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與拒絕美國救濟糧，看吳晗怎麼說？

　　　　——勘史·五千零八十一

　　《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99頁，有「朱自清一身重病，寧可餓死，不領美國的『救濟糧』」。

　　這大概是我們這代人最早知道的朱自清拒美國救濟糧的事。

　　後來，就漸漸有了〈【黨史故事】朱自清餓死不吃美國救濟糧〉等之類了。

　　前兩年，有文章說朱自清生前常吃藕粉、牛奶，而這些在那個時代算奢侈品；如是，斷定朱自清不窮，非餓死。

　　今日，偶讀到了智效民的〈朱自清的情史與病史 拒絕美國救濟糧曾後悔過〉一文。為了證明朱自清也曾經為拒絕後悔過，智效民引用了朱自清的日記「我在《拒絕‘美援’和‘美援麵粉’》上簽了名，這意味着每月使家中損失六百萬法幣，對全家生活影響頗大；但下午認真思索的結果，堅信既然反對美國扶植日本的政策，就應採取直接的行動，就不應逃避個人的責任。」

　　另，智文中有「1948年1月2日，他在日記中寫道：“胃不適，似痛非痛，持續約十二小時，最後痙攣，整夜嘔水。”幾天后，連藕粉、牛奶也吃不進去了」。雖然「幾天后，連藕粉、牛奶也吃不進去了」，非出自朱自清之手，但多少也旁證了朱自清生前常吃藕粉、牛奶等。

　　再，智文既提到吳晗，又沒太說清朱自清拒絕美國救濟糧及與吳晗的關係，正好我知道吳晗有〈關於朱自清不領美國“救濟糧”〉一文，附於後。

　　看了吳晗的〈關於朱自清不領美國“救濟糧”〉則更可證明，其實不看吳晗的此文，也可看出毛澤東的「朱自清一身重病，寧可餓死，不領美國的『救濟糧』」之說，是言過其實的。

　　所幸，毛澤東是政治領袖，我們沒法要求他不言過其實。而這，與我前幾日的〈劉軍寧算公知嗎？〉一文不同；作為公共知識分子，是絕對不可以言過其實等等的。

　　許，有人要問，你為何對政治領袖放寬標尺？其實，這不存在對政治領袖放寬標尺，而是政治領袖為其政治服務；公共知識分子，則當為全社會或社會中的大部分人服務。服務的對象，不經相同而已。

　　也因此，要證明什麼的話，引用公共知識分子的話與引用政治人物的話是有所不同的。這不同，又是分門別類的。我就不展開了，留給大家思考。

　　在此，我只證明一下不同。比如，要說明魯迅沒有參加過「五四運動」，我的話與孫伏園的話的證明的力度就大不一樣了——我，可能為了《打倒魯迅》而論證魯迅沒有參加過「五四運動」；而孫伏園，一是魯迅的學生、同鄉，二是政治觀點同向、感情又好，因此孫伏園說「五月四日，我參加天安門大會以後，又參加了示威遊行。遊行完了，我便到南半截胡同找魯迅先生去了，我並不知道後面還有『火燒趙家樓』的一幕……」，「魯迅先生詳細問我天安門大會場的情形，還詳細問我遊行時大街上的情形……一九一九年他並沒有在大學兼任教課……」等，就可準確地證明魯迅沒有參加過「五四運動」。

　　其實，我前幾日的〈劉軍寧算公知嗎？〉一文，很重要。雖，怎樣行文、用什麼樣的情緒行文等等，都是各人自己的事，然，有的人將成為歷史，而有的人的文將成為廢紙……之原因，卻皆概於其中。

　　　　　　　　　　　　　　顧曉軍 2024-5-6

【附】吳晗：關於朱自清不領美國“救濟糧”

