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罷工和工人抗議事件在近年急速增加。2023年上半年，中國勞工通訊的工人集體行動地圖收錄了741起個案，數量直追去年全年總數830起。由今年1月起，地圖每月收錄的事件從86起一直上升，最高達5月的165起抗議。假設這個趨勢持續，保守估計今年全年將錄得至少1300起事件，將達到新冠疫情後新高。

從各行業的情況看，製造業的工人抗議大增：由1月的10起增加至5月最高59起。自3月後，製造業的罷工抗議持續在每月30起以上。相對而言，其他行業的抗議數字則是穩定增加：建築行業的討薪抗議保持在每月50多起，服務業和交通運輸業的工人抗議分別在每月10多起和5起左右波動。教育行業和採礦業的工人抗議較少，但近兩個月也有些微增加。本文將初步疏理製造業、建築業、服務業和交通運輸業的情況。

圖片來源：中國勞工通訊地圖數據

沿海製造業倒閉搬遷，電子、製衣業工人首當其衝

今年4月，中國勞工通訊曾報道沿海省份的製造業搬遷倒閉潮所激發的工人抗議。製造業工廠搬遷倒閉潮致工人抗議數量陡增 工會應預見趨勢協助工人談判一文所歸納的情況並未消失，反而愈趨嚴重。中國的出口總值從去年7月至今年6月基本保持下滑（除了今年3月因為新年後的原因有短暫回升）。財新的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則由去年8月起保持在50以下（除了今年2月），顯示生產預期收縮。歐美陷入經濟收縮導致海外訂單減少、持續的貿易紛爭產生的不穩定因素，引致以廣東為首的電子和紡織製衣業的倒閉和關廠潮。今年上半年，與此相關的電子廠工人抗議共66起，服裝業38起，其餘為金屬製品業（18起）、石油化工業（14起）、汽車業（12起）、機器製造業（9起）。

透過將每起個案中的工人訴求分拆，中國勞工通訊統計了製造業抗議中最常出現的訴求。在製造業內部，電子行業工人抗議的訴求數量最多而且訴求內容更多元。工人除了抗議工廠拖欠工資、搬遷倒閉和要求發放賠償金，還不滿企業管理層的監督和對合同表達不滿。工人產生這些不滿的原因，是有些廠方沒有直接解僱工人，而是將工人單方面調到其他崗位，要求工人簽訂新的合同，變相迫使工人自行離職。

中國勞工通訊曾於5月電子報報道一起富士康工人抗議。5月9日，位於河南省周口市的富士康iLVG部門（innovative Level V Group，主要生產手機配件）因訂單不足解散。該部門的部分工人本來由深圳到周口市支援建廠，工人認為部門解散後公司便應該將工人派回深圳工作。豈料管理層卻強制他們調崗到IPEG金屬小件部門。工人不滿企業強制調崗，認為是對不服從的工人變相裁員。

相比2013－15年間的工廠搬遷潮，電子業工人現時罷工的規模偏小。據中國勞工通訊粗略劃分，100－1000人的工人抗議約占電子業抗議近四成，其餘的抗議規模在100人以內。在這些集體行動中，持續的欠薪，以及搬廠停工的消息傳出後，工人們便會發起罷工。有的聚集在廠區的空地、行政部門的辦公室，有的工人則堵塞廠門。數百名工人要求管理層與工人交待搬遷的安排，發放拖欠的工資和社保，以及對工人依法支付賠償。

相對電子業，製衣業的工人抗議較少，行動規模亦較小，較多是牽涉100人以內的抗議和靜坐。而且，從工人的訴求可見，工人主要要求發放欠薪（31次），提到賠償金的頻率很低（只有3次）。這可能與成衣廠的規模本來較少，其財政能力連發放欠薪也有困難有關。事實上，有七成錄得抗議的成衣廠均是民營企業（通常規模較小），港澳台資服裝廠只占兩成；相反，錄得抗議的電子廠有四成是港澳台資工廠，另外四成多是民營企業。

房地產建築業討薪不斷，新一線城市成重災區

建築業的工人抗議持續以每月50多起的數量長期居首。隨著內地房地產行業收縮，部分房企陷入庫存積壓和回款困難，住宅建築工地的抗議約占今年上半年總數的三分之一（111起），其次是商場（79起）和基礎建築（22起）。

