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三十多歲，也就是說，我做一名中國人，已經三十多年了。在這麼多
年的做中國人的經歷中，我對於中國人的生存方式產生了無盡的困惑，許多矛盾、
離奇、完全不合情理的現象充斥在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卻被社會閱歷和生活
經驗豐富的成熟的人們視之為當然，他們並且順應着這樣的生活樣態，至少在表
面上滿意於他們的生命過程如果沒有大的社會動盪的話。至於其中的識時務的俊
傑，他們甚至能夠像泥鰍一樣游弋在這光怪陸離的世象之中，盡情地汲取自己所
需的養料，而使生命非常滋潤地存續，同時也使他們那獨特的精神品質光大。有
一次，我那一輩子做鄉鎮中學老師的本分的父親說：“中國人聰明，外國人憨些。”
在我們那裡的土話中，“憨”的意思與“聰明”正相反。我絲毫不懷疑我們中國
人的聰明，他們的機巧和心智是常常超出於一般人的想象的。但這反而更增添了
我的困惑：就是這麼聰明的中國人，何以導致“社會和政治的腐敗”，以至倍受
那些“憨”人而不是別的什麼聰明人的欺凌？我們的那些俊傑們雖然識時務，卻
也終於不能在那些不怎麼識時務的外國人面前趾高氣揚，就像他們在弱勢無助的
同胞們面前那樣。

　　我相信出現這樣的情形，一定與中國人的生存方式有直接的關係。而經過體
驗和觀察，我們也真的發現了中國式生存的與眾不同之處，這就是：中國人所涉
身其中的任何事件，都不過是他的某種策略。這裡的策略，並不是為了完成事件
而採用的謀略，而是，事件本身就是他的策略。更明白地說，他決不會專注於事
件本身的目的，在事件本身的目的之外，存在着另外的目的，而這另外的目的往
往更被視之為根本，事件都是為着這個目的而發生、繼續、完成如果它沒有妨礙
到這個目的的話。魯迅曾說：“耶酥教傳入中國，教徒自以為信教，而教外的小
百姓卻都叫他們是' 吃教' 的。這兩個字，真是提出了教徒的' 精神' ，也可以
包括大多數的儒釋道教之流的信者，也可以移用於許多' 吃革命飯' 的老英雄。”
（魯迅：《准風月談。吃教》）信教的目的本應是為了“信教”，但中國的教徒
信教卻是為了可以“吃教”。幹革命也是如此，其目的並不是為了革命本身，而
是為了“吃革命飯”。

　　作為策略的事件可以繁複多樣，但策略所欲達致之目的卻很專一，這就是自
己的名和利。在中國，名常常體現為“面子”，而“面子”正顯示着中國社會的
組織形態。林語堂先生在他的《中國人》中，對中國人的“面子”有着非常精到
的分析，他認為，有三樣東西：面子、命運、恩惠，“是正在統治着中國的三位
女神”，“過去統治着中國，現在也如是”。而在這三樣東西中，“面子”又居
於首位，“可以凌駕於一切法律和憲法之上，更不用說什麼交通規則、博物館規
定之類。”（林語堂：《中國人》，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在任何一
個社會中，社會成員的行為都顯現着服從與不服從兩種樣態。作為社會成員，他
所應服從的是他身處其中的社會規則，在有的社會，這規則就是法律。但在中國，
人們服從的卻是面子，它顯示着某個人際關係場境中每個人的身份的確立和認定，
以便於做服從和不服從的抉擇。對有面子的人服從，對沒有面子的人不服從，在
這樣的服從與不服從之間，中國社會組織得以形成。這其中，並沒有什麼公理可
言。有面子的人能夠獲得別人的服從，這給他帶來的收益是顯而易見的，因此面
子為人們趨之若騖。至於面子在精神的勝利中所發揮的巨大作用，更是在被“勝
利”着的人們體驗着。前清時候，洋人到總理衙門去要求利益，一通威嚇，嚇得
大官們滿口答應，但臨走時，卻被從邊門送出去。不給他走正門，就是他沒有面
子；他既然沒有面子，自然就是中國有了面子，也就是占了上風了。（魯迅：《
且介亭雜文。說“面子”》）類似這樣的事，在當今的中國，也所在多有。

