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淡化了意識形態後，目前沒有人提馬克思共產主義和階級鬥爭那一套東西，共同富裕比較三個代表，和諧社會等抽象理論就接地氣多了，但畢竟共同富裕太寬泛。

如果用三民主義解釋容易形成華人世界的共識。

中國已經實現了三民主義中的兩項目標。

首先民族主義的目標是與美國平起平坐。

平起平坐就是國力對比，體現在軍事上與美國在爭奪第一島鏈的優勢。GDP,科技，產業即市場競爭力，金融人民幣國際化，話語權等。

其次民生主義的目標就是舉國體制也可以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

制度優勢比較的是精英政治，國家治理能力和水平，人民福祉和收入水平，生活質量，社會保障等。

西方是資本與官僚的博弈中，資本優勢明顯，資本通過代議制、律師和司法權實施統治，依據法治和程序原則展開公平競爭，資本的擴張需要自由開放的市場，資本的貪婪不受制約需要小政府，資本控制的體制導致美國1%的富人占據90%的財富，資本的趨利導致美國產業的空心化，股市與實體經濟脫節造就虛浮的股價。

中國改革開放的結果出現了資產階級，民營經濟具有“56789”的特徵，即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

權力的傲慢與資本的貪婪所產生的博弈，資產階級想通過自身的力量控制或操縱權力，搞西方那一套代議制民主完全沒有可能，中國的統治階級是一群官僚，擁有中國智慧和舉國體制優勢成為世界上最優秀的高素質治國精英，從一帶一路的戰略，發展高質量生產力等等都得到印證。

中國的中央集權是有歷史傳統的，在漫長的歲月里形成完善的大國治理經驗，中國智慧是西方社會制度和傳統官僚手段的結合。

新加坡歷史學家王庚武研究得出，西方政治文明的一個特徵就是“小型政治單位”傳統：我們看西方在古典時代是小城邦，到了中世紀仍然是封建小王國，在現代化的進程中逐漸發展為小型民族國家。

范勇鵬的研究成果是西方比如美國，沒有大規模國家的歷史經驗可供借鑑，聯邦制，代議制，選舉制產生的三權分立是一群小國拼接成一個大國而設計的，其中議會最容易滋生黨爭的地方，全國性的政黨的出現，在統一地方性利益之爭轉化為全國性的黨爭，

就是規模和秩序的矛盾始終沒有根本解決，帶來了很多問題。

但是不能否認西方的憲政出現的如瑞典社會主義化改革，建立的社會保障制度首先解決了造反問題被世界各國統治階級接受並推行，徹底穩定了底層民眾的暴力革命問題。

資本的擴張帶來了國際化和全球化時代，憲政帶來了公民社會，公權力中公共事務的參與，更不用說人權，民主，自由，平等這些普世價值已深入人心，是全球性的。

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中國如今接受西方的價值觀，完全西化的大有人在，台灣就是完全的從孫中山的五權分立這一中國特色憲政道路退化到完全接受西化及西方價值觀的社會。

完全否定西方價值觀及體制也是一種極端，也不會被人接受的。

程序正義，普世價值，人權，自由，平等等這些不是毒藥，是接地氣的普遍被全世界人民接受的，西方意識形態話語雖然會通過憑空捏造或改造利用來攻擊中國的體制，但你不能否認的事實是中國精英的國家治理水平遠遠高出西方精英。中國是一個大國，大一統形成了中央集權傳統，郡縣制，內閣制與地方鄉紳自治、科舉制等緊密嵌合，都是官僚統治和管理一個大國的經驗積累，因此中國官僚更善於中央集權管理一個大國。除中國之外，歷史上各文明各民族構建大規模政治制度的經驗都非常稀薄。進入“人民主權”時代之後，傳統的統一模式大多宣告失效。所以聯邦制應運而生，為異質人口整合為大規模共同體提供制度路徑、為地區性超國家共同體的產生提供了可能、為消除暴力衝突提供了一種方案。

