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個說法流傳頗廣，說的是：“一個人如果30歲以前不是社會主義者，他就沒有良心；如果到30歲以後還是社會主義者，他就沒有大腦。”

說這話的是誰？

有人說這是20世紀初法國政治家克列蒙梭（Georges Clemenceau）說的，也有人說是英國哲學家兼數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說的。

羅素說過這樣的話嗎？他可是一度不遺餘力地為蘇聯的社會主義唱讚歌的人，而且是在他30歲以後。

無論羅素是否說過這話，但那篇題為《為什麼我不是基督徒》的廣為人知的講演，的確是出於羅素，那是在1927年3月的倫敦，當時的羅素55歲。

羅素認為：“宗教是道德進步的主要障礙，並呼籲用科學取代它，以消除人們的恐懼，創造一個我們當今世界的道德目標，讓我們生活在一個更好的地方。”

因為在羅素看來：恐懼，是所有宗教存在的主要原因。

就像之前熱情謳歌社會主義一樣，羅素再次對人類的智慧充滿自信：“一個美好的世界需要知識、仁慈和勇氣；它不需要對過去的悔恨，也不需要用無知者很久以前所說的話語來束縛我們的自由智慧。美好的世界需要無畏的世界觀和自由的智慧，需要對未來充滿希望，而不是一直回顧已經死去的過去，我們相信我們的智慧能夠創造的未來，將遠遠超越過去。”

這是一個充滿樂觀、沒有恐懼、但也失去敬畏的羅素！

然而到了1957年他85歲時，羅素再次否定了自己。羅素對不存在上帝的人生和宇宙發出了這樣的感嘆：

“如此看來，科學更使我們相信世界漫無目的，毫無意義。置身於這樣的世界，從今往後，我們的理想必須尋到安身之處，如果還能尋得到的話。人是原因的產物，不曉得末後的結局；人的出生、成長、希望與懼怕，愛與信念，只不過是原子的偶然排列組合；激情、英雄氣概、深邃的思想與強烈的感受都不能留住生命使之逃離死亡；世世代代的勞苦，所有的熱情，所有的靈感，所有輝煌的才華註定要在太陽系茫茫的死亡中消逝，人類成就的殿堂終歸要埋在宇宙廢墟的瓦礫中。所有這一切，即便不是無可非議，也是真實確鑿，任何哲學都無法否認。”

這就是羅素，一個不斷否定自己的羅素。

羅素尚且如此，何況其他人呢？

這裡想要介紹的，是由早年羅素那篇講演所觸發的另一篇文章，或可算作是一次信仰告白——《為什麼我現在成為基督徒》。

希爾西（Ayaan Hirsi Ali，1969—）

這篇文章發表於去年11月，文章的作者是當今活躍於美國政壇的荷蘭裔作家兼活動家希爾西（Ayaan Hirsi Ali），她於1969年出生於索馬里，曾經是一名穆斯林。

