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維舟 寫於 二零二三年

被洪水浸泡的涿州

北方洪澇牽動國人心，有災民當然就得需要救災物資，但這一次有所不同的是，不少明星特意繞開紅十字會等救助平台，直接向災區送物資。

8月4日，趙麗穎向涿州捐了大量食品、礦泉水、衛生棉等，精準到村，並由其表弟親自押送直達。此前，身為河北旅遊宣傳大使的她一度被轟反應太慢，但這次捐贈卻廣受好評：精心挑選災民急需物資、直接送達，沒有任何前戲，物資到了才知道，有人因此讚許：“這是真正的愛心，不是擺拍，是干實事的人。”

這麼做的並非只有她一個人。另一位河北籍的明星王寶強，8月5日被人目睹在保定定興服務區親自押送六大車的物資，據說已經兩天沒合眼了。

洪澇災害發生後，哈爾濱籍的明星賈乃亮緊急調撥3萬多桶自熱鍋盒飯和15萬瓶礦泉水，送達老家黑龍江各地，以緩解災後食品緊缺問題，甚至還有50個抽水泵。在此之前的8月4日，他還向河北阜平捐贈了6萬斤大米和6500升食用油。

與以往這類善舉有所不同的是，這次明星們不僅大多以個人名義發放，並且是“親自救災”，這贏得了許多人稱讚“好務實，好給力”，然而，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做？

本來，演員的本職是演藝，救災不是他們擅長的事，交給專業的機構去做就行了，但在國內卻有一種特殊的社會心態：人們會覺得，同樣一份物資，你親力親為地送到，更能證明你的道德真誠。也就是說，人們不喜歡和非人格化的機構打交道，而更喜歡面對面的“情義”。

與此相應的是，社會上普遍存有一種對中間機構的不信任感：不乏有人說，像趙麗穎、王寶強這樣直接送達的做法之所以顯得“真心實意”，是因為繞開中間平台的做法，“避免了捐款物資被人貪污”。

這可不是只有少數人這麼想。前些年郭美美事件、武漢封城救援中，紅十字會的表現已經接連重創其公眾形象，不僅讓人懷疑這一組織內部存在嚴重貪腐、運作不透明，連救援的專業能力也不行，那憑什麼相信它這次就能做好？

無巧不巧，這次紅十字會的表現，似乎又一次印證民間對它的不信任感是有道理的。

北京紅十字會的一篇防汛救援報道，所用的照片被群嘲是擺拍，因為工作人員的褲子和鞋子明顯乾淨到亮眼了，有人揶揄這是“感動了自己，噁心了別人”，還有人看出了門道：“後面的髒衣服是臨時工，前面乾淨衣服的是有編制的，一目了然。”

還有人扒出紅十字會的一個細節：捐款清單上的物資不僅價格偏貴，也不符合災民需求（比如這麼大熱天居然送西服），而且物資供應方的法定代表人，竟然和北京紅十字會的常務理事會某成員同名。天底下真有這麼巧的事？

看了這些內幕後，像下面這樣民粹化的感慨，想必很能引起無數人的共鳴：

所以說，救災、救急這種事，很多時候，最該防的並不是災民和窮人，很多時候，我們要防的，恰恰是一些有權的、有錢的、有勢的人。

千萬不要考驗人性，千萬不要覺得有權的、有錢的、有勢的人都能良心發現而且一個個都對災民和窮人帶有善意。

但是等一等，那些明星難道不也“有錢有勢”嗎？為什麼他們就值得信任呢？

這種懷疑，與其說是底層人民針對“有錢有勢”者，倒不如說是折射出他們對代理機構的不信任感。在傳統上，中國人的信任感常常來自熟人社會中親密的人際關係，就像你天然信任親友（要不然“殺熟”就不會成為一個問題了），但代理機構卻完全不同，它只能憑藉自己的專業、透明來爭取人們的信任。

也就是說，這其中的關鍵，是建立一套“委託-信任制”：你把相關的事務委託給專家，交付你的信任，而由對方去完成你個人無法做到或無法做好的事。最典型的場景就是動手術：病患家屬就算再焦慮不安，但除了完全信任醫生，在手術室門外等待結果之外，別無他法。

本來，這是現代化進程的一部分：隨着社會分工的複雜化，一些代理機構應運而生，在提供專業服務的同時，讓全社會能更高效地運作。然而，這一進程在中國從未完成，為什麼？至關重要的一點，就是在諸多領域，遲遲無法建立這種“委託-信任制”。

這其中的原因很複雜，有時是民眾本身尚未適應（醫生讓病患接受並學會成為“合格的病人”，就花了一百多年，至今也沒見徹底完成），有時是代理機構本身就專業能力不足，但更棘手的問題，則是其運作的不透明。

確切地說，透明化並不是建立這種信任感的必要前提。仍以醫院動手術為例，病人家屬沒辦法在手術室里現場觀看，就算看了也未必看得懂，但他們只能交付自己的信任。也就是說，這種“委託-信任制”真正的基石，實際上是基於職業倫理的專業性，這就是為什麼希波克拉底誓言是每個醫護工作者的起點。

然而，對於像紅十字會這樣的代理機構來說，情況就又有所不同了。對大部分普通人來說，實在既不清楚它“專業”在哪裡，更難在不透明運作的情況下信任它：那可是涉及到善款、物資的機構，發放好是你應該的，但要是都不知道你錢都花在哪裡，以後還怎麼相信你？

更關鍵的是，紅十字會在中國具有一種特殊的半官方身份，前些年接二連三爆出那些事，對它看來也毫髮無傷。換句話說，公信力並不是它存在的根基，也就沒有足夠的動力去回應公眾的關切，向每一個委託人負責。你要透明化？那就做做樣子給你看。

既然正式機構無法承擔起使命，那麼機會勢必就讓給了別人。此時，明星既有財力，也有動力，而且其工作人員和粉絲團都具有相當強的組織能力和協調行動能力。在日本神戶大地震時，第一時間出現在救災現場的居然是黑社會，當然也有許多宗教慈善團體，然而在國內所容許的環境下，明星才被證明是真正的有組織力量。

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明星們親自救災也就不足為奇了：他們這樣不僅順應了民心，繞開了不得人心的中間環節，還贏得了更好的公眾形象——在他們捐贈的救災物資上，都會寫着本人的名字，而不是紅十字會的logo，當然受助者感謝的也只會是他們而非紅十字會。

然而，這儘管確實是在“干實事”，但且不說明星們投入了多少時間精力，他們原本也不是專業的救災人員，更關鍵的是：他們彼此之間是缺乏協調性的。在汶川地震時就有過，很多人自發去救災，但沒有協同地各自為戰，不僅低效，對專業救援人員來說有時甚至是在添亂。

我也承認，災情之下，有人願意救援大抵總是好事，其道德真誠也不必懷疑，然而問題也在這裡：由於對正式機制的不信任，人們轉向信任明星這樣人格化的非正式機制，這到頭來不僅阻礙了專業性的發展，也使“委託-信任制”遲遲無法建立，也就難以應對更複雜的挑戰。

這當然不能怪明星們，紅十字會這類機構的責任要大得多，但我想說的是：這樣的困境，其實是我們這個社會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