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愛德華 伯恩施坦 寫於 一九二二年

前言
　　本書是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我在柏林交響樂大廳對一批人數異常多、成分很雜的聽眾所作的一次演講。舉辦演講的是公民和經濟教育協會，它對在德意志共和國最初的紛擾動盪時期普及關於這一共和國的任務和能力的啟蒙教育十分熱心。根據協會的建議，為這次演講作了速記記錄，並且發行了印數相當多的小冊子。小冊子可惜是根據未經校正的速記稿排印的，很久以來已經售缺了。但是一再有人需要此書，因此我現在將它仔細地校閱一遍，為了閱讀的方便劃分成章，重新交給書店。這次修改僅限於文字方面。在實質方面我有意識地使它保持不變，因為它是革命的最初的、充滿希望的月份中的作品，就通貫全文的語調說，也不妨把它看成別具一格的歷史文件。

愛德華·伯恩施坦一九二二年二月於柏林雪納堡

一、社會主義概念的起源和變化
　　全世界今天都在談和寫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是什麼，每個人對此也總算有一點概念。但是如果一個個地問一下，他們所理解的社會主義是什麼，那麼我們得到的回答彼此將出入很大。不僅普通的老百姓，而且受過教育的、讀過書的人甚至專家們也都是如此。我們從教科書中得到的也幾乎到處都是互不相同的回答。我有一次利用對社會主義者講社會主義的機會，讓一批聽眾事先各在一張紙上寫下關於他所理解的社會主義的簡短解釋，我從五個人得到五種不同的回答。當然差別不是絕對的。它們之間不存在完全的對立。這些解釋之所以各不相同，只是因為寫的人是從不同的觀察點、從不同的方面考慮問題的，一個人把這一方面看作決定性的、最主要的或者最能概括全面的，另一個人則把那一方面看成這樣。

　　從這樣一些回答只能得到關於社會主義的定義的部分圖畫。某一部分描繪得多少還算正確，但問題本身沒有講透。一些人把社會主義理解為一種想像出來的狀態，另一些人則認為它是一種運動，一種發展，還有一些人認為是一種政策或一種政治制度，更有人認為是一種理論或一種認識。也有一些人把社會主義概念同共產主義概念聯繫起來，把社會主義說成是共產主義的不完備形態或準備階段，而共產主義則可以說是完成階段，完全公有制的狀態。

　　對於這些形形色色的解釋究竟應當聽哪一個呢？如果我們想具體地看一下分歧的情況，那麼兩部遠近馳名的辭書對於社會主義的解釋可以為我們提供一個樣子。邁耶爾百科辭典把廣義的社會主義解釋為“旨在消除支配着社會的階級差別的一切意向的概括”，把狹義的現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解釋為一種國民經濟制度——前一解釋中用“意向”一詞的地方，這裡用的是“制度”一詞——這一制度要在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的情況下把經濟生活置於公共的有計劃的管理之下。

　　在社會科學大手冊中卻把社會主義解釋為一種“在集體所有制基礎上大規模地用公共資金從事經營的社會狀態”。我們在這裡查到的是一種狀態，在那裡查到的是一種制度，此外還有意向，這就是說有三種觀察問題的不同方式。

　　再說一遍吧，應當聽哪一個？

　　如果我們稍為考察一下社會主義的歷史，我們就會知道，這個詞本身即社會主義這個概念根本不是很古老的。因為在人類的歷史上，八十歲或九十歲的確是很小的年齡。社會主義一詞第一次出現是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的中期。一些人在英國，在高尚的社會改革家羅柏特·歐文的學派中，另一些人在法國，在偉大的社會哲學家聖西門的集團里說出了這個詞。羅柏特·歐文及其學派和聖西門及其學派，作為社會改革家來說，他們的建議多少是激進的。但是他們決不是共產主義者，倒不如說是共產主義的反對者，而且他們尤其是階級鬥爭的反對者。他們是道德家與調和論者，這就是說，他們是用倫理原則來論證自己的理論以及自己的實際建議和要求的。

　　但是社會主義這一個詞（從文法上說它是從 societas 即“社會”派生出來的）一旦見於文字，立刻就流行起來，並且被用於一切可能的複合形態，產生了應有盡有的變化。第一個重要的社會主義史着述家路易·雷波把他的在上一世紀三十年代末出版的着作命名為《對現代改革家或社會主義者的研究》，在其中列舉了一系列社會主義體系；後來這些體系又增加了好些。特別是法國，在十九世紀三十和四十年代，充斥着常常是很有趣的、在思想中構造新的社會主義形式的嘗試。不過在這次講演中，為了節省時間，不允許詳細地研討它們以及英國等國的着作家的類似着作。

　　在卡爾·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一八四七年和一八四八年之間的冬天合着的《共產黨宣言》中，已經有整整一系列社會主義的變種受到了批判：封建社會主義，保守社會主義，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空想社會主義，——這一《共產黨宣言》對各種各樣的社會主義作了批判性的說明。我們看到，社會主義概念的運用已經是極其多種多樣、彼此出入很大的了。

　　在一八四八的革命年代，社會主義概念進入政治，點綴了一些政黨的名稱。在法國，激進共和國的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擁護者自稱為 democrat socialistes——社會主義的民主主義者——而在德國，民主主義詩人哥特弗里德·金克爾（今天大多數人僅僅知道他的名字了）據此創造了“社會民主主義者”這一說法。這個詞就是在這裡第一次出現的。

　　一八五零年在英國產生了一個改革家學派，自稱為基督教社會主義者，這就是弗里德里克·丹尼遜·莫理斯和詩人金斯萊的學派，這兩個人作了許多犧牲，並且決不是為了任何一個階級，而是大公無私地為社會主義工作，同時他們自認為可以以基督教為立足點。

　　後來在一八六三年，斐廸南·拉薩爾在德國出場了。一種新的工人運動展開了，首先為爭取民主的選舉權和由國家資助的生產合作社而鬥爭。拉薩爾在一次演講中談到了社會主義並且聲明說，如果把他和他的信徒所要的東西稱為社會主義，那麼他們正是社會主義者。而他也確是社會主義者。新的運動在拉薩爾死後為自己創辦了一份名叫《社會民主黨人》的報紙，此後運動就自稱為社會民主主義的運動了。

