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交警強制騎手安裝專用電子號牌，並以監控和罰款的方式懲罰騎手們頻繁出現交通違規行為。然而，平台企業並未因此改變對騎手速度的要求。騎手本身並不想成為交通危險的根源，但平台單方面的控制驅使騎手們一直超速、違規、置自己及他人的性命於不顧。假如騎手們完全按照交通規定駕駛，他們將會因為超時運送而被平台罰款、甚至接不到訂單；假如騎手不想被平台懲罰，那他們只能繼續違規，然後被交警罰款。如果騎手們沒有工會出面代表，就平台考核標準與企業和政府兩邊談判，他們只能永遠陷入這種雙面夾擊的窘境。

今年6月中，上海市交警發起了一場雷厲風行的清查整治行動“礪劍2023”，其中一項重點是針對外賣和快遞騎手的電子牌照查牌。早於2021年底，上海市開始要求騎手使用內嵌芯片的專用電子號牌，並聯動監控探頭在路口對騎手交通違法行為進行抓拍。這次查牌行動的目標，便是檢查騎手是否有裝上號牌。網上流傳的說法是，“三天一小查，五天一大查”，所有路口都有交警查牌。假如騎手沒有裝上電子號牌，查到一次會被罰款50元，第二次100元，第三次200元，到第四次就會被沒收電動車。一時之間，很多早前沒有裝號牌的騎手被罰款，大量騎手要排隊上牌。

2020年首三季，上海公共部查處了4.3萬多起快遞外賣騎手的交通違法行為。事故方面，2020年該市共發生涉及快遞外賣行業的道路交通事故423起，造成7人死亡，347人受傷。

面對大量快遞外賣行業的交通事故，上海市交警強制騎手裝用電子號牌，其實是通過監控和罰款的方式，限制騎手為了完成平台訂單而頻繁闖紅燈、逆行等違規行為。這項政策確實收到一些成效。《澎湃新聞》報道，騎手因為監控而有所“收斂”，在部分監控嚴格的地區較少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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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國勞工通訊長期觀察，中國政府部門在工人問題上，經常會頻繁“打補丁”式的修改勞動法律法規、再層層設置政府勞動行政部門和安全生產監察部門進行缺乏效力的監管；或者是設立“安全生產月”、“欠薪政治行動”這種“運動式執法”來嘗試解決問題，但是往往這些行動只有短暫的效力，難以解決深層次問題。正如習近平所說，“對定下來的工作部署，要一抓到底、善始善終，堅決防止走過場、一陣風。”談的就是這種半途而廢的改革問題。

正如騎手們表示，要完全不違規地準時送餐十分困難。其實，無論是政府部門、交警、外賣員，還是其他行業的工人、消費者，所有人都知道驅使騎手違反交通規則的最大動力，是平台持續降低單價和針對超時嚴厲的罰款措施。騎手們如果徹底遵守交通規則，很大機會未能按時完成平台任務。這樣平台算法將懲罰騎手，使他們不再獲派更多單子。近年平台持續降價，迫使騎手提高送單量，假如被平台減派單量，工人收入將受嚴重打擊。

平台的考核指標愈嚴格，騎手們交通違規的情況便愈嚴重。一名餓了麼的騎手在網上說，4月時他的違規次數最多，“原因是團隊各站點要準時率，每次送餐不能超過顧客期望值，將騎手往死里逼”。

受平台的規則驅使，大部分騎手都難逃罰款。據記者描述，一名蜂鳥騎手被罰了好幾百塊，另一名餓了麼騎手則被抓拍到3次違規行為。騎手表示，“1單罰50元等於七八單白干”。《澎湃》記者採訪的10多名受訪騎手中，僅有一人表示自己沒有違規，“零紀錄”。有人更直言，“有的騎手一天能送上百單，平均下來每三四分鐘就能完成一單，這個時間一定是來不及在路口等紅燈的”。

