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過四分之一個世紀的長期繁榮，已使中國成為一個重要的貿易國家和主要的海外投資目的地。中國也成為製造業、資本流動和技術轉移的全球網絡中一個關鍵的紐帶。中國經濟實力的增長在其與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外交互動方面能有什麼啟迪嗎？

　　一些觀察家視中國為一個經濟上的威脅和未來軍事上的敵手。在經濟方面，他們關注的是中國出口的快速增長、規模龐大並不斷增長的中美貿易逆差，以及由於企業把生產向中國遷移而給許多經濟體帶來的製造業“空殼化”。他們強調中國貨幣的低估、低廉的勞動力和對知識產權的忽視，在一定程度上把中國描繪為一個不合作的夥伴，其利益似乎勢必與美國和其他大部分市場國家相悖。

　　中國與全球市場在諸多方面的逐漸加深的聯繫，諸如在資源、零部件、製成品、資本、設備、科技、管理技巧和公司管制等方面。這些聯繫對中國的過去與未來的增長都至關重要。經濟增長是中國現政府繼續執政的必要條件。隨着中國與國際市場的聯繫日益擴大，要求中國妥協和合作從而避免衝突的外部壓力也為中國這個成長的力量提供了合作的契機。

　　中國的經濟改革

　　在現代歷史中，中國在與世界經濟相關的政策方面有過許多變化。1842年的《南京條約》廢止了之前將國際貿易只局限於廣州南部港口的政策，取而代之的是一個維持了將近一個世紀的強迫性的自由貿易體系。1949年後，中國追隨蘇聯的模式，建立了一套計劃經濟體系，從而限制了與外部經濟接觸的規模和影響。計劃經濟使所有的商業流通經過國營貿易公司，限制了國人與國外製造者和消費者的直接交流，使國內價格和國際價格脫鈎。

　　自從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開始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逐漸加大了經濟開放。其最終結果是建立起了一個在亞洲甚至於在世界大國當中最開方的貿易和投資體系。中國的開放之路肇始於貿易的適度發展以及廣東和福建四個經濟特區的建立。這些最早的經濟特區在促進貿易和吸引國外投資方面的成功，促使了將這個試驗推廣到中國的沿海地區乃至全國。

　　隨着貿易和投資的好處不斷地增加, 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也在不斷地擴大。進口壁壘在上世紀90年代迅速減少。關稅收入在20世紀90年代期間，從占進口額的16%下降到了2.5%，這反映了關稅的降低和免稅進口的增加。中國2003年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WTO)，即時地進行了某些改革，同時也為未來的改革做出了承諾，尤其是在金融開放和其他服務行業領域。

　　這些改革使中國的外部經濟關係有所轉變。商品貿易目前大範圍地開放，只徵收低關稅和有極少的限制措施。市場力量成為國內價格的制定者，從而使國內價格隨國際價格的變動而相應變化。

　　開放政策促使中國與國外的聯繫產生了巨大的多元化。中國國內經濟和全球市場的聯繫已變得比亞洲其他大的經濟體更為廣泛和密切。

　　在過去的三十年裡，中國的國際聯繫日益增多，它已經從一個近於封閉的國家轉變為全球市場的積極參與者。以某些指標來衡量，中國與世界經濟的關係之深在大國中是史無前例的。可以預見，中國在原料、零部件、最終產品、技術、信息、管理和產權方面的國際交流會繼續增長。

　　市場的力量促使中國走向全球化，也使現有的合作模式得到拓展。中國不斷擴展對外經貿活動的範圍，並顯然希望對外經貿活動的深化可以對國內的改革有所助益。在汽車行業和機械行業中，外國公司的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有着直接的示範效應，這樣的效果是基於市場的。而像在銀行業和保險業里那樣以政策引導的外資所有權，是政府鼓勵處於領先地位的外國公司進入中國某些勢微行業的另一種做法。這種做法的目的也很明確，就是引進新的標準、商業模式和管理系統。

