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以衝突至今，戰火仍未停歇。

然而，另一場不見硝煙、卻註定更加曠日持久的戰場早已蔓延開來，它將全世界幾乎所有的角落都裹挾其中，無人能夠倖免。

這戰場，關乎文明，關乎道義，更有着強烈的意識形態烙印。

台灣剛剛成功地完成了一次舉世矚目的大選。即將到來的美國大選，結果會是什麼？因為2020年的大選，全世界都為美國捏把汗……

這裡，再轉發一篇維斯（Bari Weiss）於兩個月前發表的演講文字（原文是英文，翻譯時略有刪節，無礙主旨），她是猶太裔美國人，80後，美國著名專欄作家，2020年7月，因不滿《紐約時報》的不公正報道，她憤而辭職並發表了公開信。

文章以她親身的經歷與獨特的視角，談到了自2001年9/11以來20多年間世界的變化，同時發出了“為我們的未來而戰，為我們生命而戰”的吶喊。

文章系一家之言，但值得一讀。

你，就是最後的那道防線——在聯邦學會紀念講座上的演講

2023年11月13日

幾個月前，我受邀在聯邦黨人學會全國律師大會上發表演講。這邀請有些出人意料，原因有很多。首先，我不是律師，也不是學會成員。而且，如果你知道之前那些被邀請的人，就會發現名單上居然有我是多麼的不可思議！那些人包括：最高法院大法官、總檢察長、前司法部長、前白宮顧問以及首席大法官等。

但我還是接受了，主要是因為這是為紀念芭芭拉（Barbara K. Olson）所舉行的講座。

2001年9月11日，芭芭拉登上了美國航空公司77號航班，當時她45歲，是一名律師和政治評論員，正處於事業的巔峰。她當天飛往洛杉磯去參加比爾·馬赫（Bill Maher）的節目《政治不正確》（Politically Incorrect），但為了與丈夫泰德（Ted Olson）共進生日晚餐，她改簽了航班。結果，她在當天與另外3000名美國人一道遇害。在飛機撞向五角大樓的恐怖時刻，她設法鼓起勇氣，鎮定並清醒地給丈夫打了兩次電話。

在10/7事件之前，我對此次演講有很多想法。但在這一改變世界的事件發生之後，我覺得只有一件事可談，那就是：為西方而戰。

我上網搜索了芭芭拉。在《華爾街日報》工作期間，我有幸編輯過泰德的一些專欄文章。我知道他的妻子在9/11事件中被基地組織殺害。我閱讀了有關芭芭拉本人的報道，那是一位德克薩斯女孩的故事，她是德國移民的女兒，天主教徒，非常獨立。我讀到了她是如何進入大學法學院的。我還讀到，在司法部實習時，她是唯一一名無所畏懼地親手將文件送交巴解組織駐聯合國代表團的人，那文件告知他們：因是恐怖分子，他們將被驅逐出境。

猶太人有句老話，當一個人去世時，會對哀悼者說：願他們的記憶成為祝福。

這是一種希望的表達。就芭芭拉而言，她生命的力量與性格的迴響是如此清晰，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種祝福！

能夠以這位傑出女性的名義發表演講，我深感榮幸。

而且，因為10/7大屠殺，這個紀念演講正當其時。10月7日這個日子，與9月11日一樣，將深深烙印在文明國家人民的記憶中。別忘了，以色列是除美國之外，唯一一個在9/11紀念碑上刻有所有遇難者姓名的國家，這絕非巧合！

這就是我們今晚必須談論的話題。我們正處在捍衛文明的戰爭之中。這場戰爭在2001年9月的那個早晨奪走了芭芭拉和其他3000名無辜美國人的生命。一個月前的那個安息日早晨，這場戰爭又從加沙越過邊界進入以色列，面目猙獰。而許許多多人卻愚蠢地以為戰爭已經結束。

中東目前正在進行的實體戰爭，所涉及到的問題有：如何打敗哈馬斯以及追隨者？以色列目前應該在加沙採取什麼樣的行動？美國應該如何放棄對伊朗的致命綏靖？以及其它一系列戰略問題。但這是另一個主題，許多人比我更有資格去談論它。

今晚，我想談談我們美國人面臨的戰爭，那是一場思想、信念和意志之戰。我想談談這場戰爭的利害關係。倘若我們想要建立一個適合我們子孫後代生存的世界，倘若我們想要拯救美國，我們就必須毫不畏懼、堅持不懈地直面這場戰爭。