　　九年以後，在一八七二年，在愛森那赫出現了一個國民經濟科學的代表者的團體，他們被稱為講壇社會主義者。這些大學講座上的社會主義者多半遠離政治鬥爭。七十年代中期產生了社會保守主義這一說法，而屬於保守黨派的天主教社會改革家和新教鼓動家於是自稱為基督教社會主義者。新教徒社會主義者中的比較激進的一派在十九世紀最後十年中起名為國家社會主義者。這樣，表現為種種複合形態的社會主義一詞已經有了整整一段歷史。

　　如果我打算說明我所舉出的各種黨派或學派怎樣應用社會主義和社會思想，那就離題太遠了。我們還不如放下這些特殊品種，而只討論今天在德國由一個大黨代表的那種社會主義，這個黨的成員或者簡單地自稱社會主義者，或者自稱社會民主主義者。

　　德國社會民主黨把卡爾·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這兩位偉大的鬥士和思想家尊為社會主義意向和社會主義理論的公認的導師和闡述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一八七六——七七年寫了一部論爭性着作來論述社會主義的意向和理論以反對在柏林大學主張一種特別的社會主義並激烈攻擊馬克思的歐根·杜林。這一着作（後來它的個別幾章作為單獨的啟蒙着作出版，它在今天還沒有受到足夠熱烈的推薦，它的名稱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的引論對社會主義作了如下的解釋：

　　“現代社會主義，就其內容來說，首先是一方面對於支配着現代社會的有產者和無產者、資本家和僱傭工人之間的階級對立進行觀察的產物，另一方面對於支配着生產的無政府狀態進行觀察的產物。但是，就其理論形式來說，它起初不過表現為十八世紀法國偉大啟蒙學者們所提出的諸原則的進一步和似乎比較徹底的發展。” [ 譯文可參看：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 13 頁；《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莫斯科一九五四年中文版，第二卷，第 117 頁。——譯者注 ]

　　這一解釋給人的突出印象是什麼？誰只要仔細地檢查一下，就會說：這裡仍舊缺少對於這一內容本身的特性和本質的任何確定說明。只說了社會主義是從什麼觀點起源的，它表現為什麼，但沒有說出它實際上是什麼。這種把社會主義作為體系來加以說明的解釋現在在恩格斯或馬克思的任何着作中事實上是找不着的。為什麼找不着？難道他們對於它、對於它的本質沒有確定的概念嗎？哦，完全肯定是有的，這一點可以放心。但是他們反對任何關於社會主義體系的構想，反對任何固定的、一成不變的所謂社會主義的方案。對他們說來社會主義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完成着的社會發展過程。不是方案，不是圖樣，而是以今天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物質基礎的一種運動，這就是他們所說的社會主義。這一社會主義是以無產階級即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工人階級的階級鬥爭為動力的。

　　這一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及其生產方式的標誌是什麼？標誌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不是在小作坊中進行——當然也有例外，但不是常規，而標誌一種社會狀態的是常規的東西——，而是在大企業中進行。社會的使用財富，只要不是農業的產品，都是在資本主義企業中生產的，這些企業用資本主義資金經營，其中的勞動是已經以多少完善的形式集體地，或者像馬克思甚至也說過的那樣，社會地實行的。在一個現代工廠中作工的人已經一同組成了一種共同體，它按照很發達的勞動分工而相應地分成不同的集團，但企業的人員是作為一個整體而集體地或者說社會地製造產品的。區別僅僅在於，企業是由個人領導的，它的利潤是歸個人占有的。固然今天純利潤並不總是被個別的人據為己有，而是為資本家集團甚至為由整千整萬的股東組成的股份公司所有，但是這些資本家和股東形成了一個同工人和職員對立的整體，他們和從事生產的人比起來完全是另外一種人。

　　在這一制度下，生產者即工人（愈來愈多的商業職員或技術職員下降為工人）的一方和占有者即資本的持有者（或者是個人，或者是集團）一方互相分離，以致生產資料的占有完全和生產者分離。這一制度的前提是，從生產者的勞動中創造出超過他們的勞動力的價格之上的剩餘價值，而社會的另一個完全不同的階級就靠這一剩餘價值生活。因為這一制度已被人感到是一種剝削的制度，它就引起工人和職員的經常的、一再重新發生的反抗。不僅在資本家和工人之間，而且也在資本家內部，產生了必然要一再重新爆發的爭奪剩餘價值的鬥爭。

　　後一方面說的是企業主彼此之間的競爭。一些企業主試圖通過廉價拋售打敗另一些企業主，要做到這一點，歸根到底就得改善經營以減少每件商品中的剩餘價值份額。工廠擴大了，為的是在愈來愈廣闊的基礎上實行分工和專業化。企業（各式各樣的工廠、採伐場）就是這樣發展起來了，隨着企業的發展，工人對企業主的從屬性也發展了。在資本主義生產採取最現代化的形式即資本家聯合成辛廸加或托拉斯時，特別可以看到這種情況。在資本家聯合起來以後，只要工人還沒有組織起來，資本家巨頭集團就可以對千千萬萬的工人發號施令，對他們施加巨大的壓力。這樣發展下去就從資本家的競爭中產生出商業的危機和停滯。生產資料的發展超出了生產者的控制。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通常是預先生產，這種生產終究會發達到這樣的程度，以致市場上發生了生產過剩的情況，產生了商業危機和隨之而來的停滯，這一向是以工人的巨大貧困為其後果的。在已經形成一定程度的壟斷的大辛廸加方面，最近出現了一些能削弱或縮短危機的情況，但通過壟斷對公眾的剝削因此也更加盛行了。

　　根據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這一日益尖銳化的情況最後要導致社會崩潰。根據這一理論，整個資本主義制度將由於自己的內部矛盾而崩潰。在這期間，由於資本主義企業的不斷擴展，由於小企業和中等企業受到淘汰和排斥，無產階級將逐漸強大起來，以致能奪取統治權，掌握國家，按自己的要求改變生產和整個社會。由此發展出來的新社會因而是經濟發展達到一定成熟程度時的產物。這就是馬克思、恩格斯的理論。

