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陶業 寫於 二零二三年

極權主義的特徵除了殘暴之外，它還有一個特徵那就是權力的愚蠢。人類社會的發展方向是逐步走向文明，但極權主義社會是逆向行駛的，它走向野蠻和愚昧，尤其是其權力。


極權主義進入晚期時，它的權力開始全面愚化。極權主義的權力隨着極權主義的發展而變得越來越愚蠢，因為當其全面控制了整個社會的時候，它不再需要智慧的大腦，不再需要理性，不需要邏輯推理的能力，只需要一支國家暴力機器，能製造恐懼就行；又由於高科技手段的運用，諸如攝像頭，臉部識別，手機定位，大數據的使用，從而使得社會控制趨於系統化、智能化、自動化，因此全面控制人們的社會生活和思想也就變得相對簡單，它只對控制技術的水平有要求，對權力的能力和智慧沒有太多要求，也就是說極權主義晚期的統治者無論如何愚蠢都沒太大的關係，這個系統化、智能化和自動化的社會控制系統將推動極權主義體制按照慣性滾動，並服從於“控制”這一終極目的。因此對於中共高層權力的愚化和荒誕行為不必過於驚訝。

阿爾文.托夫勒(Alvin.Toffler)在其《權力的轉移》（Power Shift）一書中對權力的來源做過剖析，他說：權力的真正來源是：暴力、財富、還有知識，而權力的質量取決於後者。

缺乏知識的權力是愚昧的。這裡的“知識”，並非是指工具層面的技術, 更多的是指對文明的認識，對人文的認識，對人性的認識。極權主義是反文明、反人文，反人性的，它的認知水平和價值出發點就決定了它從誕生的那天起就處於愚蠢的愚昧的荒誕的狀態。

民主制度下的權力受到監督，受到挑戰，因此它必須不斷提高決策的能力，遠離愚蠢。恰恰相反，極權制度下的權力由於不存在監督和挑戰，那些愚蠢的荒誕的不計後果的決策時時都在發生。所以在常態之下，極權主義權力的運作就是愚蠢的愚昧的荒誕的。

愚民政策

極權主義政權沒有政敵。唯一令其寢食不安的是民眾的智慧、認識能力、判斷能力在其之上。

愚民政策必然成為極權主義政權的基本國策，尤其在極權主義的初期和中期，這是極權主義權力的最後一點“聰明”，那就是它發現民眾的醒覺是權力的墳墓。

愚民政策的目的就是要控制民眾的大腦，就是要將民眾置於毫無批判能力和毫無獨立思考能力的狀態，以便於權力對民眾進行操縱，並最終控制整個社會。極權主義統治的最佳狀態就是面對一群無知無能且可任其擺布的民眾，陷整個社會於失智的黑暗。

愚民政策的主要手段是洗腦與控腦，通過實行教育控制、信息控制和宣傳控制來實現：

教育控制，即對學校的學科和教材內容進行控制，把黨化教育作為愚化國民的基本手段，以劣質教育和低質教育培養聽黨話跟黨走的奴性人才，以虛偽、自私、無情、殘暴、服從、愚忠、這樣一些納粹黨衛軍的品質來培養極權主義權力的接班人。

信息控制，即審查和控制信息的來源、內容和傳播，阻止和阻斷人民接觸真實的信息和真相，封鎖人民獲得多樣化多渠道的信息來源，強制地將民眾控制在一個毫無信息自由度的封閉空間，同時大規模地製造虛假信息和各類謊言，使人民失去判斷真假善惡美醜的能力。

宣傳控制，即通過黨的宣傳機構和媒體強行灌輸特定的思想和意識形態，以國家力量強行塑造民眾的價值觀和信念，剝奪民眾自由思想、自由言論和自由發展的個人權利。並配合政治的需要，實現全民犬儒化、諂媚化，最終實現全民奴化，

反智主義

愚民政策的實施在文化層次較低的人群中由於缺乏抵禦思想侵蝕的能力而顯得卓有成效，但是愚民政策受到恪守思想自由的知識分子精英的抵制。因此愚民政策對於不易受到思想操縱的知識分子而言效果不大，為此黨必須針對知識分子掀起一場場特殊的思想改造運動，來打擊他們的傲骨，迫使他們臣服，迫使他們噤聲。