　　國內迅速增長的現代物流能力表明了中國對國際供應鏈的參與程度的加深，這為中國企業為國內和國際市場生產產品提供了支持。隨着進一步參與到全球商業網絡中，中國企業，以及中國工程師、科學家、設計師、管理者們的能力也會跟着提高，而這種網絡的擴張將會繼續提升國內的物流能力。這些網絡會繼續把國際上的主流技術和質量標準引入到國內的產業中——鋼鐵和水泥就是明顯而重要的例子。一些新的因素可能會加強中國與全球經濟之間的聯繫，這些包括：　

　　中國對進口能源和材料的依賴

　　現在中國原油需求的三分之一以上和超過一半的鐵礦石需求依賴進口。中國公司在世界範圍內尋找各種類型的資源的長期供應反映了中國經濟對資源進口的日益增長的依賴性。中國的研究人員的結論是：

　　“到2020年，中國的對進口原油的依賴度將達到60%，天然氣是40%。根據對未來供需情況的預測，到2020年，中國的國內資源只能提供45種礦產中的9種。特別是，原油、鐵礦石、銅、礬土、鎳、鉀鹽等對於國家經濟安全非常重要的礦產品都將會長期短缺。比如說，2003年進口的鐵礦石和純鐵占了總消費量的50%以上，鉀鹽、鋁和銅礦石的進口都超過了1998年的水平。資源的枯竭已經日益嚴重。在全國的415個大中型礦中，有一半面臨着資源衰退或關閉，有47個礦區則面臨着資源枯竭的危機。”

　　中國作為海外投資來源國的崛起：

　　2005年中國對海外直接投資額達69億美元。雖然規模不是很大，但是聯合國貿發大會(UNCTAD)預計不久中國將代替日本成為世界第五大海外投資來源國。官方鼓勵“走出去”，最近的海外投資活動在2003到2004年間幾乎增長了一倍，這種躍升趨勢可能只是年度和累計海外投資額急劇增長的一個開端。

　　擴大海外投資有兩個動機。中國在海外尋求能源和原材料已經引起了廣泛的國際關注，中國的需求廣泛，包括石油、天然氣、礦石、木材。範圍幾乎覆蓋了所有大洲的國家，包括澳大利亞、巴西、加拿大、中亞地區、印度尼西亞、俄羅斯、蘇丹和其它國家。

　　中國的生產廠家致力於提高技術水平和銷售能力是它們海外擴張和海外併購的動因。這種動機可以解釋它們在海外設立生產基地的原因，比如說服裝、家電(海爾在美國的生產和研究開發基地)和汽車(有三個國內廠家計劃在埃及、伊朗、馬來西亞和俄羅斯組裝汽車)。

　　國外通過獲得中國企業的股權所進行的投資

　　外資進入中國的傳統渠道是與中國的合作者建立聯營企業，或者是建立外商獨資企業。現在，外資進入中國又有了新的方式，就是跨國公司在已經成立的中國公司里購買一部分股份。一些國際性的銀行，包括美洲銀行、花旗銀行、滙豐銀行和蘇格蘭皇家銀行等等都已經購買了中國銀行機構的一部分股權。美國國際集團、凱雷集團和滙豐銀行已經購買了中國各保險公司的部分所有權。

　　中國對全球性研發網絡的參與：

　　中國的教育體系培養出了大量的高素質的科技人員。中國科技人員不僅數量眾多，而且價格不貴，這讓跨國公司很感興趣，它們開始把研發活動放到中國來。中國一直堅持在中國的外國投資要帶有研發，但是過去這些研發大多是給企業裝潢門面的，並沒有真正帶來多少新知識。不過，因為本地化的需求，許多國際性的公司開始或者擴大了基於中國的研究和設計活動以創造新知識和提高公司的利潤。由此看來，大規模地參與到跨國公司的研究和設計網絡中去是中國的國際交流加強的一個新的方面。

