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為什麼會出習近平

  近來關於習近平的病重，隱退的謠言四起，雖然明知是謠言，但世人樂此不疲，寧可信其有，不願信其無，這充分反映了人們對他恨之入骨卻又無可奈何這樣一個事實，這樣一個怪物，不學無術，洋相百出，治國無能，卻能獨霸大權，並將世人玩弄於股掌之中，這究竟是為什麼?一個偌大的中國，毛澤東造成的災禍人們還記憶猶新，現在又出來一個習近平，大搞個人崇拜，亦步亦趨的在學毛澤東，真是令人費解。

  中國為什麼會出習近平？為什麼政治強人層出不窮？為什麼專制制度如此根深蒂固？如何才能擺脫這種厄運？中華民族到底還有沒有未來？這是中國人民及國內外眾多政界人士和學者一直在思考探討，又疑惑多多的難題。

  本人一介平民，非政治文科學者，但生長在中國，看共產黨玩把戲看了一輩子，對黨國原理也頗有研究，今天不自量力，抖擻精神，來挑戰這一有關民族未來和人類發展的宏大敘事，希望讀者能耐心看完本人的敘說，並希望一切關心中國命運的人士來共同參與討論。

  中國為什麼會出習近平？中國為什麼會出毛澤東？簡言之，是因為中國是一片愚民和奴才的汪洋大海，這片大海養育幾條超級巨鯨不足為奇，但為什麼會形成這樣的汪洋大海，中國人為什麼是這樣，這就不是幾句話說得清楚的事。這無疑和中國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和歷史發展密切相關。世界上專制體制和獨裁者不光中國有，其他國家也有，但中國的專制和獨裁是最完善，最頑固的，為什麼會形成這種最頑固的專制制度，值得我們深入研究。制度，文化是由思想信仰的產物，而思想信仰又決不是短期內形成的，它是在特定的文明發展過程中，經長期歷史演變中形成的，所以要清楚的回答中國這些宏大敘事，必須追本索源，從中華文明的起源，形成和發展談起。

一．                  中華文明的形成及特徵

與世界其他文明相比，中華文明具有明顯的三大特徵

1.     天人合一，君權天授的天下觀

  打開世界地圖，我們會發現，中國這塊土地是最完美的，是最適合人類居住的地方。華夏民族是幸運的，當我們從荒蠻時代步入文明時，腳下是一片廣袤而肥沃的大地。這裡土質疏鬆，氣候適宜，中原大地，江河縱橫，沃野千里，物產豐富，從南到北，有豐饒的生存資源和廣闊的迴旋餘地，在這片土地上我們很早就發展出了燦爛的農耕文明，形成了龐大的農業社會。

  如果說埃及和兩河流域的農耕文明是靠河的養育，而華夏民族更多的是得益於天的賜予。我們腳踏的是一片肥沃的大地，頭頂的是一片仁慈的天空。東亞特有的季風環流系統形成了雨量充沛且有規律變化的氣候條件，是上天對華夏民族特殊的恩賜。這裡，春季多雨，夏季炎熱，有利於農作物的生長；秋季乾燥，冬季寒冷，有利於收穫儲藏，休養生息。四季循環往復，井然有序。我們民族在認識了天的運行規律和氣候變化特點的同時，對天也產生了無限的敬畏和感恩。

  是天的陽光雨露滋潤了大地，使得萬物生長，我們人類得以生存。天是創造一切的，他是一切財富的源泉，上天創造了世界，也創造了我們人類，日月星辰，四季輪迴，風雨雷電彰顯他的存在。它威嚴凶暴，深不可測，無比偉大，又仁慈的賜給了我們一切，溫馨如父母般的孕育我們人類的成長。只要根據他的提示順天而作，我們就可以豐衣足食。而違反了他的意志，必然會受倒懲罰。為管理我們人類，上天會派來他的使者，這就是君王，我們稱之為天子，服從君王就是服從天的意志。

