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秦暉 寫於 二零一三年

無論是哈耶克的傳統“自由主義”，還是馬克思的“社會主義”，都帶有追求自由的成份，這一點應該是個共識。只是傳統“自由主義”是一種“消極自由主義”，主張以不被強制來捍衛自由；而“社會主義”是一種“積極自由主義”，主張通過行動打破專制以實現自由。兩者存在一個重要的區別：自由主義似乎是認為自由是天然存在的，只要抵制強制，就能維護自由；而社會主義認為自由並不天然存在，需要以積極的姿態去爭取。正是這一區別，使得消極的“自由主義”雖然在理論上很強大，但在行動上很弱小；而積極的“社會主義”不但因其道德邏輯而理論強大，而且具備強大的、積極的組織行動能力。這種以“整體主義”或者叫做“集體主義”的理念來組織行動的能力，在十月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不分階段的存在並持續強化，最終出現了蘇聯斯大林時期的近似法西斯主義的“社會主義變種”，並進而影響其他社會主義世界的國家理論。似乎社會主義就一定是集體主義的。

那麼，集體主義是不是馬克思所設想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能不能與集體主義劃等號？

1843年，馬克思在巴黎，為研究政治經濟學問題閱讀了大量的資料，做了相應的摘錄、批註和評論，他稱這些筆記為“巴黎筆記”。1932年，這些手稿以《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為名發表。從中我們可以看到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政治經濟學內核，同時也成為研究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著作。

在《巴黎手稿》中，馬克思把“自由個性”列為人類發展三階段的終極目標。即人類發展的三階段是：“人的依賴性階段”、“人的獨立性階段”和“人的自由個性階段”。

馬克思在解釋他的歷史觀時，指出：任何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體的存在，人類社會的歷史是“已成為桎梏的舊交往形式被適應於比較發達的生產力、因而也適應於更進步的個人自主活動類型的交往形式所代替”的過程。在這種歷史觀看來，“有個性的個人與偶然的個人之間的差別，不僅是邏輯的差別，而且是歷史的事實”。而這種歷史觀的價值理想則是：“個人向完成的人的發展以及一切自發性的消除”。

這段話的意思就是，人類的歷史首先是個體存在的歷史，並且是個體要從被桎梏中，去尋求更解放、更自由的生產關係的過程。所以，借用溫鐵軍常講的一個概念叫做“去依附”的話，就是馬克思的人類三階段理論，是從個體的“人”的“去依附”的角度而講的；而不是以“生產關係”的角度去分類的。

我們熟悉的“社會五階段論”，即社會經由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直到共產主義社會，這個理論並非馬克思首先提出。馬克思在1846年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提出了“五種所有制形態”，注意不是“五種社會形態”；之後在《共產黨宣言》中講到了“奴隸制社會、封建制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三種社會形態。

恩格期在他的《家族、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明確提出了人類歷史發展的五個階段，即原始氏族社會、古代奴隸制社會、中世紀農奴制社會、近代僱傭勞動制即資本主義社會、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

之後，列寧在1919年的《論國家》的演講稿中，主張“五種社會形態說”，即人類歷史是沿着原始社會—奴隸制社會—封建制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的單線序列發展的。

斯大林在《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一書中，對五種基本類型的生產關係進行了論述，包括“原始公社制、奴隸占有制、封建制、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此後在社會主義世界，五階段論定型。

那麼馬克思講“五種所有制形態”與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講“五種社會形態”的區別在哪裡？在於馬克思講的是“產權關係”，而後面幾位講的是“人與人的社會關係”；而在社會主義誕生之前，產權關係涉及的都是“個體主體”與財產之間的關係，即人與物的關係；而“社會形態”涉及的是“個體與不同範圍的集體”之間的“人與人”的關係。

所以，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五階段論最大的問題，或者說背離馬克思主義的點在於他們用“人與人的整體主義”掩蓋了“人與物的個體主義”。從而將馬克思主義的“個體主義”色彩換成了“整體主義”或者說“集體主義”色彩。而強制的禍根，就埋在“整體主義”之下。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雖然馬克思的思想屬於“積極自由”傳統，不像“消極自由派”那樣僅僅把自由看做是不強制，但從他的“人類三階段分類”和“五種所有制”分類看，馬克思反強制、追求“自由個性”、“完全的人”的傾向是很明顯的。

另一個最能體現馬克思主義“個人主義”色彩的方面就在《共產黨宣言》之中的一句名言：“使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成為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注意其中的前提與結果的關係：“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前提，“一切人的自由發展”是結果。因此，馬克思主義實際上是一種“個人主義”而絕非整體主義。這是秦暉很肯定的觀點。

對這一點理解很重要，它還關繫到我們如何理解馬克思所講的“人的異化”。

我們常說，“資本主義”導致人的集體“異化”，即人的工具化。然而人的工具化豈止是在資本主義社會才出現的？它體現在幾乎所有的生產關係中。從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工具化的人是在逐步解放的過程中的。