　　在這裡從恩格斯的着作本身、從他的結論中引用幾句話，是很恰當的。他在那裡描述了一系列發展階段。上述階段他是這樣描寫的：

　　“一方面，機器的改進，因有競爭而成為每一個廠主所必須遵守的律令，這也就等於工人不斷加緊被解僱：產業後備軍。另一方面，生產的無限擴張，也是每一廠主所必需遵守的競爭規律。兩方面都引起生產力的空前發展，供過於求，生產過剩，市場充塞，十年一次的危機，錯誤的循環：這方面生產資料和生產品過剩，那方面沒有工作和沒有生存資料的工人過剩。但是，生產和社會幸福的這兩個槓桿不能聯結起來，因為資本主義的生產形式，除非在生產力和生產品事先已轉化為資本的條件下，是不許生產力發生作用和生產品流通的，而這種轉化，正為它們本身的過剩所阻礙。這種矛盾發展到荒謬的地步：生產方式起來反對交換形式。資產階級無能繼續支配自己的社會生產力的罪狀已經證實了。” [ 着重號是按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德文原本中的斜體字加上的。譯文可參看：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 300 頁；《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莫斯科一九五四年中文版，第二卷，第 153—154 頁。——譯者注 ]

　　於是開始了下一個階段，對此我們大家都有了一些體驗，我們現在還處在這一階段的變化發展之中：

　　“資本家自己被迫部分地承認生產力的社會性。巨大的生產機構和交通機構起初歸股份公司所有，後來歸托拉斯所有，然後又歸國家所有。資產階級被證明是多餘的階級；它的一切社會職能現在都由雇用的職員執行了。” [ 着重號是按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德文原本中的斜體字加上的。譯文可參看：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 300 頁；《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莫斯科一九五四年中文版，第二卷，第 153—154 頁。——譯者注 ]

　　而最後來到了：

　　“無產階級革命，矛盾的解決：無產階級奪取社會權力，並且運用這個權力把擺脫資產階級掌握的社會生產資料變為社會財產。它通過這一行動使生產資料擺脫它們先前的資本屬性，而使他們的社會性有充分發展的完全自由。從此就有可能按照預先規定的計劃來進行社會生產了。生產的發展使不同社會階級的繼續存在成為不合時宜的現象。隨着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的消逝，國家的政治威權也相應地趨於衰亡。人既已終於成了自己特有的社會化方式的主人，因而也就成為自然界的主人，成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 着重號是按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德文原本中的斜體字加上的。譯文可參看：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 300 頁；《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莫斯科一九五四年中文版，第二卷，第 153—154 頁。——譯者注 ]

二、自由主義是社會主義的初步
　　上面說的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心目中的發展。那末，根據這一發展看來，社會主義者和他們的學說即社會主義理論的任務是什麼呢？

　　第一，精確認識這一發展及其趨勢，精確研究它的細節。

　　第二，為了由此產生的工人階級即無產階級的任務而組織和從政治上教育他們，建立無產階級的政黨。無產階級的政黨就是社會民主黨。

　　第三，清除發展道路上的障礙。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就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這樣說過：

　　“工人階級沒有期望公社作出奇蹟。他們並沒有想靠人民的法令來實現固定的和一成不變的烏托邦……他們只是要解放那些已經在正在崩潰的資產階級社會裡孕育着的新社會的因素。” [ 譯文可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第 62 頁。——譯者注 ]

　　而社會因素的這一解放，也就是社會發展的一切障礙的消除，這是無產階級的任務，正如同比無產階級先出現的資產階級在當時也有這種任務一樣。

　　要知道資產階級——按照法文 bourgeoisie 一詞的意義——在歷史上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的第一節中可以讀到簡直是頌揚資產階級的歷史作用的句子。要知道這個資產階級一度曾經是反對封建主義、反對行會資產階級等等的解放者階級。它曾經隨着時間的推移清除了阻擋它發展的障礙，並且為了它自己的需要，為了它自己的生產方式，也就是說為了自由競爭，為了在國內市場以及後來在世界市場上的自由競賽而解放了社會力量。在這一方面資產階級是有歷史使命的。正如《共產黨宣言》中所寫的，在一八四七年，這一使命至少在德國還沒有全部完成，在其他一些國家也是如此。馬克思和恩格斯有鑑於此，也為實踐得出了結論說，社會主義者固然就社會觀點說來已經以資產階級的敵人自居，並且對他們進行了鬥爭，但是有些時候——《共產黨宣言》中確是這樣說的——必須在資產階級對反動階級採取革命行動的一切場合支持資產階級；並不排除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暫時聯合行動。

　　我們還是堅持用德文的資產階級一詞吧，儘管它有歧義。我們德文的 Bürger 一詞是有兩重意義的。它一方面單純意味着一個巨大共同體的成員，不管它是無產者也好，資產者也好，貴族或者其他什麼也好，每個人都是 Bürger（市民）。在另一方面它卻是指一個一定的社會階層即不屬於世襲貴族的有產階級的成員。在這裡，Bürger（資產者、資產階級）只要意識到自己是自己階級的成員時，他就和工人或無產階級處於對立的地位。但是如果我們心目中是有產的資本家階級時，我們還是堅持用 Bürgertum 一詞吧——它是在某一時候移植過來的。資產階級除了經濟的和政治的進步外，也在司法機構、法權概念方面，甚至也在倫理方面完成了很重大的進步。當它反對和廢除等級制度時，它至少在原則上要樹立一切人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儘管這在今天看來已算不了什麼，但在那個時候確是一個不同尋常的進步。現代資產階級至少在原則上要承認個性自由，個性的自由活動。而無產階級利用了這一點，我們大家目前都利用這一點，用得很愜意。這在當時是一個巨大的進步。

　　自由主義——不是理解為政黨，作為政黨它的確常常是僵化了的，常常落入資本主義手中或者聽它使喚——，作為世界觀的自由主義在當年是一件偉大的事物，今天也決沒有成為多餘。

　　作為世界觀的自由主義的觀念世界是在法國大革命的人權宣言中奠定的，這一革命宣布了個性自由，對於本身自由的權利，每一代人的自主權。在人權宣言中說，任何一代人也不能為下一代人預先規定法律。這是一個非常革命的思想，斐迪南·拉薩爾在他的重要着作《既得權利體系》一書中進一步發揮了這一思想，並且按照這一革命的意義把它應用於現代的條件。任何一代人也不能為下一代人預先規定法律，這樣說究竟是什麼意思？這是說，任何一代人也不受根據前一代人的決議而得出的既得權利概念的束縛。不需要多加考慮就可以明白，這意味着一些影響特別深遠的後果，尤其是就賠償或剝奪問題而言。因為拉薩爾的既得權利體系事實上是一種關於進行革命剝奪的權利的理論，它認為，主張這一權利，要和這樣的要求聯繫在一起：即使在暴力中，法權思想也要得到表現。人們當然可以在革命時說：“好啊，我們現在有暴力，可以為所欲為。”正是斐迪南·拉薩爾指出，甚至在革命的暴力中，法權思想仍舊必須並且能夠有一席之地。他把自己的着作稱為成文法即在法律中規定下來的法權和法哲學即自然法的協調。這一着作指出，按照法權觀念，在什麼時候必須進行賠償，在什麼時候則可以直截了當地沒收。