2002年，她因讀了羅素的講演而放棄了穆斯林，成為一名無神論者。20年之後的2023年，她又因哈馬斯發動的加沙恐怖襲擊而皈依了基督信仰。

穆斯林改信基督教，這在伊斯蘭世界是地地道道的叛教，按律當被處死。

是什麼樣的勇氣與決絕，讓這位女性做出如此這般的選擇呢？僅就這樣的敘事，相信都會引起不少人的好奇與疑問。

以下便是希爾西自己的回答：

2002年，我發現了羅素1927年的一篇演講，我當時並未想到，近一個世紀之後，我會被迫寫出一篇與他講演題目完全相反的文章！

2001年，我公開譴責製造“911恐襲事件”的19名劫機犯。而他們，是以我的宗教——伊斯蘭教的名義這麼做的。那時我是一名穆斯林，雖然算不上虔誠。

我忽然產生了一個疑問，當我真的去譴責他們的行為時，我是站在怎樣的角度呢？畢竟為這些恐襲行動辯護的基礎是伊斯蘭教，因為那是針對異教徒的聖戰。

那麼，對於像我這樣的穆斯林來說，我們能否認為，這一恐襲行動——包括它所造成的可怕後果——都與我無關？

當時，西方許多著名人士，包括政治家、學者、記者和專家，他們都堅信：恐怖分子的動機並非像本·拉登所明確闡述的那樣。

所以，伊斯蘭教有着不在場的證據！

這種藉口不僅是對穆斯林的無視，同時也給了許多西方人一個否認的口實，讓他們轉而去指責美國外交政策的錯誤。他們認為批評美國似乎要比面臨宗教戰爭更可取？！

加沙恐怖襲擊過後的五星期里，我們又看到了類似的趨勢：數百萬人同情加沙人的困境，試圖將10月7日的恐怖襲擊合理化——那是對以色列政府錯誤政策的合理回應。

當我讀到羅素的演講時，我發現這有利於緩解我認知盲點造成的困惑：對宗教教義採取懷疑態度、放棄對上帝的信仰，並且宣稱不存在這樣的實體，這讓我如釋重負。更重要的是，我可以拒絕地獄的存在和遭受永遠懲罰的危險。

羅素關於宗教主要是基於恐懼的斷言引起了我的共鳴，我畢竟生活在這種恐懼中實在太久了。儘管在理性上我已經放棄了對上帝的信仰，但那種非理性的、對地獄之火的恐懼仍然揮之不去。

羅素的結論讓人鬆了口氣：“當我死後，我就會腐爛。”

要理解我為什麼在20年前成為無神論者，你首先需要知道我曾經是一個什麼樣的穆斯林。

1985年，當穆斯林兄弟會滲透到肯尼亞內羅畢社區我所在的學校時，我還是個十幾歲的孩子。在他們到來之前，我其實並不完全了解那些宗教習俗。我忍受着沐浴、祈禱和禁食的儀式，這些儀式既乏味也毫無意義。

穆斯林兄弟會的傳教士改變了這一點。他們為我們明確了一個方向：走筆直的路，努力死後進入安拉的天堂。

具體的方法是，熟讀先知關於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的《聖訓》，那是《古蘭經》的詳細補充。《聖訓》闡明了如何將正確與錯誤、善與惡、上帝與魔鬼進行分別，以及如何付諸實踐。

兄弟會傳教士沒有給人留下任何想象的空間，他們告訴我們，你只能有一個選擇：在這個地球上，最大的成就就是為了安拉而作為烈士而死。

至於想要選擇沉迷於世間的享樂，那必將招致安拉的憤怒，會被判在地獄之火中煎熬。

然而，他們所譴責的那些“世俗樂趣”，包括讀小說、聽音樂、跳舞和看電影等等，所有這些我都羞於承認：我確實喜歡。

穆斯林兄弟會的最成功之處是：他們幾乎在一夜之間就將我和我的青少年同伴從被動的信徒，變成了狂熱分子。

我們不是停留在口頭上的禱告，而是立即開始行動。作為女孩，我們穿上罩袍，發誓放棄西方的時尚和化妝。而男孩們則儘可能修剪鬍鬚，穿上阿拉伯人的白色連衣裙，或者把褲子縮短到腳踝以上。我們分組行動，志願向貧老殘弱服務。我們敦促穆斯林同胞們祈禱，並要求非穆斯林皈依伊斯蘭教。

研讀期間，我們向負責伊斯蘭課程的傳教士說出了我們的擔憂，例如：如果我們的好朋友拒絕接受我們信仰的邀請，我們該怎麼辦？

回答是毫不含糊的：我們不能在忠於真主與穆罕默德的同時，又對不信者保持友誼和忠誠。如果他們明確拒絕皈依伊斯蘭教，我們就要憎恨並詛咒他們！

在我們憎恨並詛咒的非信徒群體中，有一個比較特殊，那就是猶太人。我們每天都不厭其煩地咒罵他們，對他們據稱犯下的一連串罪行表示出恐懼、厭惡和憤怒。因為猶太人背叛了我們的先知，占領了耶路撒冷神聖的清真寺，而且繼續傳播心靈、思想和靈魂的腐敗。

