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與懷：莫言論爭之我見 |
| 送交者: 萬維網友來稿 2024年05月09日01:11:59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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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維（Creaders.net）網友何與懷來稿： 2016年11月30日，中國文聯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國作協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習近平在開幕式上發表演說。莫言也像所有與會作家藝術家一樣，在此次會上表態，發言說：
“習總書記的講話內容豐富，充滿了藝術辯證法，充滿了科學精神，聽後很受鼓舞。習總書記關於文藝的講話能夠讓文藝工作者感覺到，讀到會心處想拍案而起，有心領神會之感，感覺到我們心裡有很多話，還沒來得及說，就被他用非常精闢的話語概括出來了。我想，這都是因為他的確是一個博覽群書的人，一個具有很高的藝術鑑賞力的人，是一個內行。”
莫言如此肉麻吹捧這個習總，讓人感到很不是滋味；不過，如果再看看他三年多前有一次是如何評論人們對毛澤東的評論的，那更只有“憤怒”二字。 那是2013年4月21日，莫言應邀在中共中央機關“強素質·作表率”讀書活動四周年紀念活動上作主題演講。在這個題為“文學創作漫談”演講中，他竟然大放厥詞，說：
“現在有很多人在否定毛澤東，在把他妖魔化，把他漫畫化，但我想這是在蚍蜉撼大樹。他的《實踐論》和《矛盾論》你能否定得了嗎？他的《論持久戰》你能否定得了嗎？你可以不喜歡他的詩歌，但他的那種胸襟，那種氣勢，你能寫得出來嗎？你可以不喜歡他的書法，但你能寫出他的那種龍飛鳳舞、狂飆一樣的字體嗎？ 一位偉大的歷史人物，現在有些人去把他醜陋化、漫畫化、魔鬼化，是缺少理智的。現在誰要肯定毛澤東，是要冒着很大的風險的。現在一些所謂的‘教授’，所謂的‘公知’扮演了一種高於一切的角色，認為自己就是良知的代表，就是正義的化身，實際上十分可笑。”
的確，如果是一般作家，就憑這兩個發言，完全可以定性了，不必浪費口舌再加以討論了。但他是莫言，是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的榮獲者，我感到還有探討一下的必要。
2012年12月10日，諾貝爾頒獎典禮在斯德哥爾摩音樂廳舉行。莫言從瑞典國王的手裡接過了諾貝爾獎證書、獎章和獎金支票。
瑞典畫家約翰·斯滕堡（John Stenborg）為莫言設計的獲獎證書。
一. 莫言榮獲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一開始曾讓中共官方欣喜若狂，其高度肯定與對2000年諾貝爾文學獎榮獲者高行健以及頒獎者瑞典學院的瘋狂攻擊形成反差極大的對比。
2012年10月11日，瑞典皇家科學院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宣布中國作家莫言獲得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消息傳來，在第一時間裡，主管中共意識形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對莫言獲獎表示祝賀。祝賀信中說：“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既是中國文學繁榮進步的體現，也是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不斷提升的體現。”
有中共中央領導的認可，跟着自然是各級領導飛快的熱烈祝賀。文化部部長蔡武致莫言的賀信說：“莫言同志以卓著的文學創作成果，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和認可。這是值得我們中國作家、藝術家自豪的事。”中國作家協會認為：“莫言的獲獎，表明國際文壇對中國當代文學及作家的深切關注，表明中國文學所具有的世界意義。”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指出：“莫言的小說創作，一直葆有深邃的人性深度與持續的反思精神，總在歷史與個人的互動關係中，探悉各色人等的命運走向。……這些追求，使得您的筆下的一切，都是人之情性與民族精神相貫通的個人化呈現與藝術化象徵。您當之無愧地屬於當代中國作家一流群體中最為傑出的一位。”中國小說學會在致莫言的賀信中說：“我們認為，您的意義，不只在於您代表中國作家第一次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同樣在於您在文學創作中所表現出的虔敬態度和所投注的巨大熱情，在於您對文學的世界所做的廣袤而深厚的開掘，以及對小說敘事藝術的無限可能性、對於漢語言的詩性魅力的努力探索和高度造詣上。” 莫言獲獎讓中共官方欣喜若狂，最早最高也是最離譜的稱讚來自中共權力中心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他竟然把莫言獲獎看作中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不斷提升的體現”。這顯然把一個文學事件提高到無以復加的宏大的國家政治層面了。 這是中共的標準作業。人們因此不能不想到十二年前的那次大批判大攻擊。高行健文學成就非凡，2000年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他，以表彰“其作品的普遍價值、刻骨銘心的洞察力和語言的豐富機智，為中文小說藝術和戲劇開闢了新的道路”。可是，高行健卻被中共視之為敵人，遭其猛烈攻擊。
高行健1996年到悉尼時的合照（左起：何與懷、高行健、陳順妍）。 中共還連帶猛烈批判、攻擊頒獎者瑞典學院。當年《人民網》專稿指責2000年諾貝爾文學獎“違背了諾貝爾遺囑”，“是諾貝爾獎金的大貶值”。中國作家協會一口咬定，高行健之所以獲獎，“不是從文學角度評選，而是有其政治標準”。中共外交部發言人也幫腔說：“諾貝爾文學獎已經被用於別有用心的政治目的，不值一評”，“有不可告人的政治圖謀”。《人民日報》特地發表了評論員文章，長長的題目：《將“諾貝爾文學獎”授予高行健嚴重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文中竟然如此破口大罵，充滿火藥味：