　　這裡所描述的發展，即從行會制度、從等級制度等等的解放以及自由個性原則的確立，我們要歸功於資產階級。

　　這一需要幾百年才能貫徹的發展，在歷史上往往被我們僅僅解釋成為一種觀念的鬥爭。它的背景，為它提供動力的物質利益的鬥爭，人們長期以來很少加以注意。十六世紀的改革 [ 指從德國發生並且擴展到全歐洲的宗教改革運動。——譯者注 ] ，上升的資產階級的意向的這個第一次（如果我可以這樣說的話）集中的運動，英國和法國的大革命——它們表現了觀念的發展，這一發展還完全沒有結束。因為說到觀念，情況是這樣的：它們固然最初是由在社會發展的孕育中完成着的物質過程所引起的，卻具有獨立地向前發展、超出它本身的實現形式之外的傾向。人的思想不是靜止不動的，何況社會發展本身還在前進。例如今天的資產階級顯得和五十年前不同，五十年前它又顯得和一百年前不同，如此等等。此外資產階級還分成很不相同的階層。有大資本巨頭階層，大資本家和小資本家階層，小資產者階層，知識分子階層，後兩者形成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一個中間階層。這些不同的階層自然有不同的利益，從這一利益的差別發生種種不同形式的觀念過程以及對於資產階級在當年提出的一些原則的種種不同的解釋。在資產階級的發展時期，它的觀念往往表現為烏托邦，表現為在觀念上描繪出來的未來圖畫。不僅有社會主義烏托邦，也有或者曾經有過資產階級烏托邦。十八世紀時（特別是在法國）我們看到有一整批關於社會計劃、關於未來社會的草案或圖景的文獻出現，它們都把自己裝扮得很漂亮，但大多數是某種程度的資產階級烏托邦，是建立在資產階級思想體系上的玄想。

三、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的思想體系
　　但是，把資產階級思想體系應用於無產階級的地位，在進一步發展時，就會產生出社會主義思想體系或烏托邦即平等共產主義。工人或者關懷無產階級、關懷被剝奪財產的人的先進資產者提出了這樣的理論：“你們資產者，你們的平等不過是說謊，你們不想有真正的平等，只要財產的不平等、生活條件的不平等繼續存在，你們的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就毫無意義。”這樣，由於模彷資產階級思想體系或者把它應用於無產階級的地位，就形成了新的概念，現在或者稱為共產主義，或者稱為共產主義思想體系。這裡就是引導出對我們的“什麼是社會主義”這一問題的答案的關鍵所在。我們根據什麼來認識，一個觀念，或者一件措施，或者一項政策，是否社會主義或者是否社會主義性質的呢？換句話說，是否也有社會主義的思想體系？如果社會主義沒有任何尺度的話，那末什麼是社會主義呢？

　　關於社會主義是否有思想體系這一問題是可以肯定地回答的。的確，有社會主義的思想體系，而且有衡量它的尺度。我們打算怎樣獲得這些尺度呢？可以從臆想的社會推演出它來，這是許多人已經做過的。但是這始終是或多或少任意的、因而會引起誤解的構想。事實上實際可用的尺度不是從一個苦心締造的現成的社會方案推演出來的，不管有多少個別的人相信這個方案，而是從以實行社會主義變革為天職的社會階級即無產階級的現實的、以已經達到的經濟水平為根源的活生生的需要和可能性推演出來的。不過這一點必須正確地理解。我們必須把整個社會階級和這一階級的個別成員區別開來。無產者作為個人是和別人一樣的人，這樣的人自然是有缺點的。他受到各色各樣的思想影響，他所受的教育大部分在今天還是有缺陷的，而且我們天天看到，他可能仍舊沉迷在應有盡有的偏見里，他是背負着這些偏見長大的。他除了長處以外也有從他的社會地位產生的人類的弱點。但是如果我說的是無產階級這一階級，那末我指的是工人全體，他們和其他社會階層的對他們同情或感到和他們相連的那些成員一起，由於認識了自己的階級地位及其原因而形成了確定的觀念，這些觀念力求實現一種更高級的社會形態。因此卡爾·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也要求把無產階級組織成階級，以此作為共產黨人的首要條件。

　　什麼是階級？一個特定的社會，在今天來說就是現代社會的一個階級是這一社會的這些分子，他們在主要方面生存在同樣的生活條件——財產和收入的情況——之下並且構成這一社會的一個相當重要的部分。在社會主義運動發生之前，已經有無產者，就是沒有財產的、完全指靠僱傭勞動為生的人。但是無產者起初一般只是簡單地感到自己是一個窮人。他的一夥只在富和窮之間劃界限。那時無產者很體會：那些是富人，我們是窮人。但是他作為工人是屬於一個特殊的社會階級的，和其他窮人、其他沒有財產的人不同，這一點他還沒有意識到。把工人組織起來進行運動，使他們在這一運動中感到自己是一個特殊的、賦有特殊任務的社會階級的成員，——這首先成為德國人即一八四七年創立的共產主義同盟的成員的任務，它在今天則是巨大的社會主義者政黨的任務。當他們組成階級時，社會主義者為他們提供階級意識。對於工人說來，認識到他們有一定的自己的物質利益是不夠的，應當有這樣的覺悟：他們作為現代社會的工人擔負着崇高的社會革命任務，他們必須完成使社會向前發展的歷史使命。這曾經是、現在也是一個完滿意義上的社會主義政黨的組織前提。

