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許成鋼 張杰 寫於 二零二三年

中國在改革開放時代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促成經濟快速崛起的原因是什麼？近十年來，中國經濟增長陷入困境，貨幣超發、地方政府債務膨脹、房地產泡沫巨大和內需乏力，是三年新冠疫情防控導致還是早已身患沉疴？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第四次產業革命已經到來，中國的舉國體制能否在科技競賽中取得競爭優勢？中國經濟路在何方？為此，《中國民主季刊》專訪了經濟學家、斯坦福大學中國經濟與制度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許成鋼先生。


 

經濟崛起之謎

 

張杰:在鄧小平（鄧江胡）改革開放時代，中國經濟快速崛起，超越日本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有人將它稱之為“中國奇蹟”，也有人將它視為“中國模式”的重要內容，為什麼您不贊成這樣的觀點？

 

許成鋼:首先，針對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我們不能忘記了一個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在改革開始的時候，中國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為什麼中國會如此貧困？是因為1950年至1953年中國加入朝鮮戰爭、始於五十年代末的大饑荒以及六、七十年代的文化革命。任何一個國家在經歷災難之後，恢復時期都會有相當快速的經濟增長，所以中國經濟增長的前半部分源於災後的恢復，這是我要強調的要點之一。

 

要點之二，如果我們看日本戰後的恢復和發展，韓國、新加坡、香港的發展，中國和它們對比，實際上沒有什麼太大的特殊性。如果我們單純看經濟發展，中國實際上還不如台灣、韓國、日本、新加坡。因為它們都已經成長為發達國家，而中國距離發達國家還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完全不是奇蹟。但如果把中國和蘇聯、中東歐的共產黨國家對比，那麼中國的確和它們很不一樣，從某種意義上講，可以認為這是個謎，就是為什麼同樣是共產黨國家，其它的共產黨國家改革都完全失敗了，而中國的改革至少有那麼一段時間不是完全失敗。所以，我長期以來的很多工作是在解釋這個謎。與蘇聯以及其它共產黨國家比，中國的改革有什麼特點呢？有兩個最大的特點，使得它有一段時間相當的成功。第一，它允許私營企業發展。私營企業已經變成了中國經濟的主體，這個變化在任何其它共產黨國家裡是不可思議的，現在越南實際上是步中國的後塵。只要允許私營企業發展，國家經濟就會發展。第二，中國在一段時間裡融入了全球化的體系，這也與其它共產黨國家不一樣。這個不一樣與西方試圖拉攏中國反對蘇聯有關。從這兩個特點看，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但現在這兩個最基本的特點全都顛倒過來了，這就註定了中國改革開放的結束和經濟的由盛而衰。

 

經濟衰退之因

 

張杰:中國經濟增長似乎有一個重要時點，就是2001年加入WTO，它對於經濟增長的加速作用是巨大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中國政府通過公共設施和房地產建設，讓經濟持續兩位數增長。但不久後情況出現了顯著變化，兩位數增長不再。現在南美、東南亞國家都在瓜分中國的產業鏈，中國房地產業也嚴重衰退並形成了巨大的泡沫。為什麼中國經濟會突然洗盡鉛華，前景堪憂呢？

 

許成鋼:關於中國的經濟發展，我的描述會和你的看法不完全一樣。我的描述是：     中國最重要的經濟發展時期是從九十年代末開始，到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的前夕，中國經濟已經開始出現了問題。全球金融危機實際上給了中國政府一個掩蓋問題的機會，使得它趁機推動了一個大規模的財政刺激，從而在短時間裡暫時維持了經濟的增長，但這不僅沒有解決中國已經出現的問題，反而進一步加劇了經濟內在問題的惡化。