要知道，對一個接受過宗教教育的人來說，無神論似乎總有它的特殊魅力。羅素提供了一種簡捷的零成本方法，讓我們得以擺脫自我否定和騷擾他人的難以忍受的生活。在羅素看來，宗教植根於恐懼，而恐懼是一切的基礎——對神秘的恐懼，對失敗的恐懼，以及對死亡的恐懼，等等。

作為一個無神論者，我以為我會失去這些恐懼。我有了一個全新的朋友圈，他們與穆斯林兄弟會截然不同。與他們相處的時間越多，你就越覺得自己的選擇是正確的，因為那些無神論者既聰明又有趣。

那麼，究竟發生了什麼？讓我現在竟公開宣稱自己是基督徒呢？

部分答案是全球性的。當前，西方文明正在受到三種來自不同方向、但卻彼此相關的力量的威脅：

1）以中共治下的中國和以普京治下的俄羅斯為代表的大國威權主義和擴張主義，死灰復燃；

2）全球伊斯蘭主義的興起，這是一股能動員大量民眾反對西方的力量；

3）西方自身所謂的“覺醒”意識形態，其病毒式傳播正在侵蝕下一代的道德品質。

我們努力想要用現代的、世俗的工具來抵禦這些威脅，包括來自軍事、經濟、外交和技術手段等方面的威脅。我們試圖通過打擊、滲透、說服、安撫或監視等方式進行應對。

但是，伴隨着每一輪衝突，我們發現自己節節敗退。我們要麼耗盡資金，背負着數十萬億美元的國債，要麼在與中國的技術競賽中失利。我們好像無法擊退這股強大的力量，除非我們能夠回答：是什麼才能讓我們團結在一起？

如果我們只是回應說“上帝死了”，或者想要在“基於規則的自由國際秩序”中去尋找安慰，這遠遠不夠。我確信，唯一可信的答案在於：我們維護基督教傳統遺產的願望。

這一遺產包括一套精心設計的思想與架構，即：旨在保護人類生命、自由和尊嚴，並能夠從民族國家、法治和科學中健康學習的架構。

因為，所有表面上世俗的自由，無論是市場的、良心的還是新聞真相，都能在基督教中找到根源。

所以我開始意識到，羅素和我的無神論朋友們，犯了“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錯誤。要知道，樹木，就是建立在基督教傳統之上的文明，那是西方的故事，沒有瑕疵！

儘管羅素對基督教教義中某些矛盾的批評是嚴肅的，但他的視野太狹窄。

想想看，他可以在一個以基督教為主流的國家裡、在一群基督徒面前去發表他不信基督教的演講，這在許多非西方的文明中是如此地罕見和無法想象！

倘若一位身處伊斯蘭國家中的公民兼學者，在穆斯林聽眾面前發表題為“為什麼我不是穆斯林”的演講，他會面臨着什麼？他是否還能平安地活着？

對我而言，強調個人良心與言論自由，或許是西方文明的最大可取之處，但這並非是自然而然的。它是基督教若干世紀以來爭論甚至抗爭的結果。正是這些努力，促進了科學和理性的發展，減少了殘忍，壓制了迷信，並建立了秩序和尊重與保護生命的架構，同時也保證了每個人儘可能多的自由。

與伊斯蘭教不同，基督教的發展超越了教條。耶穌基督的教導不僅意味着政教分離，還包括着對罪人的憐憫和對信徒的謙卑。

但如果將我對基督教的接受，僅僅歸結於是因為無神論太軟弱、不足以抵禦來勢洶洶的敵人，這也是不誠實的。

我轉向基督信仰還因為：我最終發現，沒有任何精神慰藉的生活是多麼地難以忍受，實際上那幾乎意味着自我毀滅！無神論無法回答這樣一個“簡單”的問題：

生命的意義和目的究竟是什麼？

羅素和無神論者相信，隨着對上帝的拒絕，人類將進入一個理性和智慧人文主義的時代。可結果呢？上帝留下的“空白”（God hole）最終卻被一堆非理性的准宗教教條所填補。進而導致現代社會上的種種歪理邪說，將流離失所的大眾視為“韭菜”，並為他們自身不合法的存在和行為提供虛假的、冠敏堂皇的理由。他們舉着道德的大旗，號稱代表了所有底層大眾的利益，讓大眾做出犧牲，去消滅他們眼中的一切敵人。