　　依靠跨國的市場和網絡來取得知識、資本、供應和市場以發展有競爭力的新產業

　　中國在全球汽車零件的市場上的角色越來越重要。中國的汽車產品的雙向貿易(包括整車和零件)在1995和2000年間增長了一倍，到2004年增長了四倍而達到296億美元。據報道，中國廠商已經準備在俄羅斯、埃及、伊朗和馬來西亞組裝汽車並希望能出口中國製造的公共汽車和小汽車。造船、建築機械、通訊、生物技術這些產業都開始了類似的國際化進程。

　　基於國際比較優勢重組農業

　　中國的農業“正在沿着比較優勢的方向在迅速發展”。這導致了“中國的利益與穩健的自由化相一致，對農產品採取市場准入，削減出口補貼，減少國家的支持措施”。

　　中國經濟政策的關鍵部門預測：中國將會大規模地利用海外資源，資金，技術和市場。中國採用了美國式的鼓勵能源消耗活動的政策——擴建公路，限制能源價格，控制相關成本(比如停產費)。這樣的政策是以未來的能源進口是無限量的為前提的。建設運輸液態天然氣的輪船和中轉站的計劃反映了同樣的思維。當前中國的銀行業和金融機構改革也希望能從海外的資金、技術和競爭壓力中獲益。對於國有企業的改革，促進中國西部的開發，現代物流的擴展，中國基礎設施的改善，這也同樣適用。中國要在不同的產業里建立“世界級”的公司的設想都是以對國際市場無限制的利用為前提的。比如說，在造船業中，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三大生產國，出口占據了目前產量的70%，現在的計劃是到2010把全球的市場份額從現在的14% 提高到25%。

　　總結與啟迪

　　以上的分析表明了中國對貿易以及技術和資本的國際化參與程度的不斷加深，在過去的三十年裡，通過這樣一個歷程，中國已經從一個近於封閉的狀態發展出一種與全球市場密切互動的新模式。這是很不尋常的，而且可能是在大國的經濟史中沒有先例的。我們認為這種新趨勢會進一步得到發展。

　　中國的改革是市場經濟的巨大擴張。1978年，外資和私人企業在中國經濟中還沒有出現。12個國營公司控制着中國所有的對外貿易。今天，有成千上萬的企業在經營外貿，有活力的私人企業和跨國公司加速滲透到中國經濟的各個方面。儘管中國的國有企業還仍然存在，國家干預還仍然重要，但是改革已經使市場成為中國的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的日常生活中的最基本的要素。

　　以上對中國與全球經濟的關係的討論以下的問題會很有啟發：全球化對於中國國內改革進程的助益，中美之間的雙邊貿易的近期問題，以及中國融入世界政治經濟的遠景。

　　國際參與作為國內改革的驅動器

　　中國向市場經濟的轉變還遠未完成。中央計劃體制的遺產仍然在起作用，特別是對銀行和投資的管理，國有企業的運營，以及國家對所謂的“支柱產業”的運營尤其明顯。而且中國的法律實踐經常是落後於國際規則的。儘管有這樣的障礙，很多國際性的公司認為中國的商業環境對大規模和增長性的投資還是適宜的。

　　國際參與在中國的改革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現在的外資與對未來的貿易和投資的期望推動着一些良好的勢頭——比如說法律和法庭制度的改進，更為全面政府和企業之間的協商，更為透明的管理規則，以及更為開放和穩定的商業環境。外方對中國經濟的參與的價值不僅僅在於資本的流入、技術知識、管理能力和銷售技巧。中國的改革者把正在增長的貿易額，外方的參與以及中國因參加世界貿易組織所承擔的義務看作是可以克服國內的惰性和阻力的槓桿，就像日本利用外部壓力來打破政策僵局一樣。外國機構和國際商業實踐為中國的政策，法律和商業實踐中的或大或小的創新提供了啟示和可供參考的模式。