“在斯堪地那維亞半島上的瑞典文學院里，一場鬧劇正在上演。一小撮對中國人民懷有極不健康心理的所謂文學專家，不顧中國人民的強烈反對，將新世紀第一個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現居法國的華裔‘作家’高行健。瑞典文學院的倒行逆施，極大地傷害了中華民族的感情，這是對12億中國人民的嚴重挑釁。……我們可以認定，瑞典文學院是一貫反動，一貫敵視紅色政權，一貫敵視中國人民的徹頭徹尾的反動組織。把諾獎頒給高行健再一次驗證了瑞典文學院的醜惡嘴臉和反動本質。”
二. 很快，中共官方發現祝賀莫言不啻吞下了死蒼蠅，這隻死蒼蠅是如此地噁心——至關重要的給莫言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獎辭中文譯本竟然不能全文公布。這也算諾貝爾文學獎甚至世界文學史上一個令人極其鄙視的笑話了。
當年莫言被宣布獲獎後，中共官方在第一時間裡就大肆慶祝，其思想邏輯不難理解。比對一下，同是獲得諾獎，原先那個高行健，“六四”後宣布退出共產黨，譴責中共製造“六四”屠殺，又去了法國成了“叛國者”，十足一個反共作家；而莫言就不同了，是黨員又是軍銜少校的軍隊作家，更是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委員會的副主席，妥妥的“趙家人”，是真正的自己人第一次榮獲諾獎。但是，很快，中共官方發現吞下了死蒼蠅，這隻死蒼蠅是如此地噁心——至關重要的給莫言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獎辭中文譯本竟然不能全文公布。這也算諾貝爾文學獎甚至世界文學史上一個令人極其鄙視的笑話了。
這是頒獎辭英文本的開頭。 當年12月10日，諾貝爾文學獎評獎委員會在頒獎典禮上發表《頒獎詞》，介紹莫言的主要作品，並闡述該委員會決定授予莫言文學獎的原因。中共官方媒體在報道時，卻不得不整段整段刪掉批評共產黨洗腦宣傳篡改歷史的部分，刪除了頒獎詞中所有對中共不利的字句，使頒獎詞完全變味，此外，對勉強出示的部分也故意翻譯得面目全非，語義不詳，讓人看不懂。 根據資料，被中共官方媒體刪除的頒獎詞段落包括： “中國在二十世紀中的暴虐，也許前所未有如此赤裸地呈現在他那些英雄、戀人、施虐者、強盜，特別是堅強無畏的母親的故事之中。他向我們展示了一個沒有真理、常識、憐憫的國度，以及那裡魯莽、無助和荒唐的人們。” “莫言的小說《酒國》中，極品佳餚是烤三歲童子肉。只有男童能入膳；被忽視的女童反而得以生存。這一諷刺指向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令天文數字的女嬰被流產：重男輕女，女孩連被吃的資格都沒有。莫言還就此話題寫了一部完整的小說《蛙》。” “莫言所描述的過去，不是共產主義宣傳畫中的快樂歷史，而是他用誇張、模仿以及神話和民間故事的變體，對以往那五十年的宣傳作出了令人信服的嚴苛的修正。” “莫言為反抗所有不公行為的低微個體打抱不平，無論是日本侵略，還是毛主義的恐怖，以及今天的狂熱生產至上。”
諾獎評審會主席帕.瓦斯特伯格宣讀的這篇頒獎詞開頭至關重要的一段當然也刪掉了：
“莫言用譏諷和嘲弄的手法向篡改的歷史及政治虛偽和被剝奪後的貧瘠發起攻擊。他用戲弄和不加掩飾的快感，揭露了人類生活的最黑暗方面，在不經意間摸索出具有強烈象徵意義的形象。”
2012年12月8日，莫言在瑞典學院發表文學演講，主題為“講故事的人”。
莫言接受頒獎之後和太太合照。
儘管中共肆無忌憚刪改，給莫言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獎辭慢慢地也在中國流傳開來，並在圈內激起很大反響。有一位作家在微博中就稱讚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委們“不是吃素的”。她寫道，“這也讓我們反思，我們對作品中的時代和人物的理解有這麼深刻嗎？我們是否是一個閱讀貧乏而浮躁的民族？是否是一個不懂得尊重智者不懂得反思和自省的民族？” 當然，她也和其他一些同行一樣，雖然大致認可諾貝爾獎的評委們的“深刻”，但在中共的高壓統治的社會環境下，仍然不敢對其何以“深刻”做出進一步的分析。 他們咬定，給莫言的頒獎詞是西方政客污衊中國的有力證據，這是對中國的貶損，對中國的嘲弄，對中國十四億人民的挑釁。 他們說，從這個頒獎詞中，西方人的政治傾向和意圖是如此露骨、如此直接地展示了出來。他們需要並鼓勵中國文藝工作者來創作“反抗”的作品。他們需要棋子。 他們認為，西方反華勢力慷慨褒獎莫言，是因為在莫言筆下，他們看到了他們想要看到的中國，而莫言迎合了他們。抹黑中國的人和文字，西方人卻如捧香腳一樣。看了這個頒獎詞，一切不言自明。意識形態的鬥爭從來就沒有停止過，樹欲靜風不止。 他們說，文學是政治的延伸，是人類戰爭的一部分。一些人故意散布文學無國界、文學無立場，居心叵測。頒獎詞可不是隨便說說的，險惡用心昭然若揭。研究莫言就從頒獎詞入手。把頒獎詞和莫言放在一起去研究，加以分析之後，就能得出“正確結論”，莫言為何樣人，也就顯而易見了。 於是，罪名確實了：莫言為西方反華提供炮彈，人們必須記住這個可恥的“大師”！
三. 莫言文學成就有目共睹，他榮獲諾貝爾文學獎並非意外。這是文學的勝利。
當年中共當局一些人把高行健獲獎看作“是諾貝爾獎金的大貶值”，“有不可告人的政治圖謀”；而莫言獲獎一下子又變成了中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不斷提升的體現”，顯然不懂諾貝爾文學獎甚至可說根本不懂文學，固然貽笑大方；而相隔十二年兩次對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以及獲獎者高行健和莫言的攻擊批判，其橫蠻荒謬，卑鄙惡劣，世間罕見，也是自取其辱。 歷史上，諾貝爾文學獎評審委員會有看走眼的時候，有評審不當的時候，但這兩次，我個人感覺都很不錯，評委的確“不是吃素的”。莫言獲獎後，我就發表過《並非意外的成就》和《文學的勝利》等文章，表示祝賀與讚許。事實上，高行健獲獎後兩年，莫言和他的英文譯者、美國聖母大學講座教授葛浩文（Howard Goldblat）來訪悉尼的時候，我就當面對莫言說他可能十年左右獲得諾獎，我有幸言中了。
這是當年的合照。
