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20日，性格率直、敏於感受時代脈搏的左翼作家胡風，在《人民日報》上開始發表他的激情組詩《時間開始了》。

他在詩中寫道：公元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新政權的“時間開始了”……兩個月來，心裏面的一股音樂，發出了最強音，達到了甜美的高峰……

當時，有着類似感受的人遠不止胡風一個。曾陪同蘇聯文化代表團參加“開國大典”的李慎之，晚年回憶起在天安門觀禮台上的感受時有這樣的記載：

從下午3點一直呆到晚上10點，雖然幾乎長達一整天，卻並無倦意，整整7個小時都是在極端興奮中度過的。我從未見過這樣的閱兵式，也未見過這樣的禮花、這樣幾十萬熱情的人群。……百感交集之際，竭力想把種種感受用詩的語言表達出來，但想來想去竟是“萬感填胸艱一字”，只能在腦子裡不斷重複着：“今天的感情決不是用文字所能表達的”。到了晚9點多鐘，當從匈牙利參加國際青年聯歡節回來的中國青年代表團在天安門廣場上帶領着北京各大學的學生湧向金水橋、向城樓上高呼“毛主席萬歲”時，我心中的上述感受達到了頂點。以前我曾長期不能理解“毛主席萬歲”這樣的口號，但在此刻似乎已理解了、接受了，而且自己也想跟着喊了……

不過，還是有人把我自覺絕然無法用文字表達的那種感情表達出來了，他就是胡風。……“時間開始了！”我怎麼就想不出這樣的文字來呢？“時間開始了！”我完全了解胡風那時的思想和心理。而且決不止胡風和我兩人，我肯定，那天在天安門廣場的每一個人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國從此徹底告別過去，告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社會，告別落後、貧窮、愚昧……而走上了一條全新的路——自由、平等、博愛的路，新民主主義的路；不僅如此，後面還有更神聖的事業，我們將建設社會主義，還要建設毛主席所說的“無比美妙的共產主義”。

當一個單純率直的人被激情與詩意沖昏頭腦時，便同時失去了對時代脈搏的敏感。那“時間開始了”的熱情謳歌與讚美僅在6年後便戛然而止，成了胡風的“開國絕唱”！

他被毛澤東無情地欽點為“反革命小集團”的頭子，從此沉冤入獄長達四分之一世紀！

還有中國物理化學家、北大教授傅鷹，當年他在美國原本已事業有成，屬於化學界的知名人士，前途無量。但1949年當他聽說解放軍渡江過程中敢於向英國軍艦紫石英號打炮並對其實施扣留時，興奮得欣喜雀躍，高呼毛澤東的名言“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因為在傅鷹看來，中國人這次真的是站起來了，從此再不受帝國主義欺侮了。於是他立即整點行裝，毅然離開那個於他有恩的美國，回來報效祖國。

然而讓他始料不及的是，“外敵”的欺辱旋即變成了更加殘酷的內鬥。到了1957年的北大整風鳴放期，因為對高校科研工作提出不少中肯且坦率批評的他，一夜間就成了右派。據說還是毛澤東發話，他才算躲過一劫。只是，在劫的難逃，到了文革，傅鷹終於被打翻在地，被斗的很慘……

那麼，建國初期曾與毛澤東唇槍舌劍、被毛澤東當眾羞辱的極具風骨的梁漱溟呢？

1974年9月，批林批孔運動方興未艾間，一次批判會結束時，主持人問梁漱溟的感想，這位新儒家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

主持人不懂，要他解釋。他回答：“我認為，孔子本身不是宗教，也不要人信仰他，他只是要人相信自己的理性，而不輕易去相信別的甚麼。別的人可能對我有啟發，但也還只是啟發我的理性。歸根究柢，我還是按我的理性而言而動。因為一定要我說話，再三問我，我才說了‘三軍可以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的老話。吐了出來，是受壓力的人說的話，不是在得勢的人說的話。‘匹夫’就是獨人一個，無權無勢。他的最後一着只是堅信自己的‘志’。甚麼都可以奪掉他，但這個‘志’沒法奪掉，就是把他這個人消滅掉，也無法奪掉！”

可是，僅僅在三年前的1971年，也就是文革期間，當梁漱溟得知聯合國驅逐了代表中華民國的台灣、接納中國進入聯合國後，曾對馮友蘭說：中國進入聯合國，標誌着中華民族和全世界其他民族處於平等的地位了，這是我們在一二十年代的時候就嚮往的。毛澤東的功勞無論用什麼字眼形容都不過分。