　　在《共產黨宣言》中已經闡述了這一點。但是斐廸南·拉薩爾在他於一八六二年對柏林工人所作的一次演講（後來以《工人綱領》為標題印成小冊子出版）中已經令人驚奇地說到了這一點，雖然用的詞句多少有些不同，而且有些說法甚至是可以提出異議的。這一着作我今天仍舊可以介紹給任何人閱讀，雖然其中有些東西已經過時了。它到今天畢竟已經有五十多年了。拉薩爾在這一着作中，從我們時代的工人的歷史地位出發，闡述了他所說的工人的“觀念”。這就是說，他向他們指出，他們由於自己的地位而賦有創造新社會的天職，然後他號召他們根據這一事實，不僅為自己的政治意向，而且為自己的整個生活方式、自己的整個精神世界作出結論；不管在哪裡也要永遠想着這一任務，一心一意只想着這一任務並且從它作出結論。他向工人大聲疾呼：“沒有思想的人們的樂事和被壓迫者的惡習已不再適合你們了。你們全神貫注在這一思想中吧，永遠不要忘記它吧：你們是岩石，現在的教堂應當建立在它的上面。”就是在今天人們也不應當忘記這些優美的話，永遠不要忽視，在粗俗的物質利益（這當然是有正當理由的）之上還有這一偉大的任務。

　　工人運動所經歷的過程是怎樣的呢？現代工人運動開始於個別的工廠暴動，起初是反對機器，然後組織集團。工人對於自己的階級還沒有任何概念，但是他們已經竭力追求別種狀況，由於他們還看不到實現這些狀況的手段，也沒有政治權利，而且連取得這些權利的可能也沒有，因此他們就組織小組，即熱中於多少是幻想的計劃的集團。還沒有任何在經濟方面經過研究的理論可以傳播。但是在發展進程中，工人在社會中的真正戰鬥即階級鬥爭從騷亂和暴動的運動中產生了。而作為階級鬥爭來說，工人階級即無產階級的鬥爭必然是政治鬥爭。緊緊抓住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凡是不僅為了一定的眼前要求而進行的鬥爭就是政治鬥爭；因為這種鬥爭涉及的問題已經是要實現無所不包的社會要求。工人的局部運動在任何時候對於社會來說都可能是無足輕重的，甚至是反動的。這種情況即使在今天也仍有可能。工廠的工人會為了特殊的利益而對整體進行鬥爭。在某種情況下工人甚至會以提高工資為代價而同企業主聯合起來，通過抬高價格來欺詐大眾。這不是階級鬥爭。這樣的一種鬥爭儘管可以有它的解釋，或許有時甚至可以找到理由，但它和階級鬥爭毫不相干，這是一種普通的利益鬥爭。

　　這類事情和社會主義毫不相干。使工人直截了當成為他們做工的工廠的主人，這種思想同樣和社會主義毫不相干。在這方面我們在東方的鄰國（俄國）所看到的不是社會主義。對於這一點沒有人比卓越的社會經濟學家卡爾·洛貝爾圖斯在他與魯道爾夫·邁耶爾和拉薩爾的通信中講得更尖銳了。大家知道，拉薩爾提出了由國家給生產合作社大量貸款的要求，他認為這是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一種手段。但是洛貝爾圖斯堅決認為，用這種方法創造出來的工人對企業的所有制是一種比資本主義所有制更壞的私有制。為什麼？這很簡單，因為它使工人——只要他們一旦成為他們自己的行業中的企業主——和整體對立起來，削弱改進技術、採用節約勞動的機器等等的動力，而這種削弱是對整體有害的。但是社會主義恰恰是整體利益高於各團體的任何特殊利益的思想，它是從階級的共同利益、不是從集團的共同利益出發的，它和這種同整體利益相牴觸的個別行業的利益是毫不相干的。

　　今天我們見到一種可以根據革命狀態而加以解釋的現象：從前大都組織在工會裡的工人，今天在企業里和工會作對。 [ 這是 1918 年 12 月寫的。——作者注 ] 我沒有受委派在這裡保衛或者攻擊工會的領袖。他們可能犯了錯誤，這是另一回事。但是關於那種力圖至少包括某一工業的全部工人並且按階級鬥爭精神辦事的工會的思想，無論如何比從企業到企業的做法（如果它本身不僅是工會鬥爭的一種手段的話）更接近社會主義。

　　根據同樣的理由，我一輩子都反對通過分紅來改善工人地位的思想。有些廠主出於慷慨，有些廠主另有打算，他們把自己工廠的利潤分給自己的工人。這也不是什麼社會主義思想，因為這容易使分到利潤的工人甚至和同一行業的夥伴對立。如果說可以談到所謂分紅的話，那末最值得爭取的工人分紅就是由工人全體和全行業的企業主協商訂立的工資。

　　誠然，個別的工會也可能是保守的，在某種情況下甚至可能是反動的。我們在英國有過這樣的經驗：工會直接反對技術進步，因為它們認為它們的會員會由此吃虧，在別的國家裡也到處發生過這種情況。我們經歷過有些工會保守的情況。但是一個包括一切行業的工人的工人黨，不管它是像英國的工黨那樣基本上由工會組成的黨也好，還是像德國的社會民主黨那樣在政治上組織起來的也好，就廣義的革命即經濟、政治、思想和道德這一切社會生活領域中的徹底進步來說，它只能是革命的。為什麼是這樣的呢？因為在現代社會中，工人作為階級，就全體來說，和幾乎一切資產階級政黨不同，他們不受任何遺留下來的過去的制度的束縛。他們作為階級沒有任何和進步相牴觸的利益。作為階級來說，他們的幸福和痛苦是和社會進步息息相關的。如果說個別工人認為，社會進步、技術進步會使他們遭受損害，因為這種進步往往使工人過剩，那末全體畢竟從這一進步得到了產品增加和社會財富增加的巨大利益。但是這一利益正是社會進步的條件。因為社會財富不達到一定的階段，就不可能在社會主義的意義上改變社會。