反智主義就在這樣的思想改造背景下展開了。反智主義的內涵有二：一. 敵視並反對知識；二. 敵視並反對掌握知識的人，即知識分子。反智主義的核心主題就是去精英化：去政治精英，去商業精英，去文化精英，去教育精英。由於這些人往往掌握着他們所在領域的思想優勢和代表着那個領域的思想特質，而封住這些人的嘴，把這些人變成白痴對於一個新生的共產黨政權十分重要。反智主義鄙視知識，反對科學，否定教育。反智主義遠離人的正常思維，遠離理性，遠離常識，遠離邏輯和價值判斷，甚至遠離倫理。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是中國版最早的反智主義。而反右以及文革則是中共掀起的現代版的反智運動。在這些運動中，知識被批得體無完膚，知識分子被打得遍體鱗傷。即便是大知識分子，諸如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費孝通、馮雪峰等也都人格掃盡，尊嚴全無，不得不向黨“投降”。

中共在歷次政治運動中所展示的綱領、口號和指導思想都具有明顯的反智主義色彩。比如咒罵知識分子最無知最骯髒，掌握知識越多越反動；打倒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人性論；必須接受無產階級對其進行改造；學習雷鋒，做一顆永不生鏽的螺絲釘；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全民煉鋼；刪減中小學教材中的邏輯教育和倫理教育；忽而退耕還林，忽而退林還耕，水稻上山；等等。這些都是反科學，反理性，反知識的瞎折騰，阻礙科學發展和社會進步，摧殘創造力和想象力，降低公共教育質量，滋生迷信，傳播騙局，導致中國知識分子價值體系的整體崩潰，推動着極權主義趨於殭屍化。一個民族的精英們被摧毀了，這個民族也就完了。

愚民政策和反智主義雙管齊下，不斷強化着對全體民眾的腦控。雖然歐風西雨不時吹來，腦控與反腦控，奴役與自由之間有着此生彼長反覆的較量，但由於極權主義利用政權的力量和現代科技的手段不斷加強腦控的力度，促使社會的愚昧程度和廣度不斷加深，從而使得社會愚昧逐步具有了普遍性和全民性的規模。

權力愚化

極權主義權力的愚化是必然的，因為它違背人類智慧的結晶，它反文明、反人文、反人道、反人性決定了它的愚昧；它的野蠻，決定了它的愚昧。另一方面，它對社會施以愚民政策，在愚化社會的同時也愚化了權力自己。

當社會的愚昧具有了普遍性和全民性的規模時，這種愚昧必然反哺着政黨的各級組織和權力，致使權力也跟着愚化。最初，社會的愚昧在基層鋪開，被愚昧的不僅是老百姓，而且包括那些在基層推行愚民和反智政策的幹部，他們既被當作愚化老百姓的工具，同時也是被愚化的對象，由於長期浸淫在謊言中，他們自己就成了謊言的化身，並在愚化民眾的同時也愚化了權力自己。當其用“偉大，光榮，正確“的黨去教育民眾的時候，他們自己就從來沒有認為這個黨“渺小，無恥，荒謬”過；當其欺騙民眾“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時，他們的自我感覺也的確如此，把苦難當成幸福，對黨感恩涕零。由於極權主義逆向淘汰的幹部選拔機制，這些被愚化的基層權力和幹部中不乏權力的貪婪者，他們將會逐步並最終爬向權力中層乃至權力高層，使得極權主義權力的整體愚化成為必然。中共自吹自擂的“全過程民主”，其實質就是權力的全過程愚化，可悲的是黨的中央權力還真以為現行的獨裁機制就是民主。至此，權力已經失去基本的判斷力，昏庸，昏聵，失智，蒙昧。當權力的高層完成愚化的時候，極權主義便進入了晚期。

董仲舒的“性三品”論所描述的社會智力分布是“上智，中庸，下愚”，“上智下愚之民少，而中庸之民眾”，固然他在津津樂道上層人物的智慧時，污衊了底層人的愚質，但共產黨把這一社會智力分布變成了“上愚，中愚，下愚”，一種社會全愚狀態，這是極權主義社會應有之狀態。上有愚令，愚策、愚媒；中有愚儒、愚媚、愚忠；下有愚心、愚言，愚行，從而成就了一個死水一潭的失智社會。