這，就是梁漱溟。

人，是複雜的。

早在105年前的1918年11月7日，也就是“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一周年之際，即將過60歲生日的前清朝戶部員外郎梁濟，向自己25歲的兒子梁漱溟發問：“這個世界會好嗎？”

當時正在北大任教哲學講師的兒子躊躇滿志地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父親聽罷只留下一句話：“能好就好啊！”接着便離家出走，三天后在北京積水潭投水自盡，留下萬言遺書，其中有言：“國性不存，國將不國。必自我一人殉之，而後讓國人共知國性乃立國之必要……我之死，非僅眷戀舊也，並將喚起新也。”

60年後，梁漱溟的口述回憶錄，其書名便是《這個世界會好嗎》。父親留下的這個問題，竟伴隨了他的一生！直到1988年，95歲的他依舊困惑地帶着這個問題離開了這個世界。

我認識的一位長輩，其父貴為民國四大私營銀行之一的金城銀行的副總經理。他自述“從小嬌生慣養，四體不勤五穀不分”。1944年入西南聯大經濟系，得張奚若當面授課，但是1946年和1948年，他曾兩次拒絕赴美赴英留學，更於1950年參軍進藏……

這位長輩為人正直坦誠，風趣幽默。他說到一次腦部受傷的治療時自我調侃：

“開顱清淤，更加使我思維混亂。當時醫生打開腦殼，倒進去許多‘洗潔淨’，‘洗滌靈’一類的藥液，涮後又將我倒掛五天五夜，以便‘控水’。最後腦內流出來的已由鮮紅變淡紅而至白水，我就知道糟了，待醫生來‘解民倒懸’以後，我總覺得洗腦洗過分了，以致現在觀美國名片則興高采烈，聽傳達報告又呼呼大睡，是謂‘神魂顛倒’。”

他在晚年回憶起當年的選擇時寫道：“回憶當時形勢：雷霆萬鈞，風雨逼人；億萬農民歡欣於世代追求的一片土地到手；中國人民百年自強之夢亦將實現；一支高度廉潔自律、勇於自我犧牲的隊伍，摧枯拉朽，橫掃祖國大地，滌盪污泥濁水。人非鐵石，誰不動心？”“在中國，許多人大概和我一樣原來都相信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和個人人權等均屬於神聖不可侵犯的，但後來也都‘投共’。其時，共產黨並未隱瞞其‘嚴密組織，戰鬥堡壘，寡頭政治’之建黨性質，公開說：民主集中制的原則是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為何一夜之間都左轉了？”

這位長輩的追問，正是解開當年這一謎團的鑰匙！

當問及他當年的這一選擇時，他以簡潔的四字作答：“誤—入—歧—途！”

儘管如此，他還是坦言：“即使是今天，面對當年的那種形勢和情景，我恐怕依然是別無選擇！”

的確，“在沒有人能預測娜拉出走後的吉凶時，娜拉恐怕還是會咬一咬牙，豁出來逃離玩偶之家！”

那麼，當年的形勢和情景是怎樣的呢？何以令如此多的一代知識精英嚮往延安？並將其視為未來中國之希望呢？

難道他們都是如此地愚蠢不堪？

對此，這位長輩是這樣回答的：

“中國多年受列強凌辱，淪為半殖民地，無強力組織來聚合一盤散沙之人民，無以自強富國。處於水深火熱的中國人民，以能生存溫飽為第一需要，至於‘自由’、‘民主’等均屬於‘非分之想’。且中國之千年帝製造就出人民之奴性：只盼‘明君’而不知尚有當家作主之事。當時兩軍相對，你死我活，無鐵血隊伍無以制勝，且兩軍都是獨裁體制，只有選擇那廉潔的能為人民辦好事的組織。此外，還有黨對民主的許多許諾、姿態和作秀……”

可見原因是多方面的。

無獨有偶。已故的著名學者余英時先生對此也有着類似的判斷，雖然這判斷並非價值判斷：

在1894—1895、1937—1945這段時期，民族主義匯聚了中國一切的道德力量。這股巨大的道德力量最終竟完全為共產黨所操縱利用，進而造成了中國史無前例的浩劫。

匈牙利裔英籍通才邁克爾·波蘭尼（Michael Polanyi）曾深刻指出：馬克思主義的吸引力來自它的“不道德的道德力量”（the moral force of immorality）。

