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大小，任何事件的發生都有其原因。陰謀論將重大事件解釋為強大而惡毒的團體或個人的秘密陰謀。這些惡意組織隱瞞信息，目的是從這些事件中獲利，並損害他人的利益。惡毒的團體（陰謀者）通常人數不多，但卻擁有強大的影響力。這並不意味着陰謀論一定是錯誤的，因為在某些情況下，確實存在一些小型邪惡團體合謀製造不幸事件的情況。例如，尼克松政府策劃了1972年6月17日闖入水門大廈民主黨全國委員會辦公室的事件，這一事件被稱為“水門理論”（Watergate theory），後來演變為真實的“水門事件”（Watergate scandal）。

以下是一些重要的陰謀論例子：

1. 約翰·肯尼迪總統遇刺案：李·哈維·奧斯瓦爾德並不是1963年刺殺肯尼迪總統的唯一兇手。2013年的研究表明，超過一半的人對此持懷疑態度。

2. 登月騙局：有些人認為阿波羅登月是美國政府在演播室中製作的，而不是真正發生在月球上的事件。

3. 9/11 襲擊：各種陰謀論聲稱，2001 年 9 月 11 日的恐怖襲擊是由美國政府策劃或默許的。

4. 羅斯威爾UFO事件：一些人認為，美國政府掩蓋了1947年在新墨西哥州羅斯威爾墜毀的外星飛船。

5. 光明會：光明會是啟蒙時代的一個秘密組織，至今仍然活躍，策劃全球事件以建立一個統一的、全能的世界政府，通常被稱為新世界秩序（NWO）。

6. 戴安娜王妃之死：戴安娜王妃於1997年在巴黎發生的車禍中不幸去世，這一事件被認為是英國王室或情報機構精心策劃的陰謀，可能與她與多迪·法耶茲的關係有關。

7. 錫安長老會紀要：這份臭名昭著的反猶太主義文件首次出版於20世紀初，旨在揭露猶太人稱霸全球的陰謀。它被用來煽動仇恨和猜疑，尤其是在納粹宣傳中。

8. 反疫苗運動：支持者認為疫苗有害，要麼無效，要麼故意製造危險，例如聲稱疫苗會導致自閉症等疾病，或者被政府或企業用於人口控制或監視。關於疫苗導致自閉症的說法源於安德魯·韋克菲爾德1998年進行的一項欺詐性研究，該研究後來被徹底揭穿。儘管有大量科學證據表明疫苗安全有效，但這一陰謀論依然存在，導致麻疹等可預防疾病的爆發。

9. HIV/AIDS 是人為疾病：HIV/AIDS 是美國政府故意製造的，作為控制人口的工具，特別針對非裔美國人和 LGBTQ+ 社區等邊緣群體。

10. 癌症治療掩蓋理論：製藥公司或政府故意壓制癌症治療，以維持化療和放射療法等正在進行的癌症治療所帶來的利潤。

11. 飲用水中的氟化物：許多公共供水系統中添加了氟化物，以促進牙齒健康。然而，這也被一些人視為政府或其他強大機構進行大規模精神控制或投毒的一種方式。

12. 氣候變化陰謀論：科學家出於政治動機或為了獲取研究資金而偽造氣候變化，或者是為了推動“綠色議程”和核能而製造的騙局。
    

最近，Quassim Cassam（2023）對陰謀論進行了貶義定義，認為陰謀論具有推測性、逆向性、奇特性、業餘性和自我封閉性。根據他的觀點，這些理論的特點是建立在猜測而非確鑿證據的基礎上，與公認的智慧相悖，極其複雜，主要由業餘愛好者創作，並且不受反面證據的影響。然而，水門事件和基地組織的相關理論是基於確鑿證據的，未表現出上述特徵，因此不符合Cassam對陰謀論的定義。

陰謀論一直是人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有些陰謀論，例如阿波羅登月是偽造的、秘密社團控制世界政府，可能看起來無傷大雅；而有些則極其危險，比如否認重大歷史事件，以及拒絕疫苗或氣候變化等科學共識。要理解為什麼人們在面對大量相反證據的情況下仍然相信陰謀論，就需要深入探討這種現象背後的心理機制。

陰謀論這個問題非常複雜，遠遠超出了我的專業範圍。不過，最近我閱讀了一些學術性資料，加上我對大腦的興趣，因此想在這裡與大家分享一些學習心得。另外，涉及醫學的文字僅供參考。