你不管用專制，集權，威權，極權等等這些名詞攻擊，用中國威脅論，崩潰論來預測，中央集權的政府所推行的五年十年以上計劃，中期，長期發展戰略目標在中國都穩步推進，西方政府連短期目標都難以實現更不要說長遠的目標，代議制選舉體制，多黨制黨爭不絕。

一黨制反而避免了無休止的多黨制帶來的黨爭，在國家治理方面顯示出優勢。大國治理表面上看解決的是規模與秩序問題，實質是權力分配，利益博弈。

范勇鵬指出中共的自我修復機制，實現了“統一性和多樣性相統一”這個千古難題。在人口規模巨大的國家，保持制度不僵化、權力不腐敗、階層不固化、社會不動盪、人民不分裂、文化不墮落，都是非常艱巨的考驗。如果做不到這幾點，一個國家是不可能實現現代化的。而中國共產黨都做到了。

真的做到了嗎？

只要階級存在，就有特權存在，何況老百姓嘴上痛恨特權心裡還很羨慕。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永遠存在，統治階級永遠是少數否則就不是精英，人民永遠是多數否則就沒有老百姓了。

中國最大的危機是黨內，西方價值觀已普遍被認可，“56789”的資產階級和官僚之間的博弈，權力的傲慢與資本的貪婪所產生的博弈，資產階級階級想通過自身的力量控制或操縱權力，搞西方那一套代議制民主，寡頭操控，胡溫時代達到頂峰，習近平為代表的官僚階級進行了打擊，一系列舉動官僚把企業家當胡雪楊，養豬和撈浮財心態碰到了強烈抵制，因為大的資本或企業背後有國際資本的參與，政府不可能做得予取予求，何況大量外資，合資企業看着。

統治階層既得利益者中大量涉及“56789”的獨角獸企業。

習近平說中共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與人民休戚與共，生死相依，沒有任何自己特殊利益，從來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團，任何權勢團體，任何特權階層的利益。

這是習的理想主義，所謂不忘初心是好的，但現實是殘酷的。

比如第一，每當承平日久，制度腐朽，我們就會陷入“歷史周期律”。

第二，大規模國家帶來的長期和平，它是不利於科技發展的。和平是個好事，但是問題是如果只有我們和平，別的國家在不斷地進行戰爭，在催化（技術）進步，就會反過來威脅到我們的生存。

第三，過於重視秩序，也會抑制思想和文化的創新。

第四，回顧歷史，限於前現代的生產力和技術條件，國家也沒有能力對社會進行有效地治理，所以這種大國維持穩定秩序的狀態，就導致國家和人民的關係不斷地拉遠，在互相疏離的國家與人民之間，就產生了地主鄉紳這些人上下其手的一個縫隙。所以我們看清末改革到民國建設，都是離不開這些基層地主鄉紳，但是這個階層又不可能真正代表人民來建設國家，反而自己會成為紛爭之源，加劇了軍閥割據、匪患泛濫和土豪劣紳的壓迫，使中國又一次陷入大爭之世，生靈塗炭，幾至亡國。

毛主席提出的“自我革命”，人民民主的解決之道，人民民主使人民和國家融為一體，須臾不可分離；而自我革命使黨永不懈怠，勇於日新，永葆黨和國家機體的健康生機。

范勇鵬研究成果：按照古典定義，民主的原義是“人民的統治”，對應的是“精英的統治”，而代議制毫無疑問是精英的統治。

古典民主有兩個特徵，其一，人民直接參與立法和決策；其二，多數決定。所以亞里士多德稱雅典民主就是一個“數學概念”。代議制顯然既非直接參政也不一定能保證多數決定。事實上，在制定美國制度的過程中，人們並不看好民主，或希望建立任何形式的民主。麥迪遜就曾直白地講，民主政體不能制止派別鬥爭的危害，民主是動亂和爭論之源，將亡於夭折。從政治思想史來看，幾乎所有歐洲思想家都認為代議制與民主是不同的政體類型。從代議製發展史看，代議制的主要特徵是選舉和代議，而選舉和代議均是源於貴族制，也一直體現精英階層的利益。因而，它與自由有關，與民主無關。是故，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認為美國憲法設計的新政體是代表制與民主制的嫁接。如果代議制就是民主，潘恩又何必將代表制與民主制並稱呢？