中國經濟早在2007年就已經出現問題。如果簡單看統計數字，似乎中國的高速增長一直持續到了2012年，但掩蓋了統計數字背後的嚴重問題。為什麼我會這樣分析？剛才我已經講了，中國經濟改革對經濟增長有很大的支持作用，最大的因素有兩個，一個是私營企業的發展，另一個是融入全球化體系，它們都是從九十年代就開始的。中國的私有化、私營企業的大發展實際上在90年代初就已經開始，但並不合法，到了90年代末才把它合法化。一旦變成合法，中國私營經濟的增長速度就極為迅速，這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大動力。與此同時，私營企業大發展和中國融入全球化體繫緊密相聯。實際上，在加入WTO之前，中國經濟就已經非常快速地從無到有，部分融入了全球化體系；加入WTO後，就更進一步加快了融入全球化體系的步伐。如果沒有巨大的私有經濟發展，單純地融入全球化體系是不夠的，只有兩者合在一起才造就了中國經濟的崛起。

為什麼我說2007年中國經濟就已經產生了問題？是因為在中國的經濟快速發展之後，中國共產黨就開始非常擔心私有經濟的快速發展有可能威脅共產黨統治，一直在使用各種各樣的辦法努力讓國有經濟更快地發展，有意識地用各種方式遏制私有經濟。所謂的“國進民退”現象，實際上早在2003年就已經開始了。早期“國進民退”的突出政策就是中共的“抓大放小”。所謂“抓大放小”中“放小”的那一個部分，在實際執行中就是私有化。政府把比較小型的國有企業私有化了，當然在國內不允許使用“私有化”這個詞，改叫“改制”。但中共真正的重點不在“放小”而在“抓大”，這是政策的核心所在。“抓大”就是要做大做強國有企業。中共從來沒有放棄國有企業的意思，事實上正好相反，它要讓國有企業發展得更大、更強，所以在九十年代末，中共就建立了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用國資委和全面的政策，試圖推動國有企業的發展。

但這個政策本身就是問題的根源。在經濟學裡有一個重要的概念，即國有企業的軟預算約束，意思就是說，國有企業在資不抵債的時候不會破產，所以國有企業不會害怕破產，這就導致了國有企業膽子非常大，敢於借錢。軟預算約束問題，是所有其它共產黨國家經濟改革失敗的最基本原因。中共強調“國進民退”和努力壯大國有企業，就把國企不可避免的軟預算約束問題都拉到中國經濟里來。到了2007年的時候，國企做大做強很見成效，國有企業的軟預算約束問題也再次凸顯，使中國經濟產生了嚴重問題。

 

我在這裡要非常認真地強調，在中國的改革過程中，私營企業的發展不是中共有意設計的，也不是它高興願意做的事，而只是在改革過程中發生了的事情，尤其是到了90年代末，中國的國有企業面臨非常嚴重的問題，包括銀行、非銀行金融機構等。面對國有資產有可能整體上資不抵債的嚴峻挑戰，私有企業的大發展救了中國經濟一命，救了中共的命。私有經濟合法化的背景就是私有企業的大發展救了中共的命。但是中共在合法化私有企業的同時，就擔心私有企業變得更大，大到可以動搖黨的統治怎麼辦？

 

討論共產黨的制度時，必須要清楚一個概念，叫做“防止和平演變”。防止和平演變的概念來自列寧。中國經濟改革在一開始的時候，鄧小平就說得很清楚，中國的經濟改革就是列寧的新經濟政策，而當年列寧在推出新經濟政策的時候，就提出了防止和平演變的概念。當私營企業大發展的時候，它帶來的和平演變問題從來就是中共高度關注的，並不是只有習近平關注。例如江澤民也非常關注，這就是為什麼江澤民要提出“三個代表”的概念。江澤民面對和平演變的威脅，為了要應對這個挑戰，就試圖把能夠“招安”的私營企業老闆都吸收到共產黨裡面來。這有點像水滸傳，皇帝只要把反皇帝的梁山好漢“招安”到朝廷里來，他們就歸皇帝管了，就變成朝廷的人。江澤民是試圖用“招安”的方式來控制私營企業，用這個方式來避免和平演變。也就是，中共在應對和平演變時，一方面“招安”，一方面限制私營企業的發展，所有這些東西前後邏輯是一致的，他們的最終目的也是一致的。只是到習近平這裡，把招安基本放棄了。