  我們在對天的特殊的情感和獨特的感悟中理解了自然，建立了我們對天神的信仰。從信仰中悟出了神性自我，領會了道德天性。從神性又走向了理性，開始了自身道德的約束。中華民族是在獨自領悟天的恩賜，懷着對天的感恩和敬畏中從野蠻進入文明的。於是乎，一種最自然的天神信仰，一種“天人合一，君權天授”的天下觀成了我們民族最早的思想信仰和哲學基礎，這是我們通過長期觀察和認真思索的結果。我們由此找到了我們這個獨特的“天下”的規律，找到了我們的敬拜對象，推演出了敬天保民，君臣父子的道德標準，奠定了以秩序和禮儀為主的，尊王攘夷的社會穩定基礎，並發展出了一系列孔孟老莊的人文思想，中華民族從此有了主心骨，龐大的農業人群被團結成了一個主體，並在爾後的和周邊諸多蠻族的爭鬥中脫穎而出，逐步發展壯大。

  在文明發展早期，面對這個紛繁複雜的世界，，人類總希望找出其中的規律，華夏民族用一個“天”字，一言以蔽之來解釋了整個世界，安頓了我們的心靈。這是我們先人智慧的表現，而豐饒的土地和相對有規律的氣候條件，為我們提供了這種可能。

  相比之下，發源於地中海流域的西方文明卻沒有我們幸運，那裡地域廣闊，大地被山川湖海分割得七零八落，地中海的便利交通為他們提供了遠大於我們中華民族的活動範圍。但這種廣闊的世界為人類的心靈提供了一種更大的不確定性，世界是如此的廣闊，如此的無邊無際，高深莫測，複雜詭異，“天”“地”“人”都差別很大，是無法用一個“天人合一”來解釋的，人們只能藉助於神靈來尋求心靈的平靜，只能通過對超自然的神靈的頂禮膜拜與狂熱信仰助人解脫現實的痛苦和對世界的迷惑。

  在中國人看來，世界是如此的簡單明了又恩寵有加，我們無需也無法去探究他的本源，我們只需匍匐在他的腳下，享受我們美好的田園生活即可。所謂“存而不論”既是處於無奈，又是一種理性的選擇，智慧的表現。中國早期的哲人們，都表現出對神鬼等神秘世界的冷漠，儒家學說就是以非宗教的早熟理性為特徵的。缺乏對神鬼的想象，也阻礙了我們去探究世界更多的奧秘。幾千年來我們中國人從不知道我們是住在一個星球上，但天道的理論足可以解釋一切，人的倫理道德和天道的原理已經取得了完美的統一。

  天人合一君權天授歸根到底是信人的世界觀，它具有兩個明顯的特徵，其一是將自然法則和農耕文明必須遵守的孝道緊密相連，變成人人可以理解，人人必須遵守的道德規範，其二是將君主的權力來源看成是絕對的神聖的。君臣父子的道德被認為是萬古永存的絕對真理。大自然的規律和人類社會的道德緊密聯繫的哲學觀深入人心，牢不可破。它完全滿足了華夏民族農耕文明的精神需求，它形成了信仰，凝聚了人心

  西方世界中，人們無法從簡單的現象中來得出一個能令人內心平靜的解釋，人們總想尋根究底，尋求世界的本源，長期奔勞在尋求真理的無盡的芒途中，中西文明的區別是神性和理性的區別。神性充滿了內心的不安和虔誠，產生了豐富的精神世界的無限的藝術靈感，信神的結果，促使他們不斷的去探求自然，不斷的想象神的奧秘。他們希望有神代表的絕對精神，有高於人類理性的終極精神價值來指引我們人類。而神性和理性不斷衝突，精神和現實嚴重對立，使得他們思考得越來越多，文化而變得多姿多彩。

  早期的西方人的精神世界是複雜的，希臘產生了偉大的希臘神話，誕生了荷馬史詩這樣的文藝作品，出現了一大批哲學家，思想家，對世界的解釋也是多種多樣。蘇格拉底思想深奧，他無法解釋這個世界，但他開創了一個愛智慧的哲學世界，為後世的思想探索打開了大門。中國人的思想則相對簡單，和蘇格拉底同時代的孔子，建立了一個延續了幾千年的儒家學說的思想體系，他被尊稱為聖人，他不信神，但他信周公，即信人，信人的理性。

  這就是為什麼西方人信神，而中國人不信神的原因。

  中華民族走上了一條早熟，理性，務實的道路，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文化，也帶來了思想的固步自封，停滯不前。導致了中國人的事物缺乏刨根究底的探究，中國人不信神，中國宗教不發達，中華文化中缺乏高於世俗王權的絕對精神價值，中華民族缺乏神的約束。