其次，代議制和選舉制的權力來源於下，故必然會向下負責。這本身不一定是壞事，政府的民主性和責任性，很大程度上就體現為對社會的回應。但是“專在上”和“專在下”均有弊端。合理的制度應該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統一。美國今天在立法和政策方面的“專在下”弊端日益嚴重，甚至地方分裂主義也有抬頭之勢，便是封建性遺留所致。

選舉和代議制對於資本、利益集團及各種政治勢力天然缺乏免疫力。資本所掌握之國家，必然會建立代議制，因為這最符合資本間接統治國家的需要。但是現代大眾政治的崛起，使代議制不可避免地與選舉權擴大相聯繫。在掌握媒體和金融的情況下，資本一般可以使選舉不失控，保持獨享國家權力。但是有組織的現代利益集團和政治勢力，甚至無組織的民粹力量也同樣可以使用選舉制度將自己的意志輸入至國家政治權力之中（特朗普的當選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失控的結果）。

除了傳統的資本家、金融集團、軍工複合體、媒體勢力外，新技術新產業的發展，是否會帶來新的封建性集團？維系統一性的制度，需要未雨綢繆地思考對大數據、人工智能、機器算法之類新技術因素的應對方法。這是人類未來政治面臨的一個重大挑戰。

回到中國的問題，中國已經實現了三民主義中的兩項目標。

第三個目標-民權主義目標是實現縣一級自治的公民社會。

中國的問題不是家長制和一黨制，是公權力沒有劃分邊界，是沒有搞清楚統治權和地方自治權分屬於上層社會和世俗社會，沒有明確的界定。

1，官與民的界定

假如處級以上的精英階層是屬於統治階級，縣長以下的就是被統治階級，處長以上統治者和縣長以下為人民，官與民劃分界限。

2，官與民等級劃分。

處長以上為官，包含處長以下不能稱為官，民權體制中處級以上的級別才稱得上官，實行民主集中制原則。處級即縣長都是人民一人一票選舉產生為人民公僕，縣長到村長不是官，是為人民服務的，管的是世俗的事務，公共事務人民有權參與監督，只有認識到公民社會就是世俗社會，公民社會才能真正形成。

精英治理處級以上的行政區域叫政府，所僱傭的處理事務的叫公務員。

公務員不是官，是辦事員，是政府雇員採用僱傭制，簽訂僱傭合同。

縣為地方自治縣，除了人民公僕外，辦事員即公務員和社區志願者組成。

人民代表參加競選縣級民意代表，自動成為監督黨黨員，行使人民監督權。因此縣級以上的為執政黨，縣級以下的為監督黨。

縣級以上的各級人大和政協到全國人大和政協由執政黨決定如何改革。

只有地方自治才能建設公民社會，才是真正的民主國家。地方自治也解決了授權，政權的合法性，才是真正的程序正義。

3，大政府與地方自治權的劃分

現實告訴我們，人民參與不了國家大事，只有到了一定層次，達到一定高度才能正確認識和決策。同樣精英管不好地方事務，因為隨着地位的不斷提升，必然越來越脫離人民，而縣長這個層級剛好，一縣之地就這麼大的地方都是屬於地方事務的範疇，參與式民主也能實行。世俗社會就是大社會，多數公共服務屬於地方事務與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相關，社會矛盾也多數存在於此。

中國出問題最多的就是處級，縣長是執政黨任命的，只對上級負責導致權力無邊，無法無天，普遍有撈浮財的衝動，貪官污吏層出不窮，地方自治是人民用選票決定，縣長以下人民公僕要對選民負責，接受人民的監督，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不滿意和不合格就會落選還怎麼敢稱王稱霸。

