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說政治，孫中山先生說得好：“政治就是管理眾人的事”，因此，政治學就是管理學，政治制度其實就是管理系統。

那麼，自有史以來，人類社會的政治制度，或者說管理系統，有過幾次特別大的變革，粗糙地講，可以分為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的管理系統還是一個不完善的，正在探索的系統。

而在每一次管理系統的切換時，都不可避免地發生革命。革命，就是摧毀舊的制度，建立新的制度。而革命通常引起內戰，引起災難，引起殺人，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革命一定有將不該殺的人殺了的情況，因為革命不可能不殺人，不可能不建立一個臨時的專制，如果沒有一個臨時的專制，這新的制度根本就無可能穩定地建立。而殺人的規則，當然不可能按舊制度的來，因為舊制度是要摧毀的制度。而新制度又在建立當中，此外，要堅決地鎮壓反革命，否則革命就會夭折。

比如中國在從周朝的奴隸制度轉換到秦朝的封建制度的過程中，經歷了春秋戰國時代，那段時間就是戰爭不斷的，直到秦統一中國，在這中間人道主義災難是肯定不少的，這中間如果有任何人要寫回憶錄，那肯定也是聲淚俱下地控訴。但是，難道能夠為了避免災難而拒不進入封建社會而總是呆在奴隸社會？當然不行。因為當時的奴隸社會已經因生產力的發展而開始崩潰。

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制度來源於法國大革命。可以說，如果沒有象法國大革命那樣的革命，人類社會就只能總呆在封建社會中，永遠進入不了資本主義的管理制度。什麼議會政治，多黨競爭，三權分立，總統大選就想也不要想。而法國大革命也是充滿着暴力，流血，鎮壓和屠殺的。在雅各賓專政時代各個貴族紛紛走向斷頭台，最後那些革命領袖如雅各賓和馬拉自己也都走向斷頭台，被革命政權處決了。

後來的革命為什麼就沒有那麼血腥呢？是因為資本主義的管理方式已經建立，已經成熟，那麼後來的革命都是制度的照搬，當然就沒有那麼血腥。比如美國的革命，也就是美國的獨立戰爭，政治制度就是簡單地照搬已經基本成熟了的法國革命的成果，當然後來由於政治鬥爭的流血就少。而印度的革命也是這樣，趕走了英國殖民者之後，基本上照搬資本主義制度。

因此研究政治制度大變革的法國大革命就是很有意思的。實際上法國的革命過程非常曲折。大革命之後是雅各賓專政嚴厲鎮壓反革命，最後雅各賓專政結束，後來進入拿破崙專制時期，反抗四周的封建國家，拿破崙這時期也完善了法制，人類社會第一部民法就誕生於拿破崙專制時期。後來拿破崙戰敗後就是波旁王朝復辟。

好了，讓我們暫時停留在法國的波旁王朝復辟時期吧，想象一下那個時期的報紙，那個時期的作家們是怎樣描繪法國的大革命時期吧，是怎樣地描繪拿破崙專制時期吧，那肯定是要被描寫得非常黑暗，非常地不人道，非常地殘忍。也許這個作家寫一篇小說，描寫一位善良的伯爵夫人，慘遭革命軍迫害，全家都被殘忍地殺死。

那個作家寫一篇回憶錄，革命軍怎樣怎樣殺人如麻，雅各賓是如何地混蛋，拿破崙又是如何地壞。那麼那個時期法國人心目中，由於輿論的力量，會把大革命時期描寫成什麼浩劫啊，什麼煉獄啊，什麼人類有史以來最慘啊什麼的。這裡給大家推薦兩部由法國當時的作家雨果寫的小說，一部叫“九三年”一部叫“悲慘世界”，網上就有，只要敲入小說名稱進行搜索就能找得到。雨果寫的九三年就描寫了法國大革命的嚴厲鎮壓反革命，亂殺人的情況，是真的亂殺人，並非醜化。

而“悲慘世界”里描寫了一個年輕人，叫什麼名字翻譯不一，他的外祖父是一個地道的貴族，大革命時期逃到海外撿了一條命。而他的父親則是革命者，後來還是拿破崙手下的一名戰將，因為戰功卓著，被拿破崙授予勳爵。當然到了復辟時期這就成了這家子的恥辱。當然，這位青年長大時父親已經去世了，而當時的社會輿論則當然都在醜化法國大革命。可是後來這位青年自己去圖書館查了許多資料，發現法國革命並不是象輿論流傳的那樣，拿破崙也不是象正統的宣傳描繪的那樣，整個思想都起了很大的變化。

照我看來，革命初期的專政是必然的，否則不可能有效地鎮壓反革命。因此革命的初期必然地不寬容。你要是在1793年大罵雅各賓，也許就會被處決。而一旦制度越來越成熟的時候，當然就越來越寬容，這是一種規律。

那麼講到社會主義革命，在蘇聯和中國確實建立了一種全新的管理制度，當然有人因為會罵將其比做封建制度等等，但就是不一樣，這種管理制度就是有它的個性，與封建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完全不屬於一類。那麼，發生在蘇聯的革命完全是開創性的工作，也就必然地會非常地殘忍。而發生在中國的革命則稍微地溫和一些。至少，毛澤東的“優待俘虜”的政策和“對反革命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政策還是起到一定作用的。而且中國建國之後也克隆了一部分蘇聯的制度。直到現在，制度仍然在改進過程中。