當美國人在2023年10月7日醒來時會發現，在我們熟睡時發生的一切，與以色列在75年歷史上所經歷的前幾次戰爭都不同。這是一場種族滅絕的大屠殺，這是猶太人逃離的一幕，這一幕已發生過多次。

哈馬斯恐怖分子徒步或騎摩托車越過邊界進入以色列南部，他們乘卡車、汽車和滑翔傘而來，他們是帶着計劃來的，他們來到以色列，謀殺、殘害和肢解他們所能找到的任何人。這就是他們的所作所為。

這些恐怖分子有智能手機。他們給家人打電話炫耀他們殺了猶太人：爸爸，爸爸，我殺了10個猶太人！

還有人用GoPro拍攝屠殺過程，有些人甚至用受害者的手機將他們被折磨和謀殺的鏡頭上傳到他們自己的Facebook上！在這一切的過程中，恐怖分子們都興高采烈。看過未經剪輯的錄像的人，都會注意到屠夫們的喜悅之情。

還有一些以色列人在10月7日真的失蹤了——他們被高溫燒死，以至於志願者們需要通過他們的屍骨和殘留的牙齒來確認他們的身份。我們知道，目前有200多人被哈馬斯扣為人質，在那可怕的幾個小時裡，有1400多人被殺害。死者中有大約30名美國公民。人質中至少有10名美國人。

所有這一切都說明了，為什麼全世界會立即拿 9/11事件來做類比。

與9/11事件一樣，恐怖分子在一個晴朗的早晨出其不意地襲擊了受害者。

與9/11事件一樣，令人髮指的奇觀和野蠻才是重點。

與9/11事件一樣，恐怖分子在他們的虐待狂的記分牌上記下了分數，他們從我們身上奪走的不僅僅是寶貴的生命，還有我們的安全感。他們改變了我們內心的某些東西。

9/11和10/7這兩起屠殺無辜者的事件，對於西方文明的屠殺者來說，區別在於：對恐怖的反應。

9/11與10/7的不同之處在於：就在10/7災難之後的第二天，又發生了另一種災難。在那些男人、婦女和兒童的屍體還沒有被確認之前，一場道德和精神上的災難就在整個西方展現出來。

人們湧上我們首都的街頭，慶祝這場屠殺！

在悉尼，人群聚集在悉尼歌劇院，歡呼“用毒氣毒死猶太人”。

在柏林、倫敦、多倫多和紐約的街頭，人們歡呼雀躍。

在芝加哥，“黑命貴”的那些人，使用象徵着大規模死亡的滑翔傘，作為自由的象徵！

然後是遍布校園的呼籲燒死以色列的海報。接着是我們自己在紐約的辦公室遭到“去他媽的猶太人”和“去他媽的以色列”的破壞。

再之後，是哈佛的特別工作組為支持哈馬斯的學生創造安全空間。

結果，就像閃電過後隨之而來的雷聲一樣，又有更多的猶太人死去。在洛杉磯，一名反以色列示威者殺害了一名69歲的猶太男子，原因是——他揮舞以色列國旗，然而像NBC這樣的主流媒體，最初卻使用了這般含混的標題：“官員稱，加州一名男子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集會上撞到頭部後死亡”。

那群試圖讓我們相信語言就是暴力的所謂“社會正義人群”，步調一致地堅持認為，暴力實際上是必要的。強姦就是對壓迫的反抗，強姦就意味着解放！

那些大學校長們，對喬治·弗洛伊德事件或普京對烏克蘭發動的戰爭發表了道德清醒的譴責，但這次他們卻要麼保持沉默，要麼口無遮攔地說這一局勢如何悲慘、如何“複雜”、我們如何需要考慮“雙方”，仿佛無辜平民與聖戰分子之間存在某種等同性。