中共從30年代開始集中全力挑動中國人在帝國主義侵略下的民族屈辱感，由此將中國人的道德熱情轉化為它的“革命”動力。所以如果不是日本侵華戰略步步緊逼，中共是無法擴大勢力取得政權的。這正是1972年日本首相訪華時，毛澤東所表達的“感謝日本皇軍的入侵，使中國革命能夠提早成功”真實情感。

許多中國知識分子支持中共，並不是因為他們信服馬列，而是因為他們相信了中共的“民族解放”的宣傳。

余英時先生提到了一個法文單詞：ressentiment。他將其翻譯成“慕憎交織”。

所謂的“慕憎交織”就是：企慕和憎恨的心理交織在一起，而又長期受到壓制，不能痛快地表達出來。

這種心理是落後民族對於先進民族的典型反應。落後民族自覺它的地位應該和先進民族是完全平等的，但現實中卻高下懸殊，望塵莫及。繼而滋長憎恨先進的情緒，總想打倒它。

中國向來以“天朝”自居。但100多年來卻受盡各個“先進國家”的欺壓。師法先進不遺餘力，卻又長期陷入可望不可及的挫折感之中，如果說許多中國人都有痛打外國人一頓、出口惡氣的潛意識，大概不算誇張。

這種潛意識便是當今中國民族主義的基調。

1952年4月2日，胡適曾在美國波士頓的遠東學會年會上宣讀他的論文《從門戶開放到鐵幕》，其內容自然是反共的。當天他在日記中記載：

宣讀之後，即有中國親共的學生兩人站起來質問反駁，其一人氣得說話四面打旋！其一人問，“你不信中國現在比從前強（stronger）了嗎？”

我說：“No！”

他又說：“中國不比從前更獨立了嗎？”

我大聲說：“No！”

這段紀事極為有趣，也極為生動。胡適只知道一人是趙國鈞，另一人他叫不上名字，但余英時先生知道他。他叫王浩，的確很容易生氣，而且氣起來說話確是“四面打旋”。

1955年秋趙國鈞計劃返回大陸，之前曾詢問余英時當時中國的狀況，余先生力勸他不要回去，但他的決心不可動搖。只幾年，回國後的趙國鈞理想幻滅，終於再次離開大陸，遠赴歐洲，最後在歐洲跳火車自殺了。

余先生認為，他們兩人其實都不是馬列信徒，他們傾向中共主要是出於“慕憎交織”的民族主義。

那麼，74年後的今天呢？

放眼看去，當年的民族主義情緒非但沒有收斂，相反卻變得更加激化，更加普遍，更加變本加厲！

為什麼？

如果說當年國難家仇剛剛過去，百姓在慶祝“翻身解放”之餘，尚在恢復、療傷過程，情緒儘管激動，但底氣卻遠遠不足，那麼今日之中國似乎今非昔比了，況且中國已經很久沒有戰爭，也很久沒嘗過失敗的滋味了。許多人，特別是年輕人，壓根就不知道戰爭為何物？其間的“抗日神劇”功不可沒。民族主義爆棚在所難免；

如果說當年的中共曾有過一段如日中天的日子，一時間還感受不到生存的壓力，那麼今日之中共，正面臨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壓力，為了生存而進行的民族主義宣傳，早已達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在這種強大的洗腦宣傳之下，製造出的敵人更成了眾多人無緣由地仇恨的靶子；

如果說當年的中蘇友好、冷戰尖銳化、中蘇論戰，使得意識形態之爭大大超越了民族的界限，曾經的民族主義者雖然對認同中共統治下的中國有所躊躇，但只能讓位意識形態。那麼如今這個因素已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在強大的輿論宣傳攻勢下意識形態加民族主義的雙重敘事，這遠遠超過了建國初期對普世價值的抵制；

如果說中國當時經濟過於落後，所謂“站起來”雖然給人以“強”的印象，但距離“富”仍舊遙遠。可現如今中國似乎一夜間搖身一變，從窮光蛋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暴發戶，這讓全世界一時間刮目相看，前所未有的民族主義爆棚自在情理之中，成為世界上人見人怕的“霸王”，更是民族主義者夢寐以求的境界；