 

我們再說房地產行業。中國啟動房地產行業的時間不是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的時候，而是九十年代中後期。當時朱鎔基實行稅制改革，中央把稅收的大頭拿走，小頭留給了地方，但絕大部分公共服務以及公共開支都是由地方政府承擔。在這個背景下，中央政府開放了土地市場，用這個辦法幫助地方解決財政困難。地方財政變成土地財政，實際上是中央政府刻意設計出來的。但土地財政的制度基礎是中國全面的土地國有制，這是決定性的一環。在全面的土地國有制的條件下，所謂的土地市場從來都不是售賣土地的所有權，而是出讓土地的使用權和交易權，是買賣租期的市場。剛才我們講私營企業的發展不是中央政府設計，不是中共設計的，但是土地財政卻是它們設計的，目的在於利用土地的全面國有制，讓地方政府通過靠售賣土地的使用權來獲得財政收入，解決地方財政收入問題。

在這個背景下，所有的地方政府都變成了當地唯一的大地主，因為沒有任何人有土地所有權，就是阿里巴巴這麼大的企業也不擁有一寸土地，它所有的土地都是租借的。由於每個地方政府都是當地壟斷土地的唯一地主，它們售賣出租土地的目的是為了尋求財政收入，因此地方政府就利用它的壟斷權力，儘量抬高土地價格，採取減少土地供給就是主要手段之一。中國巨大的房地產泡沫是在土地國有制下，地方政府共同限制土地供給製造出來的。 

如果我們看一下中國的整個房地產市場，它的總價值是多少？我現在講的都是疫情之前的情況，中國房地產的總價值比美國房地產的總價值，再加上整個歐盟的房地產的總價值加在一起還要大，但美國的GDP數字加上歐盟的GDP數字合在一起，相當於中國的兩倍以上。所以從這裡就可以看到，中國房地產是一個巨大的泡沫，這個泡沫早晚要出問題。為應對零八、零九年全球金融危機，中央政府採取的巨大的財政刺激政策，進一步把泡沫擴大化。那次財政刺激的重點就是房地產投資和重大基礎設施建設。直接投入的主體是房地產業。

前面，我講到軟預算約束，過去軟預算約束這個概念主要討論的是國有企業，但是自從零八、 零九年金融危機，中國採取了巨大的財政刺激之後，中國又產生了一個新形式的軟預算約束，那就是地方政府。每一個地方政府都建立了一些所謂的融資平台，其實就是以國有土地為核心建立的空殼國有企業。當地政府把土地撥給融資平台，讓它拿資產負債表到銀行去獲得抵押貸款，借出極其巨大的資金，光是金融危機那一段時間，就借出來上10萬億。這個數字現在已經沒有人確切知道了，早在許多年前這個數字就已經達到了50萬億，現在這個數字已經保密了。

 

地方融資平台是國有的，不怕破產，敢借錢，所以借的數目特別大。這是典型的軟預算約束現象。此外，融資平台借的基本都是抵押貸款，這本身就非常危險。因為抵押貸款意味着把土地作為抵押資產放到銀行了，變成了銀行資產負債表里的資產。當經濟上行的時候，土地價值會上升，銀行是安全的，但經濟下行，就像現在的情況，土地價值下降，就意味着不僅僅是地方政府欠很多錢還不了，更嚴重的是把銀行的資產搞壞了，銀行的資產負債表就會出問題。當房地產價格持續下降時，銀行的資產價值會自動下降，可以導致資不抵債。這時，理論上說，銀行就要破產。在軟預算約束下，政府可以救助銀行。但那些手段只是在拖延問題，如同垮台的蘇聯和東歐共產黨經濟。所以中國的房地產泡沫膨脹實際上不僅僅是房地產自身，同時也給整個中國的銀行業，整個中國的金融業，整個中國的經濟帶來非常大的危險。

 

第四次產業革命與制度優勢

 