但最令人震驚的是那些年輕人，他們不是支持哈馬斯恐怖主義的無辜受害者，而是支持哈馬斯！

就在離這裡幾英里遠的喬治華盛頓大學，學生們在校園建築上用巨型字母投影出“光榮屬於我們的烈士”和“從河流到海洋解放巴勒斯坦”的字樣。

在曼哈頓的庫珀聯盟（Cooper Union），猶太學生不得不躲進圖書館，躲避暴徒的敲門。

在哥倫比亞大學，約瑟夫·馬薩德教授稱這場屠殺“令人敬畏”。

在康奈爾大學，拉塞爾·里克福德教授說，這場屠殺“令人振奮”、“令人激動”。

在哈佛，30多個學生團體簽署了一份請願書，將猶太受害者的死亡歸咎於他們自己，稱他們“認為以色列政權應對所有正在發生的暴力事件負全部責任”。

在普林斯頓大學，數百名學生高呼“全球起義”，這隻意味着一件事：對全世界的猶太人可以大開殺戒！

在紐約大學，學生們舉着寫有“保持世界清潔”的海報，上面畫着垃圾桶里的猶太之星。

那些在簡歷中使用代詞稱呼自己的時髦年輕人，不只是在高呼種族滅絕的死亡邪教的口號，他們正在撕下目前被劫持在加沙地帶地下隧道中的婦女和兒童的照片。他們樂此不疲，他們嘲笑，他們嘲笑被從父母身邊偷走的9個月大的嬰兒！

他們這樣做是在撕裂，至少是試圖撕裂，我們共同人性的本質！甚至是撕裂人質被劫持的現實！或許，他們是在試圖泯滅人質的記憶，因為對他們來說，人質不值得拯救......或者說，人質是自作自受！

我說這話時是作為一個年幼孩子的母親，因為我在每個被囚禁者的臉上看到了我的孩子的臉。或許，他們正試圖摧毀我們的文明中在每個生命個體尊嚴根源里的神聖形象，他們試圖摧毀這一神聖形象，而這正是我們的文明對每個生命個體尊嚴所持觀念的源泉。

這該作何解釋呢？

答案很簡單，10月7日被屠殺的是猶太人。反猶主義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仇恨。每一代都有人站起來要殺害我們，正如古老的猶太笑話里所說的：“他們試圖消滅我們，他們失敗了，我們吃飯吧。”

但這並不是答案的全部。因為反猶主義的蔓延，一如既往，是一種病症。

當反猶主義從可恥的邊緣進入公共場合時，它不是關於猶太人的，永遠不是。它關乎其他所有人。它關乎周圍的社會、文化或國家。它是一個預警，是社會本身正在崩潰、正在消亡的跡象。

這是一個更深層次危機的徵兆，它解釋了為什麼在9/11事件以來的短短20多年中，受過教育的人們對野蠻行徑的反應不是捍衛文明，而是捍衛野蠻！

20年前，當我還是一名大學生時，我開始接觸到推動那些撕毀海報的人的意識形態，我開始撰寫關於一個當時毫無名氣且又小眾的世界觀，它似乎與我從小到大所接受的一切教育都相悖。

起初，像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和後民族主義這樣的東西似乎只是文字遊戲和智力遊戲，是一些小謎題，看看你如何能夠“解構”任何東西。隨着時間的推移我逐漸發現，這並不只是一場學術雜耍，它所追求的，不亞於從內部解構我們的文明。

它試圖顛覆我們的是非觀念。

它以一種新的標準，即無權者（善）和有權者（惡），替代了我們對善惡的基本觀念。它取代了許多東西：它用對種族的痴迷取代了對膚色的盲從，它用身份認同取代了思想，它用譴責取代了辯論，它用公開羞辱取代了說服，它用暴民的憤怒取代了法治。

在這種新秩序下，人們被賦予權威，並非是因為他們的才能、努力工作、成就或對社會的貢獻，而是根據他們所屬群體所遭受的不利境遇，由激進的意識形態理論家所定義。

作為一名大學生，我目睹了這一切，我感到恐懼並盡我所能地敲響警鐘。我認識的大多數成年人都告訴我，是的，這並不好，但也不必如此激動。他們說，校園總是激進主義的溫床。他們保證，這種意識形態一定會隨着年輕人闖蕩世界而消散。

他們錯了。事實並非如此。

在過去的20年裡，我看到這種顛倒的世界觀吞噬了美國生活中所有重要的意識形態機構。它始於大學，然後越過校園，蔓延到文化機構，包括一些我很熟悉的機構，比如《紐約時報》，以及各大博物館、慈善機構和媒體公司，它已經紮根在幾乎每一個大公司，它進入了我們的中學和小學。

並且，它已經波及到法律本身，聯邦黨人學會對此應該不會感到意外。當你看到聯邦法官在斯坦福大學遭到謾罵時，你就看到了這種意識形態。當你看到人們在某些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家門口尖叫，導致他們需要全天候安保時，你就看到了它的邏輯。

