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人: 原中國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長 陳秉中

河南省於1990年代中後期發生的艾滋病大流行，不論是前主政者李長春還是繼任者李克強，都將隱瞞事件真相作為他們共同堅守的目標至今。更為鮮為人知的是，為了把在事件真相掩蔽得天衣無縫，當成千上萬賣血者因感染艾滋病毒大批病倒並相繼死亡的險象發生後，為了嚴防疫情外泄，於李克強主政河南期間，不是全力以赴組織醫務力量救治受害者，而是不顧眾多危重患者的死活，拒絕外省專家進入河南救援，在疫情已處於完全失控狀態下眼睜睜地任其惡化，上演了一出見死不救、逆天叛道的悲劇。

第一位闖入河南的艾滋病專家桂希恩

1999年8月，桂希恩是應一位在上蔡縣醫院工作的學生之邀前往河南。他的學生接觸的病人中發現許多人類似艾滋病毒感染者。於是桂希恩在赴北京開會返回武漢途中，沒有直接回家，急切地在中途的河南駐馬店下了車。河南省艾滋病重災區、上蔡縣文樓村成了他第一個深入考察的村莊。

我國這位權威的艾滋病防治專家、武漢大學中南醫院傳染病科主任桂希恩教授，進村調查後發現，困擾當地村民多年，被當地村民稱之為原因不明的“怪病”，並非當地衛生部門所說的無名熱，而是艾滋病。他的發現令文樓村成為外界深感神秘和恐懼的第一個“艾滋病村”。

這個村子病人很多，而且病人都賣過血。他抽取11位病人的血樣帶回武漢，化驗確認10份血樣為艾滋病毒陽性，這個結果令這位畢生心繫廣大人民健康與疾苦的專家非常震驚。他將自己的調查結果向當地政府和衛生局作了匯報，希望引起重視，可是兩個多月過去了沒有任何回應。

心急如焚的桂希恩再次到文樓村又抽取了140份血樣，結果艾滋病毒陽性率高達62%。經過他的調查與核實，證實是那些“合法”與非法血站採血時的交叉感染導致了艾滋病大流行。他的檢測結果再一次揭示了艾滋病在我國的一個重要傳播途徑，即血傳播。河南1995年發生的艾滋病毒大面積傳播後，，因當地衛生部門從未做艾滋病毒檢測，只當無名熱即感冒發燒治療，這種誤診誤治的沉痛代價讓這位花甲老人悲痛不已。

其實河南主政者早在1995年通過王淑平這個河南第一位關於河南艾滋病毒已在一些地區大面積蔓延的報告，就已得知曉那個怪病就是艾滋病了，但出於隱瞞真相這個不可告人的目的，將疫情隱瞞下來不對外公開。這無形中既讓眾多感染者白白花了冤枉錢又貽誤了病情，其心之黑可見一斑。

桂希恩在文樓村見到第一個病人是李娟。她面色蠟黃，口腔生瘡，臉上、手上、胳膊和雙腿，凡是能看見的部位，布滿疱疹，已結痂的則黑斑點點。李娟的孩子剛剛滿月，也是發燒、咳嗽不止，縣和鄉的醫生讓她吃了1000多元的藥，沒好幾天又犯了。後來李娟病倒了，腿上長瘡，身上起疙瘩，接着是持續低燒、咳嗽，不能吃飯，極度痛苦。
晚上，桂希恩來到李娟家，掏出50元錢，叫她和孩子去醫院拍片。第二天她的丈夫老陳帶着在醫院拍的片子，找到桂希恩。桂希恩又抽了李娟的血，說縣裡的條件有限，回到武漢才能確診。檢測的診斷為艾滋病。李娟找了一包老鼠藥，想自殺，幸被被鄰居奪了下來。 “必須依靠政府的力量。”1999年10月，桂希恩提筆給國務院領導寫信，以真實數據披露河南省艾滋病疫情的嚴重性。桂希恩為了那些他牽掛的病人，再也沒有消閒過，以極大的勇氣承擔普通醫生身份以外的道德責任。
第二年年初，在得知河南上蔡縣許多青壯年不明原因死亡後，桂希恩又一次趕赴現場調查，在短時間內摸清了當地艾滋病流行現狀和原因。他從1999年至2004年，３０多次自費到河南的艾滋病流行的村莊送醫送藥，資助５８名孤兒繼續上學；還將5名艾滋病人接到自己家中，同吃同住。這些費用均出自他的私人積蓄，並把2003年獲得的獎金全部捐出。同時，桂希恩積極爭取各種援助，為艾滋病人捐藥，為“艾滋遺孤”捐款。由於桂希恩的獻身精神和開創性工作，英國銀行家、慈善家馬丁•哥頓先生在武漢將2003年度艾滋病預防的國際獎“貝利 馬丁獎”頒給桂希恩，表彰他為關愛艾滋病人和艾滋病防治事業所做的貢獻。2004年11月，美國《時代》評他為“醫療英雄”。