從工人在社交媒體發布的消息可見，不少大型房企下屬的工地均有欠薪情況，事件多屬於工程完成但分包公司沒有支付完整工款。例如，6月3日，陝西省渭南市一名農民工在網上發帖，指自己和其他工人2021年時在碧桂園翡翠時代項目干水電安裝工作，該項目在去年5月已交房，但仍有8萬多工款未有結清。工人表示，開發商和分包單位互相扯皮，即便自己向法院起訴勝訴，公司仍然不願支付工資，以上訴拖延時間。

另外一類型事件則屬於工程停工爛尾，企業以資金短缺為由不發放工人工資。2月時，在湖北省武漢市，一個疑似業主的帖子指融創1890樓盤由去年下半年便處於停工狀態。該帖附上工人討薪拉橫幅的圖片，表示該樓盤“每天就幾個人表演式施工，門口天天都是討薪的工人”。相似的事件也發生在西安航天基地康橋悅容園。4月27日，一則網上貼文曝光該工地拖欠結構工作付款的問題。農民工張先生發現，工地現時已經處於停工狀態，只有一名看門的保安。張先生與10多名工人雖然完成了工作，又曾得到住建部的付款擔保，但工程在去年9月完成後只收到部分工資。

從地域上看，今年上半年，廣東省的建築工人抗議最多（83起），其次是陝西（39起）、河南（22起）、浙江（19起）、山東（18起）和四川省（16起）。這些省份大多是近十年人口增加規模較多的地區。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深圳和廣州對比2010年的全國人口普查新增常住人口數量分別約為714萬和598萬，平均每年新增約71.4萬和59.8萬，增量分別位居全國城市第一和第二。另外，西安市、鄭州市、長沙市、成都市和杭州市等則是新一線城市人口增速最快的城市。以西安市為例，近10年該市以52.97%的常住人口增速排名新一線城市首位，這與西安代管西咸新區，並從2017年放開落戶政策密切相關。

隨著新一線城市的發展，大量企業及工人被集中在這些新城市的工商業區，刺激了基礎建築和房地產的發展，與此相關的建築業欠薪也因此在急速發展的城市建設中爆發，近來房地產行業的下行又使問題更為嚴重。根據工人集體行動地圖的數據，由2016年起計，新一線城市的省份，包括河南（414起）、陝西（357起）、山東（315起）、江蘇（266起）、四川（234起）和河北省（232起）建築業欠薪事件高發。相比2011至2015年間，建築業的欠薪抗議仍相對集中在廣東和河南兩省。

圖片來源：中國勞工通訊地圖數據

傳統服務零售業收縮致裁員、欠薪

服務業工人抗議發生的數量排在建築和製造業之後，平均每月有17起事件。工人抗議最常見的要求仍然是討回欠薪，事件集中在環衛業（22起）、零售和批發業（21起）、住宿及餐飲業（15寺）等。傳統零售行業面對電商的競爭，加上疫情兩年間的打擊，導致不少大賣場和超市倒閉，拖欠工人工資。中國勞工通訊在去年的地圖總結中，指出批發零售的工人抗議圍繞着新零售的轉型展開，“一些長期被互聯網零售邊緣化的企業，難敵疫情間期間線上消費的進一步發展，走上破產倒閉的結局”。

由1月起，家樂福持續傳出閉店和拖欠工資的事件。廣東省廣州市、湖南省長沙市、遼寧省瀋陽市、大連市的家樂福門店接連傳出強制裁員、拖欠員工遣散賠償金的問題。家樂福曾經以引入外國大賣場來中國而聞名。但經曆本地超市的競爭，以及電商平台的崛起，家樂福中國連年虧損，營業收入持續暴跌。另一家陷入困境的企業是步步高。5月，湖南省邵陽市、婁底市、湘潭市的步步高超市陸續宣布結業，工人們表示，“昔日輝煌騰達的步步高，如今連基本工資都無法發放”。工人們聚集在門市前抗議，有的工人在天台威脅跳樓，要求企業補交社保和發放欠薪。