騎手面臨交管部門和平台的兩面夾擊

當前，政府部門對外賣企業單方面控制騎手的行徑坐視不理，反而靠交警部門出來懲罰最末端的騎手，讓騎手陷入“前後夾擊”的窘境：如果完全按照交通規定駕駛，他們將因為超時被平台罰款；如果不想被平台罰款，那他們得違規，然後被交警罰款。這套沒有出路的邏輯迫使騎手們為了生計，只能千方百計逃避交警的監控。有騎手專門走監控比較少的道路；有眾包騎手不穿工服，喬裝成一般電單車騎手，因此違規也可以逃避被記錄後罰款；有些騎手索性暗地裡破壞電子號牌的芯片，導致違規時不會被記錄到個人。不過，騎手這些行為面臨交警更大的執法力度：上海市公安局交警總隊已表示將增設監控探頭，加大處罰，同時增加專用號牌元器件好壞的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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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警和企業兩面夾擊的情況下，騎手們的處境非常艱難。CLB認為，上海市工會可以承擔重要的角色：它們應帶頭跟外賣和快遞企業進行談判，要求企業改變罰款措施、放鬆考核指標，以及最起碼保持單價不再下降。工會代表工人與企業談判，能一定程度上紓緩騎手的工作壓力，工人才有機會真正從自身安全和道路使用者的安全出發，遵守交通規則，不再交通違規，讓政策發揮良性作用，絕對是一舉兩得。

工會和政府有聯席會議制度 為何在罰款問題上失聲？

另一方面，工會也有義務和政府部門，尤其是針對當下狀況的交通管理部門協商。實際上，從工會方面的宣傳內容可見，上海市總工會自2018年起已經和上海政府建立了聯席會議制度，在5次的聯席會議中，上海市總工會提出3項加強對靈活就業群體關愛及權益保障力度的議案。而去年底，上海市總工會曾在會議上提議，“聚焦勞動報酬、支付辦法、工作時間、獎懲制度等快遞員群體最關心的利益問題，並將加盟企業的用工管理及勞動者權益維護一併納入協商內容”。直到今年5月，上海市工會便表示逾40萬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掃碼入會”，又指在滬全國百強互聯網企業全部建立工會，以及未來五年將引導企業就勞動報酬、工作時間等涉及職工權益的事項開展集體協商。

可以看到，對於上海的騎手來說，當下最需要協助的，就是處理來自交管部門懲罰和來自平台效益指標的不可調和的雙重壓力，這一個問題甚至已經進入了輿論場，但是工會方面即便做了這麼多的協商工作，並作為僅有可以和政府部門商討的工人代表，為何在這樣一個行政類問題都難以協調解決呢？——要知道這問題根本不是CLB經常催促工會推動的，用工模式和勞動關係這種基礎結構性問題，薪酬待遇和工作條件問題完全是在工會“可控”的職責範圍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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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很經常的狀況是，工會在面對政府部門的行政命令的時候，往往會主動“自我矮化”。政府有政令便執行跟從，不問是非也不問是否對工人有怎樣的影響，導致庸政、懶政盛行。上海市工會的這種形式主義，就是用活動來配合宣傳安全生產，而非直接解決讓騎手暴露於危險的原因。今年5月31日，浦東新區總工會、浦東新區應急管理局等部門發起“安康杯”競賽工作，主題是““車輪上的安全”，由快遞、外賣、網約車等平台企業負責人、工會負責人、騎手代表等參加。實際上，這種比賽對改變騎手的工作情況一點作用都沒有。比賽的內容則集中在交通安全培訓、急救知識培訓、知識競賽、騎行比賽等，對政府管理問題和企業的責任隻字不提。在騎手們對交警罰款的抱怨中，上海市工會仍然看不到有所作為。

修訂外賣快遞企業的罰款和核考問題，和政府在聯席會議上進行實質性溝通，應該成為新成立工會的重要工作，也是決定工人是否重視工會的試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