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個紀念日來臨了，又一個讓人無奈困惑尷尬的紀念日來臨了；又一個幾乎讓人淡漠忘記的紀念日來臨了……17年，一個八年抗戰打完了；17年，一個十年“文革”結束了；17年，一個蘇聯解體、東歐巨變的世界態勢己出現了多年；17年，海灣戰爭、波黑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都己打完了。回首往事，人們最希望得到人類公正、得到社會正義的局面卻遲遲沒有在中國出現。17年來，人們除了對執政當局的頑固與執迷不悟感到憤懣外，更多的也是對民運分子，對持不同政見者、對異教徒、對那些所謂的職業革命家感到失望、不解、不明白、不知道、不清楚，進而對持異見的中國人的政治智慧產生了極大的懷疑與不信任、甚至覺得這些人????得不可理喻。
說起來，中國人經歷過那麼多的政治運動，不用說現代的“反右”、“大躍進、”“文革”了，就是近代史中的“戍戎變法”、“垂簾聽政”、“憲政立法”、“新政”“舊政”、“孫文革命”中等等運帷幄、指點迷津、折衝樽俎的政治經驗與智慧都不見蹤影。我們有《資治通鑑》，有《四庫全書》，有梁啓超、蔡元培、有法國大革命和資產階級三權分立民主政治的借鑑，有聖西門、歐文、傅立葉的前導和馬克思、毛澤東思想里的陰謀與陽謀的內政外交。可我們就是弄不明白、也學不懂、學不透徹，學來學去還停留在書生造反的烏托邦的幻想里。

每年的紀念日，除了不着邊際的漫罵、控訴所謂“暴政”的空洞言詞，拿不出任何一個能真正喚起民眾共鳴的“七、七憲章”來。這些異見者，根本不知道政治鬥爭里的韜略，只是一味的揮舞着唐吉.訶德式的長矛向着專制的車輪一邊叫囂一邊又不知如何下手。說起來，也真好笑，連戰訪問大陸就去罵連戰、李傲在大學發表演講就去損李傲，王文怡不識識物地叫場就去聲援王文怡、大陸學生上街聲討日本右翼就想當然的認為是官方唆使的……，甚至連鎮壓“六四”的劊子手陳希同、經濟罪犯賴昌星也同情起來了，而全不弄明晰這些事件真正的本質。拿連戰來訪來說，起碼客觀上是另一個共產黨的對立面的黨來了吧，起碼也說了大陸民眾想聽到的台灣民主與經濟起飛的現狀—起碼馬英九也說過“六四”不平反就不談統一了吧，起碼他們也共同說過台灣的民主制度是台灣人民的選擇。你們知道兩黨幕後的交易是什麼嗎？還有，李傲雖說也說過一些取悅大陸官方的馬????，但他在北大演講中起也提到了“……為什麼我們都被馬克思騙了呢……馬克思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自己都不信馬克思主義，我們那麼急幹嘛……。”明明是另一些反對黨和異見人士透進來了一些新的氣息，可我們一些不明究里的人認為非要把這門關上才合乎他們民主的理想。他們全然不知，如果沒有改革開放，沒有境外思潮、氣象現象的反饋，沒有互聯網自由言論的出現，在專制體制里的局面是根本不可想象的。換句話又來說，戈爾巴喬夫曾讚揚過勃列日涅夫與安德羅波夫，葉立欽曾寫過要為戈爾巴喬夫兩脅插刀，鄧小平曾向毛澤東表示過“永不翻案”，可事實是，歷史的進程都是靠這些人推動的。不要忘了，胡耀邦與趙紫陽曾都是共產黨的總書記。

王文怡在胡錦濤訪美的官方禮賓歡迎儀式上人身攻擊般的添亂叫場，本是一個又蠢又傻的舉動，可還有人為其叫好，實在是愚不可及。且不說王文怡人身攻擊的目標失准，單就是是非曲直的恩怨也不該不分場合的小肚雞腸般的嚎叫，因這不是個人恩怨，而是關繫到中美關係的大局，而中美關係的大局，又系整個中國人民的利益。你自己解氣了，獲得碰頭彩了，可人民和國家卻有可能在民主進程上受挫折。斯大林30年代不是就借基洛夫被刺事件掀起過大規模的鎮壓嗎？