　　工人階級最關心一切領域中的進步、生產和流通中的進步，因而它也是財產的一切特殊化利益的反對者。因此它正是社會主義思想的體現者。這也表現在工人對待國家的一般態度上。在國家的某一發展階段上和面對着國家的某種憲法，工人階級可能對國家抱敵對的態度，他們曾經對它抱敵對態度，在有些情況下必須對它抱敵對態度。但這只是在一定的統治情況下對一定形式的國家才是適用的。然而國家是民族這一巨大整體的結合，是巨大的共同利益天然的捍衛者，就國家的這一職能來說，工人和它是立場一致的。工人是不和一定的國家連在一起的，他們根本不受這種看法束縛：社會一直要以國家的形式，也就是說通過國家結合起來。可以設想其他的結合形式。但是他們也珍視按照合乎理性的觀點看來國家所賴以建立的那一基本思想，又是拉薩爾在他的論述偉大的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的哲學的精心着作中表達了這種思想，他為了說明它而引用了赫拉克利特的話：“獻身於整體！這是道德的永恆的基本概念。”這必然也是工人階級作為階級所必須具有的道德，不管各種各樣的工人作為個別的人的想法是怎樣的。個別的人的缺點在整個運動中消失了。在整個運動中，作為共同的思想留下來的是，全體工人除了這個或那個人作為個人或許會有的與人不同的特性以外，在社會判斷方式方面或多或少自覺地共同所有的東西。工人階級是和整體思想不可分的。如前所述，在我向五個人提出他們所理解的社會主義是什麼這一問題時，我從一個老工人那裡得到了一個經典式的答案。在他的紙上只寫有一個詞，就是團結。在我看來，在能夠用一個詞表達出來的答案中，這是最正確的。整體感，人作為社會的密切聯繫，這對於普通人說來就是社會主義的基本思想。顯然，他是把它和一種完全確定的社會經濟概念（而且原則上也是正確的概念）聯繫在一起的。

　　但是怎樣實現團結呢？工人在不同的行業里，在不同的工廠中做工，他們的利益有時相互牴觸，這是不可避免的。在國家裡面，團結是通過政治鬥爭來實現的，而工人階級只有在民主制下進行這種鬥爭才能取得最大可能的成就。廢除任何階級特權，這是工人階級的政治基本權利。個別資產者可能撇開階級利益，從意識形態出發主張實現完全的民主，但沒有一個社會階級能像工人階級那樣無顧慮地、無保留地主張在一切領域中實現民主。民主是取消任何階級特權，一切人具有平等的政治權利，不只是參加公共代議機構選舉的平等權利。但是民主的範圍還要大得多。它伸延到整個司法機構，還伸延到一系列其他的公共機構。在現代社會中，它必然促使消滅一切資本主義壟斷，或者消除其資本主義性質。它加強工人的政黨組織、工人階級為了自己的經濟鬥爭而成立的組織，它提高對國家和地方自治機構的要求。凡是工人有充分民主選舉權並且有階級覺悟的地方，他們就向國家提出愈來愈龐大的、需要更大開支的文化性質的要求。他們加強了要求由整體（按企業的性質不同，分別由國家或地方自治機構）接受壟斷企業的壓力。這一點我們在和平時期已經能夠觀察得很清楚了。長期以來甚至也被許多社會主義者所低估的普選權的社會影響已經表現得如此突出，連固然並不反對民主權利，但在某一時期很不願意進行爭取普選權的鬥爭的馬克思和恩格斯也確信，這種鬥爭是完全有道理的，民主選舉權是工人階級為了爭取更大的權利和貫徹更多的旨在改造社會的措施所能運用的巨大槓桿。我們在和平時期，根據我們在帝國、在各邦、在地方自治機構的政治工作已經體會到這一點。凡是一直注意德國和其他國家最近幾十年來的社會政策立法的人，都不得不承認，這種立法已經帶來了某些重要改革。的確，對這些改革稱讚得太過分了，但是它們確實存在着，而且大家公認，所以有這種立法，是靠了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的壓力，在德國是靠了社會民主黨這個社會主義政黨的壓力，它依靠民主選舉權就能夠以必要的強度施展這種壓力。如果說，並不是在所有的國家都取得了同樣的成就，那末這在某些國家正是由於選舉權還受到限制。在另一些國家，例如在很大程度上還是農業國的法國，這是因為工人階級在數量上還不夠多，而且缺乏政治上的統一。

　　從另一方面說，在德國所取得的成就會更大，如果選舉權在最大的邦中沒有受到限制的話，如果在選舉權只是形式上平等而實際上是不平等的帝國中，憲法不規定聯邦院對國民議會的立法決定可以乾脆置之不理的話，如果國家和社會裡的力量對比不是還妨礙選舉權充分發揮作用的話。但是民主、民主選舉權具有巨大的潛在力量，這個事實是證明了的。那種阻礙選舉權發揮其全部效力的力量對比現在已經被革命推翻了。這樣一來，內政上的最大障礙被清除了，通向對現代社會制度進行徹底的有組織的改造的道路被打通了。而有組織的道路將是最好的道路。

四、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上的困難
　　但遺憾的是，我們必須對付的不僅是內政方面的障礙。目前要求社會化的呼聲很高。我們從許多方面都聽到這樣的呼聲。這是可以理解的。社會化是表達社會民主黨所努力爭取的公有化的概括性的專門名詞，公有化將結束資本主義經濟的災難和不平。但是從一再發出呼聲的這種樣子，從“為什麼不立刻社會化？”這一迫不及待的問題，的確表現出對於社會化的直接可能性和效力的巨大迷信以及對於在目前條件下妨礙它進行的、一部分是在政治領域內也存在着的困難的完全忽視。這是一種可以理解的急躁心情。我了解它，但是每個人畢竟應當懂得，這樣的大事不可能是幾個星期或幾個月的工作。今天我們的工業必須和極大的困難鬥爭，而且它將要碰到的其他阻力的大小我們還根本無法估量，因為我們還不知道戰勝者的外國要把哪些條件加在我們德國人身上，今天如果設想，只要我們宣布這一或那一工業社會化，就可以在瞬息之間為工人或者為全體取得某種重大的改進，那就是——哦，我要毫不客氣地說——相信奇蹟。