張杰:經濟的發展與產業革命密切相關，您曾強調人類第四次產業革命已經到來，人工智能是其重要內容之一。美國已經推出了ChatGPT，而阿里巴巴和百度也都推出了自己的產品。我的問題是中國舉國體制能夠在這次產業革命中取得競爭優勢嗎？有人說中國的人工智能在很多領域已經超越美國，您的看法是什麼？

 

許成鋼:產業革命的產生是有制度條件的。如果我們看過去三次產業革命和這一次正在發生的產業革命，就會發現它們的發生地都發生在英美兩國，這不是語言的問題，是制度的問題。英國和美國是同一類的制度，即便其它資本主義制度國家，不是這類制度，也沒有產生過產業革命。

 

英美制度是什麼？它和其它的發達資本主義制度相比，有兩點完全是一樣的，第一，都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第二，都是民主制度。英美制度和歐陸及日本韓國的資本主義制度哪裡不一樣呢？在於英美法系。加拿大、澳大利亞都是英美法系國家，現在正在產生的新一次產業革命，其中很重要的推手之一就有加拿大。英美法系對產業革命最重要的推動在哪裡呢？金融市場。為什麼只有英美法系國家金融市場才發達，而非英美法系國家金融市場都不夠發達，原因是英美法系制度支持金融市場的發展。為什麼金融市場和產業革命有關？因為產業革命需要龐大的資金，所以首先要解決融資問題。當全新的技術產生的時候，它能不能發展，實際上取決於能否給它注入資本。向創新企業注入資本是一個非常困難的事情，因為全新的技術不成熟，沒有市場。在市場上被接受之前，大部分的技術創新都會失敗，只有少數會成功，怎麼向他們注入資本，這依賴特殊的制度解決。事實告訴我們，在整個技術創新演變過程中，最有幫助的就是金融市場，而作為金融市場的一個衍生物，就是風險資本。風險資本自50年代以來，一直是美國孕育、推動新技術革命性中不可缺少的基本制度。

中國也想模仿風險資本，但中國的制度決定了它不可能真正模仿風險資本。因為風險資本高度依賴法治，高度依賴司法體系，高度依賴金融市場。中國金融市場本身不是一個正常的市場，中國的法律和司法制度至今不能獨立，所以沒辦法模仿。只有在風險資本能正常運作的環境下，才有可能給全新技術注入資本。當然全新的技術的產生還有另外一個很重要的一面，也是制度帶來的，就是自由。只有在自由的制度下人才有想象力，而自由非常重要一部分就是自由的大學，教授治校的大學。中國至今沒有一所自由的大學。當大學不是教授治校的時候，無論有多少教授、博士和發表了多少文章，學術都不可能是自由的，也不會產生大的創造力。

 

無論是在當年的英國還是現在的美國，在產業革命的時候，你可以看到多少在他們國家發明創造的東西，都並不是他們本國人創造的。第二次產業革命發生在英國，大量的發明創造來自在英國的外國人。今天也一樣，大量的發明不是美國出生的美國人創造的，而是外國人在美國造的。硅谷的印度人和中國人加起來多於歐洲裔的美國人。為什麼這麼多最有天賦的中國人、印度人在美國爆發了這麼大的創造力，而不在他們自己國家發揮？原因是聰明人只有到了好的制度下才能發揮出來。

 

正在興起的第四次產業革命，過去是一種預測，今天已經不是預測了，現在實際上是第四次產業革命的前期，已經開始以指數級的速率在快速地發展，就要形成氣候了，只不過它具體的會變成什麼，仍然沒有人知道。

 