當然，我相信今天的中國領導人也不會受此干擾就會改變既定目標。反過來，試問，若在布什訪華的天安門廣場歡迎儀式上，也有人這麼胡叫亂喊能怎麼樣？這是一個純粹的禮儀，和民主不民主，意識形態不形態全沒關係。民主的代價、利益、交易，在這個轉型期，是在幕後達成的。否則，魏京生、王丹及眾多的民主人士是怎麼出去的。非常遺憾的是，這些出去的民主鬥士也非常讓人失望。王丹和魏京生不說，嚴家奇寫過《文革十年史》，劉賓雁寫過《第二種忠誠》，蘇紹智深諳馬列主義精髓，許家屯當過共產黨的官員，陳一咨、鮑同（在國內）、萬潤南、當過趙紫陽的慕寮；方勵之一度稱為中國的薩哈羅夫，還有鄭義、還有己故的王若望，而且還有胡耀邦、趙紫陽的精神所在。可這麼多年過去了，他們要未被邊緣化，要未就蒸發了，不起任何作用。拿方勵之來說，你若要現在不從事政治，只想當一個純粹的科學家的話，那當年在國內叫喚得那麼歡幹嗎？還有，現在境外一些民運組織的頭面人物根本就不為人所知而絲毫沒有任何號召力。有位什麼文學團體名叫王龍蒙的主席，在王蒙出國訪問時，自以為大義凜然地沒完沒了的詰問其“六四”敏感的問題，而且自鳴得意地以為自己就是那門子“英雄”了。實際上這類躲在國外吃着洋麵包、享受着民主自由空氣而又沒什麼建樹的人比起寫過《堅硬的稀粥》和《起風了》這類抨擊專制體制尖銳作品的人來說，簡直就是一個青皮混混。有本事你和王文怡跑到天安門廣場和人民大會堂去喊兩句為“六四”平反，為“法輪功”正名的口號，躲在國外民主自由的樹蔭下，算那門子本事？變異了的“民運分子”不僅窩裡鬥，還動不動就自以為聰明的亂懷疑人，更為可笑的是，這些疑神疑鬼竟然還堂而皇之地寫在境外出版的書中，而他們懷疑的這些人不知比他們做的貢獻要大多少！胡亂猜忌自己人也是“六四”眾多弊病之一。

實際上，中國的許多事情往往就壞在所謂“海外民主鬥士”的身上。他們不懂中國國情，沒有政治智慧，只是一味地瞎起鬨。這些人，沒有當年孫中山、梁任公的雄才大略，不能起到扭轉乾坤的作用，卻在任意編造的八卦新聞里東拉西扯。再拿“法輪功”來說，本來是一個讓大眾認同比較好的事情，“真善忍”當然也是好的精神支柱，我也承認“法輪功”的凝聚力和勇氣與力量都勝過“民運分子”，可對這事情在大陸發展到今天此種局面，首先就要從初始的那一刻說起，因這就像二戰和韓戰爆發的起因一樣—--誰先開的第一槍。我對該民眾當年圍不圍攻中南海並無跂義，但就是弄不懂何以要去圍攻電視台等媒體，何以要去圍攻天津教育學院？因《轉法輪》一書當時滿大街都能找到（我現在還存有），其練功團體也在各地都存在，但再好的東西，也會有人有不同看法。你們連執政的共產黨都可批判，連科學常識都能質疑，為什麼就不能允許別人對你們的所作所為產生不同意見呢？我的親戚和朋友中現在都有練“法輪功”的，只要他們遵紀守法，他們的練功與聚會根本沒人管。你們所散布的那類“悲劇”，我承認肯定也有個別的，但肯定不會像你們煞有介事的那樣。現在，你們一味把矛頭對準江澤民，可在江澤民執政期，香港收回了，加入世貿完成了，申奧成功了，“神五”飛上天，難道老百姓會不顧事實，任意聽你們的曲解嗎？“三個代表”的提法究竟好不好，你們根本也不願深究，不管實際貫徹起來是什麼樣兒，但從字面上來看，它就是給我們帶來了一個新的思維空間，換位來思考的話就是發達的資本主義就代表了先進的生產力；充滿人道主義的文化就代表了先進的文化；最廣大人民的利益就是尊重人民自由的選擇與追求（重要的是看你怎樣來詮釋）。與時俱進的提法不管從任何角度來看也是無可挑剔的。你們現在找不到他一條過硬的醜聞，甚至就連鬧得沸沸揚揚的“泡某歌星小蜜”，也只停留在捕風捉影、道聽途說的階段，不管你們怎麼漫畫他醜化他，我只希望你們拿出鐵的事實來。而王文怡又青紅皂白不分的把這矛頭對準了胡錦濤，實在是糊塗到家了！

