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帝國的落日餘暉中體面處理香港最後責任的人——初讀彭定康《香港日記》

2024年4月22日

彭定康的名字，註定與當代香港的歷史相聯繫。再過20天，就是這位老人80歲的生日。

作為英國駐香港的最後一任總督，他因1997年親手將香港交還大陸而被看作是“帝國落日餘暉”下的一名“敗軍之將”。

早在他1992年走馬上任之際，香港的命運便已經確定，但他明知如此，卻依然如“唐吉坷德”一般，試圖憑藉一己之力，為香港的民主儘可能鋪平道路，並為此不惜與中共正面衝突，他因此被許多人視為一個螳臂當車的小丑。

眾所周知，在聯合國備案的《中英聯合聲明》中申明：香港主權在1997年由英國交到中國手中之後，當地的生活方式50年不變。

自從主權移交之年始，英國每半年會發表一次香港報告，像是一種監督，其實成了一種無奈的備案。至2024年4月19日發表的最新報告，是第53份。

報告指出：

“香港經濟及金融制度仍然維持獨特而興旺，但當局卻以國安為名，大幅削弱港人應享的人權和自由。事既至此，中國只能依靠法治及相關機構的獨立性來維持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至今，所有根據國安法受審的7人，全部被判有罪，當中包括法官也承認沒有人被煽動、但卻以煽動顛覆罪而被判囚五年的武術教練黃德強；而殖民地年代的煽動罪亦被廣泛應用，今年頭半年便有17人以此罪名被控，當中至少6人被判有罪，當中包括學生，而所謂罪行全是在社交平台發文或出售刊物。情況反映異見人士備受針對，表達自由受損。”

“香港法律及司法制度已到了拐點。”

1997年，時任香港總督彭定康（Chris Patten，1944年—）

對此，當年不懂中文的彭定康十分難得地早有預見。

他戰後出生，曾任保守黨黨首，代表着保守黨新一代的價值觀，即：與殖民地歷史保持距離，以普世價值的人權自由迎接千禧世代。

他空降香港之時，正是西方民主政治空前高漲之際，之前蘇聯的解體，令福山先生“歷史的終結”的結論大行其道，全球更是一片普遍樂觀的情緒。

當時頭腦一直清醒的，除了中共，還有西方的彭定康。

中共的清醒，是看到了千載難逢的發展機會；而彭定康的清醒，則是他對香港的最早洞見。

中共對所有登陸中國的西方政要始終保持着高度警惕，對初來乍到的彭定康更是充滿疑惑。不過，他們對付西方政要自有統戰絕招，那就是馬列主義包裝於中國傳統文化。

他們常常以洋溢着友好情誼的款待開始，陪同參觀旅遊，遍嘗華夏美食，不但衣食住行全部免費，還不時地施以“小禮”，外加安排學生群眾沿途歡迎。這種集中華名山大川、古代人文與現代化建設為一體的精心安排，讓來訪的西方政客瞬間便被“糖衣炮彈”所擊中，對中華文化佩服得五體投地。他們將無處不在的“黨文化”悄悄地暫時隱去，讓外國友人在震懾、羨慕與畏懼中再也找不着北。想想也是，他們在自己的國家哪有過如此“周到”的待遇！這種柔攻人性之弱點、復誘以各種可見之利，對那些傻的可以的西方戰後一代，可謂屢試不爽。

可惜，這一切對那位末代總督卻完全無法奏效。“當其他西方領袖有如在取經路上懵然不分正邪的唐僧時，彭定康則早在對中國交往的香港機緣之下，被中共逼得變成了金睛火眼的孫悟空。”

於是乎，中共震怒，統戰宣告結束，批鬥就此開始，“現本尊，露法相，施以批鬥老拳”（陶傑語），從此將其歸入與李登輝、蓬佩奧之流為伍的“人民公敵”。

由此可知，這個彭定康的確讓中共很傷腦筋。

2020年，兩位“人民公敵”難得同框

那麼，溯本清源，在彭定康眼中的香港究竟該如何看？

史學家言：歷史充滿爭論。

可遺憾的是，這些爭論往往不是以審慎考察的證據與論述為前提，而是充滿根深蒂固的立場態度，甚至偏見！

作為曾經是全球範圍內最大的海外殖民者的大英帝國，今天的英國人究竟怎麼看當年自己的“日不落”帝國呢？

彭定康認為：當代關於帝國的爭論由於充斥着許多先入為主以及過度輕率、籠統的觀點，因此會帶來許多誤解與傷害，包括香港。

的確，香港殖民歷史的悖論正在於：本應意味着殘暴、勞役的殖民制度，在香港的特殊情況下，竟成了英殖時期香港最後的榮光！香港之所以能有高度的法治、自由和人權，恰恰是因為殖民的母國所致！

而且，在彭定康看來，說一個民族國情有異、不配享有與西方國家公民一樣的民主和自由，這無疑是種族主義，是歧視！可中共卻偏偏認定，中國人的質素就是差，不能享有西方的民主與普選投票權。