2.  龐大分散，延續久遠的農業社會

  中華文明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最典型，最發達的農耕文明。和早期的果實採摘和狩獵生產方式相比，農耕生產方式要容易得多，也可以獲得更大的收益，但時間一長，人的體質下降了，身高變矮了，且土地容易退化，自然環境會逐漸惡化。靠天吃飯，自然災害避免不了，每遇水旱之災，就會有大量人被餓死，土地可以養活很多的人口，但更多的人口又需要更多的土地，必須不斷的開拓新的土地，華夏民族在蓬勃發展的過程中也很早就陷入了土地的惡性循環之中。

  中華文明很早就到達了他現在的邊界，逐漸形成了華北，華中，西北，西南，東北，東南，華南等各具特色的幾大經濟區域和眾多的封建國家，這些地區在地域上現對的獨立，有着大致相同的生產方式和社會習俗，又各具文化和經濟的特色，形成了文化上緊密聯繫，經濟相互支持，龐大且分散的馬鈴薯式的社會結構。廣闊的土地，豐厚的人力資源，為社會的繁榮和發展提供了穩定的基礎，也為漢族政權的延續提供了廣闊的迴旋餘地。中國歷史上，北方游牧民族多次入侵中原，但不僅沒有消滅漢族政權，反而被同化，成為中華民族的一部分。中華民族在民族融合中不斷發展壯大。

  這些相對獨立的地區，自給自足，自成體系，生存必需品可以部分流動，互通有無，但對商業貿易的依賴不大。雖然產生了集市和商埠，發展出了一些城市，但商業從來沒有成為國家主要的經濟力量，這是因為中國交通條件限制了商業的發展，除長江中下游之外，其他地方都不具備大規模商業活動的條件。歷代統治集團出於政治的需要對商業進行了嚴厲的打壓，商人在中國歷史上從來是無足輕重，無法形成強大的商業集團。中國在漫長的歷史中一直沒有完成農業文明向商業文明的轉化。

  作為西方文明的源頭的希臘文明從一開始就具有明顯的商業特徵，是海洋的驚濤駭浪和貧瘠的土地帶來了生存的憂患。地中海便利的交通條件有利於商業的發展。商業的發展要求不斷改進運輸工具和航海技術，因而促進了科學技術的發展。商業能刺激生產，產生財富。由於環境惡劣而刺激的商業文明反而比條件優越的農業文明產生較多的財富。在歷史上，總體而言，西方人均的物質占有量，人均的蛋白質消耗量都要高於中國。中西文明的區別是貧窮和富裕的區別。

  在物質富裕的條件下，才能有眾多的脫離一般生產活動而專門從事科學，文化活動的人群，才有足夠多的時間和精力來探討人類生存的物質世界以外的精神世界，而中華文明長期困頓於這片土地上，始終必須為基本生存而努力奮鬥。龐大人口的生計，不斷惡化的生存環境， 始終在困頓我們這個民族。

  在商業文明的模式下，社會追求的是商業利潤的最大化，價值規律，那隻看不見的手一直在起作用。統治者面對的是一個複雜多元的世界，多種經濟成分共存，內外部各種複雜因素犬牙交錯，其治理難度要比單一的農耕文明的國家大得多，必須小心處理政治，經濟，外交和軍事等諸多問題，自我封閉只能是死路一條，對外開放進取是常態。政治，經濟的向外開拓必然帶來文化的開放，西方人崇拜英雄，崇尚自由，喜歡冒險的性格具有明顯的外向型特徵，文化的開放又為進一步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農耕文明一般有着較優的原始的生存環境，他們無需與自然作太艱苦的抗爭即可獲得自足的生活。因此，他們希望與自然保持一種親和的關係，並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人文社會的建立上，講究中庸，喜歡平和。老實本分，安分守己被推崇為美德。中國人崇尚的智慧主要是如何處理人際關係的智慧。這種內向型的文明，其發展不斷趨於保守，帶來的是落後和盲目的自信。