吸納大量年老工人的的環衛業也是欠薪的高發行業。常見的事件是環衛公司表示沒有收到來自甲方的撥款，因此拖欠工資將問題轉嫁給工人。福建省福州市5月便發生了這樣的環衛工欠薪事件。多名在福州萬象九宜城做保潔工作的工人向記者求助，表示他們在2月開始沒有收到公司發放的工資。公司代表表示，由於甲方從去年12月起沒有按照合同約定支付保潔費用，公司因此拖欠工人工資。經工人抗議後，甲方表示於月底將拖欠的工資發放到位。

圖片來源：中國勞工通訊地圖數據

新舊交通物流業工人反抗壓榨

最後，讓我們回顧交通運輸行業的工人抗議。與持續多年的格局一樣，這個行業的工人集體行動以出租車司機的抗議為主。出租車作為一個傳統的交通行業，深受黑車和網約車的競爭、政府要求的新科技更替，以及管理公司的盤剝所累。為了應付各方的榨取，出租車司機只能提高勞動強度，期望賺到更多收入。在長期高強度的營運下，偶爾便傳出司機因為過勞倒下的事件。

出租車行業的經營困難，使司機幾乎向所有影響他們收入的來源發起抗議。除了抗議管理公司收取的租金和管理費，要求經營權和產權合一的呼聲，司機們抗議共享電動單車的增生、要求打擊黑車，強制更換電動車的政策、抗議燃氣價過高、要求提高起步價等等。今年半年共錄得26起抗議。

新近發展的物流運輸業也錄得一定數量的工人抗議，大多針對下滑的單價水平和剋扣補貼。中國勞工通訊在4月電子報報道了三起外賣員罷工。其中，汕尾美團外賣工人的抗議引起較大迴響。4月21日，廣東連日多雨極大影響外賣員工作，但美團不僅取消多項騎手補貼，還不斷壓低單價，更懲罰在惡劣天氣不上線的騎手，引發騎手罷工。美團其後抽調大批外地騎手打擊罷工，而非正面回應騎手的要求，引來廣泛的批評。騎手罷工和輿論發酵後，美團恢復了單價水平，部分恢復補貼待遇。

貨車網約平台“貨拉拉”的司機則在5月發起數起罷工。成都、重慶和山東聊城三地的貨拉拉司機不滿貨拉拉通過4次降低貨運價格、降低司機收入的手段吸引客戶在其平台下單。貨拉拉亦以提高會員費及抽成比例的方式不斷加大力度擠壓司機的收入。中國勞工通訊在另文探討了貨拉拉的經營方式如何導致司機利益嚴重受損，激起司機走向抗議和罷工。

圖片：貨拉拉司機罷工抗議平台壓榨

工會介入成效不彰 警察出動次數倍增

隨著工人抗議和罷工事件不斷增加，中國勞工通訊留意到官方工會介入了一些集體事件。不過，工會介入的效果相當有限，過程中仍然深受官僚主義作風的影響。在一些情況，工會的作為甚至與工人的利益相牴觸。例如，位於深圳的運豐電子廠搬遷抗議中，企業工會願意代表工人與廠商談判，但當工會請示街道工會支持及協調介入時，竟被對方拒絕。又例如為於浙江嘉興廣越製衣廠的工人發起罷工要求漲薪，工會以復工為基礎介入工人罷工，卻並沒有推進工人的訴求。在新安電器廠工人要求廠方補交社保的抗議中，公司更曾拿着企業工會的協商同意書申請公積金繳納降比，工會不但沒有維護工人，反而在工人不知情下損害工人利益。

與官方工會介入相比，出動警察控制工人集體行動的數目明顯增加。今年上半年，工人集體行動地圖錄得82起事件有警察出動，比去年49起增加了占近1倍。在7起收錄的事件中，工人因為討薪和要求賠償金的抗議被捕。

不少工人抗議的不滿，包括欠薪、搬遷賠償、補交社保，都不是一時三刻的事情。企業通常已經陷入數月甚至整年的生產困難，出現訂單下滑和資金短缺，拖欠的工資亦通常持續數月以上。假如工會能夠加強與企業工會的聯繫，以及對個別工人求助作更積極的介入，絕對可以預早發現企業經營情況的變動，繼而保障工人的利益，避免工人發起抗議保障社會穩定。在全球和國內經濟均出現下行時，官方工會應加強這方面的預警和行動，主動防範企業犧牲工人利益，代表工人與企業進行談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