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梳理歷史，開始了老照片的搜集。老照片對歷史再現所具有的重要意義毋庸置疑。一張老照片，大到重大歷史事件的定格，小到個人與家庭生活過往的生動記錄，常常勝過萬語千言。

然而人們需要小心的是：照片，即使是早年拍攝的老照片，其產生過程也常常會伴隨着無比複雜的諸多因素，結果就是，你所看到的，可能不是真的。

今天（3月5日），是當年毛澤東為雷鋒題詞61周年的紀念日，而長期以來，雷鋒給人印象最深、也最遭人詬病的，就是他生前多達200多幅具有專業水準的老照片。

因為那都是被官方炮製出來的！

新聞攝影，或說紀實攝影，其攝影者必定是在事件實際發生的現場親歷與目睹，他們不僅是旁觀者，也是歷史事件的見證者。這種由攝影師直接參與的活動，其本身就是對真實現場的視覺化證據，即所謂“有圖有真相”，有人將其稱作“歷史的在場”，意思是：照片所造就的真實“在場”是以攝影者現場見證為基礎的，它是直接呈現在讀者眼前的真實之物，是直接的、無遮蔽的和敞開的。整個拍攝過程，除了包含有攝影師的現場體驗與個人情感之外，還包括有現場中所有參與者的經驗，代表着在現實情境之下拍攝主體與被攝主體以不同方式、不同角度和不同程度的介入。

但擺拍則不同，它僅僅是為了達到某種目的所進行的宣傳，其突出特徵就是——製造虛假！

因為虛假，讓所有這類老照片失去了真實的意義，或者說，它表現出了某個年代的另一種“真實”。

可惜的是，擺拍至今依然是現今厲害國主流媒體的尋常做法，也因此，令無數貌似感人的畫面蒙上了一層欺騙的陰影！

這是1958年8月15日《人民日報》一版刊登的新聞照片《歡悅在早稻衛星上》。照片上4個幼童站在稻穗上蹦跳嬉笑。拍攝者是新華社攝影記者于澄建，當時他27歲，卻製造了人稱“史上最大的造假照片”，“證實”了畝產三萬斤的神話

《艱巨歷程》系列大獎作品之一：時盤棋於1958年大躍進時期拍攝。當時天津市新立人民公社把40畝稻子移於1.04畝的地里，謊報畝產12萬斤，並說稻子茁壯的可以坐上人。這張照片，既可被當作真實的新聞照片發表，也可成為批判假新聞的有力證據

陽光下，雷鋒打開手電筒“夜間”讀《毛選》

除了擺拍，還有攝影者對拍攝主體的“篩選”。過去，相機遠未普及，個人與家庭擁有照相機的鳳毛麟角，而能夠登上“大雅之堂”的照片，通常都出自體制內專業攝影師之手，他們的立場自然也代表着官方的好惡。所以這類的老照片儘管也是“真實”的，但卻與那些曾經來到中國並留下了大量紀實照片的外國攝影師不同，比如一些法國、日本的攝影家，以及著名導演、意大利的安東尼奧尼等等。

現在回看，老照片中真正能夠打動人並引發人們共鳴的，反倒是外國攝影師的作品，因為它們質樸、真實、自然，毫不做作。

所以，攝影師不僅要拍攝照片，同時還需要為照片建立一個合適的語境，從某種意義上這更為重要。這是因為對新聞攝影而言，僅僅依靠“現場”的稀缺而實現有效的“在場”，顯然具有局限性。此時此刻攝影師的確是在現場，但引發人們思考的是：“在場”的真正含義究竟是什麼？如果“在場”是一種“介入”的話，那麼介入的目的又是什麼？

倘若攝影師當時的“在場”帶有強烈的官方身份和職務色彩時，他們作品的解讀自然會同當時的“使命”與語境有關！

李振盛1968年4月16日拍攝的《虔誠者》

這是一幅廣為流傳的文革老照片。拍攝者是著名攝影師李振盛。相對當年許許多多“御用”攝影師而言，他所留下的大量文革期間的老照片，很好地反映出那個特殊時代的“歷史的在場”。