正當河南省衛生廳廳長劉全喜因高耀潔揭露河南艾滋病疫情內幕傷腦筋時，桂希恩像一位不速之客進入中原腹地，無疑是對河南隱瞞疫情一次巨大衝擊。“如果誰都不管，那裡的狀況將會更糟糕！”為了病人和摸清疫情，桂希恩“常常偷偷地做光明正大的事”。他利用節假日去文樓村調查，拿着自己製作的幻燈片，走村串戶告訴村民如何預防被感染，如何使用安全套。更多的時候，桂希恩帶上藥品，發放給那些已出現症狀的病人，以減輕他們的痛苦。艾滋病患者看到這位頭髮花白的老人為了他們來回奔波勞累，一貧如洗的家中又拿不出像樣的東西招待這位救命恩人，他們只能端碗水給他喝。這時的桂希恩卻毫不猶豫地接過水一飲而盡。他的這種境界，可以說是上對得起蒼天，下對得起黎民。

在人們談“艾”色變的年代，河南省廣大農民對艾滋病剛剛有了初步認識的時候，桂希恩的行為觸動了當地的某些人。上蔡縣一位領導曾這樣問他，你湖北的醫生為什麼要到我們這裡來？他們認為桂希恩來到河南破壞了當地的政府形象，影響了當地的經濟發展。就這樣，這位在防治艾滋病戰線上的有功之臣桂希恩，被宣布為“不受歡迎的人”。由於李克強執政河南時段擔心引進外援會把處心積慮編織的封鎖網打破，在衛生部默許下，對外省前往救援的衛生人員一律拒絕，致使已經失控的艾滋病困局愈演愈烈。

2001年6月，桂希恩帶着1萬多元錢的藥品獨自進入河南艾滋病村，當地政府聞訊後立即派警察驅逐。幾位農民向桂通報並將他藏起來，半夜用摩托車將他送到火車站，才得以“逃離”。

第二位闖入河南的艾滋病專家張可

“我在1998年就已經接觸到了從河南省來的病人”。“起初，我並不相信，可後來到他們那裡實地查看之後，事實讓我驚呆了。”北京佑安醫院艾滋病診療專家張可放下手頭工作，於1999年8月前往文樓村東南的新蔡縣東湖村，在那裡，他一個上午就見到了10多名艾滋病患者。

1999年，由於艾滋病發病高峰期來臨，河南省賣過血的艾滋病毒感染者開始“不明原因”死亡，許多有一定文化的農村病人開始到大城市尋求醫療救助。就在這個時候，張可先後多次到達河南省新蔡縣的東湖村和其他村莊。他曾數次參加中國疾控中心艾滋病防治中心針對河南問題的專題討論，參與制定防治策略。

除了新蔡縣之外，張可還去了河南省柘城、睢縣、南陽等地，看到病人大量死亡。張可見到一些官員，希望他們做些工作。可是官員卻說：沒關係，這些人過兩年死完了就沒事了。還有的地方政府官員乾脆說，“這病沒法治，只能等死”

2000年，張可到一個縣和地方官員商議，能否將艾滋病疫情公開，並說公開以後會獲得援助，我也可以在北京為你們尋求到許多援助。結果一位官員說，此事萬萬不可以，一旦公開，就沒有人到我們這裡投資，經濟就不能發展了。這些官員的話反映了當地大多數地方官員的普遍心態，經濟發展指標與自己的政績和以後官位晉升有關，至於艾滋病死人、死多少人，與政績並沒有直接關係，也不與晉升掛鈎。當然，也有不少官員認為，如向外界坦誠公開疫情，因政府不允許，會因此承擔責任。這種狀態為地方政府在艾滋病防治方面的不作為埋下了深深的隱患。