那麼在革命之後對反革命的鎮壓應當在什麼時候停止呢？我認為至少要等到上一代的反革命都基本上死了或者老了，在社會上不起主流作用的時候，鎮壓反革命也許不那麼重要的。那麼什麼樣的人是反革命呢？當然不是看他公開的表態。任何人在革命的恐怖主義之下都會違心地高呼擁護革命的口號的，當然是分析他在革命中是受益呢還是受害，他在革命前屬於哪個階級？階級敵人的反抗是一定存在的，想要它不存在都不行。

如果說今天有沒有階級鬥爭是一個待定的課題，而1949年的革命可確實是階級的革命，階級鬥爭的特徵極為明顯。那時候共產黨的軍隊就是窮人的軍隊，而國民黨的軍隊就是富人的軍隊。因此在今天我們一提階級鬥爭為綱什麼的都帶着一種譏諷的口氣，而那個時候確實就是以階級鬥爭為綱。

那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國初期到什麼時候才可以說舊的階級敵人停止了反抗呢？年齡的計算就非常重要。一個在1949年是二十歲以上的地主，資本家，買辦官僚，到1979年時是五十歲，還正當年。因此，如果說建國的前三十年根本就沒有什麼階級鬥爭，全是冤假錯案，不符合歷史事實。如果共產黨的錯誤非常大，如果蔣介石反攻大陸成功，那麼肯定會有很多人跳出來舉着星條旗和青天白日旗歡迎國民黨和美國軍隊的。

千百萬人頭落地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危險是客觀存在的。而現在的許多作家的宣傳，似乎建國前三十年的反革命的反抗全部不存在，所有的反革命全部是冤假錯案，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少年劉文學就是給地主殺了的，而現在的宣傳基本上不敢提劉文學了。

由於毛澤東的基本上不殺反革命的政策，絕大多數反革命都活了下來，絕大多數右派也都活了下來，被捕的國民黨將領也都活了下來，被捕的台灣特務也都活了下來，一個國家最高領導人在去世以後能夠讓這麼多他的政敵活了下來，這在中國是千無古人的，中國歷史上在毛澤東以前，沒有一個國家最高領導人這麼做過。

這些階級敵人都受到什麼樣的待遇呢？昨天我看到一個貼子講的是一個右派把一九五七年的反右大罵一通，然後敘述右派分子們受到了種種殘酷的對待。但是我還是抱有懷疑的態度的。為什麼呢？因為被釋放的日本戰犯們也會寫回憶錄，被釋放的國民黨將領也會寫回憶錄，被釋放的國民黨特務也會寫回憶錄，還有被捕的大漢奸未代皇帝傅儀也會寫回憶錄。可是看來看去，除了右派這個群體之外，好象還沒有哪個階級敵人群體在毛澤東之後寫的回憶錄大罵說自己受到怎樣怎樣的非人待遇，包括被俘的美軍官兵們在寫戰俘營的生活時，也沒有認為自己受到了多麼差的待遇。

這就奇怪了。因為，右派無非是和其它階級敵人一樣，並不是什麼更加壞的階級敵人，地富反壞右，右還排在最未尾呢，怎麼其它的階級敵人沒有叫嚷自己受到什麼非人待遇，偏偏右派就那麼倒霉？其實我喜歡看右派張賢亮和右派王蒙寫的小說，我認為他們描寫的自己的右派生活是比較真實的情況，無非就是干農活而已，也沒有受到什麼非人的待遇。

再談談近二十年左右發生在其它國家和地區的所謂“革命”。在蘇聯和南斯拉夫的“革命”其實不是什麼革命，而是反革命復辟，是回到資本主義的管理制度。因為這種復辟，蘇聯在建國初期的那些共產黨員們的英勇奮鬥，無數的作品，無數的英雄事跡，就都不是一種傳統，都要否定。

在南韓，印尼，台灣，菲律賓，還有非洲一些國家的所謂“革命”其實也不是什麼革命，而是資產階級專政的形式由獨裁政體切換為民主政體，資產階級專政的性質沒有變，當然，這是馬克思主義的說法。但天下的資產階級從某種程度上是一家，因此，從美國的態度來看，其實一直是自己人。比如菲律賓，馬科斯獨裁時期，菲律賓是美國自己人，馬科斯被推翻後的政權，仍然被美國視為自己人。

而如果菲律賓搞的是社會主義革命，是共產黨上台，美國就不會認為是好事情了，就知道真的是勞動人民上台了，它就要鎮壓，就要搞經濟封鎖什麼的。象印尼，韓國，台灣也都是這樣，革命前革命後都屬於美國的盟友，自己人，如果實現的是社會主義革命，美國就會慌了。那些地區的性質，雖然在一開始是獨裁統治，但下層的所有結構，包括警察，軍隊的結構，政府的結構，國會的結構，基本上都是照搬美國制度，因此再將獨裁者推翻，就是美國制度的翻版。而相比之下，蘇聯和南斯拉夫的復辟則要困難得多，因為原來的結構和新的結構（其實是舊的結構）完全不一樣，想要完全地複製美國制度談何容易，因此到今天也還在掙扎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