　　國有化或地方公有化是公有化的標準形態。當然，它們本身不是目的；它們也只不過是達到以爭取最大可能的普遍幸福為最高任務的那一目的的手段。達到這一目的的保證是，在經濟領域中，在生產、貿易和交通中能帶來最大可能的經濟效率。如果我們着手進行社會化，那末我們就應當不斷地問自己：我們所採取的以及能夠採取的措施是否真正能使我們達到更高的經濟效率，我們是否會在和這些措施有關的情況的壓力下暫時不能前進，反而向後倒退呢？我了解我所說的這種急躁心情，並且把它當作推動力。但是我們不想向自己隱瞞，今天下的是什麼賭注。公有化的主要問題是我們把生產和國民經濟的其他部門置於整體的管理監督之下，而且是置於一個遠比它們過去所受的更為有力、更為廣泛的監督之下。使經濟轉歸社會領導並且為社會服務，可以通過各種道路來實現，並不是只有一條固定的道路可走。目前在我們德國（農業除外），大約有三百萬個各色各樣的生產、貿易和其他的企業，其中足有一半是小企業、個體企業或者也許只有一個夥計的企業，這些企業的社會化在目前是不能考慮的。如果我們把它們算得更多一些，把數字估計為三分之二，那末還剩下一百萬個大小不等的中型、大型和巨型企業，各種類型的生產、交換和運輸企業。難道有人相信，如果我們到處不分青紅皂白地用公務人員來代替企業主，這些企業立刻就會有所改善嗎？我不相信。私營企業轉歸公營，是一個在每一個具體的場合都必須按照一定的觀點仔細地和井井有條地加以完成的過程。人們必須研究，哪些經濟部門或者哪些類型的企業能夠首先最有成效地為社會接管，哪些最好暫時還留在私人手裡，甚至必須留下，以免經濟運轉陷於停頓。在目前的時刻，有一個比“公營企業還是私營企業”這問題更為重要的問題：開工的企業還是停頓的企業？要知道我們的人民今天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指靠工作為生。

　　戰爭以前德國就整個來說是一個富足的國家，在戰後的今天它是一個貧窮的國家，不得不採取貧窮國家所執行的經濟政策，並且因為它為了能夠維持經濟必須輸入價值幾十億的原料和部分食品，所以它不得不儘可能大規模地輸出製成品。要知道產品終歸只能以產品支付。黃金很快就要枯竭，而我們所印的紙幣，國外是沒有人按票面價值接受的。

　　第二任德國首相卡普利維伯爵當年（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在指出德國不能自己生產它所需要的全部原料和食品時曾經說過這樣的話：我們必須或者輸出商品，或者輸出人。而輸出人換句話說就是移民。我擔心，我們很大一部分工人本來就會被引誘去移民。但是我們不想再人為地擴大這個數目。已經有人向我提出問題：他們應當到哪裡去？這是一個很正當的問題。我們今天在世界上遇到的情況已和在這次可怕的、萬惡的戰爭以前完全不同了。我們常常受到憎恨，它在一項敵視德國人的立法中明顯地表現出來。這就使移民比在戰前困難得多。這一來德國工人的境遇就像弗萊利格拉特關於革命前所說的：

　　“她尋找別人的爐灶，悄悄地坐在灰里”。

　　因此我們今天不應該通過靠不住的試驗人為地再把數目擴大。我們應當爭取把我們必須投奔國外的工人保持在儘可能低的數目上。

　　這是為什麼我們必須小心謹慎、一步一步、井井有條地進行社會化，為什麼我們必須使未加社會化的工業有可能在這一期間生存和工作的另一個原因。但是我還要再說一遍：社會化有種種途徑。它可以採取這樣的辦法：將某些企業或工業群直接接受，使它們成為邦營企業也好，地方公營企業也好，國營企業也好。但是它也可以這樣進行，即由整體通過法律和法令而愈來愈多地干預企業的經營。今天整體已經部分地這樣做了。工廠法也曾經在當年被資本家看作侵犯他們的尊嚴的東西而加以反對。他們要做自己家業的主人。在我們這裡，俾斯麥也曾經一度就工廠視察憤怒地發表和英國工廠主在它第一次施行時所發表的相似的意見。他也希望這個法律不要進入他的工廠。但是它畢竟進去了，為了整體的幸福，為了社會進步而且也為了經濟進步的利益而進去了。這可以進一步擴展。邦或者國能夠作為整體的代表逐步參加管理它暫時留在資本家手中的企業；分享它的贏利，也參加決定價格，以杜絕一定會抬高物價的壟斷。這在某些地方已經發生，而且還能夠大加擴展。用這種方法，整體就能夠獲得愈來愈多的經濟權利，愈來愈多地參與生產。

　　二十年前我在一篇文章里說過一句話，今天我還承認它：一部好的工廠法可以比幾百個企業和工廠的國有化包含更多的社會主義。因為在這裡整體的利益在廣泛得多的規模上得到了照顧，數目大得多的人的幸福受到了關心。和這比起來，國家是否多掌握幾個企業以及是否只要有可能就仍舊按資本主義方式經營這些企業，這又算得了什麼呢？

五、為什麼要實現和怎樣實現社會主義
　　工人階級要求國家和行政管理民主化，企業民主化，並且要求把民主化擴大到一切部門，擴大到教育事業、體育、藝術和交通方面。工人運動在各個部門中都向前推進，這是由於它的全部本質和下列事實造成的，即它產生越來越多的在精神上也力爭上進的分子，他們不滿足於取得物質利益、提高收入，而是希望在精神上也得到真正的解放。數目也許還不像我們大家所期望的那麼大，但是進行學習、進行自我教育和精神上有大志的工人的數目正在不斷增長。今天的確已經可以看到，許多工人表現出有能力由從事階級活動進而擔任帝國或各邦的最高職位。我是最不會奉承工人的。但是我敢說：工人運動做了一件了不得的事，就是它向工人解釋清楚並且使他們牢牢記住了什麼是階級覺悟，許多資產者和在座的許多人咒罵這種階級覺悟，卻不知道自己這樣做有什麼意思。要知道具有完全意義上的本階級覺悟的工人，就是工人階級的思想家。儘管我們的周圍多麼動盪不安，這一偉大的革命畢竟是相當平靜地，我想說合法地進行着，這要歸功於在我們的工人階級中有大批這樣的人。

　　在兩星期以前在柏林舉行的經濟會議上，我對資本家說：你們常常咒罵工人運動，常常為它煩惱，但是現在你們看一看革命吧：我們在柏林經歷的令人遺憾的衝突究竟是什麼，天天舉行的示威是什麼？老實說，幾乎沒有使任何人傷一根頭髮。固然在這裡或那裡也出現了過火行動。但是整個說來運動是平靜地，可以說是合法地進行的。原因何在？因為我們在革命以前已經有了工人運動，它把工人組織起來，它在政治上，在工會裡，在一切可能的機構中教育了工人，使他們能夠理解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國家生活，能夠掌握社會上的相互關係，而不至於像不懂得這些事情的工人那樣瞎打一陣。

