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王新國 重慶三十六中初 66 級 6 組同學。1969 年 1 月上山下鄉，赴四川省榮昌縣榮隆區榮隆公社果園七隊插隊落戶。1973 年回城，先後在重慶市市中區工廠、渝中區政府開發企業工作。著有《江北鈎沉》、《我的知青生涯》等系列文章。《榮隆場春秋》節選自作者《我的知青生涯》一文。

榮隆場春秋

——知青生活回憶王新國

如若當年的榮隆場保持至今，一定可與重慶如今的中山古鎮、磁器口老街、龍興民國街媲美。

當年榮隆場口那不時飄蕩出麯酒香冽的燒酒坊，場尾人喊馬嘶的騾馬市、那迷漫着豉香的醬園巷，終年蔭涼潮濕的水巷子；那叮噹作響的鐵匠鋪、人來車往的大車店；還有趕場天人頭涌動的上、下街子，大戲台下人頭涌動的三聖宮……如今這一切早已不復存在，都在商品經濟大潮中，在急功近利的地方官員及“先富起來”的商賈們的不懈努力下，這一切都早已消失淨盡了。

當年我逃命也似的離開這裡時，在榮隆場上信用社的存摺里尚有幾元錢未取走。幾十年後重返榮隆，想開開玩笑，讓信用社職工算算連本帶利該給我多少。卻發現，當年的信用社早已不見蹤跡。

罷了，罷了，往昔不可追，還是請大家看看我今日筆下的《榮隆場春秋》，看看榮隆場五十年前的人間百態，看看我當年作為“知青”曾經混跡其中的場景吧。

1969 年，我們插隊落戶所在的榮昌縣榮隆區，區治所在地榮隆場周邊，地勢平坦阡陌成行，是一個相對富庶的地區。這裡解放前屬榮昌、隆昌兩縣共管，故名榮隆，場上的一條主要街道分為上、下街子，上下街子分設兩個區公所。

解放後榮隆鄉全部劃歸榮昌縣管轄，這裡與縣城昌元鎮、廣順火車站以及出產“泥精壺壺”、蜚聲川內的安富陶瓷廠相距不遠。成渝高速路修通後，這裡開闢了一個榮隆下道口。榮隆鎮也是重慶直轄後，重慶與四川的分界線。

用人傑地靈形容此地一點也不為過。重慶人熟知的辛亥革命元老，曾任蜀軍政府都督的張培爵便是這裡人氏。張培爵後因反袁被殺害，民國政府在重慶樹碑紀念。原市中區滄北路口，現渝中區當紅打卡地洪崖洞，樹立着的一座由同盟會早期會員，民國元老但懋辛手書的《張烈士培爵紀念碑》，便是為此人所立。

在我下鄉三年多的時間裡，每個趕場天必去榮隆趕場，所以累計起來，當年在這裡流連晃蕩的日子也不在少數了。

在我下鄉三年多的時間裡，每個趕場天必去榮隆趕場，所以累計起來，當年在這裡流連晃蕩的日子，自然也不在少數的了。

我們當年來到這裡時，這裡仍閉塞落後。雖然當時已解放二十年了。

但榮隆場上的所有建築，幾乎沒有一間是新修的。就連區政府，公社所在地，也仍延用“解放前”的名稱，稱為區公所，鄉公所。場上的燒酒坊（一家生產品質極佳的高梁酒廠）、區醫院、《三聖宮》等均為老舊建築，整個榮隆陳舊斑駁，盡顯時代滄桑。

穿過榮隆場口一條不長的街巷，正對橫貫全場的長街的丁字街口，有一家賣白糕（當地人稱泡粑）的店鋪。店鋪寬敞明亮，店內五、六張乾乾淨淨的柏木桌，總是坐滿慢條斯理的顧客。但自從榮隆來了知青後，每到趕場天，占據這些桌椅的便大多是知青了。