這就是產業革命的特點。產業革命意味着它產生出來人們事先不知道的東西，唯一能知道的就是產業革命一定造成“創造性破壞”。這是一個經濟學術語，意思就是創造會帶來破壞，它一路破壞過去，一路地創造現在和未來。但是“創造性破壞”只能產生在適當的制度里，因為只有適當的制度才能容忍破壞。比方說，目前比較熱的ChatGPT，有人進行一個嘗試，問它中國共產黨好還是不好，用簡體或正體中文提問就會得出截然不同的結論。阿里巴巴和百度也推出了自己的東西，但政府馬上警覺了，就出台法案開始限制了。這一次人工智能技術競爭中，中國有可能超越美國嗎？不可能。在ChatGPT產生之前，人工智能曾被分割成許多很窄的領域，中國的確可以在個別領域裡領先。原因很簡單，因為中國制度的特殊性，比如說中國是世界上擁有監控攝像頭最多的國家，有好幾億攝像頭，它們拍攝下來的巨大量的視頻和照片需要處理，需要自動識別，要自動地確定抓捕誰，控制誰。面對警方監控民眾的巨大需求，中國政府投入了大量資金進行技術創新。在巨大投資的支持下，中國在圖像識別，無論是靜止的還是視頻方面，在世界上都一度處於領先的地位。另一個可以相提並論的就是語音識別，道理是一樣的，由於它大量收集私人的語音，用於監督民眾，它在語音識別技術上一度也處於世界領先狀態。但因為這種做法嚴重侵犯     人的自由是違法的，這些技術在西方國家是不能如此發展的。美國的法律禁止公司和個人進行這樣的技術創新，但中國的法律沒有這樣的限制。

 

但是人工智能遠遠不局限於監控。在ChatGPT產生之前，中國在許多重要的、關鍵的人工智能領域遠遠落後於美國。一是在人工智能最基本的算法方面，中國無法和國際的先進水平對比。二是在人工智能最有創造性的科學研究方面，比如說發現和發明新藥、新材料，國際上幾年以來就已經積累了不少重大的突破、重大的成果，但中國一項也沒有。依靠人工智能實現科學研究上的重大突破，國際社會並非最近開始，已經有好幾年的時間了，積累了很多成就。現在ChatGPT作為一個通用的人工智能模型出來以後，尤其是它開放給所有人之後，一下子就暴露了中國和國際先進水平之間的差距。

 

我要強調的是，過去中國在某些領域裡之所以能夠和世界的前沿追得比較近，背後有幾個重要的條件。一是中國過去融入國際化不僅僅是貿易，也包括科學技術。由於融入了國際化，中國在科學技術上極大的得益於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中國最優秀的人工智能方面的專家，絕大部分都是在美國訓練的，包括在美國本土訓練，也包括在中國本土美國訓練的。例如微軟公司在北京的亞洲研究院，是中國人工智能的黃埔軍校。這是什麼意思？就是中國在人工智能方面，無論是在研究機構、大學還是公司，大量的領軍人物，都曾經是微軟機構培養出來的，在那裡工作過，所以融入了國際，融入了全球化。但這些年來，中國的“戰狼外交”嚴重摧毀了國際關係，中國繼續融入國際化已經受到嚴重阻礙，甚至逐漸變成不可能。這就嚴重地阻礙了中國人工智能的發展。二是芯片。人工智能有算法、計算能力和數據三個方面的核心要素。算法就是前面講的，它取決於是否融入了國際社會。因為基本上沒有重大的算法是中國發明的，都依賴西方的技術，一旦與西方國家學術交流脫鈎，算法的來源就會成為問題。     在計算能力方面，過去不存在對中國的限制，中國公司和美國公司是一樣的，可以獲得任何想要的芯片，但是現在情況發生了急劇地逆轉。當芯片受到嚴重限制的情況下，我們可以預計在不遠的將來，中國在獲得所有先進芯片方面都會遇到困難。那時，中國的計算能力就受到了限制，就把最新的人工智能發展給限制住了。說到數據，     數據里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是數據的質量，而數據的質量直接和社會的自由聯繫在一起。當社會自由的時候，數據才能有質量；當社會不自由的時候，數據就沒有質量。過去有一個錯誤的認識說中國的數據是世界最多的，為什麼它是錯誤的認識？第一，數據不僅是中文的。如果講到了科學和技術，絕大部分的科學和技術數據是英文的，中文的數據不可能是世界最多的。另一面，討論數據一定不是簡單的數量，一定有質量在裡邊，而質量取決於社會是不是自由。當社會是不自由的時候，數據是有限制的，是充滿噪音的，比如說撒謊、造謠和編造歷史等等。當社會裡充滿了各種謊言的時候，人工智能的機器學的都是謊言，它就會像造謠、說謊的人一樣，也會說謊。今天     所謂的人工智能，基本上就是機器學習，機器學的就是你做什麼他做什麼。你的社會是自由的、誠實的，那麼你的機器訓練出來就是誠實的、自由的；數據是編造的，你的數據是撒謊的，那麼機器學出來的也是編造的、撒謊的。我們把這幾個條件放在一起分析就會發現中國在人工智能方面存在很多無法克服的障礙。