  地大物博和自成體系帶來的是安穩和保守，守着土地，依賴土地的結果是逐步走向貧窮。自然條件本來優越的中華大地，由於人口的膨脹和土地的過度開發，其自然條件不斷惡化，農耕文明的過度發展帶來了土地的貧瘠和土地資源的缺乏，生存條件反而惡化，但環境越困難，刺激文明生長的積極力量越強烈，在黃土高原上所要應付的自然環境的挑戰，比世界其他地方要嚴重的多。人們潛伏的創造才能被挑戰刺激起來了。艱苦的生存條件下，養成了中華民族刻苦耐勞和儉樸的民族性格。中華文明的獨特性在於，他既有因優越的農耕環境產生的安穩和保守，又有因人口的增長和環境不斷惡化帶來的困難刺激而產生的刻苦耐勞，堅忍不拔的精神和頑強的生存能力。

  以家庭為單位，以血緣為紐帶的耕作方式，眾多分散貧窮的農民簇擁着地主，鄉紳，族長，形成獨特的鄉紳地方治理模式，是官僚政治的有力支撐和補充。中華文明在歷史演變中，形成了獨特的社會機制，走了一條純粹東方式的國家治理道路。

  穩定是農耕文明發展的必要條件，是中華文明生存的基礎。維持穩定必須確定一個絕對的君主權威，中華民族對權威的絕對性的理解是不同於西方的，西方對權威的認同來自於對神靈的崇拜和英雄的人格魅力，而中國人則來自生存秩序的需求，出自固有的思想信仰和家國觀念，沒有權威就會混亂，權威必須是絕對的，至高無上的。因此，我們建造了規模宏大的宮殿，制定了繁瑣的禮儀，有延續了上千年的中國獨有的太監製度。我們用最大化的器物來樹立絕對的權威，確立國家的政治中心。

  農耕文明的政治制度必須靠暴力來維繫，只有暴力才能維持國家的賦稅。對統治者來說，暴力是他們權力的來源，擁有暴力工具才能履行天命，沒有暴力什麼都沒有。人民雖然不喜歡暴力，但認同暴力，不能設想沒有暴力如何實現穩定，所謂仁政就是暴力相對輕一點。長期對暴力的無奈造就了中國人性格中的容忍和麻木性格。分散，落後的農民在強大的國家機器面前是極其弱小的，分散的農民談不上任何反抗的力量，這導致了官僚階層的肆無忌憚的強征暴斂的常態。雖然有時，統治者為休養生息，籠絡人心採取一些輕徭薄賦的政策，但一旦人民稍有富裕，官府的橫徵暴斂就開始了。這種權力的單向性和無制約，使得農民在暴力面前具有超強的忍耐力和頑強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也為農民起義的爆發累積了巨大的能量。儘管，中國人的性格是安分守己和愚昧保守的，但貧民可以迅速轉成暴民，中國的農民起義的頻繁和規模一直是世界之最。

3.     一元獨大的文明發展環境

  中華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如何，我們探討文明的特徵必須搞清這個問題。

  人類文明起源於困難環境的刺激，不同的文明之間的相互交流促進文明的發展。

  在世界四大農耕文明，即古埃及文明，古蘇美爾文明，古印度文明和中華文明中，前三大文明藉助於地中海便利的交通，一直處在長期的相互交往之中。作為西方文明的源頭的希臘文明和更早的克里特愛琴文明是這三大文明交匯的產物。希臘文明和後來的羅馬文明屬於第二代文明，其文明程度明顯高於其他原始文明，表現為思想衝破了原始文明的束縛，開始用理性來認識世界和自身，並隨着商業文明的發展引起觀念和制度的創新。爾後，希臘羅馬文明又發展出以西班牙，意大利，英國，法國，德意志為代表的歐洲大陸，以工業和商業發展為特徵的第三代文明。後又通過航海大發現和美洲，澳洲的移民，逐步發展出以美國為首的，具多元文化特徵的第四代文明，開始了全球化進程，人類開始大踏步發向前邁進。       

  文明都起源於野蠻，不斷發展進步，形成輝煌，又從興盛走向腐敗和墮落。每一種文明都有着他獨特的發展歷程和輝煌成就，也有着因他的成就和經驗而滋生的固執和保守。守舊勢力為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不斷的加強自己的力量，並壓制新的思想，社會不可避免的會產生鬥爭，反叛，分離。部分人夾帶着先進的生產力和思想遷徙到另一個地方，使原有文明在新的地域環境中不受羈絆的自由發展，變異並產生新的生產力，並產生與之相適應的新的政治制度，人類的智力和想象空間進一步加大，新的思想不斷產生。新的文明超越舊的文明產生文明的飛躍。文明的飛躍是以文明重心轉移，新的政治制度和新思想的產生為標誌的。