莫言的英文譯者、美國聖母大學講座教授葛浩文（Howard Goldblat）來訪悉尼的時候和本文作者的合照（中為陳順妍）。 其實，莫言文學成就有目共睹，他榮獲諾貝爾文學獎並非意外。當年，莫言才五十七歲，竟寫了十一部長篇、三十部中篇、八十個短篇。在這之前，他已經獲獎無數： 1987年，《紅高粱家族》獲第四屆全國中篇小說獎；1988年，獲“聯合文學獎”；1996年，《豐乳肥臀》獲第一屆“大家·紅河文學獎”；2000年，《紅高粱家族》獲《亞洲周刊》20世紀中文小說100強第十八名；2001年，《紅高粱系列》獲《今日世界文學》七十五年來全世界四十部傑出作品；2001年，《紅高粱系列》獲第二屆“馮牧文學獎”；2001年，《檀香刑》獲聯合報讀書人年度文學類最佳書獎；2001年，《酒國》獲法文版法國“儒爾.巴泰庸外國文學獎”；2003年，《檀香刑》獲第一屆“鼎鈞雙年文學獎”；2004年，獲“茅台杯人民文學獎”；2004年，獲法國“法蘭西文學與藝術騎士勳章”；2004年，獲第二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傑出成就獎”；2005年，獲第三十屆意大利“諾尼諾國際文學獎”；2005年，《四十一炮》獲第2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傑出成就獎”；2006年，獲“福岡亞洲文化獎”；2007年，《生死疲勞》獲“福星惠譽杯”優秀作品獎；2008年，《生死疲勞》獲第2屆“紅樓夢獎”；2011年，《蛙》獲第八屆“茅盾文學獎”。 所獲獎項五花八門，有來自中國國內的，有來自世界不同國家的，各種獲獎原因在檔案上都寫得很清楚。 例如，“馮牧文學獎”指出：“莫言以近二十年持續不斷的旺盛的文學寫作，在海內外贏得了廣泛聲譽。……《紅高粱》以自由不羈的想象，汪洋恣肆的語言，奇異新穎的感覺，創造出了一個輝煌瑰麗的莫言小說世界。” 法國“儒爾.巴泰庸外國文學獎”說：“由中國傑出小說家莫言原創、優秀漢學家杜特萊翻譯成法文的《酒國》，是一個空前絕後的實驗性文體。其思想之大膽，情節之奇幻，人物之鬼魅，結構之新穎，都超出了法國乃至世界讀者的閱讀經驗。這樣的作品不可能被廣泛閱讀，但卻會為刺激小說的生命力而持久地發揮效應。” “鼎鈞雙年文學獎”認為：“從《透明的紅蘿蔔》開始，莫言的創作一直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究其根本，應該歸諸於莫言的感覺方式有着深厚的地域和民間淵源。《檀香刑》是這樣一個標誌：民間淵源首次被放到文源論的高度來認識，也被有意識地作為對近二三十年中國小說創作宗從西方話語的大格局尋求超越和突破的手段加以運用；同時，作者關於民間淵源的視界進一步開拓，開始從抽象精神層面而轉化到具體的語言形式層面，從個別意象的植入發展到整體文本的借鑑。” “法蘭西文學與藝術騎士勳章”頒獎者這樣讚揚莫言：“您寫作的長、短篇小說在法國廣大讀者中已經享有名望。您以有聲有色的語言，對故鄉山東省的情感、反映農村生活的筆調、富有歷史感的敘述，將中國的生活片段描繪成了同情、暴力和幽默感融成一體的生動場面。您喜歡做敘述試驗，但是，我想最引起讀者興趣的還是您對所有人物，無論是和您一樣農民出身的還是所描寫的幹部，都能夠以深入淺出的手法來處理。” “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傑出成就獎”指出：“莫言的寫作一直是當代中國的重要象徵之一。他通透的感覺、奇異的想象力、旺盛的創造精神，以及他對敘事藝術探索的持久熱情，使他的小說成了當代文學變革旅途中的醒目界碑。……他的文字性格既天真又滄桑；他書寫的事物既素樸又絢麗；他身上有壓抑不住的狂歡精神，也有進入本土生活的堅定決心。這些品質都見證了他的複雜和廣闊。……他的努力，極大地豐富了當代文學的整體面貌。” 意大利“諾尼諾國際文學獎”認為：“莫言的作品植根於古老深厚的文明，具有無限豐富而又科學嚴密的想象空間，其寫作思維新穎獨特，以激烈澎湃和柔情似水的語言，展現了中國這一廣闊的文化熔爐在近現代史上經歷的悲劇、戰爭，反映了一個時代充滿愛、痛和團結的生活。” 日本“福岡亞洲文化獎”讚嘆說：“莫言先生是當代中國文學的代表作家之一，他以獨特的寫實手法和豐富的想象力，描寫了中國城市與農村的真實現狀，作品被譯成多種語言。莫言先生的作品引導亞洲走向未來，他不僅是當代中國文學的旗手，也是亞洲和世界文學的旗手。” “茅盾文學獎”指出：“莫言的《蛙》……以多端視角呈現歷史和現實的複雜蒼茫，表達了對生命倫理的思考。敘述和戲劇多文本的結構方式建構寬闊的對話空間，從容自由、機智幽默，體現作者強大的敘事能力和執著的創新精神。”
四. 文學的真實性是文學的生命。真實始終是文學顛撲不破的最基本的品格，不僅僅是文學的價值判斷，也同時具有倫理的涵義。莫言榮獲的所有獎項都是以這個最高標準來檢驗並認可他的文學成就。
眾所皆知，文學的真實性是文學的生命。莫言的小說顯然體現了這個文學本性，真實地揭露了中國社會人間百態。 就拿那段被中共媒體刪除的諾獎頒獎詞所評論的兩部莫言長篇《酒國》和《蛙》來說吧。
《酒國》首次出版於1992年。莫言在作品中繼續沿用其“鄉土性寫作”和“魔幻現實主義”的寫作風格，打破傳統，通過三條線索進行寫作和交代，在敘事實驗方面進行大膽嘗試和創新，形成了該小說文本結構特色。小說主線是特級偵查員丁鈎兒奉命到酒國市去調查地方官員烹食嬰兒的犯罪案件。但到酒國市的人沒有能經得起誘惑的，這位特級偵查員在權力、美酒和女人之間周旋的過程中最後醉酒淹死在茅廁里。他的墓志銘刻着：“在混亂和腐敗的年代裡，弟兄們，不要審判自己的親兄弟。” 小說動筆於1989年9月。觸發莫言靈感因而動筆的是一篇刊登在某家報刊的文章《我曾是個陪酒員》。文章撰寫者發現自己是個永遠喝不醉的人，結果被調到礦山黨委，專陪幹部出席酒宴，深得領導寵愛。莫言原想只寫部五萬字的中篇，只寫酒，寫這奇妙的液體與人類生活的關係。但當寫起來莫言才知曉這是不可能的：當今社會，許多大大小小的事情決定於觥籌交錯之間，喝酒已變成鬥爭，酒場也變成了交易場，由酒場深入進去，便可發現這個社會的全部奧秘。於是《酒國》的諷刺和批判鋒芒越寫越尖銳。莫言自己表明：此書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對官場腐敗現象批判的力度最大的一篇小說，可是“現在批評界的領袖們喜歡的是‘優雅’和‘高尚’的東西，我的作品不符合他們的標準”。 中國酒文化的醜惡和危害在中共治下的這個國度早已發展到驚人的地步，這是不爭的現實。《酒國》藉助“酒”來抨擊中共官場的腐敗，毫無疑問具有強烈的現實批判意識。但誰敢說它不真實？
