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四日，是中共政權恨不得能夠從日曆上抹去的日子。

三十五年前，在中國北京的天安門廣場上，中共政權撕下了假面具，動用國防軍隊槍口向內，鎮壓手無寸鐵的學生、市民、知識人，史稱“六四屠殺”。

三十五年後，在中國，這一天成了一個“敏感的”日子。

”64“、“8964”甚至”89“這些簡單的阿拉伯數字之組合都成了讓中共成千上萬網絡警察神經兮兮的敏感詞。

Taylor Swift （泰勒·斯威夫特，1989年生）是美國的流行歌手。曾經出過一張專輯叫《1989》，其封面上有：“T.S. 1989”字樣。於是媒體上有傳說，神經兮兮的中國政府會禁止該專輯在中國的發行，因為T.S. 可以解釋為“Tiananmen Square"（英語，意思是：天安門廣場）。

香港人搞出來一個話劇，名叫《五月三十五日》。在台灣演過，現在要在英國演了。該劇最早上演是在香港，用了六月四日的變體，為的是避免政治審查。不過現在在中國國內的局域網上，我懷疑“五月三十五日”大概率也成敏感詞了。

這些例子凸顯了1989年的六四屠殺事件對中共當局造成的精神壓力有多大。時至今日，35年之後，中共依然對六四屠殺諱莫如深，對公開場合乃至網絡上關於六四的言論全面禁止、嚴防死守。

林培瑞（英文名Eugene Perry Link, Jr.，音譯小尤金·培瑞·林克；1944年），生於紐約州，哈佛大學中國歷史博士，漢學家 ）在為加拿大歷史學人何曉清的Tiananmen Exiles: Voices of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China (《天安門流亡者：中國為民主而鬥爭的聲音》)一書的前言中說道：

中共當局選擇用坦克和機關槍來鎮壓八九民運是為了顯示武力與權力，意在：一是“嚇唬”民主人士，二是“教育”廣大民眾老實點，三是維持中共的統治。

他認為：中共的這三個目的都達到了。

畢竟，高歌“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青照汗青”的中國人在三千多年的歷史上就是少數。

大多數人都只是普通人，都害怕死亡。一個人怕死就可以被專制政權“以死懼之”。中國專制政權的老祖宗——秦始皇就深明這個道理，暴力是秦朝暴政的基石。中共選擇用軍隊來鎮壓和平的民運，還是延續了華夏三千年專制的老伎倆——暴力。

另一方面，六四屠殺之後，中共花費大量精力對民眾進行洗腦，什麼“愛國主義教育”、大學生軍訓、學習班，等等一套一套的。過去二三十年中共又大搞其防火牆，把中國網絡變成實質上的“中國地區局域網”，又役使了大量網絡水軍、五毛黨、小粉紅來管控網絡空間的輿論。技術雖然進步了，然而就方法而言，這些也還是延續了華夏三千年專制的老伎倆——詐計。

詐（計）與（暴）力用來統治民眾有效嗎？非常有效。中國從秦朝以來的三千多年皇權專制都是這一套。我猜：這一套治術對於中國社會的“超穩定結構”有很大關係。

然而這種有效是一柄雙刃劍：當被洗腦之後的人有機會接觸到真相的時候，那種強烈的反差，以及反差帶來的震撼也將是巨大的。

正如何曉清在《天安門流亡者》一書中描寫的：一些中國留學生在接觸到六四屠殺的真相之後是極為震驚的。

在社交媒體上，許多人現身說法，他們從小粉紅到反（共）賊之間的轉變，得悉六四屠殺真相往往是一個關鍵性的誘發因素。

可見：海外華人紀念六四的行動雖然動靜不大，卻也不可小覷。中國人說：滴水穿石。紀念六四之行動，小到在網上轉發一則相關的信息或貼子，就如那極為弱小的一滴水。然而假以時日，柔弱的水可以穿透堅硬的石頭。

清算1989年中共政權的六四屠殺不是本文可以承擔的重任。值得的欣慰的是：西方歷史學界對於六四屠殺已經有不少有分量的專題研究，比如卜正民（Timothy Brook, 生於1951年）的Quelling the People: The Military Suppression of the Beijing Democracy Movement （《平息動亂：對北京民主運動的軍事鎮壓》，1992年）；再比如，Jeremy Brown （傑里米·布朗）的June Fourth: The Tiananmen Protests and Beijing Massacre of 1989 （《六月四日：1989年的天安門抗議與北京大屠殺》，2021年）。

通過閱讀他們的書籍，我才知道了吳仁華先生對六四屠殺的歷史文獻學做出的巨大貢獻。前不久，因為中共香港當局拒絕給予加拿大華裔學者何曉清的簽證，而導致何女士無法回到香港中文大學繼續任教，於是，何女士關於六四屠殺的書也進入了我的視野。

更值得欣慰的是，中國人中有一小部分在六四屠殺之後有了思想上的轉變，對於中國的未來有了不一樣的理解，他們中有些人還身體力行，努力為創造一個不一樣的未來而行動起來了。海外華人中有許多這樣的活動家、民運人士，每年的六四紀念都可以看到他們活躍的身影。

1911年推翻清朝、建立民國的孫中山據說是美國人。可見外國人可以到中國鬧革命，甚至可以成為“國父”。或許，在如今活躍於海外的民運人士中將會出現新一代的中國國父呢。

有人說：八九學運讓世界看到了中國的希望。也有人說：六四屠殺讓人對中國的未來產生了絕望。

六四三十五周年之際，我依然對中國的未來充滿希望。我相信：一個擺脫了朝代更迭死循環的中國就在不遠的將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