從馬克思的“人類社會三階段”理論看，原始社會和奴隸制社會下，是人的依賴性階段，原始人只有依賴於整個部落的力量才有可能生存下來，部落社會中，人在經濟、思想上是全方位依賴部落整體的；奴隸主雖然對奴隸有明顯的剝削行為，但奴隸主也是奴隸可依賴生存的力量，奴隸對奴隸主的依賴與原始社會相比有所減弱，甚至奴隸有可能逃離奴隸主而生存下來，因為到奴隸社會，個體的生產力已強於原始社會，個體有依賴自身能力生存下來的可能性了。

西歐到了封建社會，人的個體的獨立性、自由度與奴隸社會相比進一步提升，人身依賴弱化；到了資本主義社會，人在地理上的流動大大加強，人的自由度大幅提升，依賴性大幅減弱。所以封建制和資本主義制度下，是馬克思所講的“人的獨立過程”的階段。而到社會主義階段，應該是馬克思所講的“人的自由個性階段”。

馬克思說：“我們越往前追溯歷史，個人，從而也是進行生產的個人，就越表現為不獨立，從屬於一個較大的整體。”從原始社會的共同性發展到具有個性的獨立個人，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進程。只有到了近代“市民社會”，發達的市場交換關係才以“物的聯繫”取代了“人的依賴紐帶”，從而“狹隘人群的附屬物”變成了“單個的人”。正是這種從“人的依賴關係”到“人的獨立性”的飛躍，造成了人類歷史上空前燦爛的工業文明。所以，“現代性”在馬克思那裡幾乎被理解為“擺脫共同體束縛的個性或個人自主性的代名詞”。

那麼，資本主義讓個性自由大大發展，馬克思所講的“異化”是什麼意思？

馬克思講的“人的異化”、“勞動的異化”實質上即“人的自由個性的異化”，也就是“自由得不自由了”。因此，過去一些人提出蘇聯國家中存在“異化”的看法是不對的，蘇聯社會還是人“從屬於較大的整體”而談不上“人的獨立性”的狀態，更無所謂“自由得不自由了”的問題。亦即這種社會還未達到有資格發生“異化”的水平，它所需要的是人的創世紀，而不是“人的復歸”。

所以，馬克思所講的“異化”不是“人的工具化”，而是“人的自由個性的異化”。它首先得是“人的自由個性已經得到極大發展”，然後才是“自由個性”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被逆轉”。工人可以自由的選擇是去這家工廠應聘還是去那家工廠應聘，但總體上講，他還是得去應聘，因而“自由得不自由了”。

最後，回到本文開頭所講到的，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雖然都認同自由，但一個重要區別是自由主義似乎是只要保持“消極自由主義”就能維護自由，而社會主義認為必須通過鬥爭的“積極自由主義”才能讓人性得到解放。由此，兩者還有一個重要的區別，是它們應該在不同的人類歷史階段分別登場。

人本來就處於奴役狀態之中，首先得尋找一條“通往自由之路”，這條道路只能是通過“積極自由主義”來實現；等到人有了個性的自由，而為避免重新陷於“通往奴役之路”，我們就要談論我們不能做什麼，以免失去自由，這時，就是維護“消極自由主義”的時候了。

因此，在自由秩序建立後，馬克思對自由的“異化”的批判也是有價值的。因為現今的“消極自由主義者”也承認自由秩序並非“理想秩序”，它是有毛病的，只是比人類可能建立的任何其他秩序毛病少些而已。“消極自由主義”不認為人類有可能建立“理想社會”，馬克思則認為有可能，並把這種秩序描繪為“自由人聯合”。

然而，170多年過去了，人類並末看到這樣的聯合體。

《共產黨宣言》主張階級鬥爭，但並未主張無產階級專政，而“只有解放了全人類才能解放無產階級自身”這句名言，明顯地與後來的階級專政論有區別。

1850年馬克思寫了《1848-1850年法蘭西階級鬥爭》，文中肯定了法國布郎基派在1848年革命中提出的一個“大膽的革命戰鬥口號”：“工人階級專政”。由此形成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但此後很長時間內沒有再使用這個概念。

直到1871年在《法蘭西內戰》中鑑於巴黎公社被鎮壓的教訓才又一次重提這個思想，並在1875年的《哥達綱領批判》中寫道，“革命轉變時期”需要“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然而馬、恩指導下的第一、第二國際及德國社會民主黨正式文件中，卻從未有過“無產階級專政”的提法。

這其實不難理解。因為在西方語言中，“專政”一詞意來源於古羅馬的軍事獨裁官，這本是共和羅馬在遭遇戰爭時的非常體制，即臨時中斷共和，授權軍事統帥以不受法律限制的短期獨裁權力，並許諾獨裁結束後不追究其行為。由於“專政”是臨時的，因此它與當時人們在波斯等地所見的那種常規的獨霸的“專制”體制不同。而且進入帝制羅馬及以後的中世紀與拜占廷時代，“專政”一詞就極罕見了。

直到近代共和國出現後，這個名詞才又在原來意義上被使用，英國革命中的克倫威爾、法國革命中的雅各賓體制是常被提到的兩個典型。羅伯斯庇爾曾明言：專政“是自由與它的敵人之間的戰爭狀態，而憲政則是勝利了的及和平時期的自由政體。”