《蛙》這部是莫言醞釀十餘年、筆耕四載、三易其稿、潛心打造的一部觸及國人靈魂深痛的長篇力作。它將視角定格在近六十年波瀾起伏的鄉土中國生育史，通過書中鄉村女醫生姑姑的人生變遷，大膽探討生命及一系列社會矛盾熱點，毫不留情地剖析了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卑微的靈魂。 姑姑一面行醫，一面帶領自己的下屬們執行中共計劃生育政策——讓已生育的男人結紮，讓已生育的孕婦流產，成了心頭兩件大事。在執行這個“基本國策”的過程中，許多觸目驚心的事件發生了。就姑姑來說，她親手結束了二千多名胎兒的性命。晚年時，姑姑深感自己罪不可恕，內心充滿罪惡感。為了能夠彌補和懺悔自己心中的罪惡感，她嫁給了泥塑大師，和丈夫一起通過捏泥娃娃的方式來贖罪。但這種方法無疑是蒼白的，並沒有讓她罪惡的內心得到一絲好轉。因為心靈上的巨大痛苦，她患上了失眠症，最後導致神智失常，時常身披黑袍，像幽靈一樣在暗夜中遊蕩。晚上一片蛙叫聲里，有一種怨恨，一種委屈，仿佛無數死去的嬰兒精靈在控訴…… “作家要寫靈魂深處最痛的地方。”莫言在不同的場合接受不同的訪談時都一再提到這句話，可以看成他寫作的根本動因，也是他小說想要描述和揭示之處。所謂“靈魂深處最痛的地方”，如論者所說，就是寫作對象在某個層面上真正進入莫言的精神世界，並且深深地使他感到揮之不去的痛苦，不寫出來便難以疏解。具體到《蛙》這部長篇，是中共計劃生育政策在中國社會引發的一系列問題，涉及到了政治、經濟、人倫道德等諸多方面，已經深深地震撼到莫言。這些問題，不僅是他人的痛苦，也與莫言自己的家族息息相關（莫言的姑姑確實是他寫《蛙》時的模特，當然小說中的姑姑，與現實生活中的姑姑有着天壤之別）。《蛙》指向中共愚昧、蠻橫、罪惡、毫無人道的獨生子女政策。書名“蛙”與“媧”同音，本身就是一重隱喻。原始時代古人搞不清自己是從哪裡來的，於是從蛙卵中想象出自己的身世。“女媧摶土造人”的傳說，正是基於這樣的想象而來。“蛙”是生命、繁殖的隱喻，是人類長河中不斷延續香火的象徵。而中共的獨生子女政策不啻是扼殺生命。現在中共猛然醒悟，發覺它這個方針政策後果極其嚴重。它從不久前堅決的“一家一子”到現在鼓勵多生到三孩，但為時已晚，老的已經生不出年經的不想生，中國已經面臨嚴重的人口危機。人們都說，儘管不敢說搞明白了中共的計劃生育問題就等於搞明白了中國，但如果不搞明白中共的計劃生育問題，那就休要妄言自己明白了中國。莫言的《蛙》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解說。 真實始終是文學顛撲不破的最基本的品格。文學觸及真實，既將大千世界各色人等悉盡展示，同時也將自我袒裎無遺。筆下是否真實同時也意味下筆是否真誠，真實不僅僅是文學的價值判斷，也同時具有倫理的涵義。作家把握真實的洞察力，對真實的正視與真誠，決定作品品格的高低，決定作品擁有力量的大小。莫言的作品充分證實了這一點。他的作品裡確實出現了許多對社會陰暗面的揭露，那犀利的筆觸記錄的，是文學作品，更是中國半個世紀歷史風雲跌宕起伏下的人間百態。正是這樣大膽地直面人性的逼真描寫，才讓作品擁有了靈魂。
五. 被諾獎頒獎辭讚譽為莫言最“卓越的小說”的《豐乳肥臀》是一部波瀾壯闊的民間史詩性大書，表現莫言的“狂妄的野心”。
在給莫言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獎辭中，《豐乳肥臀》被讚譽為莫言最“卓越的小說”（most remarkable novel）。
的確，莫言1995年創作的這部長篇是一部從抗日戰爭一直到改革開放之後的波瀾壯闊的民間史詩性大書。全書主要刻畫了一個偉大母親形象，這位母親上官魯氏悲劇色彩的一生，是莫言對大時代背景下母女親情與現實利益強烈衝突的形象化展示。 莫言在作品新版自序中寫道：“書中的母親，因為封建道德的壓迫做了很多違背封建道德的事，政治上也不正確，但她的愛猶如澎湃的大海與廣闊的大地。”為了可以生下兒子，魯氏不惜與六名不同的男子發生關係，裡面除了魯氏的姑父，還有土匪、郎中、屠夫、和尚、逃兵。可惜依舊沒有生下兒子，此時的魯氏已經懷過七個孩子了，整個上官家族和魯氏自己都期盼着有一個兒子降臨。幸虧最後生出來一個兒子，但是這個孩子依舊不是上官家族親生的，是上官魯氏和一名國外的牧師所生，這一胎生下了雙胞胎，一男一女，姐姐取名為玉女，弟弟取名為金童。上官金童的出生可能是這個家族希望的開始，在家裡備受寵愛，但也給這個家庭帶來巨大的災難。位於故事中心的，是母親那位承載苦難的民間女神。母親用奶水餵養女兒和女兒們的子女，在戰亂中保護孩子們避難、逃荒……大起大落中，母親始終如堅硬的河床承受着一切，保護着一切，見證了戰爭與飢餓，也見證了荒唐與揮霍。 上官魯氏這位飽經苦難的母親和她的八個子女構成的龐大家族中，七個女兒跟着她們愛上的男人加入不同的政治勢力，姐妹親屬貫串體現了中國二十世紀上層政治權力和低層社會民間勢力。莫言通過描寫家庭來反映中國政治氣候的變遷，也表現了他對於女性的愛戴、同情和讚頌。讀者發現，在這裡，愛與欲、生與死、鮮血與肉體、饑渴與奢侈，都以超自然的能量爆發出來，二十世紀中國的瘋癲歲月在這個龐大家族的內部投射出角逐與廝殺、親情與背叛、犧牲與冷漠、榮耀與恥辱。 小說中，對毛澤東異想天開在1958年搞的“大躍進”，莫言重現了當年許多匪夷所思的事情。他揶揄革命派妄圖拿公兔給母羊配種的偽科學試驗，而在當時，凡對此類事情表示懷疑的人都會被打成右派。小說的結尾為新資本主義勃興的九十年代，那時候某些靠出售美容品發了大財的騙子們仍妄圖通過雜交的方法養出鳳凰。 對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的大饑荒，書中更有許多令人錐心的細節描寫。“當女人們餓得乳房緊貼在肋條上，連例假都消失了的時候，自尊心與貞操就已經不復存在了。”這是莫言在小說中所寫的文字。那個時候，這一家人的生活屬實是沒有任何的希望，想活下去都是難上加難。有一個細節：母親在工房工作的時候，不允許自帶糧食回去，她為了養活孩子們竟然將豆子直接生吞下去，回到家之後再摳吐出來，洗淨之後再給孩子們吃…… 全書貫穿了女性視角。莫言說，母親去世後，他悲痛萬分，決定寫一部書獻給她，就是這本《豐乳肥臀》。因為胸有成竹，因為情感充盈，他僅用了八十三天，便寫出了這部長達五十萬字的小說初稿。在這本書裡，他“肆無忌憚地”使用了與他母親的親身經歷有關的素材，但書中的母親情感方面的經歷，則是虛構或取材於高密東北鄉諸多母親的經歷。在這本書的卷前語上，莫言寫下了“獻給母親在天之靈”的話，當然，這本書實際上是獻給天下母親的。莫言說這是他“狂妄的野心”，就像他希望把小小的“高密東北鄉”寫成中國乃至世界的縮影一樣。 不用說，莫言的作品不符合中共要求的“主旋律”，也註定讓一些滿心以為“歲月靜好”的人失望。但無可否認，這部小說嚴肅，誠摯，富有象徵意義，對中國百年歷史具有很高的概括性。作者以一貫超乎常人的想象力和東方超現實主義的筆法，以樸素的小人物為載體，描繪了一幅散發神秘色彩的鄉村圖景，充滿對紛亂變革時代的展示，並展現他對親情與人性的反思，發出振聾發聵的時代之音。人們說，這是莫言小說的突破，也是對中國當代文學的一次突破。莫言也這樣告訴世人：“你可以不看我所有的作品，但你如果要了解我，應該看我的《豐乳肥臀》。”