龐大的孤兒群體需要救助。河南省鄲城劉家兄弟8口人都參與賣血，除了老大和一個兄弟的妻子外，其餘6人先後死於艾滋病，留下13個孤兒。鄲城冷莊的冷新華，除自己妻子病亡，兒子和兒媳婦均病死，現在一個老人帶着3個孤兒，是典型的隔代家庭。

由於張可多次去河南省艾滋病村，大量河南省的艾滋病病人知道北京佑安醫院能治療艾滋病，此後，該省柘城、睢縣和開封、周口、駐馬店和南陽地區的很多艾滋病病人都到北京找後來已是主任醫師的張可，大量河南省艾滋病人湧向佑安醫院。每天早上一上班，總會有幾個農民模樣的人在醫院門口等着。久而久之，醫院職工一看見河南省農民，就知道是來找張可的。然而佑安醫院資源有限，大量的病人湧入，不但給醫院造成巨大壓力，而且病人為爭奪有限資源也產生不少矛盾。這種矛盾後來上升到醫院，以致醫院領導開始對張可的工作頗有微詞。

據張可講，在艾滋病大流行期間有關專家和輿論界曾強烈要求河南省查清艾滋病疫情，但遭到當局拒絕。張可曾隨衛生部專家組第二批到達上蔡縣文樓村。在當天的座談會上，上蔡縣領導大量闡述文樓村被公開後的痛苦，說公開後有很多在外打工的人被退回，缺乏多少資金等等，言外之意對公開疫情不滿。

因賣血感染艾滋病的情況在其它省市也存在，有的如山西、河北、安徽、湖北省省市局部地區疫情也很嚴重，但這些地方的官員基本上能正視問題，主動到北京尋求援助，積極開展防治工作，情況與河南省大不一樣。

張可感嘆道，河南省的艾滋病大流行是一場災難，然而，更大的災難是不願意正視這個現實。

張可說，在我給衛生部的報告快要完成時，傳來河南2004年“拉網式普查”的結果。“2.5萬感染者，萬分之三的人群感染率，比全國平均6%還低，屬於低流行地區，賣血者感染率為10%”，這個結果讓所有知情者為之詫異，繼而感到震驚

這樣的統計數字顯然不能讓人信服。據我所知，僅上蔡縣在兩年以前的不完全普查就有感染者6000人之多，死亡人數超過1600人左右。總數將近8000人，加之沒有查到的，總數可能超過1萬人。僅一個縣就有接近1萬人的感染者，而河南省像上蔡這樣的縣還有新蔡、確山、沈丘、項城、尉氏、鎮平、鄲城縣等等，怎麼就只有2.5萬感染者呢？

張可還對河南艾滋病死因做了死亡分析。他對2343例死亡病例的分析結果是，32.8%死於合併嚴重的肺部感染，18.1%死於中樞神經系統感染，8.2%死於肝硬化，6.6%死於各種惡性腫瘤，3%死於自殺；其餘23%死亡原因不明，其中有3%死於自殺值得關注。

作為傳染病醫生，張可更注意河南艾滋病人的臨床表現和體徵。他自1999年開始和當地村醫合作，對40個村莊11057個病例進行了分析。由於感染時間相近，感染途徑相同等因素，河南艾滋病感染者發病情況基本相同，和國外相關臨床資料有一定差別。臨床表現為丙肝感染率高達為95.1%，並有高艾滋病毒母嬰垂直傳播率。臨床特點以發熱、腹瀉、口腔黴菌感染（口腔潰瘍）、搔癢性皮炎為主，並合併大量的瘧疾感染。對66位艾滋病毒陽性的母親在1995年後所出生96個兒童調查，36個兒童艾滋病毒檢測陽性，母嬰傳播率高達37.5%。另據對11057個病例分析，死亡病例一共2343例，死亡率高達30.2%；年齡20-68歲不等（不包括兒童或因輸血感染的艾滋病人），死亡患者平均年齡41.9歲，70%為30-50歲的患者。男女比例為1.3：1。這一過程中有3%患者因病痛難耐和得不到救治在絕望中自殺。河南污血案就這樣由單純的公共衛生事件，演變成為大面積死亡的一場人道災難。

張可認為，對於河南艾滋病的泛濫應建立問責制，對政策失誤導致的嚴重後果要追究責任.