 

中國經濟的出路

 

張杰:以上，我們談論到中國經濟的崛起之謎以及遭遇的困境和第四次產業革命的挑戰，它們都指向了一個根本性的問題，那就是中國的基本政治制度，或者說在中國極權主義制度下，經濟發展和產業革命都遇到了難以克服的障礙。您認為中國經濟和技術創新的出路在哪裡呢？

 

許成鋼: 最近10年以來，中國在經濟上和外交政策上存在很多看去自相矛盾的地方，在經濟上希望不脫鈎，仍然和發達國家有緊密的合作，但是在外交上卻是咄咄逼人的“戰狼外交”。為什麼要實行“戰狼外交”？“戰狼外交”不是某一個人愚蠢，不是某一個人發神經，而是中共最基本的目的決定的。

 

這些表面看去自相矛盾的地方，實際上並不一定自相矛盾。因為發展經濟本身並不是中共的目的。中共改革的目的是為了中共的政權。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無論是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還是習近平都是一樣的，一直都擔心西方和平演變和顏色革命。和平演變指的是私營企業和私營企業家，來自內部的持不同政見的人，而顏色革命則是來自發達國家的影響。當共產黨的擔心上升到一定高度時，鄧小平韜光養晦策略就執行不下去了。韜光養晦是有前提的，就是不擔心顏色革命，一旦擔心顏色革命了，韜光養晦就只能放棄。當習近平認為發達國家是敵對勢力，它們在中國要搞顏色革命的時候，他就沒有辦法掩飾自己，而必須顯示中共的強硬。

 

所以，經濟發展和技術創新一定離不開國家基本制度。蘇聯和中東歐的共產黨國家，他們改革的失敗導致了整個體制的崩潰。中國的改革曾經是所有共產黨國家裡唯一的特例，但現在這個特例也不特了。習近平這些年裡做的事情非常簡單，就是把中國拉回到蘇聯的軌道上，成為一個不叫蘇聯的蘇聯。所以，我在許多次的演講里都引用中國共產黨五十年代的一個口號：蘇聯的昨天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我把這個話反過來說：中國的今天就是蘇聯的昨天。

 

當然中國是有可能不走蘇聯道路的。在什麼情況下，中國可以不走蘇聯的路呢？就是在經濟的主體是私有經濟的情況下，大量的非政府組織，民間組織已經遍布全社會的情況下，容忍甚至鼓勵私有經濟發展、企業家發展、民間組織發展，這樣就會幫助中國逐漸的脫離蘇聯的軌道，從極權主義制度逐漸變成更放鬆的威權主義制度，讓它有些許民主的成分，尤其是這種自下而上的民主，中國經濟就有了出路。但是中共把這稱為和平演變，這就斷送了這條路。

 

     當習近平一味地反對和平演變，反對顏色革命的時候，實際上他就把中國的路堵死了。反對和平演變對於中共來說，是保證它統治的核心所在。但是如果我們看一下人類的歷史，唯一能使人類社會變得越來越好的途徑就是和平演變。因為除了和平演變之外，要麼就是暴力，要麼就是破壞，要讓人類遠離暴力和破壞，就要用和平的方式朝美好的方向演變。這個演變的過程不是任何人設計的，而是大家為了自己好、     每個人都為了自己好，不斷推動的和平演變。目前中共堅決反對和平演變，它自己就把中國可以變好的路都給堵死了。這就是真正的問題所在。

 

張杰：非常感謝您接受我們的專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