六.《生死疲勞》布置了一個魔幻境界，對中共建政後五十年全部措施作了全方位的揭露和批判。
《生死疲勞》於2006年出版，這是一部中國鄉村社會的龐雜喧譁、充滿苦難的蛻變歷史，也是莫言在藝術上向中國古典章回體小說和民間敘事的偉大傳統致敬的鴻篇巨製。 莫言用四十天寫就這部四十三萬字的長篇，但這個故事在他心裡積累了四十三年。莫言說：“假如我能有兩本書得以流傳，《生死疲勞》肯定是其中之一。”莫言還透露：諾貝爾獎的評委因為讀完了《生死疲勞》，才把這個獎項授給了他。莫言向讀者推薦《生死疲勞》：
“這本書比較全面地代表了我的寫作風格，以及我在小說藝術上所做的一些探索。小說中人跟動物之間可以自由地變化，通過動物的眼睛來觀看中國最近五十年來社會、歷史的變化。力爭用一種最自由、最沒有局限的語言來表達我內心深處的想法。所以我覺得這本書是對社會現實的關注，和對文學探索、文學創作的一種比較完美、統一的結合。”
這部長篇的背景幾乎涵蓋了從1950年到2000年中共執政整個歷程。從土地改革，到建立互助組、初級合作社與人民公社，到大躍進、大饑荒、文化大革命以及人民公社宣布解散……所謂生死疲勞，皆因折騰。這部小說將政治作為病理學來闡述，映照中國現實，反思體制的弊端和表達對自由的渴望，譏諷和批判既殘酷又荒唐以失敗告終的毛澤東農村共產主義烏托邦實驗。 小說中，當年土改的時候，有一個叫西門鬧的地主被中共槍斃了，他到了陰曹地府喊冤，閻王就叫他再世輪迴。五十年間他一世為驢，二世為牛，三世為豬，四世為狗，五世為猴，六世好不容易再得人身，偏偏又是一個大頭嬰兒，帶着不治之症。讀者感覺，西門鬧所經歷的一切苦厄，似乎也像是作者莫言自己在經歷，他簡直是把西門鬧當作了自己的內心來寫，因此這篇小說有着深切的代入感和衝擊力。而莫言之所以能夠這樣寫，是因為他擁有一顆了明世事後闊達的悲憫之心。《生死疲勞》正是在莫言這顆心的照應下，通過西門鬧的生死輪迴經歷，引發出那段既殘酷又荒唐的歷史時期與西門鬧息息相關的各色人物的命運流轉。儘管這些人物命運蘊含着深切的悲劇色調，莫言依舊遵照內心的闊達悲憫，賦予世間萬物不管是人或是動物以生的尊嚴和死的哀悼。這便是《生死疲勞》讀來最為令人動情的地方，也是此書對於荒誕的後現代主義進行主題深化最有力的秘密武器。 特別請注意：莫言悲憫之心獻給了西門鬧，而西門鬧是一個被中共政權鎮壓的槍下鬼——一個冤魂。小說開頭寫了西門鬧在陰間被油炸之後，向閻王叫冤：
看到閻王和他身邊的判官們，臉上都汪着一層油滑的笑容。一股怒氣，陡然從我心中升起。豁出去了，我想，寧願在他們的石磨里被研成粉末，寧願在他們的鐵臼里被搗成肉醬，我也要喊叫： “冤枉！” 我噴吐着腥膻的油星子喊叫：冤枉！想我西門鬧，在人世間三十年，熱愛勞動，勤儉持家，修橋補路，樂善好施。高密東北鄉的每座廟裡，都有我捐錢重塑的神像；高密東北鄉的每個窮人，都吃過我施捨的善糧。我家糧囤里的每粒糧食上，都沾着我的汗水；我家錢櫃裡的每個銅板上，都浸透了我的心血。我是靠勞動致富，用智慧發家。我自信平生沒有幹過虧心事。可是——我尖厲地嘶叫着——像我這樣一個善良的人，一個正直的人，一個大好人，竟被他們五花大綁着，推到橋頭上，槍斃了！……他們用一杆裝填了半葫蘆火藥、半碗鐵豌豆的土槍，在距離我只有半尺的地方開火，轟隆一聲巨響，將我的半個腦袋，打成了一攤血泥，塗抹在橋面上和橋下那一片冬瓜般大小的灰白卵石上……我不服，我冤枉，我請求你們放我回去，讓我去當面問問那些人，我到底犯了什麼罪？
根據中共有關文件，到毛澤東死後的1977年，全中國地主大約還有279.7萬人倖存。就是説，自土改以來的二十四年裡，中國的地主階級共有1808.3萬人死亡（占總數83%），他們或是在土改中或是在土改後的各種政治運動中被迫害致死，或是在貧病交迫的政治歧視中漠然逝世。作爲有兩千多萬人之械鬧泄輝Ｅ┟裾飧觥敖准丁保恢泄泊尤饊逕喜腥痰叵鵒恕Ｈ嗣竅氳膠迸骷曳椒降摹度礪瘛貳７椒秸駒諼幕牧⒊∩喜歡洗蚶湯罰摯轎世貳Ｕ饈且桓鮁纖嘧骷葉醞糧牡納羈譚此肌Ｋ柿艘瘓淅房隙ㄒ讕妹塹幕埃骸案某淮裙探劍歡ㄒ餉床鋅崧穡俊閉饈淺瀆說樂饕寰竦內滴剩備硇緣娜嗣翹岢雋艘壞姥纖嗟睦誹餑俊�
七. 莫言在他的小說中對中共社會的批判比高行健的更強更烈更直接更有感染力，在大大小小的毛左眼裡，的確亦可當成他的反共“罪證”。
關於文學對政治、社會、人生的影響，人們可能還想到另一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高行健的作品。 劉再復曾指出，不管是高行健還是莫言，他們共同走向世界心靈的高度，現在本身都已成了“世界心靈”，代表世界的精神水準和高度。但是他們兩人在風格、文學手法和寫作方式上都表現得截然不同。他們各自主體狀態也明顯不同。高行健體現歐洲高級知識分子的審美趣味，而莫言是中國民間雅俗共賞的藝術趣味。高行健的戲劇作品在中國很難找到知音，而莫言的作品沒有這種“洋味”，他造就的是一種雅俗共賞的中國土地味、泥土味。如果說高行健是從普遍到個別，莫言則是從個別到普遍，是福克納式的。莫言屬鄉土性寫作，是深挖“一口井”即他的家鄉高密東北鄉。莫言在諾獎頒獎典禮上發表的“獲獎感言”中，在談到《豐乳肥臀》這本書的時候，就自認懷有“狂妄的野心”，他希望把小小的“高密東北鄉”寫成中國乃至世界的縮影。他從高密情結，到中國情懷，再到世界情懷。 莫言的情結與情懷，他的“狂妄的野心”，在千萬讀者身上會發生什麼樣的化學反應？ 在我看來，與高行健的“冷文學”相比，莫言的“熱文學”更容易讓接受主體受到感染，沉迷其中，徹底認同它對揭露和批判對象的極其猛烈的殺傷力。宣布莫言獲得諾獎的時候，中共當局及中共大大小小官員竟然興高采烈，紛紛祝賀，這是真夠諷刺意味的。他們真是看不懂莫言的小說，在“魔幻”“狐幻”等等文學手法的包裝下，其非常強烈的社會政治批判性比他們曾經大為譴責批判的高行健的“冷文學”厲害多了。 許多人喜歡用“衝擊波”這個詞來形容閱讀莫言作品後的感覺刺激。中國社科院前文學研究所所長、成就非凡的文學理論家評論家劉再復的閱讀經驗應該很有說服力。他回憶說，第一次對他的衝擊波是《紅高粱》。這是一次顛覆性的寫作，顛覆了權力書寫的歷史。被視為“土匪”的抗日好漢“最美麗又最醜陋，最英雄好漢又最王八蛋”。《天堂蒜薹之歌》寫一個叫“天堂縣”的地方，其實那不是天堂，而是一個地獄，生活在最底層的中國人，那樣悲慘、那樣卑微、那樣無助、那樣貧窮。 《酒國》又是一次大爆炸。劉再復回憶他當時讀後徹夜不眠。從原創性的角度說，莫言第一個把妖魔鬼怪帶入中國當代文學，即第一個在當代文學中打開潘多拉魔盒。莫言的家鄉距離蒲松齡的故鄉只有三百多里，他不僅受到南美馬爾克斯“魔幻”的影響，受蒲松齡“狐幻”的影響也很深。 