張可連續五年深入河南省上百個艾滋病村莊，收集了大量一手資料，寫出了事實充分、可信性強、頗有價值的數萬字的《河南省艾滋病五年調查報告》。他的忘我執著精神，人民是不會忘記的。他得出結論，如果河南一開始就公開疫情而不是一味隱瞞，完全可以將那場災難控制在萌芽狀態。

張可的行動觸犯了河南，他被指責影響河南形象。更讓人無法理解的是，衛生部不組織醫療隊前去河南救援，反而把河南省衛生廳給衛生部狀告張可去河南救援的信轉給佑安醫院，要求醫院阻止張可的行動。醫院院方表示，誰要是再去河南就處分誰。衛生部對這樣可敬的“救火隊員”不但不保護，反而站在“艾滋廳長”一邊助紂為虐，驅逐張可，這還是衛生部嗎！張沒有氣餒，只要病房事情不多，他就周五出發，周一早八點以前趕回北京上班整整五年。

亡羊補牢仍不為晚，拒絕“補牢”十惡不赦

桂希恩和張可兩位專家都是不請自來志願去河南救援的。因他們打亂了李長春和李克強隱瞞疫情的如意算盤，最後都遭驅駐，衛生部在隱瞞河南艾滋病疫情上一向折服於二位高官幫助說假話，在拒絕外省專家進入河南問題上又站在高官一邊，以至讓當時本可以得到救治的危重患者失去了挽救生命的最佳時機。

如果河南省不拒絕外省專家救援，並早期進行艾滋病毒檢測，做到早確診早治療，可以大大降低發病率和死亡率。造成泛濫成災這一不可收拾的局面，責任應由誰來負，因無人認領，現在還是個無頭案。

如果執政黨前兩位黨總書記於黨的十四大期間就立案問責，也就是艾滋病毒剛在有限範圍內蔓延就控制疫情，也不至於造成後來因隱瞞真相導致的嚴重後果。

如果衛生部從河南艾滋病事件一開始就在重大原則問題上不在高官面前讓步，也肯定不會因疫情失控導致大批賣血者感染艾滋病毒和眾多感染者死亡的悲慘局面。

再退一走講，就是在艾滋病泛濫成災已經發生，如果能亡羊補牢，比如以國家力量，不失時機地組織外省市專家進入河南艾滋病重病區開展救援，也可以讓一批危重患者得到及時救治不至於死亡；亦可以早些對賣血者進行艾滋病毒檢測，做到早確診早治療。可惜這些儘管是“馬後炮”也未能被採納而失之交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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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現在仍可亡羊補牢，一是吸取教訓，防微杜漸，避免再發生類似的災難；二是做好善後，給予受害者賠償和平反冤假錯案，不留後遺症。然而就是這樣意義重大的“補牢”，因李長春和李克強以及中央高層都堅持將疫情真相繼續隱瞞下去，而且繼續堅持對舉報和上訪者的打壓政策，寧可“亡羊”，也就是寧可置幾十萬受害者死活於不顧也不“補牢”。一個堂堂的執政黨和一個所謂負責任大國如此不人道，歷史豈能饒恕。

現在亡羊補牢亦為時未晚。目前要做的，就是對河南血禍的立案問責，並在這一前提下，落實幾十萬受害者和死者家屬關於出台艾滋病毒感染者和死難者家屬依法給予國家賠償方案、出台給予艾滋病現患良好而妥善治療方案和出台“艾滋孤兒”和受艾滋影兒童的健康與生活保障方案。這一切均寄希望於落實習總書記“有腐必反、有貪必肅”和“照鏡子、整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講話精神，將河南艾滋病大流行案曬在陽光下，擺在棹面上，解決在整“四風”和正在開展的群眾路線教育中。

我們相信，在習總書記“踏石留印、抓鐵有痕”的工作作風指導下，河南幾十萬受害者多年做的早日解決河南血禍案的中國夢將成為指日可待的現實，讓我們於2013年國際艾滋病日前期待那美好的一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