這種意識形態對美國機構的接管是如此全面，以至於現在很多人幾乎很難注意到它——因為它無處不在！

對於猶太人而言，在一個將公平判定為結果平等而非機會平等的世界觀中，有着明顯且顯而易見的危險。如果說代表性不足是系統性偏見不可避免的結果，那麼過度代表（猶太人占美國人口的2%）並不意味着天賦或勤奮，而是不勞而獲的特權。這種陰謀論的結論，與一小撮猶太人瓜分剝削世界的不義之財的可憎畫像相去不遠。

然而，受到影響的並不僅僅是猶太人，還有那些“因為優秀和卓越而不受歡迎”觀念里的每一個人。無論是種族、民族和階層的奮鬥者，都會受到影響。這就是為什麼亞裔美國人的成功會引起懷疑，認為：百分比不正常，分數太高，作為起點很低的貧困移民，你們的成功是從誰那裡偷來的？

自10月7日以來的幾周，已經成為了一個衡量點。換句話說，我們可以看到這些思想有多深入，它們不僅僅是隱喻。

去殖民化不僅僅是一種措辭，也不僅僅是一種閱讀小說的新方式。它是一種真誠持有的政治觀點，是暴力行為的前提。如果你想理解《哈佛法律評論》的編輯如何能夠對一名猶太學生進行人身恐嚇，或者曼哈頓的一名公共辯護律師最近如何利用晚上的時間撕下被綁架兒童的海報，那是因為，他們相信這樣做是正當的。

他們的道德觀是如此難以想象的粗糙，在他們看來，以色列人和猶太人是強大的、成功的、“殖民者”，所以他們是壞人；而哈馬斯是弱者，被編碼為有色人種，所以他們是好人。至於大多數以色列人是“有色人種”，這並不重要。

那個嬰兒嗎？他首先是個殖民者，其次才是嬰兒。那個被強姦致死的女人嗎？真遺憾，但她是個白人壓迫者。

這是破壞主義的意識形態，是真正意義上的“破壞者”，就像汪達爾人（Vandals）洗劫了羅馬，這是虛無主義的意識形態。它對如何建設一無所知，它只知道拆毀和破壞。

它已經摧毀了很多很多。那個讓我們感覺像氧氣一樣自然的文明。建設它需要成千上萬年的努力，成千上萬次的進步推動，成千上萬次的風險，成千上萬次被遺忘的犧牲。但是，破壞者可以迅速毀掉所有這一切。

里根曾經說過，自由的消亡永遠不會超過一代人的時間。文明也是如此。

如果說從10月7日開始的這場噩夢有什麼好處的話，那就是：我們被震醒了。我們知道利害關係的嚴重性。它們不是理論上的，它們是真實的！

那麼我們該怎麼做呢？

首先：看。我們必須恢復我們的觀察力和辨別力。我們必須拋開口號和宣傳，認真審視眼前的一切。

首先看看剛剛發生了什麼，看看哈馬斯的野蠻行徑。

看看人們的反應。看看謊言和腐朽的影響有多深。看看文明的力量在這場戰鬥中表現得有多麼糟糕。看看受教育程度最高、血統最純正的人是如何變得道德最混亂的。要知道，殺害保羅·凱斯勒的嫌疑人是一名大學教授！

為了看清世界的真相，我們必須區分是非。好與壞，痛苦與不痛苦。安全與危險，正義與非正義，朋友與敵人。

我不需要“上下文”就能知道，把孩子綁在父母身上活活燒死是純粹的邪惡，就像我不需要上阿以衝突的歷史課就能知道，那天拯救了數十名猶太以色列人的阿拉伯以色列人是正義的一樣。

看看你的敵人和盟友吧。

與其說這是對你們說，不如說是對我自己說。毫無疑問，你們中的許多人比我更早就明白了這一點。但對許多人來說，朋友和敵人很可能並不是他們在10月7日之前所認為的那樣。審視自己的朋友和敵人可能意味着放棄美好的事物，放棄哈佛，放棄俱樂部或者放棄訂閱《紐約時報》......等等，因為你搞錯了，這是一個錯誤的群。

你明白了吧。問題的關鍵在於，那些東西，那些聲望，並不是我們生活的意義所在。哈佛和耶魯並沒有賦予我們價值，只有我們自己。還有一些超越我們自身的東西。在我們許多同胞決意從牆上撕下的面孔中，還有我此刻看到的臉上，有些東西清晰可見。