  在歐洲，由於地理上的原因，一直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強大國家，長期處於一種眾多的封建國家相互競爭，多元文化長期並存，不同的經濟成分混雜，教權和王權的互相牽制的異常複雜的局面。不同的國家，民族之間相互爭鬥，碰撞產生裂縫，為新的思想和新的生產力的發展創造了空間。這就是為什麼第二代，第三代文明的轉換，近代文明的產生都發生在歐洲的原因。        

  中華文明處在一個獨特的與世隔絕地理環境中，早期在和北方以及四周諸多不同民族和部落的相互交融和碰撞中脫穎而出，並逐漸發展壯大，以大一統的皇權政治和孔孟儒家學說為代表的中華文明在東亞獨占鰲頭，在商周秦漢時代強勁上升，，大一統開始定型後，便逐漸走向了孤獨。幾千年來，我們從未看到過一種能與我們中華文明相媲美的文明，目力所極，儘是蠻夷。這一切，都增強了我們民族的自信心，同時也產生了我們普天之下，唯我獨尊的大國心態和妄自尊大，目空一切的僵化思維。天人合一君權天授哲學觀和君臣父子的道德觀的緊密聯繫組成了超穩定的制度和思想根基，中華文明一直陶醉在他的天朝上國中，大一統的皇權專制，一直是中華文明的天經地義的常態，它的弊端一直得不到有效的遏制，反而隨着時間的推移不斷加強。

  中西文明的區別是多元文明的對持演化和封閉的一元獨大的發展歷程的區別。        

  延續久遠的孤獨的文明必定走向衰敗，這是由事物的發展規律所決定的。宇宙中不允許物質的單一性，人類社會也不允許一種社會形態的持久性。人類歷史上曾有很多文明都在長期的孤獨中消亡。

  孤獨文明在發展中一直存在着另一種可能性，就是在文明的主幹中分裂出若干不同的分支，組成新的競爭態勢，開始新的融合，但中國的文化和地理特徵使沒有形成這種發展態勢。中華大地廣袤而連成一片，之間雖有高山湖海阻礙，但總能騎馬涉水而過，沒有天然的地理屏障，很難形成有經濟基礎支持的獨立的諸侯割據的局面。相同的文化，相同的生產方式，相同天下觀，各地區對大一統的皇權政治有的共同認同，任何偏居一隅的地方政權都處於非正統的尷尬中，缺乏正統性，就不能長遠立足，被中央政權統一，消滅只是時間的問題。雖然，中國歷史上統一和分裂的時間大體參半，但大一統一直是我們的主流意識。

  長期在封閉的環境中獨自發展帶來的封閉和保守，落後，缺乏變革，缺乏更新，中華文明發展的所謂連續性並不是一件值得誇耀的事。中國漫長的歷史經歷過多次的王朝更迭，歷史上多次出現社會危機，人們也從王權的腐敗和衰微中表現出對王權政治的極大懷疑，中國的知識分子也曾為探求宇宙的真理，試圖走出治亂惡性循環的怪圈中作出過巨大的努力，但我們從來沒有走出這片包圍着我們的我們這片天地，我們從來沒有看到中華大地之外的外部世界，始終離不開天人合一君權天授的思想框框，始終沖不破皇權政治的樊籬，我們最基本的世界觀，即天人合一君權天授的天道觀從來沒有改變過，我們的君臣父子的價值觀從來沒有被撼動過。

  我們也有和外界交流的機會，張騫出使西域，唐僧印度取經，鄭和下西洋。我們也有外部思想的輸入，如印度的佛教輸入，就為中國帶來了新的思想，我們也有文明重心的轉移，中國的政治中心也經歷過從北到南的轉移過程，也曾帶來了政治上的新氣象，和北方少數民族的交融也一直存在，中華正統文明也曾遭受過蒙元帝國和滿清的強烈衝擊，但這一切並沒有帶來根本性的改變。涓涓細流，無以成江河，無力對頑固的傳統社會構成有力的衝擊。中華文明一直固步自封，原地踏步。18世紀初，近代西方文明入侵，驚醒了中華帝國的美夢，中華文明被迫開始轉型。 我們現在正處在中華文明轉型的偉大的歷史時期。但轉型的難度超乎我們的想象，幾千年形成的思想信念和傳統習俗真是難以改變。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