這當中，究竟誰是種族主義？

《香港日記》插圖中，題為：帝國的落日餘暉

在1997年6月30日香港的告別演說中，彭定康表示：

“如今已沒有人會試圖為帝國主義辯護。現今有意義的，不是我們能否為殖民統治辯護，不是我們能否用當代價值觀來評斷過去數千年歷史，甚至去列舉帝國統治遺留下來的不少好的東西，而是應該探討帝國是怎樣形成的？其原因又是什麼？

說的是。是什麼造就了大英帝國？

19世紀的自由主義歷史學家和帝國主義捍衛者約翰·西利爵士（Sir John Seeley）有一句名言：“大英帝國是在一個心不在焉的情況下建立的。”

解釋一句：帝國的建立，基本上是由於一連串的錯誤、意外、意想不到的後果，以及對這些事情的反應所造成的。

縱觀英國殖民地的歷史，的確印證了這一說法。

你可以認為這是他們為自己歷史上的罪惡開脫。但英國人就是這麼想的。

況且，與世界上其他的帝國殖民地相比，香港對英國來說，實在是太小了。

在彭定康看來，1840年代初葉的炮艦外交，以清廷戰敗告終。清廷必須根據1842年的《南京條約》割讓其領土。但包括當時的英國外交大臣在內的不少人都覺得，那只是一點兒雞毛蒜皮的收穫——港口、幾個零星的島嶼和許多岩礁。他們對中國掠奪規模實在太小的結果充滿失望。

到了19世紀末，英國與日本、德國、俄羅斯、葡萄牙和法國等眾帝國主義列強聯手，從日益頹敗的大清手中奪取了中國大片珍貴的土地。英國獲得了維多利亞港和各島嶼以北的腹地，不過不是以割讓的方式取得，而是改為長期租借。這片新的土地位在九龍以北所謂的“新界”，租借期限為99年。1898年簽訂租約的當時，誰又會想到租約到期的那一天！

99年！太長了。結果，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日曆一張張翻過，殖民地有限的生命在逐漸擴大的陰影中度過。

而它的祖國，在這99年中，其政府不斷瘋狂地扭曲、改變，從清帝統治，經歷民國的嘗試、軍閥的割據與北伐戰爭，到日本入侵，再到國共內戰，最後演變成列寧主義式的中共極權體制。看起來，這個冰封的國家曾有解凍的機會，但最終不過是曇花一現。

儘管香港已從海上的岩礁、孤島和海港如今已經蛻變成了一個令人矚目的國際商業中心，但它不得不面對的無情現實是：香港永遠不會成為一個獨立的城邦，它將成為中國眾多城市中的一員。

有人不理解，英國為什麼要輕易地歸還香港？

對此，彭定康有着清醒的認識：

實際上，香港的發展軌跡證明了,這自始至終都不是一個可行的選擇。原因是這座蓬勃發展的城市，必須仰賴新界的水源、土地、空間和農業才能生存。此外，如果不歸還香港，英國還必須付出承受國際社會譴責的昂貴代價，世人也會將之視為19世紀“不平等條約”的重新抬頭。

只要中國有意，大可隨意排擠香港，或是輕鬆地以武力奪取——因為香港壓根就沒有地堡，但高爾夫球場的沙坑倒是不少（這裡的bunker有雙關之意，既是“地堡”，又是“沙坑”）。

對於香港的發展，尤其是二戰之後的發展，見證了受教育的華人中產階級的成長，華人企業家往往有能力去成功地挑戰那些對華貿易傳統悠久的英國公司，他們對自身公民身份的覺醒也越來越明確。如果沒有“九七大限”，香港與幾乎所有其他的英國殖民地一樣，將隨着帝國欲望和能力的消退而獨立。香港理論上具備一切英國政治和憲法實踐所需要的工具，這些工具包括法治、獨立的司法機關、政治中立的文官體制，以及民選政府。政治人物將由新興國家的公民選舉產生，這個國家已具備自我控制的能力，並被賦予了管理國家的責任，而且必須對人民負責。

但這，正是中共永遠不能允許的。

人們也許會問：英國早幹什麼去了？非要到了無法收拾的地步？

彭定康對此的解釋是：

英國政府以及香港的英國商界也許並不完全反對中國的約束與管理。事實是，二戰過後，倘若港督希望給香港帶來某種程度的民主，一定會受到英國政府的奚落。

儘管文革之後，英國政府也擔憂政治風暴會轉移到香港。但當時他們存在一種高傲鄙視的假設，認為香港人對政治不感興趣，他們只喜歡賺錢。但是，當香港人逐漸成熟時，如果還有人堅稱香港人民不該享有發言權，不該關心那些深遠影響大眾生活的重大議題，那就是無知！