這幅照片背後的故事是這樣的：

1968年4月，黑龍江省召開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會後凡是參與大會的代表都作為英雄人物，都被派到工廠、礦山、農村，為當地的職工群眾做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報告，宣講心得體會。

從珍寶島回來的解放軍某部班長王國祥也名列其中。

16日，在廣大貧下中農的“邀請”下，王國祥到哈爾濱群力和新發兩個公社做講用報告，他結合自身實際談了自己是如何刻苦學習毛主席著作，又如何活學活用、改造自身世界觀的事跡與體會。在場的社員和職工聽罷都非常激動。

講用結束後，男女老少一下子湧上台來，紛紛把原本別在自己身上的毛主席像章摘下來，戴在王國祥的胸前。一位民兵甚至將自己參加民兵積極分子代表大會時榮獲的一枚毛主席像章從內衣里解下來為王國祥戴在胸前。很快，王國祥身上就戴滿了各式各樣的毛主席像章，就連後背和袖子上都別滿了像章。此時不知誰喊了一聲：“帽子上還能戴！”霎時，幾十枚像章又戴在了王國祥的軍帽上。

面對情緒高漲的群眾，王國祥自己也很激動，感覺自己瞬時也似乎與眾不同起來。

此時，隨會採訪的時任《黑龍江日報》攝影記者李振盛正好在現場，原本他當天的採訪已經結束，忽然見此情景，他立即端起自己的120相機，卻發現裡面只剩下最後兩張膠捲。顧不了那麼多了，為了抓取這個瞬間，他迅速接好閃光燈，選好位置，快速抓拍了兩張。

回到報社後，李振盛第一時間把兩張照片都洗了出來：第一幅是王國祥手捧語錄洋溢着幸福的微笑，第二幅便是上面這幅左手捂心、虔誠之心躍然而出的樣子。

不知當時是出於什麼原因，李振盛選擇了後一幅交稿。結果等來的是當頭一棒：駐報社工宣隊的女隊長認為，既然是忠於毛主席，理當高高興興才對，可這個戰士的表情，她覺得有種說不出來的勁兒……

這幅照片最終未能刊發，卻陰差陽錯地被李振盛“雪藏”，而且一藏就是20年。

1988年3月，在建國以來最大規模的攝影展覽——“艱巨歷程”全國攝影公開賽上，李振盛的文革系列作品一鳴驚人，獲得了最高獎，其中主打的就是這幅照片！

自此，照片不脛而走，成為舉國上下那個時代最具影響力的照片之一。

10年後，照片的拍攝者與被攝者在齊齊哈爾重逢。

鏡頭之外，共同經歷過那個癲狂年代的兩個人，其人生軌跡有所不同：

對文革，李振盛從最初的歡呼，逐漸走向懷疑，到後來開始反感，直到最後幡然醒悟，徹底憎恨。

1968年清明節，李振盛有着一次拍攝執行死刑的現場經歷。那次一共槍斃了8個人，其中有兩個人是哈爾濱電錶儀器廠的技術員，他們因為散發了一張油印的小報《向北方》，被打成“反革命集團主犯”，因為他們“一心向着北方的蘇修”。

李振盛攝於1968年

照片上的兩人中，那位名叫巫炳源的死刑犯聽到判決時，仰天長嘆：“這個世道太黑暗了。”之後便閉上了眼睛，再沒有睜開！

沒有人要求李振盛近距離拍攝屍體，但他還是拍了一些特寫鏡頭。由於他的“萊卡M3”上只有35毫米的廣角鏡頭，所以必須靠得很近才行，“我都能聞到剌鼻的血腥味和腦漿的氣味。”

其後半年，他仍無法忘卻這些人的臉。

如今，李振盛旅居美國，堅持用圖片講述真相，為歷史作證，用懺悔與反思重新審視自己所親歷過的時代。

而王國祥呢？經歷過戰爭的炮火和犧牲之後，他也有了一些變化，他曾抱怨：“宣傳總要我們往高拔，我特別反感。戰士打仗哪有這麼多想法，最大的想法就是，我手上有槍，我不能讓敵人打着自己，得先把敵人打倒，就是這麼簡單。再說有的人都死了，怎麼找他去聊？怎麼去給他提升思想？但他們就是故意地要拔高，要提高到什麼反修防修，提高到什麼千年大計萬年大計。他們寫總結材料時就說，我們的戰士在陣地上想着毛主席的語錄，什麼敵人來了高呼毛主席的語錄……沒有那個事兒！”