劉再復受到的另一次衝擊波是《豐乳肥臀》。他指出，這部作品的原創性首先體現在理念上，然後才是寫作技巧上的原創。劉再復還說，在理念上，莫言發現中國人作為一個“種”在退化。經歷了文化大革命，中國人在精神上和生命上都被教條和理論框架壓得萎靡不振，所以，中國人的生命要重新爆發。劉再復一篇文章稱讚莫言是“生命的旗手”就指這一點。他說他要痛心疾首地呼喊，告訴中國人，種在退化，中國男人已經不像男子漢了。這正是“中國大地上的野性呼喚”。在《豐乳肥臀》開篇，就看到了種的退化，中國的種需要雜交，才能發生生命的爆炸。劉再復形容莫言這幽默是“惡毒的幽默”，是大幽默，具有非常強的思想力度，與錢鍾書那種英國紳士的小幽默很不同。 劉再復說他受到最後一次衝擊波是《檀香刑》、《生死疲勞》和《蛙》。《檀香刑》寫盡各種刑罰，淋漓盡致。進行酷刑的時候，還燒着香，殘忍卻要用虛偽來掩飾，把中國文化最黑暗的一面徹徹底底地展現出來。《生死疲勞》中的地主西門鬧竟然變成驢、牛、馬、豬等動物進入生死輪迴，原創性和想象力之豐富讓人驚嘆……
劉再復用“衝擊波”這個詞來形容閱讀莫言作品後的感覺刺激。這是本文作者和他的一次合照。 莫言小說的“衝擊波”對大大小小毛左的心臟肯定也產生了強烈刺激，不過，這是絕然不同的刺激。 他們受到刺激便要回咬。前文說過，他們好像拿到了尚方寶劍，一個比一個瘋狂。不久前就有一個叫“毛星火”的小混混向法院提交起訴書，要起訴莫言，而且揚言如果莫言不被法律制裁，他便要親自使用暴力懲罰莫言。他居然還獲得八千多同類的附會贊同。
毛星火的起訴書列舉了莫言的十大反共“罪證”，涉及莫言創作的小說《紅高粱家族》《蛙》《生死疲勞》等多部作品。他指控莫言在著作中描述“八路軍不真心抗日，卻去攻擊殘害民間抗日組織鐵板會，來搶武器，同時也傷害老百姓”。他還指控莫言涉嫌詆毀毛澤東，詆毀中共官員，稱當人民的勤務員和公僕為人民服務，都是騙人的…… 雖然毛星火是個小混混，但熟悉莫言作品的人都知道，他那些列舉並非捏造。莫言許多作品就是從立意到細節顛覆了中共官宣歷史的文學塑造，這個“重塑”當然也顛覆了中共確立的毛澤東的偉人形象——莫言對毛澤東如此憎恨甚至說他想在毛故居大床上撒一泡尿。中共當局於2018年頒發了一個“英雄烈士保護法”。其中第二十二條規定，“禁止歪曲、醜化、褻瀆、否定英雄烈士事跡和精神”。如果按照中共這個“法律”，莫言的罪證可謂罄竹難書；如果按照不久前知名媒體人羅昌平因“污衊志願軍冰雕連先烈”被判刑的標準，莫言被判刑坐十輩子牢都不夠。
八. 如果站在中共立場，諾獎頒獎詞可謂把莫言千萬字的“罪證”凸顯出來，讓他難以洗脫；這樣一來諾獎頒獎詞本身的確也因稱讚莫言的“罪證”而成了“反共”罪證。
如果站在中共立場，攻擊諾貝爾文學獎頒獎機構自然也是應有之義——這個機構沒變，既然高行健獲獎時攻擊，莫言獲獎時當然也得攻擊。 有人自以為得計做了一個比喻。說：莫言描述的哪怕全是真的，但是諾貝爾文學獎頒發給他也是居心不良。舉個例子，我們上廁所，發現廁所很髒，於是吐槽了一句，這個廁所好髒啊。這是事實吧，也沒有人會拿這個做文章。但是，這時候你鄰居跑來誇獎你，說你好勇敢，會揭露這個小區廁所到處都是屎……“我想腦子正常的都知道這個誇獎是特麼給我和小區扣屎盆子”。
一位中國網友發文談論中國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的大饑荒。 他們指出，莫言可不是臨時犯事，而是蓄謀已久，就是“以抹黑祖國為生”。最大的罪證就是諾獎委員會給他的頒獎詞，這是“全篇侮辱中國”。 他們分析得清清楚楚，指出：《頒獎詞》不是在褒讚作品、評價作品，而是在指導中國作家如何將文學政治化，而且是按他們的標準政治化，將西方價值觀置於故事的主題中，以慢慢改變中國的顏色。《頒獎詞》還總結提煉出高明的手法——要“冷嘲熱諷”、“想象飛掠”，要“使用誇張和戲仿”，要“魔幻”，要“偽裝”……如此等等。這不是頒獎詞，而是誘導教唆條例！也可以說，《頒獎詞》被頒獎者弄成了一種武器。這武器的原材料就是莫言奉獻的作品。這原材料本身有毒，經過提煉加工之後殺傷力更強。他們拿起這種武器，從文學渠道向中國發起了攻擊。其攻擊具有兩大特點，一是赤裸裸，二是全方位。他們的赤裸裸，不加掩飾，肆無忌憚，表明了他們的囂張與狂妄；他們的全方位攻擊，表明了其禍心之大，這禍心代表了西方妄圖全面改變中國顏色的險惡用心。 按照他們的歸納，《頒獎詞》惡毒作用有三。一是《頒獎詞》本身的攻擊、抹黑作用。它在世界流傳，對中國的負面作用肯定不小；而且《頒獎詞》以文獻形式保存，其毒害作用還具有長期性。二是頒獎行為和《頒獎詞》的鼓動、誘導、教唆作用。這一點從頒獎前幾十年中國文學界一些人痴迷外國獎而生發的一些亂象，即可見一斑；現在，給莫言頒諾獎了，《頒獎詞》發布了，其影響力指數級擴大。三是頒獎行為和《頒獎詞》必然對莫言作品的毒性起很大的催化作用、廣告作用。 ………… 如果站在中共立場，這些攻擊也可以說有根有據，完全擊中《頒獎詞》的“要害”。 習近平2014年10月15日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發表講話，其中講得分明：
“在有些作品中，有的調侃崇高、扭曲經典、顛覆歷史，醜化人民群眾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惡不辨、以丑為美，過度渲染社會陰暗面；有的搜奇獵艷、一味媚俗、低級趣味，把作品當作追逐利益的‘搖錢樹’，當作感官刺激的‘搖頭丸’；有的胡編亂寫、粗製濫造、牽強附會，製造了一些文化‘垃圾’。”
這不就是針對莫言這些人嗎？莫言眾多的小說絕對可以對號入座。而諾貝爾文學獎居然把“垃圾”視為至寶。 毛澤東在他的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提出：
“內容愈反動的作品而又愈帶藝術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應該排斥。”
而諾貝爾文學獎居然反其道而行之。 劉再復說，諾貝爾文學獎能夠認同莫言的中國土地味、泥土味也可謂是一個“奇觀”。我覺得這可能算不了什麼“奇觀”。“諾獎”評委會2012年10月11日公布莫言獲獎時已經說了，獲獎原因就是：“莫言將現實和幻想、歷史和社會角度結合在一起。他創作中的世界令人聯想起福克納和馬爾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時又在中國傳統文學和口頭文學中尋找到一個出發點。”在我看來，真可謂是一個“奇觀”的，應該是諾獎忽視政治身份因素，毅然頒獎給莫言，一名中共黨員、中共軍官、中共官方機構的副主席。不過，也許這也不算是什麼“奇觀”，這隻說明諾獎評委們真正懂得文學，欣賞文學，尊重文學。前文提到中國有一位作家稱讚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委們“不是吃素的”。誠哉斯言！