民運分子在“六四”過去17周年的年輪中，連個“六四”當中究竟屠殺了多少民眾這個基本事實都弄不清楚，還奢談什麼民主大業？正因為如此，丁子霖教授和蔣彥永醫生的勇氣與貢獻才難能可貴，諾貝爾和平獎本應提名他們聯合獲得，但民運人士卻令人匪夷所思地提名要授給當時已不能發揮作用的趙紫陽，這又是一個趨官趨勢的????表演。我實在想不明白，這些人的頭腦怎麼就那麼簡單呢？如果你對“六四”事實實在找不出一個官方不打自招的裂痕，我來教教你們，那就是《鄧小平在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的講話》曾說過“我們還沒有動用空軍吶！”這句當時在傳達的中央文件里還保留的話後在《人民日報》刊出後刪去了，這刪去是不是官方也認為不妥，不妥就證明有錯，應追問不放。還有，“六四”過後一周年時，江澤民曾在全會後的一次記者招待會回答一西方記者，提問有的女大學生因分配不公被打發到鄉下受到強姦，江當時竟說“罪有應得”，這又恰好和當時本着愛護、幫助、培養廣大學生的口徑正好相反，也應揪住不放。還有許許多多類似官方的漏洞，都可拿來作文章。可你們就是不懂。你們一度曾信誓旦旦道，等鄧小平之後吧！等李鵬下台了吧！然而，現在鄧小平早已去世多年，李鵬也早就解甲歸田，甚至連你們的眼中釘江澤民也已告老，可你們究竟又作了些什麼，移動了專制體制的那一塊基石？

平反“六四”應先從小事情干起，四川周國聰的賠償案，不管效果如何，都應窮追深挖，因從人道主義的角度來考慮也應給自己的“祖國兒女”死亡補償。還有，當時宣傳的是，寬容對待所有受騙上當的學生們，可為什麼一個十四、五歲的學生竟被活活打死在了獄中？還有，現在國共兩黨領袖的手都握在了一起，俄羅斯己公開同時紀念內戰中死亡的紅軍和白軍，“六四”當中死難的學生、市民和軍人都是無辜者，他們本身都成了政治鬥爭的犧牲品，對一個要建立和諧社會的政府來說，公平對待他們是義不容辭的。民運人士現在只在境外空談民主自由的口號，卻對國內民眾的維權、爭權的點滴苦難視而不見。如現在的醫療腐敗、礦難頻發、油價漲了、出租車費己漲出了公民難以承受的能力。維權人士曾成功維護過孫志剛被警方怨打死案，這就是民主的艱難推進，可你們呢？現在，眼前又將有一個和陳水扁女婿趙建銘弊案有一個相佐證的賴昌星案，若真像他聲稱的那樣，能牽扯出眾多的高官，這不又是一個兩岸相互映照的鏡子嗎，看誰能秉公執法守法。可有人竟又流着鱷魚淚為賴昌星叫怨起來了，實在是昏頭昏腦到家了。稍在常識的人，今天也許都能看到，中國現在已是全球最大的資本主義市場國家，滿世界讓人家承認自已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毛澤東時代早就被批判成變天變色成了修正主義的政黨和國度，可歷史的進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六四”的既定目標己實現了一半。而“民運人士”也應明白民主是既要鬥爭也要妥協的。
當今，在浮燥的空氣中，一些中國人也人云亦云地什麼都開始反起來，批孔孟之道又批魯迅，批“五四運動”又批孫中山。而全不想弄清楚為什麼要批要反。馬列主義曾是客觀世界的產物，它曾橫行了近一個世紀，影響波及了半個世界，要想取代它，必須要有可取代的指導思想，梁啓超當年旅歐美歸來曾提出要用中國文化超越西方，當時就受到眾多人士的嗤笑，但今天沉澱下來看，在東南亞各國與世界一些地區都受儒教影響的事實來看，這是富有遠見的。中國文化中的醬缸部分需要破一下也是必要的，但破過濾過，應再立起來，而且這也是我們優秀遺產的國民使命，不管李澤厚先生提出的“新儒學”有沒有可取之處，它都是我們應認真審視的。今天若共產黨人勇敢的舉起這面自己的大旗，去除糟粕，一定會開創一個大中國聯邦的時代。
在“六四”17周年紀念日到來之際，寫上這些清醒的思考，以圖能和眾人走出陰影籠罩的怪圈與迷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