權力愚化是在極權主義不斷成熟的過程中逐步形成的。在極權主義初期，它需要毛澤東、鄧小平這樣的梟雄，文功武略，惡政昏招，胡作非為；在極權主義中期，它需要江澤民、胡錦濤這樣的平庸之輩，花拳繡腿，無所作為，稍有折騰；在極權主義晚期，習近平之所以被看中，乃因其無德無才，極度愚蠢，胸無點墨。不難看出，極權主義從初期，到中期，再到晚期，中共領袖們的智商是遞減的，愚蠢程度是遞增的，以至於隨便送個白痴蠢蛋上去都能運作。

權力的愚蠢不斷催生惡法與昏招，對於不同的權力層次，可以看到地位越高權力越愚蠢。且讓我們逐層撕開其愚蠢的面紗：

基層：當社會愚昧普遍存在，很難判斷這是由於恐懼所致的保護性反應，還是由於智商被摧殘的後果。當每天背誦毛澤東語錄已成為歷史的諷刺時，今天居然還有人群堅持每天晨讀習近平語錄，這些難以掩飾其愚蠢的社會群體的確存在，而且數量相當可觀；一群人身着紅軍軍服，其中不乏企業高管，行走“紅色之旅”，究竟藉此可以提高政治地位，還是可以令企業創收？這夥人是在演出，還是說它就是蠢人蠢劇？不得而知。“習大大，彭嬤嬤”這些不堪入耳的諂媚歌聲響徹大江南北，歌者毫無尊嚴和廉恥；梅蘭芳大劇院隆重推出紅色題材現代京劇《紅燈記》和《白毛女》，江青在九泉下可以竊喜也；大街小巷和各個小區帶着紅袖章的大媽糾察隊和城管，不時地在提醒民眾，愚昧就在你身邊；“沒有共產黨就沒有如來佛“，就連佛祖的慧眼也阻擋不了信徒的愚化，廟宇再也不是清淨之地。

媒體：中國的媒體從來就是極權的幫凶，愚弄百姓的陣地。當中國底層民眾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六億人口月收入不足1000的今天，中國媒體卻在轉移人們的視線：“韓國四成年輕人因生活費不夠而挨餓”，“25%的·美國成年人吃不飽飯”，“七分之一的英國人面臨飢餓困擾”，“16%法國人因高階食物吃不飽”，“17%德國人吃不飽飯”，總之，西方發達國家的人民都吃不飽，唯獨中國人吃飽了。如此露骨的愚弄，下作的偽造，這些媒體都是一群怎樣的蠢貨在運作？打開人民日報電子版，人民網，顯赫地登着“吸引外資額創新高 中國經濟再獲‘信任票’“，實際上，外資跑得差不多了，大約一半以上的大型外資企業都跑了，攔不住，這類胡編的報道，也就是給自己打強心針而已。

貨幣：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如果遵守國際貨幣體系的規矩，並無問題，歐元、日元和英鎊在國際化的過程中都有成熟的經驗。但中國從一開始就企圖分裂國際貨幣體系，自搞一套，自成一統，自己還沒成氣候，就得意洋洋地宣稱美元的末日來了。結果如何呢？沙特阿拉伯把到手的人民幣不出中國便在上海直接立即兌換成黃金，巴西、阿根廷、南非則通常把到手的人民幣立即兌換成美金，不僅保值，而且由於美元對人民幣的兌換率升值而大賺一把。俄羅斯在大量拋售人民幣，莫斯科交易所的數據顯示，2023年7月6日成交的隔日交割人民幣交易量達到創紀錄的2400億盧布，外幣收盤價分別為1美元兌92.3盧布，1元人民幣兌12.58盧布，不難算出當天人民幣對美元的隱含匯率是7.337，而隔日（交割日），7月7日，美國紐約交易市場的美元對人民幣的收盤價是7.221。如果俄羅斯將隔日交割的2400億盧布所換來的人民幣在美國市場立即換成美元，可淨賺4200萬美金。這僅僅是人民幣在莫斯科交易所一天內的損失。如此的人民幣國際化要有多愚蠢，連一個中學生都掂量的出來。中方無力止損，因為用人民幣結算都是簽署了國際條約的，中國拿着大量的盧布和比索，一路貶值，陪同着人民幣匯率一路下跌。另，中央最近試圖用國家銀行解救地方債務危機，一出手就是40-50個億，可銀行自己的運行生態受到打擊該怎麼辦？這又是一個昏招。