可見，所謂專政，有以下特點：

第一，專政作為一種獨裁是與民主憲政對立的。因此，“民主專政”提法是講不通的，等於是在說“民主獨裁”、“黑色的白”一樣，邏輯不通。列寧也承認：在革命運動史上，個人獨裁成為革命專政的表現者、代表者和執行者，是屢見不鮮的事。

第二、專政與法治不相容。“專政”意味着不受法律約束，包括專政者自己所立之法，對他也沒有約束力。列寧宣稱，專政是直接憑藉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權。

第三、專政是一種與緊急狀態（通常是戰爭）相聯繫的臨時措施，是共和制度的短期中止，而不是一種正常的執政方式。這一點與“專制”不同。馬克思之所以只講“無產階級專政”不講“無產階級專制”，就是這個道理。

在馬克思所處的時代，歐陸多數國家民主制度尚未建立或者還不健全，無產階級和下層民眾的運動常常受到統治者暴力鎮壓，1848年的卡芬雅克專政與1871年的梯也爾專政就是例子。因此馬克思有以暴抗暴的思想並認為無產階級革命無法避免“專政”（也就無法避免戰爭）是毫不奇怪的。

但無論如何，馬克思、恩格斯從未設想過在和平時期作為正常政權無產階級可以用“專政”來進行統治。甚至列寧實際上也明白這一點，他早年曾明確說過，如果無產階級能夠得到農民的支持，那就用不着“專政”了，因為那時完全能夠保證我們獲得絕大多數，以至專政大可不必要了。

因此毫不奇怪，當時俄國馬克思主義者曾強烈抨擊民粹派的“人民專制”理論（注意：不是“專政”），並強調憲政不僅是資產階級的工具，而且也是無產階級的工具。他們還明確指出：“自由主義者所忙於爭取的權利，正是人民發展所必須的條件”。在馬、恩時代，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只意味着用無產階級的暴力來對付資產階級的暴力，從不意味着用“無產階級的暴力對付資產階級的民主”。

馬克思原來認為，無產階級革命後國家即消亡，後來，雖然提出革命後的過渡期仍要有國家，但那是個職能遠比“資產階級國家”弱化的、消亡中的“半國家”。而到德國開放黨禁、社會民主黨合法化後，恩格斯便主張走議會道路，由此導致了今日的“社會民主主義”。當時像俄國這樣的國家裡，“社會民主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是同義詞，而“社會主義”一詞常指“民粹主義”。若要用“社會主義”來指“馬克思主義”的話就得在前面加幾個字——“西歐式的社會主義”。

那麼“民粹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別是什麼？

那時“民粹主義”是主張“革命暴力與人民專制”的（注意是專制），而社會民主黨則主張“政治自由與議會民主”，社會民主黨後來不但抨擊那種“反對政治自由的民粹派”觀點，還與自由派結成反民粹的聯盟。

在經濟上，民粹派主張“村社社會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而社會民主派則主張個人自由與市場競爭。普列漢諾夫有句名言：“俄國人民就這樣分成了兩個階級——剝削階級的公社和被剝削者的個人”。只有把“個人”從強制性的“剝削者公社”中解放出來後，經過資本主義的充分發展，才談得上走向自由人聯合體。

之後在俄國，許多自由主義者放棄了“起點平等與民主原則”而轉向為權貴資本主義辯護，一步步走向寡頭主義；而許多社會民主主義者則放棄“個人權利與自由原則”而轉向“人民專制”，一步步走向民粹主義乃至超民粹主義，並與歐洲正統馬克思主義-社會民主主義主流決裂。這種超民粹主義化的社會民主派即列寧主義。

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不僅全盤接受了“反對政治自由的民粹派觀點”，而且把馬克思設想的過渡性的“半國家”變成了利維坦式的“超國家”，要求實行“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專政，把馬、恩設想用以對付資產階級暴力鎮壓的手段變成了對付“資產階級民主和政治自由”的手段。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布哈林的“無產階級超經濟強制”說與斯米爾諾夫的“社會主義原始積累”論，把“專政”從政治領域擴大到經濟改造乃至經濟建議領域。他的黨也與繼承歐洲正統馬克思主義的“歐洲社會民主黨”決裂。俄國人就此一步步走向了“古拉格群島”。（古拉格群島是由蘇聯作家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創作的，紀錄蘇聯各地勞改營和集中營的紀實文學作品）

而在西歐，社會民主黨的思想體系中儘管也有烏托邦的成分，但並沒未由此產生對社會的強制。社會黨執政的許多西方國家沒有哪個走上了“通往奴役之路”。“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的二元格局如今已成為西歐“自由秩序”的通行模式。

可見，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價值是“自由”而非強制，不僅原初的馬克思主義絕非“強制主義”，就從發展的方向看，世紀初的馬克思主義也是走向以政治自由為基礎的社會民主，而不是走向“人民專制”。

如果說馬克思對民粹派還表示了謹慎的保留的話，那麼恩格斯則是堅決反對民粹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