倍數的頻率和逐漸減小的振幅構成，決定了音色。任何一種頻率的簡諧振動都只能產生單調的音色，而美麗的樂音只能由基波和不計其數的高次諧波共同完成。一個社會不也是這樣嗎？

這淒風冷雨的天氣很容易令人想到陳列在盧浮宮的油畫《梅杜薩之筏》（圖15－8），一葉木筏，海天一色，同舟共濟，奮力拼搏，奄奄一息，遠處一絲活着和解脫的希望，周圍瀰漫孤獨和死亡的恐懼。畫面以它直擊人心的力量表達了畫家的思想，每個人都會被這幅感人的繪畫帶入自己的想象空間。傑里科把他這幅畫作為他墓冢的標記是為了暗示這就是我們人類文明的旅途嗎？

 圖15-8  西奧多·傑里科畫作：《梅杜薩之筏》

盧浮宮裡德拉克羅瓦1830年的油畫《自由女神引導人民》（圖15－9）謳歌了“自由、平等、博愛”，半裸的古希臘式的女神高舉象徵“自由、平等、博愛”的三色旗，在硝煙瀰漫的戰場率領身着平民服飾的普通民眾前進。畫家把自己也畫在了自由女神的右側，以表達他的信念和參與。我最早看到這幅畫是在大學裡，當時被畫面深深感染，因此牢牢記住了畫家的名字。漫步在他長眠的公墓，想到第一次看到他的《自由女神引導人們》，恍若隔世。近200年來，自由和民主已經在世界很多地方蔚然成風，德拉克羅瓦應該感到欣慰，但是世界並不完美，他也必然為之遺憾。

圖15-9   歐仁·德拉克羅瓦畫作：《自由女神引導人民》

歷經200多年的口號“自由、平等、博愛”，只有三個詞，中文譯文也僅有六個字。但是其含義，卻並不容易理解，更不容易實踐。誠然，“自由、平等、博愛”從她誕生以來歷經艱難坎坷，法國大革命的泥沙俱下和西方世界的跌宕起伏讓我們有足夠的理由質疑這口號和現實之間的差距。但是，這差距一直被西方坦承直面，他們對不完美的批判不遺餘力，對完美的嚮往堅定不移。如果說“自由、平等、博愛”尚非西方的現實，那麼至少已是付諸實踐的理想。已經碩果纍纍，依舊征途漫漫。

“自由、平等、博愛”，這不正是公民必備的人格嗎？這不正是人格進步的千里之行的最終目的嗎？

是始於足下的時候了。

註：

【1】Vincent Farenga，Citizen and Self in Ancient Greec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劍橋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277頁

【2】“悽惶”在山西晉中地區方言中是“可憐”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