九. 如果說莫言的文學成就全世界有目共睹，為世人高度肯定，那麼，他為中共當局及其御用學者所不容也是註定的。顯而易見的邏輯是：莫言的反共“罪證”即他眾多小說不就正是罄竹難書的中共罪證，證實中共幾十年專制統治給中國人民帶來極其深重的災難嗎？！
如果說莫言的文學成就全世界有目共睹，為世人高度肯定，那麼，他為中共當局及其御用學者所不容也是註定的。 2021年6月22日，中共文化戰線主要喉舌《光明日報》發表中國作協黨組成員秘書處書記吳義勤的重要長文《中國文學的紅色基因》。文中列出了中國百年來上百具有“紅色基因”的作家和作品。中共1949年建政後作家的作品也有數十部，如《紅旗譜》《紅岩》《紅日》《創業史》《青春之歌》《山鄉巨變》《保衛延安》《林海雪原》等，但莫言和他的作品卻不見蹤影。 吳書記妄稱這些紅色經典是“全中國人最愛讀”的作品。他強調，“講好黨的故事”是中國新文學的神聖使命。比如郭沫若的《女神》最早表達了對共產主義的呼喚，表現出摧毀舊世界、創造新世界的革命精神；賀敬之、丁毅執筆的《白毛女》深刻揭示“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的主題；老舍的《龍鬚溝》通過龍鬚溝的古今對比，表達了對新中國的無比熱愛；金一南的《苦難輝煌》全景展現黨建立紅色政權、領導人民進行偉大長征和革命戰爭的恢宏歷史。在百年名作家裡也有揭露社會黑暗的，包括魯迅、林語堂、沈從文等，但他們揭露的是“舊社會”，在他們眼裡這就有本質的不同。總之，吳書記要求文藝要在黨領導下樹立明確的服務方向。 兩天之後，6月24日，《光明日報》接着發表《文藝報》總編梁鴻鷹《讓人們重回百年文學現場一一寫在“紅色經典初版影印文庫”出版之際》，梁文也列出了大量紅色作家和作品，莫言當然也榜上無名。 幾乎同時，央媒發表兩篇重磅文章，是給中國以及世界一個明確的告示。在他們看來凡是“抹黑”中共治下的中國，“詆毀”黨領導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作品，都缺少紅色基因，都違背他們所說的“主流民意”，必然被唾棄，最終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他們這個評定標準清楚宣示，只有歌頌中共極權的作品方有紅色基因，才能成為名家名作。而莫言作品沒有一部是歌頌所謂“社會主義新生活”的，幾乎都在揭露社會的“黑暗”，這當然不符合中共極權統治的需要與其文藝評判的標準，自然無法得到中共官方的認同。就這樣，一個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便被踢出“中國百年名作家”之列！ 當然，站在中共當局立場，莫言和他的作品被否定，是無比正確的。 而莫言，被確定缺乏“紅色基因”，其作品不屬“紅色經典”，因而被踢出“中國百年名作家”之列，我覺得這對他來說是無比光榮的大好事情，其意義接近榮獲諾貝爾文學獎。
在中共治下四位獲得諾貝爾獎的華人全都命運不堪。 莫言給自己的定位是：寫人性，講真話。他多次闡明：講真話是一個作家寶貴的素質。如果一個作家不敢講真話，那麼他勢必要講假話，這樣他對社會無意義，對老百姓無意義……莫言明確宣布：
“我認為文學藝術永遠不是唱讚歌的工具，文學藝術就是應該暴露黑暗，揭示社會的黑暗，揭示社會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類心靈深處的陰暗面，揭示惡的成分。”
莫言以他的作品證實並宣揚他的寫人性、講真話的理念，而他這個理念亦是文學的真諦，而這個文學的真諦是直接和中共要求文藝要在黨領導下服務黨的事業的方針完全針鋒相對的。 而且，文學理論告訴我們，文學接受主體對作品的解讀，或者說再創造，有時會遠遠大於文學創造主體的設想，甚至會非常出乎意外。所以，不管莫言有意或是無意，不管他的意識或潛意識是怎樣，就是因為他寫了人性，講了真話，他的作品已經產生的效果無可辯駁，的確指向一個令很多人心知肚明但不敢公開論述的目標——反共。 所謂反共，在意識形態上，無非就是追求自由民主，追求公平正義法治人權，追求反映人性的普世價值。在文學領域，就是站在人道主義立場，揭露和鞭撻“假醜惡”，追求和頌揚“真善美”。因此，進而論之，大凡一個具有良知敢講真話的中國作家，他或她的涉及社會批判的文學作品，不管有意或是無意，都會產生“反共”的效果，他們的作品最終都會指向、揭露、控訴、批判具有“反人性反人道紅色基因”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及其現行制度的荒唐荒謬與荒誕。 如果說莫言的文學成就全世界有目共睹，為世人高度肯定，那麼，他為中共當局及其御用學者所不容也是註定的。顯而易見的邏輯是：莫言的反共“罪證”即他眾多小說，不就正是罄竹難書的中共罪證，證實中共幾十年專制統治給中國人民帶來極其深重的災難嗎？！
十. 在今天以習近平為至高無上者的中共集權高壓統治下，人人心懷恐懼已是社會常態，不少人變得精神分裂、人格分裂。非常不幸，莫言正處其中。作為一個小說家，他無疑是傑出的，偉大的；然而作為一個人，他也和別的人一樣，絕非完美，絕對有可以和應該指責之處。但歷史給他的定位，肯定集中在他卓越非凡的文學造詣上，集中在他以其作品成為“世界心靈”對人類的貢獻上。
曾擔任美國國務卿的中國政策規劃首席顧問的余茂春教授指出，當代中國的主要問題，都是來自於製造了毛澤東、鄧小平、習近平這種政治領袖的共產主義獨裁專制制度。自中共於1949年在中國大陸建政以來，共產黨對權力實行絕對壟斷所造成的制度劣勢，主要反映在三個方面：權力的傲慢、權力的腐敗和權力的愚蠢。而今天，習近平身上就充分體現了這三種特質。在這種獨裁專制制度下，他必然熱衷於大搞個人崇拜，並在個人崇拜氛圍包圍中傲慢、腐敗和愚蠢，自以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是天才，是戰略家，其最高指示絕對不能妄議，稍有異議，一定是重刑或人間蒸發。這是一個惡性循環：共產獨裁專制制度必然產生習近平這樣的領袖，而習近平這樣的領袖必然強化此種制度。迷戀專制政治的習近平不可能放過任何領域的控制。因為任何領域如落在控制之外，本身就構成了對他極權統治的巨大威脅。 正是因為這樣，習近平的中共極權統治也就構成了中國民眾生活的巨大威脅，包括在文學藝術領域。 