伴隨着“九七大限”的倒計時鐘聲，香港人一方面經歷了一系列令人憂心的事件，像新的政治運動、“八九六四”等等，但另一方面又聽到了鄧小平對香港未來的莊嚴承諾。

香港人在這些啟示面前顯得有些茫然。

當英國開始與北京就香港1997年之後的前途進行談判時，鄧小平推出了“一國兩制”的方案，即：香港99年的租約期滿後，將再次成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中國對其享有主權。然而，中國將允許香港在外交和國防以外的領域都享有高度自治，並允許香港保留現有的生活方式，以及政府和社會運作的方法：資本主義、財產私有制、法治、隨開放社會而來的各種自由（新聞、集會、宗教、查詢）、政治中立的文官體制，以及政府對立法機關的問責制。所有這一切都在中英之間的國際條約中寫得非常清楚。1985年《中英聯合聲明》（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送交聯合國進行登記，其主要承諾成為香港實質上的憲法：全部條款共160條，外加三個附件，由中國在一些香港公民的參與下起草，稱為《基本法》。

英國人相信了，香港人也相信了，全世界的人也相信了。

然而，彭定康對《基本法》的看法更具深度：

這個方案的精妙之處在於，它兼顧了中英雙方在政治和道德上的窘境，而且表面上滿足了香港市民的需求。

不同於英國其他殖民地，香港獨立自此至終都不是選項，這讓英國人必須面對道德上的難堪。而他們在政治上的尷尬之處，是不得不重溫當年大英帝國獲取香港那段不光彩的歷史，儘管這個城市如今已發展為一個繁榮的國際大都市。

對中國而言，政治上的尷尬之處是提醒了世人，中國多年來一直遭受着各國“不平等條約”的屈辱。但更重要的是，它同時也讓人們看到這樣一個事實：當年大多數的香港公民，其實都是逃離現代共產主義暴政的難民！

這是這座城市的第二個重要特徵：一個由難民組成的社會！

1992年，當彭定康到港赴任時，香港人口為580萬，居民來自世界各地，有伊拉克、南亞、美國、澳洲、加拿大、新西蘭、日本、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充滿了國際大都會的特色。

然而，香港的人口除了極少數原居民的後裔外，主要來自中國大陸。他們是國民黨軍隊及官員的家眷和後代，還有1949年中共建政後逃離上海的商界領袖的親屬，正是當年的這些商界領袖，將大陸的成衣及鐘錶製造等產業帶到了香港。他們當年有不少人是為了逃避中共對地主的迫害、大躍進、大饑荒、導致成千上萬死亡的政治迫害，以及無所不在的對所有異議人士進行鎮壓的恐怖和殘酷。他們用游泳、藏匿在船上或者爬越鐵絲網的方式到達香港。

特別是1970年代的“大逃港”，湧入香港這個大英帝國主義壓迫下最後堡壘的移民人數是如此之多，使得當局推出了所謂的“抵壘政策”（Touch Base Policy），也就是說：只要有辦法越過邊境到達市區，找到肯收留的親戚，就可能獲得香港政府核發的香港身分證。

而這些人在到達香港以前，一輩子接受的是“愛國必先愛黨”的觀念洗腦！

這座由難民建立的城市必有終結的一天！

雖然人民接受了統治者對其未來所做的承諾，但人們卻不容異議。儘管香港在大部分時候都有一個立意良善的政府，但英帝國殖民統治者常常給人的印象就是，他們認為香港對中英貿易及兩國全面合作，總是一個不大不小的障礙。

可他們還要面對另一個無法逃避的現實：當年中共迫使如此多的商人階級離開上海，和一波又一波的難民逃到這些中國南方的島嶼上。從某種意義上，香港可說是中國極權主義的產物。

他們擠到貧民窟和臨時安置所，但不久之後，這些地方卻演變成高樓大廈、舢板和龍舟比賽的海港、普通法院及隨之而來的各種自由，並擁有曾被譽為“亞洲最優秀”的警察隊伍。但那是過去的事了。這些人逃離了共產中國，後來又協助中國勇敢向全世界市場開放，幫助中國實現真正的、迄今仍持續大步向前行的經濟發展。

而中國給予他們的回報呢？

由中共執政的中國，現在正着手逐漸摧毀他們的生活方式，其自由一項又一項遭到蠶食，許下的諾言一個又一個遭到違背。

諾言遭到違背，激起全世界的憤慨和爭論。這也許就是《彭定康日記》備受關注的原因之一吧。而香港近兩、三年所發生的事件，最後證明是完全摧毀這個自由社會的嚴重事件。

直到今天，彭定康仍然將擔任港督視為從政生涯中最光榮的時刻。

有人如此評價這位末代總督：

無論你如何評價他對香港的貢獻，我相信沒有任何一位英國政治人物，甚至國際政治人物，會比他更關注這個城市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在此，我們可以重溫20多年前兩個人的說過的話：

彭定康在《1996年施政報告》中坦言：

“我感到憂慮的，不是香港的自主權會被北京剝奪，而是這項權利會一點一滴地斷送在香港某些人手裡。”

而在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典禮上，時任中共總書記江澤民曾宣告：

“1997年7月1日這一天，將作為值得人們永遠紀念的日子載入史冊。經歷了百年滄桑的香港回歸祖國，標誌着香港同胞從此成為祖國這塊土地上的真正主人。”

27年後的今天，人們不禁要問：

今天香港人，有誰認為自己是這塊土地上的“真正主人”？又有誰敢說自己是這塊土地上的“真正主人”？

孰是孰非，顯見。

（文中圖片均引自書籍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