學校：都以為高校是一方淨土，實際上高校早就成為腐敗高發區，因為它一方面掌握着巨額教育資源，同時又掌握着千萬學子的升學權，高校腐敗直接影響到莘莘學子未來的人格完整、自我塑造和就業前途。教育產業化，扼殺了窮苦孩子們接受中高等教育的機會和改變社會地位的機會。各大學中學每班都配置信息員，有的甚至帶薪，其實質是官方特設的告密者，用以監督老師的教學內容和學生的思想動態，勢必導致老師照本宣讀毫無啟發，遏制學生的獨立思考和思想見解，扼殺學生的創造精神，培養無用人才，甚至培養學生說假話，空話，培養學生學會如何虛偽。教育畸形化，此乃國家之不大幸，蠢乎？愚乎？

政府: 政府本應履行民眾的意志，為全體民眾服務。當政府墮落為一個階級對其他階級實施專政的工具時，它只代表獨裁者的利益。去年政府還在打擊私企經濟，打擊互聯網經濟，限制房地產業，打擊教培系統，今年出爾反爾，假惺惺地說要支持中小企業，要挽救房地產，要恢復教培，此一時彼一時，政策的不穩定反映政治局勢的不穩定。當權錢交易，權色交易成為政府官員的日常行為模式時，腐敗就成為了一種官方文化，如果同時讓群眾也從腐敗中稍稍得益，便可以美其名為“合理腐敗”，並習以為常；其實在腐敗中受到傷害的往往是民眾的根本利益。政府還管着人們的生育，不准生時，不分男女都給閹了；准生時，在婚外生也可以，人們不僅被剝奪了生育權，還被剝奪了生育的私密性。生育管制在毀滅人們的公共空間的同時也毀滅了人們的私人空間。政府正經事沒幹幾個，卻昏招連連。上海宣布，將疫情期間的健康碼、隨身碼轉為城市碼，正式地在上海人頭上套上了緊箍咒，它限制人們的流動，同時也將影響資金的流動，這對於一個商業之都而言，不得不說是個災難。

人大：任期制確保一個政權能具有繼往開來的生命力，而取消任期制，居然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被無異議通過，這個人大是不是由一群蠢貨組成的？人大居然全票選出一個蠢貨當國家主席，此人何德何能？明擺着那些人模狗樣的人大代表就是一群廢物，他們投不投票都一樣，因為候選人都是按照黨內慣例指定的。人大就是一個橡皮圖章，雖是立法機構，可是立法權基本上被中共中央控制。香港《國安法》便是其典型的一例，把一個免於恐懼的自由港變成了人人自危的凍港；毀掉了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之一的地位，並把它拱手相讓給了新加坡。《反間諜法》和《對外關係法》用於驅逐外企很有效，用於黨內清洗很有效，用於管理民眾有威懾作用，但是然後呢，萬眾躺平，國將不國，這是兩部愚蠢的惡法。從“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的哀嘆所流露出的危機感，人們看到了習近平面對暗淡未來的無奈。

中央政治局：不是常設機構，有事就開個會。2023年3月30日召開的政治局會議指出，要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凝心鑄魂，推動全黨更加自覺深刻領悟“兩個確立”的決定性意義，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牢記“三個務必”。堂堂政治局會議的決議，竟然空話連篇。2023年4月28日召開的政治局會議指出，“經濟增長好於預期”，“經濟發展呈現回升向好態勢”，盲目樂觀，違背事實，其實2023年上半年中國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很糟糕，期待的疫後經濟反彈並未出現。2023年6月30日召開的政治局會議再次強調了要堅持“高標準高質量建設雄安新區”，並給出政策措施。眾所周知，雄安現在是一個爛尾工程，一個鬼城；不光是雄安，習近平的整個中國夢也已爛尾。政治局召開的這一個個會議究竟解決了什麼實際問題？沒有，空洞，盲目，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一群自欺欺人的愚蠢的擺設。黨代表不僅進駐私企，還要進駐外企，甚至進駐律師事務所，還要在法院建立黨支部，看黨的臉色辦案，這都是些什麼樣的蠢貨出的昏招？