　　因為國內和國際的商業交易的規模和複雜性，人們非常需要可預見的和普遍一致的商業規則。比如說，中國的摩托車產業一開始是靠模仿發展起來的(使用“普通造型”和“製造與其他的國內品牌非常相似的經濟型的摩托車”)。現在，一個以模仿起家的從業者解釋說，“我們產品線中的專利產品的比重越來越大——這正是我們希望的”。中國企業在國內和國際上專利的急劇增加加強了保護知識產權的呼聲。中國的領導人認識到改變制度對他們實現發展的目標和現代化有幫助。大量的措施——比如把私人企業與國有企業和外國企業一視同仁的承諾；把中國的銀行商業化的努力；政府工作進一步的透明化；公司治理的新安排；政府採購的系統化的努力——都反映了政府為改善中國經濟的制度基礎所進行的切實努力。

　　鄉村選舉已經是中國當前政治民主的代表，但是中國的大眾已經享有許多方面的人權，這些權利也許是不完全的，但卻是實質性的。在經濟領域內，進步尤其明顯。個人現在可以很自由地(雖然不是沒有限制的)旅行、找工作、選擇或改變職業、買賣、建立個人企業、建立或改變商業關係。商業協會、公司的領導人，乃至外國的商人都有非正式的渠道可以對政策過程有所影響。

　　中國不是美國國際貿易和支付的結構性不平衡的根源

　　在過去的15年內，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急劇增長。中國占美國外貿赤字的四分之一以上，而且可能繼續增長。這種巨大的且在增長中的貿易差已經引發了一些呼聲：重估中國的人民幣，對中國商品施加新的關稅和配額，調查中國涉嫌的不公平貿易行為。但是，不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實證上這些說法都是沒有根據的。.

　　基本的宏觀經濟學理論揭示了一國的對外貿易額與國內的投資、儲蓄以及政府的收入和花費之間的聯繫。美國的貿易赤字是國內財政和儲蓄的赤字的反映。如果不痛下決心進行根本性的改革來提高國內儲蓄，減少財政赤字，美國的貿易不平衡就不會得到真正的控制。在討論美國的貿易差額的暫時性補救措施的時候，人們經常忽視了政策創新的一些不受歡迎的後果，比如說國內利率的提高。　　

　　即使不談理論，中國是造成美國貿易赤字的主要原因或者是幾個主要原因之一的說法也經不起實證的推敲。雖然中國占美國的進口餘額比例從1990年的8.1%增長到了2004年的26%，這主要反映的是將最後的組裝工作轉移到中國的亞洲內部的貿易網絡的增長。儘管有中國外貿的蓬勃發展，亞洲占美國貿易赤字的份額已經從1991年的83.9%下降到了2002年的不足50%。既然外商投資企業占中國出口的一半以上，對中國出口施加的限制難道不會讓這些出口商把它們的工廠，知識與技術轉移到其它地方去嗎？

　　不論是中國或其他亞洲國家的近期貨幣的調整還是保護主義措施都無力顯著改變美國宏觀經濟的基本面貌。過分地關注因短期調整引起的經濟衝突會讓我們無視於廣泛的共同經濟利益，而這些利益有可能把中國與美國在未來更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中國對國際市場的依賴增加了“中國和平崛起”的可能性

　　中國的長期繁榮是世界歷史中沒有先例的。中國已經迅速地崛起為全球市場中的重要力量，一個地區性的軍事強國，一個對整個太平洋地區有着越來越大影響的國家以及一個發展中國家利益的倡導者。中國對在亞洲金融危機中穩定區域市場，對促進區域自由化，以及對調解朝核問題各方的爭議所作出的貢獻表明了中國在處理政治，經濟，社會和安全的問題的努力中正作為一個重要力量而崛起。

　　中國不斷增長的力量已經引起了特別是美國和日本的深切關注，有些觀察家認為中國的擴張是各種摩擦與在自然資源，經濟非本地化和領土主張方面可能產生衝突的根源。中國的學者以中國的“和平崛起”來反駁，“和平崛起”意味着中國可以逐漸地在國際事務中增強它的作用而不會破壞全球穩定的構架。考慮到18世紀和19世紀列強在崛起中所造成的世界局勢的不穩定，這個說法還有待於進一步的檢驗。