就像英國作家、神學家切斯特頓（Gilbert Keith Chesterton）說的：“當人們選擇不相信上帝時，他們從此便不再相信任何東西，之後，他們也就能相信任何東西！”

在虛無主義的真空中，我們所面臨的挑戰其實是對文明的挑戰。如果我們不能向人民解釋為什麼這樣做很重要，我們就無法抵禦中國、俄羅斯和伊朗。如果我們不能捍衛他們決意摧毀的文明，我們就無法與覺醒的意識形態作鬥爭。我們不能用純粹的世俗工具來對抗伊斯蘭主義。為了贏得西方穆斯林的民心，我們必須為他們提供比TikTok上的視頻更多的東西。

我從穆斯林兄弟會那裡學到的教訓是：嵌入伊斯蘭教基礎文本中的故事，具備吸引、參與和動員穆斯林群眾的力量。

除非我們能提供更有意義的東西，否則我擔心我們的文明將會繼續受到侵蝕。幸運的是，我們沒有必要繼續尋找，因為基督信仰擁有一切！

這就是為什麼我不再認為自己是穆斯林的叛教者，而只是一個“墮落的”無神論者。

當然，關於基督教，我還有很多東西需要學習。每個主日我都會在教堂里發現更多的東西。在穿越恐懼與自我懷疑的漫長曠野中我認識到：有比伊斯蘭教或無信仰更好的方法來應對生存的挑戰。

2023年，希爾西在倫敦與彼得森等人在專題討論會上

可以想象，希爾西的公開立場，尤其是她對伊斯蘭教的批評和公開宣示皈依基督，必然會引發形形色色的譴責甚至追殺。

而希爾西從穆斯林到無神論者、再到基督徒的心路歷程，無疑是個“神跡”！

倘若你對希爾西的人生履歷有個大致了解，就會更清楚她選擇的理由。

他的父親，集知識分子、虔誠的穆斯林與持不同政見者於一身，曾在國外留學，是索馬里革命的領導人物，因反對共產主義政府而被監禁。

希爾西五歲時，就按照索馬里當地的傳統，接受了祖母安排的女性生殖器切割手術。她的父親雖然反對這一手術，但卻因被監禁而無法阻止。據希爾西回憶：祖母是讓一名男子為她進行了手術，因為她的祖母當時找不到女性來做手術。這讓希爾西感到慶幸，因為由男性手術所實施的殘害，要比找女性“溫和得多”。

父親越獄後，希爾西和家人在1977年離開索馬里前往沙特，接着又到了埃塞俄比亞，最終於1980年在肯尼亞內羅畢定居。

由於父親的緣故，這家人有着舒適的上流社會生活，希爾西就讀於英語穆斯林女子中學，在那裡她遇到了穆斯林兄弟會。她曾經支持伊斯蘭世界針對印度裔英美國作家拉什迪（Salman Rushdie）的追殺令，起因是拉什迪的作品《撒旦詩篇》。

1992年，希爾西因逃避強迫婚姻抵達荷蘭，請求政治庇護並獲得了居留許可，她會說六種語言：英語、索馬里語、阿拉伯語、斯瓦希里語、阿姆哈拉語和荷蘭語。

隨着為弱勢群體、特別是受虐待婦女發聲，希爾西逐漸成為了一名伊斯蘭教的批評者。她倡導穆斯林婦女的權利和自決，反對強迫婚姻、名譽殺人、童婚和女性生殖器切割。

2003年，當時已身為荷蘭眾議院議員的她，與作家兼導演梵高（Theo van Gogh）合作，為《屈服》（2004）編寫劇本並提供畫外音，這是一部批評伊斯蘭社會婦女待遇的短片，電影上映後，引發了許多穆斯林的憤怒，死亡威脅隨之而來。

