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晉江市陳埭鎮鵬頭工業區的佳信輕工發展有限公司在五月爆出搬遷消息，根據工人在抖音上傳的視頻中可以看到，佳信輕工業發展有限公司的職工在五一放假回來後的第一天，就被告知企業停業，要求工人必須簽署自願辭職信，才會發3月份的工資。有工人因為稱跟公司“耗不起”，只好簽了辭職信；也有大量因拒絕簽署辭職信而導致欠薪的員工，聚集在廠外討要工資。

根據企業調查網站企查查的信息，福建晉江輕江業發展有限公司成立於1996年，為港資的外貿私人企業，其母公司叫做香港裕發國際有限公司。負責運動鞋、涼鞋、休閒鞋、工作鞋等的大型製鞋外貿企業，在福建等地有十條生產線，負責品牌包括總部位於英國的SPEEDO、以及SEARS、TARGET HBI、CBI、WALMART等美國公司。

這次的勞資矛盾，又是一單典型的國際產業鏈下游工廠侵犯工人合法權利的案例。那麼，在國際品牌開始逐漸出現搬遷和轉移的情況下，地方工會是如何看待自身角色和定位，他們可以怎樣協助工人維權？中國勞工通訊由此採訪到陳埭鎮總工會、以及晉江市總工會，與他們進行商討。

圖片來源：抖音

工會人員沒有到場了解 稱要先到“勞務所”登記、再由工會調解

中國勞工通訊首先聯絡了鵬頭村的民政員，她表示，因為沒有接到工人的求助，也沒有接到來自企業的電話，同時因為當前按網格來工作，因此她要請網格員去了解情況。

之後，這位民政員指當天早上收到了相關消息，但是稱目前企業是“正常倒閉”、“正常停工”，因此只能由企業內部解決。

CLB﹕你說咱們工會負責工會的同事，是不是可以到現場，確保這個調解是公平的、確保工資是可以發放的、確保工人知道有工會代表他們然後大家不需要情緒激動。咱們村負責工會的人，可不可以到現場去？

民政員﹕我可以打電話給他，看他們網格員誰配合，再叫他下去看一下。因為我們早上有了解到這個情況，但是那邊沒有提議什麼。工廠自己在和平的解決，我們能怎麼說？

但我們明顯在抖音視頻中看到，工人的情緒已然頗為激動。一整天過去，如果工會可以出面代表工人商討離職安排，確保工人得到合理賠償，這樣事件能更順利解決。事實上，哪怕習近平曾經要求工會“完善聯繫職工群眾的制度機制，深入基層一線”。但是在勞資糾紛的最前線，仍然長期難以見到工會人員的身影，而當地民政員張口閉口的“網格管理”，也幾乎成了工作自我設限、推卸工作責任的有利藉口。

根據晉江市人民政府公告，在2010年佳信有限公司就有其“支部委員會”的捐款紀錄，這意味着佳信在當年或更早就已經有黨支部委員會，有理由相信企業工會也早已經在黨支部的帶領下成立了，只不過我們從外界難以接觸到，而工人能否找到企業工會，我們就不得而知了。

之後，CLB聯絡到晉江市陳埭鎮工會的專職副主席蔡遠慶，詢問工會是否可以代表工人出面談判的問題。這位蔡副主席就用“程序”指出，調解需要先由工人到勞務站登記，登記後再由工會調解，並要CLB叫工人去勞務站登記。

蔡遠慶﹕我們這邊一般來說，是工人先過來這個勞務站登記。登記完了，我們在工會介入調解。如果可以的話，你叫他們先過來勞務站登記，把這個緣由先說一下。我會跟勞務站聯繫，看他們是什麼情況再叫工人代表過來看一下。

CLB﹕蔡主席，這事既然已經發生了，就算是工人們沒有來找勞動所，也沒有來找工會 咱們工會知道了，是不是可以主動的聯繫工人呢？

蔡遠慶﹕我們勞務站就是勞務局下派的，就是為了要解決工人工資這個問題的。

之後，CLB再找到了晉江市總工會信訪科的人員，他們的工作方式則更加“特別”。她說工會只能做電話的調解，不能做現場的調解協商。

晉江市總工會信訪科：我跟你講我們工會是電話調解。如果你提供工人的名字電話號碼，我們才能去解決啊，你不提供那我們沒辦法幫你協商啊 。

CLB：那我給這家廠的地址，咱們工會可不可以過去到現場，去代表工人跟企業協商？ 

晉江市總工會信訪科：我們是沒有到現場的，我們只是用電話調解。你要說一下是什麼公司，你說我登記一下…… 

而工會不去現場的理由，也是CLB在和地方工會溝通時拒絕協助工人常用的藉口，即“我們沒有執法權”。但是，工會真的如自己所說的，因為沒有執法權就不需要介入工人維權事件嗎？工會維護職工權益的手段、途徑可以有多種形式，《工會法》明確規定了工會主要通過平等協商和集體合同制度，維護企業職工的勞動權益，在勞動爭議中要也參與調解。《安全生產法》《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條例》等法律法規，無一例外，同樣規定了工會的監督職責。因此，工會的職責便是以共同當事人的身份與被侵權工人一起全程參與維權。至於說維權結果，則不在也不應該在工會掌握之中。哪怕退一萬步來說，“工會沒有執法權”和能否去到現場亮明工會身份之間，也是有很大的操作空間。若工會工作人員面對詢問動輒抱怨沒有執法權，則是對自身定位有誤，或是根本不想有所行動。