不過說真的：我來這裡是因為我知道，在爭取西方的鬥爭中，我知道誰是我的盟友。而我的盟友並不是那些僅僅看着我身份的膚淺、外在標誌就可能想象的人。我的盟友是那些相信美國是好的人，相信西方是好的人，相信人類——而不是文化——是平等的人，這對知道我們在為何而戰至關重要。美國和我們的價值觀是值得為之奮鬥的，這是當務之急。

另一個要尋找的是善。努力尋找善，不要迷失方向。

紐約咖啡店老闆亞倫·達漢（Aaron Dahan），在櫥窗里插上以色列國旗並開始為以色列紅十字會籌款時，他的所有咖啡師都辭職了。

但他的咖啡店並沒有關閉，恰恰相反，供應商向他免費運送咖啡豆和咖啡杯，社區成員免費為他頂班。為了買一杯咖啡，人們排起了長隊。咖啡館一天就賺了2.5萬美元。

就在本周，來自大平原與落基山脈的美國牛仔前往以色列，照料上個月遇害的以色列農民的田地和牲畜。這與我們在校園和市中心看到的與哈馬斯站在一起的廉價聲援截然相反。這才是西方的精髓——自由社會必須團結一致的理念。

我相信，正如詹姆斯·伍爾西（James Woolsey）所說的那樣，這不僅僅是說我們現在都是猶太人，反之亦然。以色列是西方的一面鏡子，也是美國的一面鏡子。美國的締造者們在聖經中的國家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第二：我，你，必須執法。

事實證明，民選的所謂“進步檢察官”浪潮對美國各城市的法律和秩序而言是一件極其糟糕的事情。事實證明，選擇不執法並不能減少犯罪。反而會助長犯罪。

許多推動“取消警察經費”的積極分子現在也在公開騷擾猶太人，這絕非巧合。每個人都需要平等的保護，不僅需要法律的保護，還需要免受混亂和暴力的傷害。在布魯克林，過去十年間發生了大量針對東正教猶太人的暴力襲擊事件，這些事件被正確地認定為仇恨犯罪。但如果法律得到維護，無論其動機如何，這些犯罪都將大大減少。

在許多州，在抗議活動中蒙面是非法的，這樣就不會成為像三K黨那樣的大規模恐嚇企圖。這也許是個好主意，也許是個壞主意。但在弗吉尼亞州附近，這恰好就是法律。然而，正如大衛·伯恩斯坦（David Bernstein）最近在博客中指出的那樣，在喬治·梅森大學費爾法克斯校區（George Mason University’s Fairfax campus），幾乎所有參加最近一次“巴勒斯坦學生爭取正義”集會的抗議者都蒙着面罩。他們因違法而受到懲罰了嗎？我猜想，如果他們受到了處罰，我們就會看到相關報道。

如果參加集會的人不遮遮掩掩，可能就不會那麼容易爆發暴力事件。因此，不能允許有選擇地執行這項法律或任何其他法律。如果白人至上主義者不能這樣做，那麼安提法組織或哈馬斯同情者也不能這樣做。

第三：不再對言論採取雙重標準。

公立大學在憲法上被禁止對言論實施基於內容的限制。然而，這確實是它們一直在做的事情。

問問保守派（我現在認識了一些），是誰想在公立大學演講卻被強行收取“安保費”？或者他們的演講被悄悄地移到校外並安排在小而受限制的場所？公立大學是否對他們的演講施加了厚顏無恥的內容限制？

私立大學可以合法限制言論。但他們的限制不得歧視性地執行。然而，它們就是這樣做了。

以耶魯大學法學院為例。2021年，法學院學生特倫特·科爾伯特（Trent Colbert）邀請同學們去他的“陷阱屋”（trap house），他在公告中稱這是聯邦社會聯合會和美國本土法學院學生會舉辦的“憲法日狂歡”。

管理人員花了12個小時才處理完歧視投訴，他們召見了科爾伯特，並暗示如果他不在由他們替他起草的道歉書籤字，他的職業生涯將岌岌可危。法學院院長還授權發布了一條信息，譴責科爾伯特的言辭。為什麼呢？因為有人聲稱“陷阱屋”一詞與毒品窩有種族主義關聯。

但是，當猶太學生在哈馬斯襲擊事件發生約兩周后寫信給該院長，詳細描述了他們所遭受的反猶太仇恨，他們收到了她的副手的一封公式化的回覆，讓他們去找學生支持服務部門。

對於某些學生，他們手下留情。而對其他學生，他們的同學和教授則對他們恨之入骨。大學會根據他們喜好的言論和建立的種族群體層次來偏袒某些學生。這是一場骯髒的遊戲，他們需要為此負責。