知青們把這裡當作聚會集合和議事的地點是有多種原因的。一則是泡粑店特殊的地理位置，這裡是川流不息趕場人流的起點，趕場時人潮湧動，平時被稀釋在“廣闊天地”里的知青們，趕場天我們也被“濃縮” 在這裡。知青們在這裡的聚集，並非全因地理位置的原因。這家泡粑店的泡粑物美價廉，確實好吃，屬於大眾消費。記得當年滿滿一屜泡粑（比重慶的白糕要薄一些，但更綿扎）只要 2 角錢。泡粑店裡員工全是清一色的年輕妹子，人人穿戴着一襲鑲荷葉邊的又像肚兜又像圍腰的工作服，唇紅齒白，模樣俊俏。她們對待進店的知青更是熱情萬分。當年，我的同學模樣英俊，一表人材，這些“泡粑妹”（我們給這些妹子取的諢名）對他所貫注的熱情，竟然嚇退了臉皮本也不薄的大寶。大寶兩次進店消費，均不收他分文。對於她們的格外青睞和泡粑店的免費“泡粑”，小地方的“泡粑妹”致使大地方來的大寶被嚇退，一段時間竟再也不敢踏進泡粑店了。

當年的榮隆場，趕場天算是重慶下鄉知青風雲際會的絕佳場地。當然，知青也把文革期間校園裡的派閥爭鬥的作派也帶到這裡來，所以有時這裡也偶爾出現爭鬥場面。

除重慶知青外，這裡還有永榮礦務局（設在榮昌廣順，與這裡僅相距約十公里）和榮昌縣街鎮居民子弟下鄉知青。當年來到這裡的驕狂的重慶知青很不客氣地把他們稱為“土雜”。而他們對大城市來的我們，投來的都是仰慕和尊崇的目光。倘若我們願意搭理他們，那他們表現出來的絕對是受寵若驚。只不過重慶來的知青對他們多不屑一顧。而我們幾個掛靠而來的初中生，起初並未融入十九中高中生社交主流圈子。對當地“土雜”知青向我們的示好，我總是做到客氣回應。但好笑的是，記得永榮礦務局一個子高大，儀表堂堂的礦工子弟以認識我為榮，每到趕場天便早早在場口候我，遠遠見我走向場口，便飛奔上前，握住我的手拼命搖動，誇張的高聲問好，熱情得我都受不了。攀談中很殷勤地一再邀我們去永榮礦務局他家中作客，並特別聲明他們家中（糧食）定量吃不完。

在榮隆場，知青們還有一個重要聚會場所，那就是公社所在地—— 位於榮隆場上街子的鄉公所。

而這裡的出名是因為榮隆公社當年有一個叱咤風雲的人物，一個被盛傳為江（津）八縣武鬥總指揮陳××的這樣一個角色（這人後來成了我們公社書記）。這人有極強的號召力和社會活動能力。我們來到後不久，部分有活動能量的知青便被其“慧眼”識中，被其招至麾下，以保衛紅色政權的名義，由公社管吃住，記工分。同時，各大隊也抽調了少數青壯社員併入這支力量，這樣一來，“鄉公所”湧進湧出便是知青和這部分農村人員。間或也有個別打扮滑稽，頭扎英雄結，背後交叉插着兩把大砍刀的角色進出，其實這些人多是一些鄉下好吃懶做的二流子、流氓無產者……這些混雜集合人員組成的所謂“保衛新生紅色政權”的“武裝人員”趕場天便頻繁在這裡進進出出，熱鬧非凡。

當然，進出鄉公所的並非全是這些“武裝人員”，如我們大隊的重慶十九中高三學生，我姐的同班同學金中老兄，因為人正派穩重而兼有學識，頗得區、公社幹部器重，被徵調公社去作管理人員兼為公社創作巨幅油畫《毛主席去安源》。頭腦靈活而不願干苦活的大寶當然也毛遂自薦，自稱是金中的助手，整日提着一個顏料桶，跟隨金中混補貼工分和公社的飯吃。

那時公社食堂對抽調公社的人員免費供應伙食，白米飯管夠並配一碟油汪汪的煎鹽肉。金中老兄當年負責這些人員的飯票發放。而趕場天去區公所的我，為了“蹭飯”，有時也向金中厚臉討要飯票。我至今記得金中仁兄那礙於情面不得不撕飯票給我而又覺得有違原則的尷尬顏面，現在想來，真是讓金中兄為難了。