2004年11月2日，梵高在阿姆斯特丹街頭被刺殺。行兇者是26歲的摩洛哥裔的穆斯林恐怖組織霍夫斯塔德集團成員布耶里，當時他向梵高連開8槍，當布耶里最終用一把大刀割斷梵高的喉嚨將他斬首時，他其實已經死了。接着，布耶里用一把小刀將一封信釘在梵高的身上；這是對希爾西的死亡威脅，希爾西被迫開始躲藏。荷蘭特勤局立即提高了為希爾西提供的安全級別。被捕後的布耶里被判處終身監禁，不得假釋。

在2007年初的一次採訪中希爾西提到，荷蘭政府在她的保護上已經花費了大約350萬歐元。但她認為堅持說出自己的想法很重要。儘管她對梵高的死感到遺憾，但她為能與他一道工作感到驕傲。

希爾西曾被《時代》雜誌評為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100人之一。她對伊斯蘭教直言不諱的批評使她成為荷蘭政壇頗具爭議的人物，這迫使她離開了議會，而且最終離開了荷蘭，移居美國。

希爾西後被美國《讀者文摘》雜誌評為“年度歐洲人物”，進而確立了自己的作家、活動家和公共知識分子的地位。她曾在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美國企業研究所和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擔任民主未來項目的高級研究員。自2021年起，她擔任英國網絡雜誌UnHerd的專欄作家；自 2022年起，她還主持Ayaan Hirsi Ali播客。

有學者認為，希爾西“可能是非洲有史以來最重要的公共知識分子”。

2013年，希爾西成為美國公民。

對於這樣一位出身穆斯林的黑人女性，特別是她的“叛教”行為，引發了不少對她的非議。尤其是希爾西曾在演講中說過，伊斯蘭教的改革至關重要。雖然大多數穆斯林是和平的，但目前的伊斯蘭教不能被視為是和平的宗教，因為伊斯蘭經文中仍然明確規定了針對叛教者和所謂犯有褻瀆罪的人使用暴力行為合理。希爾西甚至直接批評先知穆罕默德的道德和人格，因為按照西方的標準，穆罕默德是一個地道的暴君、變態狂或“戀童癖”，因為他在53歲時與6歲的阿依莎結婚……

穆斯林學者譴責她為“美國乃至全球最糟糕的伊斯蘭仇恨者之一”，她根本就是在缺乏學術資格與背景的前提下“對伊斯蘭和阿拉伯世界發表權威性言論”。

有批評者聲稱：希爾西是服務於帝國主義的不真實的族裔之聲。她始終堅持將伊斯蘭描繪成敵人，將穆斯林的部落文化描繪成落後，但她卻從不指出其他宗教存在的問題。

還有人認為，希爾西的批評主要針對某些特定的伊斯蘭教派別，比如她所熟悉的“瓦哈比教”，而不是整個伊斯蘭教。她的“爆發”源於她童年時期身體上遭受的創傷。

……

更有意思的是，希爾西宣示自己皈依基督的文章，還引起了一些基督徒的批評。批評者認為：希爾西的歸入基督教，有着很強的“功利主義”色彩，她除了認為基督教在文化上有用之外，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她對基督教是“真信”。因為對她來說，無神論也好，基督教也罷，都只是支撐她作為文化戰士的職業生涯，她無非是選擇了一個新的平台而已。

或許這些批評不無道理，但對眾多的基督徒而言，上述批評其實對他們自己也同樣成立。又有誰敢篤定別人是“假信”、唯有自己才是“真信”呢？

好在，更多的人表達出對她的讚揚：有人評價她是“非洲有史以來最重要的公共知識分子”；有人稱她是“女權主義的自由鬥士”，甘願冒着生命危險捍衛女性免受激進伊斯蘭教的侵害；也有人為她打抱不平：“世界上很少有女性像希爾西那樣引發如此多的敵意和如此多的虛偽指控。她所收到的追殺令比任何人（包括拉什迪）都多，她遭遇暴力結局的可能性比任何人都更大。”

的確，希爾西是勇敢的。儘管人們出於種種目的對她的評判常常兩極化，或對？或錯？見仁見智，然而，單單就她的見識、勇氣和率直，就遠非一般人能比。

僅憑這一點，希爾西就值得人們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