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拿經濟發展為專制獨裁背書

簡中網討論民主和極權時，常有人拿大陸20年來的經濟高速發展來為中共辯護。顯然經濟發展已是中共政權最後的合法性遮羞布。確實，經濟發展是一個國家發展的重要目的。不論生活在任何政權下，過富裕日子都是人民的希望。

必須指出，自由民主制下的資本主義不是讓經濟發展最快的制度。如果一個國家的首要目標是中短期內的經濟增長，那麼最適合的體制不是民主制度，而是自由經濟與威權政治的結合。帝制德國、明治時期的日本、維特和斯托雷平時期的俄國、1964年軍人掌權的巴西、皮諾切特治下的智利、19世紀末期的阿根廷和納粹德國都有過這樣的輝煌。但是這種高速是不可持續的。歷史已經告訴了我們，這些國家的最終命運如何。21世紀的中國，正在走相似的道路。

這些國家的人民，缺乏自由、尊嚴和人權保障，感覺不到真正的幸福。波蘭團結工會的綱領說得好：“沒有自由便沒有麵包。而我們心裡有的不只是麵包、奶油和臘腸，還有正義、民主、真理、合法性、人性尊嚴、信念的自由以及對共和國的改革。”

中國現制度是威權政府、不完全市場經濟以及科技能力的混合體。一個高速轉動的車輪能夠維持平衡，但只要一慢下來，就會東倒西歪，甚至倒下。台灣、韓國的經濟能持續發展，是因為它們都能在經濟初步起飛後，完成政治上的民主轉型，有了能夠保障經濟持續發展的民主、自由，法治的環境。而中國已經錯過了政治改革的關口。隨着中國向中等收入國家轉型，高速增長不會再出現。中國積累了大量的隱性負擔。一旦日子變得艱難，中國日益增多的中產階級不可能會接受現行的家長主義體制。中國現行的經濟快速發展，主要動力是西方的投資。中國的經濟起飛發生在2000年取得美國最惠國待遇和2001年加入WTO之後。 2000到2010年GDP增速為11%，是中國經濟增長最快的10年。中國利用人口紅利和低人權優勢和西方不公平競爭。西方國家引以為豪的一些制度元素，比如自由金融、勞工保護、知識產權保護，全民福利。在與中國競爭時，反而成了負擔。威權政權遵循發展至上的經濟政策，不被社會平等的再分配目標扭曲。它們不必對夕陽產業中的工人負責，或者補貼某些低效率的部門。執行優先生產，滯後消費的政策。中國用操縱匯率保護出口；因國有土地紅利而大興工業園；用市場換取知識產權；用血汗工廠同勞工保護競爭；還有行業壟斷、金融國有、產業補貼、出口退稅、貸款優惠、違規偷運、犧牲環保，竭澤而漁，賣地經濟、畸形房產等等。中國經濟的起飛，靠的是這種不公平的競爭。中國最近的事態表明，這種制度不公平的紅利已經被擠壓殆盡，中國經濟增長不可持續，正在逆轉。2010年後，中國經濟出現了明顯的經濟增長減速，2012年GDP增長為7.8%，2013年為7.7%，2014年為7.3%，2023年5.2%。

僅靠經濟發展不能提供一個政權的合法性。因為自由、尊嚴和免於恐懼是比小康生活更重要的。歷史上各種制度（奴隸制、君主制、貴族制、共產主義制、法西斯制等）都有各種缺陷。只有自由民主制度在公正的基礎上滿足了人類的物質和精神需要。自由社會提供了個人之間的社會契約，包括生存權、私有財產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自由民主國家的法治，為人們提供了公平的競技場。尤其是每一個人作為自由自主的人的尊嚴得到其他人的承認。選擇在自由民主制度下生活，不僅可以讓我們自由地賺錢和滿足欲望，更重要的是，它使我們的尊嚴得到承認。

馬克斯·韋伯 說“資本主義精神是一種合乎道德倫理的明確的生活準則。”自由民主的資本主義是公正和道德的制度。資本主義藏富於民。亞當斯密說，國民財富既非軍事力量，也非國王寶庫里的金銀，而是老百姓的平均產出。戰國時期西門豹治鄴，廩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魏文侯因之問罪。西門豹說：“王主富民，霸主富武，亡主富庫。”王者之國，錢在老百姓手裡；稱霸之國，錢在軍隊；即將滅亡的國家，錢在國庫里。美國學者菲利普·施密特說:“民主化並不必然會帶來經濟增長、社會和平、行政效率、政治和諧、自由市場。與威權政體不同，民主國家有能力根據不斷變化的情境自行修改其規則和制度。他們可能不會立即帶來上述所有的美好事物，但民主最終要比威權政體更有可能實現上述目標。”

民主制約束了政府權力從而有利於經濟增長。制定的政策通常具有更好的回應性，能夠反映大部分人的利益。錯誤政策更有可能被糾錯。威權國家辦大事有效率，辦壞事更有效率，對人民的汲取則有最大效率。經濟和生產力發展的動力是發明創造。發明創造靠的是人才。民主制下，教育文化和人力資本的提升速度往往更快。而威權國家為了統治，常常推行愚民政策，不利於人力資本的提升。人民用腳投票。民主、自由、法治的社會是最安全的環境，有最好的文化和價值觀。能吸引全世界最好的人，最能幹的人。民主國家下的自由環境具有更好的創新能力。而一個極權政府必然最終摧毀人們的生產積極性。只有自由民主制度能夠提供長期穩定的經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