1990年，王國祥第一次在一本雜誌上看到了當年的自己，心裡一度很不痛快，“照片感覺是作為‘文革’反面人物用的，大有貶低之意。”

但此後的日子，王國祥慢慢開始釋然：“我是李老師記錄下來的一個歷史符號，向世人昭示了中國所經歷過的那麼一段7億人民學毛選的歷史。我覺得這是個美好的記憶，不應該產生任何貶義。”

他仍然選擇了“虔誠到底”，好像至今無悔……

當年的“虔誠者”，今天的王國祥

相對於“歷史的在場”，如今的有些人則選擇了歷史的另一種表現方式，那就是——“觀念的在場”。這是因為，隨着歷史的久遠，對歷史“在場”的人與事件的解讀，隨着一代人的離去而變得愈發地可遇而不可求。更何況，往事不能止於回味，更重要的是：它能否與當下發生關係，產生影響。

於是，採用“觀念在場”的人，所拍攝的現場並非是某個真實事件的實際現場，而是根據自己頭腦中的觀念和思想，虛構、設計、布置出來的一個“現場”。這種“現場”儘管是虛擬的，但反映的現實問題卻非常真實。

像王慶松，他採用舞台劇照式的大場景進行“虛擬”，實則“影射”現實社會中的種種痼疾，極具震撼力，引人深思。

王慶松拍攝於2004年的《大擺戰場》

王慶松2010年拍攝的《佛堂》

而這類“觀念的現場”，無疑已屬於藝術的範疇了。他們源自個體的創作動機和體驗，其角色與其說是攝影師，不如說是“藝術家”。

而另一種“藝術”，既可歸入藝術觀念的範疇，又可算作一種造假，那就是：對老照片的“篡改”。

張大力《第二歷史》

張大力的作品《第二歷史》或可歸入“觀念的在場”一類，因為它的動機是揭露，是反諷。

而下面這組官方炮製的照片，則與上面的根本不同，完全是為了掩蓋，以便將不想為人們知道的真實歷史抹去。

1958年5月，毛澤東在彭真陪同下到北京十三陵水庫工地參加勞動（文革後彭真被打倒，照片中人也隨之消失）

這個更絕，連當代史也要造假（與胡錦濤握手時，江澤民和喬石都還在呢，也沒被打倒，可人卻說沒就沒了）

現今，我們更是進入了一個“讀圖”時代，而且隨身手機，“人人都是攝影師”。攝影，已不僅僅是一種技術或語言，它已成了人與人之間的一種社交方式。

影像，不僅僅是信息與觀點的視覺化載體，它分明就是我們的另一個形象，是我們“想成為的人”！

於是，大量經過美圖秀秀等美顏工具修飾、美化過的“不真實”照片充斥於網上，讓人真假難辨。

人們越是渴望真相，就越是被虛假所篡改、所掩蓋。現實就是這樣的詭吊和擰巴！

這就是所謂的“後真相時代”的特點，大量的圖片“在場”被扭曲，被誤讀，被異化，進而日益遠離它所真正面對的事物。

真實，就是這樣被淹沒！

新近人工智能的參與，更讓原本就已經真假難辨的混亂更加地難以控制和識別。

人啊，太難了！

談到攝影的真實，其實一切的“陌路相逢”都不過是“殊途同歸”。攝影，從來就不是一種依附於事物表面的單純視覺，所有照片的“在場”，最終都是為了深入挖掘和闡明那被埋沒的光輝，為了揭示那些被時間、意志與權力一再遮蔽的靈魂，並以此時時提醒我們自己。

在時代的劇場裡，我們都是“在場”者，親歷者。但最要緊的是，我們要能夠看見：光，是自何方而來！

（文中圖片均引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