習近平上台不到兩年，就大模大樣以毛澤東為榜樣，在2014年10月15日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並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提出他所認可所推崇的創作主基調，提出他所謂“反對醜化歷史”的總方針。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政治與文學風向標。莫言就此被視為異類，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更被解讀為西方借他的作品醜化中國。從此以後，莫言就被釘在了批判的標靶上。 當然不止莫言一人。 習近平文藝工作座談會講話發表之後，中國一批極左派人物不失時機認真貫徹習近平講話精神，大興批判風。例如，2017年5月22日、23日、24日接連三天，前中共中組部部長張全景、解放軍上將趙可銘、中共中央宣傳部研究室原主任劉祖禹三個中共高官，在紅色文化網分別發表氣勢洶洶的文章，對方方進行政治批判，斥責方方的《軟埋》是新形勢下意識形態領域階級鬥爭的反映，斥責這部小說是對土改的反攻倒算，驚呼習近平《講話》之後發表《軟埋》是極不正常的。5月27日，北京大學哲學博士王誠也在觀察網發表批判，稱《軟埋》其實就是一顆顏色革命的信號彈，通過偽造一個地主家庭被軟埋的歷史，來為劉文采、黃世仁們翻案。在批判浪潮中，非但批判方方的小說，連帶張煒、陳忠實、閻連科、余華等諸多著名作家的作品也一併置於其批判之列。莫言當然也是其中之一。 專制獨裁者最重要的統治手段就是讓天下臣服，誠惶誠恐，提心弔膽，“忠誠不絕對絕對不忠誠”。在今天以習近平為至高無上者的中共集權高壓統治下，人人心懷恐懼已是社會常態，不少人變得精神分裂、人格分裂。非常不幸，莫言正處其中。作為一個小說家，他無疑是傑出的，偉大的；然而作為一個人，他也和別的人一樣，絕非完美，絕對有可以和應該指責之處。例如，本文開頭提到他在中國作協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對習近平的肉麻吹捧，以及此前在中共中央機關一個紀念活動上為毛澤東辯護，令很多人非常憤怒。 有人指出，莫言在獲取諾貝爾文學獎之後，似乎也產生了一種“獲利恐懼”。害怕已獲得的利益消失而產生過度的反應，很可能對他人格造成某種破壞。這一現象又稱為“贏家的詛咒”。莫言不會不明白，一頂諾貝爾文學獎桂冠不但無法保護他，反而引起中共當局和一些御用文人的忌恨和仇視，很可能更會導致他遭受整肅。 自小挨餓受苦對人生艱辛深有體會的莫言天生具有農民的“狡猾”，有迫不得已的生存策略和生存智慧。熟識中國民族心理、深知中共槍打出頭鳥厲害的他，絕對不想當英雄。“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當年在北京宣武門外菜市口刑場英勇就義的譚嗣同何等英雄。一生為國為民的譚嗣同一行“六君子”，心甘情願為百姓付出生命。可是，這些百姓卻對他們投擲臭雞蛋和爛菜葉，一邊扔着垃圾，一邊還咒罵着他們賣國。譚嗣同被劊子手故意用鈍刀砍了三十多刀，死得非常痛苦，而圍觀群眾卻手拿着饅頭翹首以盼，只等着能搶先蘸上他熱騰騰的鮮血。人心叵測。現在，莫言可以預期，如果開一場“鬥垮莫言”的批判會，慷慨激昂爭相發言以表立場分清界線的作家同行，絕對不會比當年反胡風、反右時少，絕對不會比文革時少。甚至，有些現在義憤填膺指責莫言獻媚中共的所謂“反共”人士，也大有可能去湊熱鬧興高采烈地看頭戴諾貝爾文學獎桂冠的莫言也可笑地落得被中共批鬥的“可恥下場”，這些人看到別人被自己所反對的中共迫害，不但沒有惻隱之心反而幸災樂禍。 其實，不管怎樣，莫言命運已定。假如習近平獨裁專制繼續；假如發展到“精緻新極權”的毛左路線繼續；假如定於一尊的個人崇拜繼續——而這些都是幾乎肯定的（我曾提出“個人崇拜加速度”的命題做過論證），在這種狀況下，莫言這位天下第一的講故事能手，即使從此“金盆洗手”不再進行任何寫作不再講什麼理念並不時做出一些順服效忠的表態，他都不可能成為“趙家人”，不但不會，而且最終會正式被中共拋棄，有人就用“待入獄”預言他的未來。 我曾提出“保衛文學”的口號，這個口號用在莫言這個個案，也是非常切合的。 古今中外，各行各業，歷史為我們留下了許多傑出的偉大的人物，我相信就是因為當時有人認同並極力發現、讚揚、推崇他們非常難得的傑出之處偉大之處；而且這些發現、讚揚、推崇得到社會承認並流傳下來，並最終成了歷史定位。對於莫言，雖然他飽受各方惡毒攻擊，我相信歷史給他的定位肯定集中在他卓越非凡的文學造詣上，集中在他以其作品成為“世界心靈”對人類的貢獻上。 2012年10月21日夜，莫言曾寫給香港《明報月刊·莫言專號》一段親筆字：
“多年前，劉再復先生希望我做文學海洋的鯨魚。這形象化的比喻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覆信給他：‘在我周圍的文學海洋里，沒看到一條鯨魚，但卻游弋着成群的鯊魚。我做不了鯨魚，但會力避自己成為鯊魚。鯊魚體態優雅，牙齒鋒利，善於進攻；鯨魚軀體笨重，和平安詳，按照自己的方向緩慢地前進，即便被鯊魚咬掉一塊肉也不停止前進，也不糾纏打鬥，雖然我永遠做不成鯨魚，但會牢記着鯨魚的精神。”
讓我們相信牢記着鯨魚精神的莫言。 莫言在獲獎的第二年，在東亞文學論壇上，發表一篇題為“哪些人是有罪的？”的演講，莫言大聲疾呼：
我們要用我們的作品告訴人們，尤其是那些用不正當手段獲得了財富和權勢的富貴者們，他們是罪人，神靈是不會保佑他們的。 我們要用我們的作品告訴那些虛偽的政治家們，所謂的國家利益並不是至高無上的，真正至高無上的是人類的長遠利益。 我們要用我們的文學作品告訴那些暴發戶們、投機者們、掠奪者們、騙子們、小丑們、貪官們、污吏們，大家都在一條船上，如果船沉了，無論你身穿名牌、遍體珠寶，還是衣衫襤褸不名一文，結局都是一樣的。 …………
讓我們也記得莫言這篇足以震驚世界的演講。 “在莫言的作品中，‘世界文學’發出了讓眾多同代人傾倒折服的巨吼。”這是諾貝爾文學獎評獎委員會主席在2012年12月10日頒獎典禮上發表的《頒獎詞》最後一句壓軸的話。天才難得，何況是莫言這樣一位天才，必須珍惜。讓我們衷心讚美吧。
（2024年4月27日於悉尼。鑑於篇幅原因，全部注釋刪除。）
莫言文學成就有目共睹，他榮獲諾貝爾文學獎並非意外。獲獎當年，莫言才五十七歲，竟寫了十一部長篇、三十部中篇、八十個短篇，已經獲獎無數。 這是莫言2012年12月10日在斯德哥爾摩舉行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儀式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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