　　工人的階級運動在一切領域內部要求按這樣的精神改造社會，即消滅一切階級區別並且由社會本身有計劃地管理整個經濟生活。我認為我可以說，這就是社會主義。它不是公式，不是圖樣，它也不僅是僱傭工人的事情。現代社會的廣大階層改變了自己的態度。有過一個時期，職員感到自己和老闆一樣，看不起工人。當我年輕時在一家銀行做職員的時候，我有一個同事，他總是他的上司們的死對頭，永遠和他們作對。但是他接受不了這一事實：我是社會主義者，為工人操心。他是一個道地的柏林人，喜歡用柏林土話講話。他老是用這句話來責備我：“鞋匠和裁縫關你什麼事？”今天連銀行職員的想法也已經完全不同了，更不必說其他企業的職員了。隨着經濟的發展，他們的境況也有了愈來愈大的變動。他們感覺到，他們的處境即使不是和工人相同，但已經相似了。這種發展還在繼續。像職員一樣，還有其他的社會階層同這一偉大的通向社會主義的運動有直接的利害關係。社會地位的差別總是會有的。為什麼不應當有呢？只要差別不引起剝削，不導致壓迫，那它們倒是使社會生活豐富化了。階級差別應當消滅。至於個人的差別、工作上、職業上和職業地位上的差別，這些不妨仍舊長久存在下去。

　　如果我把在這裡所發揮的一切總結一下，那末我要給社會主義這樣下定義：

　　社會主義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認識了自己的階級地位和本階級的任務的工人的社會要求和自然意向的總和。

　　為了理解階級的這些意向和任務，我們不需要從過去得到什麼範例，我們不需要空想的虛構。每一個人都可以把未來的社會描繪得像他們所要求的那樣美好，這完全可以聽憑他任意幻想。但是運動本身從社會生活的現實基礎，從構成運動的中心的那一階級的實際需要汲取自己的力量和歸納出自己的目的。它根據這一階級的需要提出自己的要求。而這些要求的總和——隨便你讀哪一個社會黨的哪一個綱領——，這些要求的精神總和、思想內容，我再說一遍，這就是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導致合乎目的的集體經濟並且最終使社會機體全部成員的團結日益實現，導致社會的密切聯繫的實現。

　　正如我已簡單提到過的，這當然是一個需要時間的過程。但是它是一個正在進行着的過程。在我看來，我們的革命所帶來的巨大好處在於，它在德國清除了專制君主政體（以及與此有關的一切東西）和軍國主義這兩大勢力，並且給人民帶來了完全的民主。這個巨大的好處是被低估了的。如果人們從馬克思在《資本論》這一着作的結尾所寫的幾句話得出結論說，他真正認為社會主義變革是在一個短促的時期內完成的行動，那末這是對這些句子的極不成熟的理解。不，社會主義變革需要幾年、幾十年的時間。但是辦法已經有了，無產階級以及和它地位相同的階級的巨大武器已經有了，即使他們在下一次選舉時不能立即獲得多數，在那時我們也不會失敗。民主選舉權仍舊始終掌握在社會的最大階級手裡，而由這一階級的階級地位產生的堅持不懈的上進過程仍舊存在。所有這一切會作為動力而存在着，並且必然會把工人階級所需要的改革爭到手。至於要一下就實現這些事情，那末我們的社會——你們去仔細看一下，到首都和其他城市去走一下，研究一下農村情況——，我們目前的社會太錯綜複雜了，這個有機體太富有生氣了，它不是人們在任何時候都能夠突然改變的死的機械。

　　再說一遍，我理解感染了許多人的那種急躁情緒。但是我必須補充說：我沒有這種心情，而這不是因為我滿足了，我渴望安靜，而是因為我相信偉大的成就已經取得，工人階級有自己的武器，它可以和古代偉大的物理學家阿基米得所說這句話的含意媲美：“給我一塊立足的地方，我就要把世界翻過來。”工人階級也可以這樣說：“給我平等的普選權，作為解放的基本條件的社會原則就得到了。”二十年前，當人們批評我講過的一句話（我用不着在這裡重複這句話）時，我寫下了一段話，我在這裡把它再說一遍。我在當時說道：

　　“我的看法的結論是，社會主義的到來或將要到來，不是一場巨大的政治決戰的結果，而是工人階級在其活動的各個方面所取得的一整批經濟和政治勝利的結果。不是工人所受的壓迫、貧困和屈辱大大增加的結果，而是他們日趨增長的社會影響和他們所爭得的經濟、政治、一般社會和道德的相對改進的結果。我認為社會主義社會不是從混亂中產生的，而是由於工人在自由經濟領域中的有組織的創造同戰鬥的民主制在國家和地方自治機構中的創造和成就相結合而產生的。透過反動勢力的一切抽搐和一切掙扎，我看到階級鬥爭本身採取愈來愈文明的形式，我正是把階級鬥爭即工人的政治和經濟鬥爭的這種文明化看成實現社會主義的最好保證。”

　　這是我在一八九九年寫的，它今天仍舊是我的信念，今天有甚於任何時候。我意識到，我們將一步一步地比以前任何時候更快地（因為我們的阻礙減少了）但有組織地實現工人的要求，根據這樣的認識我對沒有耐心的工人大聲疾呼：“我們已經爭得了民主，即這樣一種權利，關於它拉薩爾曾經對工人說過：它是你們的社會原則。要信任這一權利的創造力，它將比對現代高度發展的國民經濟這個如此敏感的機體的一切可能的粗暴干涉更可靠地引導你們達到社會解放。”

　　因此我希望，對於那些還不了解社會主義並且對它抱有成見的人，我的解釋即使不能爭取他們信仰社會主義，但至少可以使他們相信，社會主義是指一個巨大的文化運動，這是一個不可阻擋的運動。這一運動集中表現為一個巨大的政黨，在工人中間擴大社會啟蒙工作，啟發對國民經濟的需要的理解，啟發對那些為了繼續推動社會沿着社會進步的軌道前進所必須採取的措施的性質的理解，它正是通過這些而為整體謀福利的。如果沒有這一運動，那末我們今天所得到的就不僅是革命，而且會有無政府狀態以及和它相連的一切恐怖。但是我們可以期望，這次已經取得巨大成就的革命將繼續遵循有組織的進步的道路，以利於一切被壓迫和受苦的人，以滿足一切對以下的事有強烈興趣並且熱情關懷的人：把已經取得的成果進一步發展為以普遍的、在廢除階級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團結為基本原則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