第四，要接受“你，就是最後那道的防線”的事實，要戰鬥，戰鬥，再戰鬥。

如果你研究歷史，如果你看看猶太人的處境，無論是好或糟（通常是糟的），你就會理解一個文化、一個國家、一個文明的處境。無論它是在上升還是在下降，它是在擴大自由還是在收縮自由。

自由興盛的地方，猶太人就興盛。在崇尚差異的地方，猶太人就會受到讚揚。在思想、信仰和言論自由受到保護的地方，猶太人也會受到保護。而當這些美德被視為威脅時，猶太人也會被視為同樣的威脅。

俗話說：“俄亥俄如何，美國就如何。”猶太人就是俄亥俄。（請不要引用我的話）

但沒有什麼是確保的。正確的觀念不能單憑自己而獲勝，它們需要有聲音，它們需要有代言人。

是時候捍衛我們的價值觀了——這些價值觀讓這個國家成為世界歷史上最自由、最寬容的社會——毫不猶豫，毫不道歉。

曾與共產黨決裂並將自己的回憶錄命名為《不合拍》（Out of Step）的左翼知識分子西德尼·胡克（Sidney Hook），曾懇求身邊的人們“始終回應那些指責或指控”，不要讓謊言橫行。

我們已經讓太多的事情通行無阻了。因為恐懼或者溫文爾雅，使得太多的謊言在不作為的情形下無障礙傳播。

不能再這樣了！

不要咬住你的舌頭，不要顫抖，不要隨聲附和小的謊言，要挺身而出，打破謊言的壁壘。不要讓任何事情不經過挑戰。

敵人的失敗並非必然，我們也沒有即將到來的援軍，我們就是援軍，我們就是最後的那道防線，我們的文明依賴於我們。

對我來說，在星期五晚上太陽下山時不坐在安息日晚餐桌前是十分罕見的。因此，我希望你們能允許我以《聖經》的內容作為結束。

明天在猶太教堂，我們將閱讀《聖經》中亞伯拉罕的妻子撒拉去世的部分，她在127歲時辭世。《聖經》記載，她是在迦南地的基列亞巴去世的，當時“亞伯拉罕為撒拉哀悼哭泣”。

接下來的一節經文是這樣的：

“後來亞伯拉罕從死人面前起來，對赫人說：‘我在你們中間是外人，是寄居的。求你們在這裡給我一塊地，我好埋葬我的死人，使她不在我眼前。’”

所以亞伯拉罕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購買一塊土地來埋葬撒拉。第二件事：他為以撒找到了一位妻子。

已故的大拉比喬納森·薩克斯（Jonathan Sacks）告訴我們有關這一系列事件的順序：“亞伯拉罕聽到未來在呼喚他。撒拉去世了，以撒還未婚。亞伯拉罕既沒有土地，也沒有孫子。他沒有向上帝發出憤怒或痛苦的呼聲。相反，他聽到了靜謐而微小的撫慰的聲音，那聲音說：下一步取決於你。你必須創造一個充滿我靈魂的未來。亞伯拉罕就是這樣度過震驚和悲傷的。

這就是數代猶太人的光景，也是我們所有人的光景。

我非常榮幸能夠在這裡演講，為了紀念那位勇敢地站出來捍衛我們最重要東西的人，她被我們所有為之奮鬥的敵人所謀殺。

願她的記憶成為祝福。對我來說，確實如此。

當傳統猶太人談論被謀殺的人時，還有一個短語：願上帝為她復仇。

我們將復仇留給上帝，但戰鬥是我們所有人的責任。尤其是當有一些如此珍貴值得為之而戰時。

泰德在提到芭芭拉時曾說：“芭芭拉之所以成為芭芭拉，是因為美國，與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不同，為她提供了空間、自由、氧氣、鼓勵和靈感，讓她成為她想成為的任何人。”

沒有哪個地方像這個國家一樣。如果這個國家失敗了，就沒有第二個美國可供我們逃亡。

所以讓我們站起來，振作起來，為我們的未來而戰。這是我們用生命投入的戰鬥，也是為我們的生命而戰的戰鬥！

讀罷文章，想到了中國——

在當今現代國家與文明（相對）社會中，有中國嗎？

如果沒有，那麼中國在哪裡呢？

未來的中國，會進入其中嗎？

如果會，又需要多久呢？

如果不會，那是否就意味着文明必將凋零？

上帝，救救你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