    “朱自清一身重病，寧可餓死，不領美國的‘救濟糧’”（《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99頁）我對這件事特別感到親切、悲憤。事隔十幾年了，現在讀到這幾句話，當時情景還歷歷在目。所謂“救濟糧”是這麼一回事：1948年6月間，當時國民黨政府的法幣像大江東下一樣，時時刻刻在貶值，買一包紙煙要幾萬塊錢。教授的薪水月月在漲，但法幣貶值更快，物價漲得更快，原來生活比較優越的教授們，此時也和廣大人民一樣難以生活下去。特別是家口眾多的人，生活更為困難。國民黨政府也知道人民的怨恨，特別是高等學校知識分子，他們更是對這種情況忍受不下去。於是便耍了一個手法，發了一種配購證，可以用較低的價格買到“美援的麵粉”。也正當這個時候，美國政府積極扶助日本，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對中國人民發出誣衊和侮辱的叫囂。一面是廉價收買，一面是扶植日本，侮辱中國人民。我們一些人商量了一下，要揭穿國民黨政府的陰謀，抗議美國政府的侮辱，發表一個公開聲明。

    聲明是這樣的：

    為反對美國政府的扶日政策，為抗議上海美國總領事卡寶德和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對中國人民的誣衊和侮辱，為表示中國人民的尊嚴和氣節，我們斷然拒絕美國具有收買靈魂性質的一切施捨物資，無論是購買的或給與的。下列同人同意拒絕購買美援平價麵粉，一致退還購物證，特此聲明。

           三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聲明寫好了，要徵集簽名，也和往常一樣，決定每人負責聯繫若干人，年紀大一點的教授多半是歸我跑腿的。我拿着稿子去找朱自清先生。當時，他的胃病已很重了，只能吃很少的東西，多吃一點就要吐，且面龐瘦削，說話聲音低沉。他有許多孩子，日子過得比誰都困難。但他一看完稿子，便立刻毫不遲疑地簽了名。他向來寫字是規規矩矩的。這他還是用顫動的手，一筆不苟地簽上了他的名字。於此，也應該交代一筆，1946年從昆明回到清華園以後，他的態度有了顯著的改變，不再沉默了。他反對內戰，討厭國民黨。對共產黨的看法也開始改變了，他曾在公開集會上朗誦解放區的詩歌，有時候還和學生們一起化裝扭秧歌，弄得滿頭是汗。在反對美國反對國民黨的一些宣言、通電、聲明等等的鬥爭中，我總是找他。他一看見我，也就明白來意，“是簽名的吧？”看了稿子，就寫上自己的名字。就我記憶所及，大概十次中有八九次他是簽名的。也有不簽的時候，原因是文字的火氣大了一些。這次，我也曾找了另外一些教授，都是平時比較熟的，或是住在附近的，大多數簽了名，但也碰過釘子。有個教授只有三個孩子，但他的答覆很乾脆：“不！我還要活！”朱自清的胃病是餓出來的，家裡人口多，要他養活。在昆明的後期，有人算過帳，我們這類人的薪水折合戰前的銀元僅約十幾元錢。

    朱自清對政治是關心的，但不大發表意見，可說是溫文爾雅，沒有火氣。抗戰時期，消息被國民黨封鎖了，對於國民黨對日本帝國主義消極抗戰，對共產黨卻積極摩擦，掀起幾次反共高潮的真實情況，大後方的人們是不清楚的。他認為只要抵抗，生活過得苦一些也應該，很少發牢騷。昆明的許多政治活動，他雖然同情，但很少參加。到了國民黨反動派暗殺了聞一多，他感到極大憤慨。復員回到北平以後，又看到美帝國主義幫助國民黨發動內戰，大打特打，他的態度變了，在美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派面前站起來了，除了很少幾次的例外，他參加到我們的行列里來了。有幾件事值得提出，一件是他對編纂《聞一多全集》的努力，我在全集的跋文中曾指出：