可以說，“電話調解”這個情況是工會長期以來“機關化、行政化、貴族化”的一個重要例證，勞資糾紛當中工人的情緒疏導、工人談判的組織、談判和法律資料的整理……這些內容有哪一樣可以通過電話完成的？中共總書記習近平面對官僚體系就有過訓誡：“要眼睛向下、腳步向下，經常撲下身子、沉到一線。”晉江市總工會的工作可謂遠遠脫離工人現實狀況。

晉江工會不願到現場視察 如何辦好“職工法律服務一體化基地”角色？

中國勞工通訊翻查了過往福建晉江市工會的資料，發現在事發前兩個月的3月14日，中工網有個報道，指晉江市總工會持續開展了集體談判協商。該報道指在晉江的盼盼食品公司中，“職工與企業開展了集體協商判談判，並在設備管理、品控、質檢、工資制度等多個項目上，令企業回應職工需求。”但同樣位於晉江的佳信輕工發展，就得不到“探索集體協商”的機會了，至少在中國勞工通訊的採訪中，他們是拒絕到現場視察的。然而，集體協商探索不應只在平日發生，面對廠房搬遷，員工去向不定的情況下，工會更應挺身而出，確保工人不會在過程中受到資方的傷害。

在3月2日，更有一個報道，指出晉江打造了經濟開發區職工法律服務一體化基地，構建“工會搭台、部門共建、職工共享”的工作格局，整合工會、司法、調解等力量，內設職工服務窗口、職工調解工作室、職工法律援助室、勞動仲裁庭、勞動法庭、檢察聯絡點、營商環境監測點等。

圖片來源：晉江經濟報

不看不知道，原來晉江工會早就已經用創新精神突破了“沒有執法權”的限制，並整合了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實現矛盾調處、勞動仲裁、司法裁決的無縫鏈接”。甚至在3月22日晉江要聞中，晉江經濟開發區職工的法律服務一體化基地，獲評福建省“園區楓橋”機制建設優秀單位，內文提到該一體化基地聯合了法院、檢察院、司法局、公安局、人社局等多個部門，搭起解決職工矛盾的一體化法律服務。

在數字上、形式上，晉江市工會確實表現亮麗，但如果職工之家、基層工會、法律基地都有所建設，但實際上工會卻是等着工人上門來投訴，嚴重欠缺主動性。至少在佳信關廠一事上，工人被迫簽自願離職時，這些建設都未能為他們解困，尤其是當得知工人有機會被要求自願離職，拿不到遣散費時，仍然要求要“工人先上門來找工會”，這令人懷疑，到底職工之家、基層工會的硬件建設之上，有沒有發揮他們的主觀能動性。

工會工作遠遠跟不上“晉江速度”

晉江市一直是福建製造業的重心，當地的實體經濟支持福建省的發展，在6月19日，一篇名為“以實體經濟為支撐鍛造發展新優勢——開局之年看晉江”就談到晉江民營經濟實力強勁，對地區產值的貢獻甚至達到95%以上，以“晉江速度”也成為了官方支援民辦企業之到位、快速的形容詞。內文就有提到一間醫療技術公司辦營業證時不到4小時就全辦好。

不過，當企業已跟上晉江速度，面對日益增多的企業活動和隨之而來可能的勞資矛盾，工會就更不能怠慢。鞋廠工人拿不到工資、工會卻表示要先收到投訴，甚至要考慮該廠是否屬於自己的“網格”才工作，都反映了當前工人和工會的關係疏遠，工會面對真實的勞資糾紛時無法迅速處理。因此，最基本的應是改變以往要由工人申訴，工會方介入的方式，而是當勞資爭議出現時，工會就應該立刻成為工會代表，尤其像佳信這類很早就已建黨的企業，他們的工會發展定必比一般企業成熟，那麼在代表工人維權上也理應成為“先鋒”。

圖片來源：晉江經濟報

同時，如果再往前走一步，就是要做好監測企業狀況的角色——這也是晉江經濟開發區職工的法律服務一體化基地所宣傳的角色之一。先工人一步預想可能出現的勞資糾紛，解決問題。正如早前中國勞工通訊關於深圳代工廠搬廠爭議，面對搬遷，必然出現如工人工資、遣散費計算問題，假如工會在得悉企業經營不善將要搬廠時，就向企業發起談判，同時監察企業有沒有落實對工人的補償，這樣，工人定必安心，而不用旁徨地到工廠外等待和抗議。

與此同時，工會在介入時，可以使用的武器有很多， 如果以佳信輕工廠為例子，我們可以留意佳信輕工廠正在為哪些國際品牌生產。根據企查查信息，佳信有為英國品牌SPEEDO生產，近年歐盟正準備立法監察供應鏈，要求跨國企業履行法律責任。同時SPEEDO本身就有一系列自願性的承諾，當中有提到要保障工人的集結自由與集體談判權，也保障工人支薪等受法律保障。既然已經出現有工人拿不到遣散費的情況，那麼工會又是可以多一些國際視野，向前多走一步，要求跨國企業向供應商施壓，確保工人離職時得到合理的遣散費？

而這並非是什麼空中樓閣，近年印度的製衣工會，除了在地面組織工人外，亦展開了和品牌的溝通。同時亦有歐洲品牌回應，更有投資者關心工人在當地情況。既然印度的工會能做到，假以時日，中國的工會也能從這個角度思考和展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