那些年的四川農村，還有一個奇怪的現象，隨着“文化大革命”的逐步深入，社會群體活動的增加，以前的袍哥文化也如沉渣的泛起而風行一時。

那時流行的一些社會語言，如“兄弟伙”，“落教”，“紮起”，“放血” 等等語言都是以前袍哥文化無疑。除此之外，鄉民中無論老幼口中時常吐出的，那鄙俗不堪的感嘆詞：“媽賣老××”，也被眾知青朗朗上口，全盤接受。如今想來，知青們當時被動接受的竟然是這樣一種愚味落後文化的“再教育”，不能不說是對“史無前例”的上山下鄉運動的絕妙的諷刺！當年，與我同齡的，同在一個屋檐下的雷大爺的幺兒雷仁紅，一個哥哥是榮隆區的一把手，另一個哥哥在榮昌一國防廠工作，可以想象，他絕不是一個甘願屈居鄉下的人。所以他對重慶知青帶來的城市文明，表現出狂熱的崇拜與追求。下鄉後不久，我倆成莫逆之交，出行則勾肩搭背，有好的皆共享，就連趕場也與我一同來回。不久，他在榮隆中學的同學，榮隆街上的朋友，包括醫院院長的兒子，供銷社、食品站、燒酒房、馬車店的夥計等等都逐漸成為我的朋友。

一次，在榮隆場的一間鐵匠鋪里，突然傳出小提琴演奏的《花兒與少年》曲子。那時文化禁錮已久，突然聽到這久違了的熟悉曲調，自然引起心靈的悸動。我循聲而進，想認識這位大膽的演奏者，誰知卻把對方嚇得不輕。要知道這在當時屬於“封資修”的東西，是被嚴厲禁止的。

在榮隆場我的社交圈子逐步擴大，而他們都以有我這樣一個肯放下身姿，願與他們廝混的大城市的知青為榮。

每到趕場天，與知青同夥廝混一陣後，雷仁紅定邀我去區公所（廠區革委會所在地）他大哥的辦公室坐上一陣。在雷部長辦公室里，經常會看到一些稀奇古怪的物件，鄉民在野外拾到的一些標有外文的高空墜落物、標有四個偉大標語口號的探空汽球殘骸等。

但有一次在他辦公室里看到的東西卻着實嚇了我一大跳。這是離我們二十餘里外的國有楠竹山林場職工費力挑來的幾個楠竹根兜，作為知青盜伐國有林場竹木的罪證被送到這裡來。雷部長當時很氣憤地對我說道：聽說是榮隆兩個知青“黃棒”幹的事，讓我查出來，一定要好生整一下。雷部長的話頓時讓我心驚肉跳，因這兩個“作案者“不是別人，正是我和大寶二人。

那是我倆前幾日受鄉民蠱惑，與楠竹山林場附近的村民勾結，為圖謀我們心儀巳久，可不花分文就到手的楠竹蒸籠和美味的楠竹筍，裝作去拜訪六四年下鄉的我們前輩老知青，然後施“調虎離山”計，調開守林場的老知青，並很好“意思”地接受了守林場知青的一頓紅苕稀飯加涼拌折耳根的款待。一邊讓農場附近村民趁機偷砍楠竹和挖竹筍。村民貪圖的是多砍幾根楠竹編竹貨賣，而我們獲得的是不花分文的楠竹蒸籠和美味的楠竹筍。只是沒有想到的是，氣憤不過的林場職工事後發覺受騙，竟不辭辛勞，挑着楠竹根兜走幾十里山路，將我們的“罪證”送到區政府告狀。

後來我們為此事並未受到懲戒，估計是雷部長放過了我們，因為我們的另一“罪證”，那漂好晾曬的楠竹筍在我們居住的葉家老房子屋檐下掛了很久。楠竹筍當時是稀罕物品。經常來此串門的雷家大嫂肯定早已看到眼裡，雷部長是很容易便知道的……