就算出了問題也怪不得統治者，都把權力下放了，也就沒有責任。誰讓這個縣的人民選出一個貪官污吏。發展的不好誰讓這個地方的選民選出一個無能的縣長。

4，為什麼要以縣來劃分權力邊界？，

孫中山曾分析聯省自治與分縣自治之利弊“以中國各省之土地與人民，皆比世界各小國為大而且多，故各省之自治可不依附中央而有獨立之能力。中國此時所最可慮者，乃在各省借名自治實行割據，以啟分崩之兆耳。故聯省自治制之所以不適於今日之中國也。至言真正民治，則當實行分縣自治。蓋縣之範圍有限，凡關於其一鄉一邑之利弊，其人民見聞較切，興革必易，且其應享之權利亦必能盡其監督與管理之責，不致如今日之省制大而無實，復有府道界限之爭也。分縣自治或不免其仍有城鄉區域之分，然其範圍狹小，人民辨別較易，以其身家攸關，公共事業之善否與是非，當不致為中級社會所壅蔽。且因其範圍不廣，故其對於中央必不能脫離而稱獨立也。至如今日之所稱為“聯省自治”者如果成立，則其害上足以脫離中央而獨立，下足以壓抑人民而武斷，適足為野心家假其名而行割據之實耳。吾之主張聯省不如分縣者以此，當世明達必有決擇也。

再看薄熙來在四川搞的那一套，儼然是一個四川王的存在，而地方自治後，省管不了地方事務，失去了軍閥化的基礎，如今要實行大市場戰略，其最大障礙來自省級，省級又牢牢控制着縣級，地方自治就是一種公權力的碎片化，省級對地方最多是按照國家戰略進行協調和國家政策的落實。

地方自治也有利於中央集權，發揮原有舉國體制的優勢，以縣來劃分權力邊界就避免省級軍閥的出現。

5，地方自治是一個安全的避風港

中國改革開放的結果出現了資產階級，民營經濟具有“56789”的特徵，即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

權力的傲慢與資本的貪婪所產生的博弈，資產階級階級想通過自身的力量控制或操縱權力，搞西方那一套代議制民主完全沒有可能，中國的統治階級是一群官僚，擁有中國智慧和舉國體制優勢成為世界上最優秀的高素質治國精英，從一帶一路的戰略，發展高質量生產力等等都得到印證。

權力的傲慢體現官僚對資本的予取予求，養豬心態就是官僚傳統思維的體現，但資本的國際化，市場的全球化讓中國的資產階級不是胡雪岩任由你統治階級宰割，家長制最大的習慣就是權力的恣意妄為，但獨角獸企業背後的國際資本力量，在中的外資和合資企業這些資本的力量讓統治階層也做不到予取予求。

權力和資本的博弈，極端的結果就是兩敗俱傷，合作共存就是中國的資產階級放棄任何對中共統治階層的統治權的不切實際的企圖，比如組建以奪取統治權，執政為目的的傳統政黨，不改變一黨舉國體制換取中共從縣級公權力退出，實現縣級地方自治，資產階級作為人民階層聯合知識分子，參選一人一票的縣長選舉，估計會占有多數縣長位置，為了制衡資本家的貪婪，中共支持人民代表參與公共事務，對縣長以下人民公僕進行監督。

由於人民做主，實行民主制度，地方就成為一個安全的避風港，富人，資金也不用出逃，只要不違法犯罪，就不用害怕，一人一票人民子弟個個有當縣長市長，鎮長區長，村長居委會主任的機會。

6，地方自治也是思想的自由港

地方自治實現公民社會，人民參與公共事務徹底結束潛規則，一切都是透明的，公開的，自由，平等，人民的活力，創造力才會被激發，只憑本事能力就有出人頭地的機會，沒有階級固化，做好合格的縣長就能進入統治階層追求更高的自我實現。

以地方自治為基礎的一黨制，家長制就是民意的體現，只是一種治國方式。

沒有人民一人一票選舉縣長的地方自治權，一黨制，家長制就是專制，獨裁，永遠恐懼在被沉默的多數中，中國權力社會官員權利無邊才是不安全感的根源。

地方自治，言論自由，學術自由，無牆無關鍵詞的網絡世界，但絕不是造謠自由，說謊自由的無底線自由。

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現實，政黨政治的弊端，另文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