    佩弦先生是一多十幾年來的老友和同事，為了這部書，他花費了一年的時間，搜集遺文，編綴校正。擬定了目錄……一句話，沒有佩弦先生的努力，這集子是不可能編輯的。

    在當時，編印一多全集這一舉動，就是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抗議和譴責。相反，和有些人相比，這些人曾經是一多的同班或者舊時同學，有二三十年的交誼，但在一多死後，卻從來沒有關心過這件事，也沒有寫一篇紀念的文字。另一件是他對青年學生的愛護。舉一個例子，有一回他系裡的兩個學生打架，一個是民主青年同盟的，一個是國民黨三青團的。打架的原因當然是政治性的，兩人都到老師面前告狀。自清先生怕民青這位同學吃虧，背地裡勸他讓一點。我在知道這件事情以後，便寫一封信提出意見，請他要考慮政治上誰對誰不對，大概措辭的口氣尖銳了一些。第二天他就到我家裡來了，非常認真嚴肅地說明他的用意，春秋責備賢者，他說了進步的學生幾句，目的是為了保護他，免遭三青團的報復，同時，他也同意我的意見是正確的。事後我把這情況告訴了民青的同學，這個同學也很感動。他對國民黨特務統治的反對，雖然沒有大聲疾呼，卻也可以從我親身接觸的一件事看出來。這時候，國民黨反動派為了挽救瀕於死亡的命運，加強了對高等學校的特務控制。為了抗議，我寫了一篇學術論文《明初的學校》，說的是明初，罵的是國民黨反動派，送給學校刊物《清華學報》發表。學報的編輯有些是國民黨員，他們當然不肯發表，認為這不算學術性文章。我和自清先生談起，他也是學報的編輯委員，寫信給主編，極力主張發表，終於發表了這篇文章。從這件事，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感情的變化。

    由於他被胃病長期折磨，身體過度衰弱，但他也明白天快亮了，烏雲就要過去了，好日子要來到了。他感到欣慰，在自己的書桌上玻璃板下，寫了兩句詩：“但得夕陽無限好，何須惆悵近黃昏。”是從唐人李商隱詩“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套來翻案的。這兩句詩十分貼切地表達了他當時的心情。

    7月23日，在清華大學工字廳舉行“知識分子今天的任務”的座談會，這是他最後一次參加的政治活動。我親自到他家請他，和他一起漫步從北院走到工字廳。他走一會兒，停一會兒，斷斷續續地對我說：“你們是對的，道路走對了。不過，像我這樣的人，還不大習慣，要教育我們，得慢慢地來。這樣就跟上你們了。”開會時他也發了言，主要一段話也還是這個意思，他說：“知識分子的道路有兩條：一條是幫凶幫閒，向上爬的，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都有這種人。一條是向下的。知識分子是可上可下的，所以是一個階層而不是一個階級。要許多知識分子都丟開既得利益，是不容易的事。現在我們過群眾生活還過不來。這也不是理性上不願意接受，理性是知道應該接受的，是習慣上變不過來。”

    自清先生在理性上知道要丟開既得利益，要過群眾生活，他又進了一步了，這是大踏步前進的一步。他拒絕購買美援麵粉，在簽了名以後，這天的日記記了這件事：6月18日，此事每月須損失600萬法幣，影響家中甚大，但余仍定簽名。因余等既反美扶日，自應直接由己身做起。由此可以看出他的決心。

    不止如此，在逝世前一天，他還告訴他夫人：“有一件事得記住，我是在拒絕美援麵粉的文件上籤過名的！”自清先生是舊時代知識分子中的典型人物，他曾經是自由主義者，他不大喜歡參加政治活動，特別是比較激烈、鬥爭性較強的政治活動。但是，他具有正義感，隨着國民黨和美帝國主義對中國人民奴役、壓迫的加強，和向中國人民的武裝挑釁、屠殺、鎮壓，他畢竟忍受不住了。他說話了，行動了，通過文化生活、朗誦詩歌和扭秧歌，表明了他的態度。

    另一方面，他堅決不走中間路線，第三條道路，當時有人要他參加國民黨辦的中間路線刊物《新路》，他堅決地拒絕了。但是他卻帶病參加了我們的座談會。

    他明辨是非，愛憎分明，在衰病的晚年，終於有了明確的立場，抬起頭來，挺起脊梁，寧肯餓死，堅決拒絕敵人的“救濟”，這種品德，這種氣節，是值得我們今天學習的。"我們中國人是有骨氣的。許多曾經是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的人們，在美國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派面前站起來了。”（《毛澤東選集》第4卷，1499頁）毛澤東同志讚揚了聞一多、朱自清的骨氣，說“應當寫聞一多頌，寫朱自清頌”，這是我們未死者，特別是一多先生和自清先生生前戰友的責任。這種表現我們民族的英雄氣概的頌歌，還有待於未來。這一篇文字，只能算是重讀《別了，司徒雷登》一文所引起的一些回憶罷了。

    （選自《世紀清華》莊麗君主編光明日報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