如果說當初中共所代表的極權體制還未發展到今天登峰造極的地步，由民國延續下來的中華傳統尚未完全毀壞，“溫良恭儉讓”在尋常的百姓人家還具備起碼的道德倫理底線。那麼今日之中國，經歷無數次的“革命”和“運動”，原有的中華傳統美德早已被當作落後的“舊世界”徹底掃除，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無處不在的“黨文化”，意識形態；

如果說50年代執行的“一面倒”政策，一度將蘇聯凌駕於民族利益之上，這對民族主義者多少還構成一種心理障礙。那麼如今的蘇聯已然不再，昔日之“老大哥”已淪落為“破落戶”，這不僅讓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更加忌憚，更讓視俄國為中共建政來源的中國，在堅持其衣缽之餘，表現出“有過之而無不及”的“自信”，似乎更加躊躇滿志，一眾粉紅愈加搖旗吶喊。

上述理由在一定程度上歸納出了當今社會所蔓延的一股前所未有的“慕憎交織”的極端情緒。

不僅如此，當今的民族主義者的特殊心理是：必須用武力制服帝國主義，中國才能真正在世界上取得“平等的地位”。

從此窮兵黷武，虎視眈眈。

一切都是為了政權的生存與持久。

然而歷史證明：沒有一個黨、一個政權可以長命百歲的！

如今，網上對這段不堪的歷史不乏議論之聲，其中有不少人對那些“選擇錯誤”的過來人極盡冷嘲熱諷與攻擊謾罵，其中也包括近年來那些日漸覺醒、主動脫離體制的人。這些具有極端傾向的謾罵者，對生長在那個特定歷史時代的幾乎所有人，不加區分地一律予以極端定位、簡單否定甚至追殺不止，恨不得置之死地而後快。

這並非是對歷史評價與理性判斷的應有態度。

不知他們是否親身經歷過當年的歷史環境？那些經歷過的又是如何表現的？

93歲高齡的資中筠先生在回憶錄中坦言：“林昭與我屬於差不多同齡人，教育背景也差不多，但如果當年我有她的見地和膽識，也就存在不到今天。”

如此清醒的剖析，十分難得！

沒有人可以超脫環境獨善其身。在呼嘯而來的、“蕩滌舊的一切污泥濁水”的歷史狂潮中，沒有人能夠倖免！人們或多或少幾乎無一例外地被裹挾其中，或隨波逐流，或為風浪所吞沒，既冷酷又無情。

可以設想，那些站在當今時代的高處、高調指責他人“愚不可及”的所謂的“聰明人”，倘若把他們丟入當年的複雜環境中，又有誰敢擔保自己的選擇就能正確無誤？特別是當歷史常常被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有意遮蓋，代之以虛假的面貌示人，而人認識卻偏偏又十分有限，加上自身的軟弱，更無法具備一雙慧眼，得以洞察一切，看穿一切。

正因為如此，當年像胡適這般清醒的知識分子更顯得難能可貴！

人們或許需要經歷漫長的痛苦過程，才能夠逐漸領悟當時的錯亂，在一步步還原其歷史真相過程中，慢慢看清其本質。這情形不僅適用於中國，包括美國與歐洲，近年來的反覆變化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但雖經歷過痛苦，卻至今仍然執迷不悟的人也大有人在！

史學家錢穆曾說過：對歷史，應懷着溫情與敬意。

這位老先生的話，對當今這個詭譎多變的世界而言，多少顯得有點書生氣。

不過可以這樣理解，所謂的溫情與敬意：

一是要儘可能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隨着人們的不懈努力，任何偽裝與謊言都要被無情地剝去；

二是要充分了解歷史的複雜性，要弄清那些形形色色的事件是怎樣發生的？又如何會發生？進而避免對歷史的簡單化、臉譜化和極端化；

三是要有換位思考的帶入感，要有意地將自身置入當時的歷史環境中，去試圖理解那些人物與事件。因為歷史的局限性，也因為我們每個人都將成為未來的歷史人物，都將會把我們的愚蠢與遺憾留給後人，或許後人們會對我們的所為十分詫異：我們的父輩們當年何以能夠容忍與當時那個光怪陸離、有着無以復加的無恥加荒誕的社會保持共存？！

我們當然希望後人對我們的評價有着溫情與敬意，哪怕有一點理解也行！

當然，我們更希望可以通過歷史讓我們以及後人變得稍微聰明一些，但事實證明：這並不容易！

我們需要一個恰當的歷史觀。

而恰當的歷史觀不是可以通過簡單的謾罵與否定就可以獲得的。

（文中圖片均引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