下鄉一年以後，在榮隆場發生了一場知青群體事件，引起各方震動不小。

我們初下鄉時，頭頂“知青”桂冠，挾着文革餘威，加之蒙昧落後的山鄉，對大城市來的我們懷着敬畏之感。這也讓年少輕狂的我們，自以為高人一等，平時也幹了不少漁肉鄉民，偷雞摸狗的勾當。隨着時光的流逝，不少知青紙老虎的本質被鄉民瞧破鄉民對我們的態度也逐步轉變，有些“前恭後踞”了。部分偏遠地區，知青們甚至陷於“農民戰爭” 的汪洋大海之中了。

後文革時期是一個“軍管”時期，軍隊的地位凸顯。在鄉下，與軍人沾邊的退伍軍人也自覺不凡，開始與知青分庭抗禮了。

間或發生的知青抓搶退伍軍人軍帽的事觸發了知青與地方上的矛盾，雙方的摩擦逐步升級，於是，我們所在的榮隆場趕場天頻頻發生有組織的知青與轉業軍人之間交替打鬥的事件。

當時蜇伏鄉下的文革精英，我們大隊的原江北區革委會副主任，十九中原八·一五戰鬥團團長“張老保”終于振臂一呼了。

這次遭殃的又是榮隆中學，集合的知青衝進是榮隆中學，對着桌椅一陣打砸，然後人人手提一個桌子腿，在榮隆場狂呼口號，遊行示威。並斷章取義地在“毛選”中提取出“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這句話，並以此“最高指示“為口號，在榮隆場開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遊行示威活動，碰見穿軍裝的轉業軍人便是一頓修理……至那以後一段時期里，逢趕場天，便再也不見轉業軍人的身影了。

後來我才知道，轉業軍人的掩旗息鼓，並非懾於我們的威風一時，以我們公社那位極有謀略的武鬥總指揮的能力，完全可以組織一次可輕而易舉把我們打垮的行動。當這個動議報到雷部長（當時的區委書記、區革委主任、區武裝部長）那裡去後，被雷部長嚴厲制止了。他的一句話：這些知青都是娃娃家，不在父母身邊已經夠可憐的了，娃娃不懂事，可以說服教育嘛，要想打轉來，那就是我們不懂事了。雷部長站在為人父母立場上，深明大義的一句話，平息了當時可能釀成的一場慘禍。

雷部長後來對此事的善後處理更具藝術性，他利用手中的權力，將公社知青中此次事件的為首者開“後門”送去參軍，讓他們前程有望，又消弭了以後可能的“禍根”，大度寬容，難能可貴，讓人銘懷至今。

……

光陰似箭，歲月如流，五十多年過去，我們從當年意氣風發的青年變成如今的白髮翁媼，而我們當年在榮隆場的一番“大有作為”，也早已隨風而逝，但對過去歲月的緬懷之情，時常縈繞心中，驅使我數次安排對故地榮隆的回訪，惜當年的榮隆場早已物人皆非，那存在於我的記憶中的一切早已煙消雲散，無處尋覓了……。

上傳者說明：

2021年12月，疫情中經常封城的重慶江北，某茶樓上，重慶40中、6中老三屆同學商量“吃螃蟹”，發起編寫《重慶市老三屆回憶錄選》。

2022年3月始，仍在疫情中，更多的老三屆同學，主要集中在重慶主城的十餘所中學，踴躍參與了“重慶市老三屆回憶錄”選編。

他們的文章基調與中國老三屆精神一脈相承，巴山蜀水的人文風貌，重慶豪爽的地方特色和感染力極強的韻味躍然紙上。

2023年5月，疫情解封后，《重慶市老三屆回憶錄選》正式出版。作為《中國老三屆回憶錄·重慶卷》，置身“中國老三屆史”之下，猶如路面上鑲嵌的一排碎石，花展中編織的一簇薔薇，文明的火炬實現了接棒相傳。歷史需由參與者來書寫，《老三屆回憶錄》就是參與者的親筆記錄，任何試圖掩蓋歷史真相的齪劣行徑，必在此昭然若揭。

173篇文章，篇篇皆真情。好文需分享，若束之高閣，實在可惜。作為回憶錄的參與者，我將陸續轉載其中的一些文章，預料共鳴者必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