　　再就是利。利是用來活命的，所以必須要來爭取，所謂“人為財死，鳥為食
亡”。但利的觀念在中國卻有着十分曲折的表現，由於本文的主旨並不是分析它
的表現，所以只能告以一句結論似的言說：對於利，人們表面的態度是“君子喻
於義，小人喻於利”，實際的情形是“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尤其是，利也往
往最終落腳到面子上去，利如果不能帶來面子上的滿足，差不多就失去了意義。

　　總之，名和利，就是中國人存在於所有事件之外的根本的目的，事件都是為
着達到這個目的而服務的。這樣導致一些立即可以想見的後果。

　　首先，由於並不專注於事件本身的目的，事件往往不能臻於至善。這一點，
以科學在中國的不能發生最能說明。科學的目的即在於科學（知識）本身，它起
於求知，止於求知如果知識有止境的話，但事實上這是不可能的。這樣的觀念早
在古希臘時代即已確立，也只有基於這樣的觀念，才可以發展出科學，並且不斷
地進步。但是在中國，一切都為着當下的目的，任何有關知識的衝動，也無不止
於“用”。於是知識的衝動被消解於無形，但技術卻得以發展技術正是最有用的
好東西。“科學”兩個字可以說是二十世紀中國人的最愛之一，但時至今日，人
們對“科學精神”的理解依然是“愛科學，學科學，用科學”。“吾愛吾師，吾
更愛真理”這樣的話，對中國人來說是太難理解了即便他是一個自命為真理探求
者的人。其實，不僅是科學，任何事，一經中國人的手，就會偏離了它的軌道，
而止於經手人的“用”。

　　其次，更重要的是，為了事件之外的目的，往往要對事件加以破壞。前面說
過，名利是中國人存在於所有事件之外的根本目的，名利最終又都落腳為面子這
一“中國精神的綱領”（魯迅：《說“面子”》）。在很多的時候，事件往往會
使人失去面子。敵對的雙方互不給面子，或局外的人沒有面子等等自不必論，即
便身與其事，也會有失去面子的危險，比如說吧，意見的不一致，當最終要“擇
其一”的時候，那沒有被“擇”的人一定是失去了面子的。為了要挽回面子，對
事件加以破壞，以便於顯示“擇”的錯誤、進而使對方失去面子，就是經常的了。
還比如說，在事件的進行當中，不可避免地會有功勞、作用、能力等等的差異逐
步顯現，這又令人失去了面子，作為補救的措施，對事件加以破壞，以抵消掉那
些差異，就順理成章了。

　　不專注於事件本身的目的，而在事件之外另有根本的目的存在，這就是中國
式生存的精義。不專注於事件本身，顯示出中國人的沒有“堅信”和“無特操”
（魯迅：《且介亭雜文。運命》）；事件只是為達至根本目的的策略，所以中國
人在這上面又生出無窮的機巧和心智，表現得十分“聰明”。由於並不專注於事
件本身的目的，並不“堅信”，所以也就可以放心地虛構出許多的“事件”來，
“好話不妨說盡”；但目的並不在“好話”本身，“好話”不過是一個策略，在
這之外還有另外的目的存在，所以“壞事不妨做絕”。中國歷史從儒學被定於
“一尊”以來，統治者的道義的高調就從來沒有停止過，而與之相反的現實也一
直在呈現着，即便現在，也依然沒有實質的改觀。這中間的精妙，蓋在於此。由
於並不專注於事件本身的目的，所以事件常常免不了招致破壞的結果，這也就是
為什麼歷朝歷代的皇帝費盡心機地要千秋萬世永保江山但最終總不免要被拉下馬
的原因。

　　但這樣的中國式生存，卻也並不能覆蓋了中國人的全部，因為“我們從古以
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
……他們有確信，不自欺；他們在前赴後繼的戰鬥，不過一面總在被摧殘，被抹
殺，消滅於黑暗中，不能為大家所知道罷了。”（魯迅：《且介亭雜文。中國人
失掉自信力了嗎》）他們的總是“被摧殘，被抹殺，消滅於黑暗中”，或許說明，
在中國，還是這樣的中國式生存占據着主流的地位。不僅僅是為了這些人的不被
摧殘、抹殺、消滅，而是為了所有中國人脫離“好話說盡，壞事做絕”的境遇，
我們必須拋棄掉這樣的生存方式，而回到事件本身的目的。而對於一個人來說，
生命，生命的權利，生命的尊嚴，正是最為根本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