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天下大事。可惜由武大郎開店，一個小學沒畢業的領着一群唯馬首是瞻的奴才和頌聖者，怎麼看都不能說這些政治局常委都不是一群烏合之眾。那個姓蔡的，一臉奸詐，肉麻的話張嘴就來，別看他一臉忠誠，說不定就是另一個林彪，唯有十足的蠢貨才會啟用這樣的陰謀家。那個姓王的，一臉猥瑣，一身奴相，從不正視，滿臉奸笑，三朝元老，狗頭軍師，他創新的“代表先進文化”論，“新時代的社會主義特色”論，都是些個什麼垃圾，那個蠢貨始終沒搞懂這個姓王的對他所作的是“高級紅”還是“低級黑”。

總理：當歐盟宣布：“我們必須確保歐洲公司的資本、知識、專長和研究不會被某些國家濫用於軍事用途”。李強卻在絮絮叨叨地說：這是一個偽命題。不知他是在玩弄時髦名詞，還是的確真偽不分，這位總理是不是一個蠢貨？早年在上海搞清零與封城，民怨暴漲；忽而放開，疫情肆虐，這就夠蠢的。可笑的是他非但沒有被削職，反而逆襲成總理，何其愚蠢的人才提拔機制。

主席：共產主義早就被人類拋棄，所謂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不過是共產主義的變種，兩者異曲同工。民主世界與極權世界乃是兩極，怎麼可能組成一個共同體？鼓吹“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這個中共總書記是不是一個蠢貨？與戰犯普京相許，相互支持上不封頂，如今俄羅斯大廈將傾，一邊做着“東升西降”身穿皇帝新衣的中國夢，一邊與國際戰犯稱兄道弟，準備與其共沉浮，這樣的中國國家主席是不是一個蠢貨？叫囂要武裝統一台灣，其實統一哪裡需要動武？只要大陸民主了，統一自然就完成了，遺憾的是他真不懂，其思想無法進入民主的價值體系，無視台灣的和平與發展，無視美日菲澳在這一地區的軍事存在，這個隨時準備孤注一擲的軍事委員會主席是不是一個蠢貨？是的，說的是習近平。

有些人說愚蠢的思想是可笑的，有些人說愚蠢的行為是可笑的，還有些人說真正可笑的是那些以傷害他人為目的但結果卻傷害了自己，那才是最愚蠢的；其實愚蠢的最高境界並非愚蠢本身而是對愚蠢的欣賞度。有一次習近平參加博鰲論壇的嘉賓演講，記者問了個問題，習近平支支吾吾答不上來，急忙從兜里掏出文秘為他準備的小抄，說看看這裡有沒有現成的答案。顯然當時他的腦子裡一片空白，既沒有關於這個問題的知識儲備，也沒有分析該問題的能力。活脫脫一個草包，一個蠢貨，這也罷了；可是黨報們，媒體們，小粉紅們卻以欣賞的口吻為其辯解，說這些（小抄）恰恰說明習主席是有備而來，具有偉人風範，領袖魅力。對愚蠢作如此這般地欣賞，實在令人作嘔，它能化解一時的尷尬，卻化解不了已經定格於歷史的愚蠢形象。

近日，習近平發出了閉關鎖國宣言：“1. 說中國話； 2. 吃中國食； 3. 穿中國衣； 4. 用中國貨； 5. 在中國游； 6. 過中國節； 7. 購中國物； 8. 有中國腦； 9. 安中國心！ 10. 想中國事； 11. 守中國禮！ 12. 做中國人！”何等短視且愚蠢的民族主義宣言！這讓“人類命運共同體”情何以堪？！

權力愚化符合極權主義運作的規律；也正因為如此，極權主義中國背離世界文明主流越來越遠。

較量：權力的愚昧是一種惡，凡惡必除。 權力掌握着暴力和財富，民眾沒有；唯獨知識的力量，是民眾可以掌握的。民眾掌握的人文知識，政治文明，經濟文明和社會文明的知識越多，當權者就越害怕。掌握了知識、包括價值與思想的民眾，是極權主義的掘墓人。民眾與極權主義較量的焦點就在於打破封鎖，推翻防火牆，不斷獲取來自多種資源多種渠道的信息和思想，張揚自由民主的價值觀，就是要大膽“妄議”中央。民眾是當權者愚化不了的。

彭立發的大智大勇，白紙運動所展示的民智勃發，都說明思想自由的春潮在涌動，民眾大徹大悟的一天正在到來。雖然權力在不斷愚化中，但不會自動走向墳墓。與極權主義愚昧作戰，是一場極苦卓絕的戰爭，勝利屬於不甘被愚昧的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