　　中國與全球市場的聯繫日益緊密，這對最近的經濟增長起到了實質性的作用。中國在工業發展，改革銀行業與國有企業，基礎設施的擴建，海外投資，能源消耗以及其他很多方面的經濟政策都以能繼續利用全球市場和資源的流動為前提。

　　中國並沒有可以想見的能力可以派遣武裝部隊保護巴西的鐵礦、加拿大的油沙、伊朗的原油、非洲的礦藏，或者北美和西歐的消費市場。在多邊紡織品協定到期之後中國對美國和歐盟限制紡織品進口表示了接受，這表明了合作與外交主導中國維護海外商業關係的程度，中國未來的繁榮必須依靠這些與海外的商業聯繫。

　　中國對外政策明顯轉變是基於對這些現實的敏銳把握。中國外交原來的革命化的和反市場的意識形態現在已經被合同承諾，投資，市場准入，自由消費的旅行者所取代。中國對於市場准入的強烈興趣可以解釋中國的國際經濟立場中的一些令人迷惑的方面。為什麼中國接受了嚴酷到沒有先例的加入WTO的條件？為什麼我們沒有聽到中國抱怨這些條件“干涉了中國的內政”？為什麼中國沒有堅持韓國、日本所曾享有的優惠——把多邊貿易協定的一些重要規定推遲到簽署文件後很久才實施？這些問題的答案似乎是——中國意識到與作為WTO成員的長期利益相比，這樣的代價是值得的。

　　中國的商業外交也已經初露鋒芒。中國最近的貿易自由化動議讓太平洋周邊的貿易外交熱鬧起來，甚至持保護主義論的國家如日本和印度都要加入。有些國家把中國積極的動作認為是“魅力攻勢”。雖然中國的貿易建議排斥台灣併力圖削弱日本和美國的影響，但是中國與東盟和其他亞洲夥伴的貿易協商是嚴肅的並建立在長期的經濟利益之上的。

　　風物長宜放眼量。現在雖然有暫時的貿易平衡和貨幣估值的摩擦，但是中美的經濟利益有着實質上的一致。中國正作為一個讓商品與外國直接投資自由流動的國家而崛起，這個目標是美國長期以來所支持的。作為一個巨大的自然資源進口國，中國與美國一樣，會得益於並會積極推動中東與其他能源儲藏豐富的地區的穩定。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民主和人權問題上，現在是西方而不是中國而把意識形態放在商業利益之前，我們估計隨着中國的諸多經濟實體因為其他企業剽竊技術而不付任何費用而遭受損失時，就會加入保護知識產權和反侵權的鬥爭中來。

　　參與國際市場對中國蓬勃發展中的經濟有很大的助益。隨着資源進口、新產業的崛起、中國對海外投資的增長、參加全球性研發網絡，以及中國農業的重組這些新的國際交流的增強，中國未來的繁榮與國際市場之間的關係會越來越密切。

　　因為經濟增長是中國現政權的一個重要目標，中國的領導人有很強的意願來制定和平戰略，以便可以進入國際市場並保證中國的發展前景。由於增長和繁榮在中國的發展目標中處於核心地位，中國可以為經濟利益而做出妥協和調整。

　　不過，除了經濟增長，中國的目標還包括安全、聲譽和民族榮光。理論和中國歷史都表明政治領導人可能因為敵對方和緊張局勢的存在會放棄長期的經濟發展利益，從而使用強調衝突而不是合作的戰略。在台灣的未來，朝鮮的核問題以及日益緊張的
中日關係這三個問題上，中國的領導人可能會放棄合作手段來控制國際緊張局勢。類似的問題也許還有。

　　中國當前和未來的經濟情勢為國際合作論的提倡者提供了有力的依據。經濟需求不能保證北京一定會推行合作避免衝突。但是，我們認為合作所帶來的經濟利益是無限的，即使有限度地減少利用全球市場也會對中國經濟中最有活力的一些部門造成很大傷害。我們因此預計中國當今和未來的領導人會願意通過合作來解決潛在問題的努力。當經濟利益的砝碼使政策的天平向合作傾斜時，“中國的和平崛起”從口號變為現實的可能性也隨之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