人類天生傾向於在感知中尋找模式，並賦予我們所感知的環境以意義和意圖。昆士蘭大學心理學院副教授Jess Taubert博士表示：“我們的大腦一直在努力理解外部世界。實現這一目標的一種方式是檢測和學習模式，這些模式本質上是環境中的統計規律，因為這些模式有助於大腦決定如何反應或行動以求生存。”這顯然具有進化優勢。正如Jonathan Jarry所描述的：想象一下，你走在森林裡，突然聽到沙沙聲。你的大腦立刻會想到，“這是一隻動物。”這種反應促使我們必須對潛在的掠食者做好準備。對陌生環境做最壞的打算可以提高動物和人類的生存率。兒童在黑暗中常常會感到有威脅性的動物、人或神秘力量在跟蹤或盯視他們。在極度恐懼的情況下，這種感覺會更加嚴重，因為此時的大腦極為敏感，容易對未知事物進行過度解讀。可以說，這是我們的祖先留給我們的保護性本能，從這個意義上講，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陰謀論者。

然而，這種尋找模式的傾向可能導致人們在獨立事件之間看到不必要的聯繫，從而助長對陰謀論的信仰。例如，研究發現，陰謀論者往往在混亂的圖案中錯誤地識別人臉，並將模糊的動作解讀為人類的參與。相信陰謀論和超自然現象可能只是進化過程中適應機制的不幸副產品。這種認知偏差被許多人視為促使人們接受陰謀論和超自然信仰的核心機制，即在不確定和微不足道的感知背景中辨別有意義的模式，並在巧合事件背後尋找聯繫。陰謀論者不願意承認巧合。

2017年發表在《歐洲社會心理學雜誌》上的一項研究對多達401人的群體進行了五項實驗，以探討陰謀論思維與虛幻模式感知之間的關係。研究發現，信奉常見陰謀論（如氣候變化、登月和肯尼迪遇刺事件）與在隨機事件中識別規律的傾向之間存在關聯，例如在一系列隨機拋硬幣的結果中，或在傑克遜·波洛克的混亂藝術作品中發現規律。

研究發現，陰謀論信仰與較低的分析性思維水平和教育水平相關。陰謀論者更傾向於依賴直覺思維。從我接觸到的陰謀論者來看，他們在接收信息時可能會進行下意識的分類和篩選，採納那些支持他們預期的證據，同時用一些無法證實的假設來否定反證。這樣，他們便形成了一個自洽的封閉體系。與他們爭論是沒有意義的，因為你可能會成為陰謀論的一部分。我的個人感受是，他們將陰謀論視為一個結論，然後尋找證據來支持它。但在必要時，這個結論又被當作出發點，用以推翻其他不利於陰謀論的證據。

這裡還有一個問題：每個人都有認知偏差，只是程度不同而已。陰謀論的出現，可能需要額外的心理和社會環境條件來促進其發展。陰謀論是一個完整的故事，需要將零散的情節連接成有意義的模式，以解釋事件發生的原因。顯然，除了認知偏差之外，還有一種力量驅使人們相信陰謀論。換句話說，陰謀論可能滿足他們某些心理需求。比較一致的觀點是，陰謀論者往往缺乏安全感，表現出偏執，認為世界充滿危險和黑暗勢力，從製藥公司到大學，從媒體到政府。換句話說，陰謀論者對周圍的世界缺乏信任。他們認為社會的道德規則正在崩潰，或者即將崩潰。研究表明，當人們感到焦慮和無能為力時，他們很容易轉向陰謀論，將複雜或可怕的情況歸咎於特定群體的險惡陰謀。如果你走在原始森林中，被黑暗包圍，只能聽到大都市中沒有的聲音，除了感到威脅外，你肯定不會想象一隻野生動物友好地向你走來。因此，當社會危機發生時，陰謀論者在絕望中，往往會被一個與他們產生共鳴的政治強人所吸引，如同飛蛾撲火般蜂擁而至，這並不難理解。

陰謀論者在對人群進行分類時，通常採取二元對立的方式：一方面是與他們志同道合的無辜正義的同伴，另一方面則是與他們立場不同、被視為應對世界弊病負責的“敵人”。他們對“敵人”的看法極為負面，充滿不信任。政府往往被視為他們的“敵人”。政客們也被劃分為兩類，例如川普被視為領袖，而拜登和佩洛西則被視為敵人。最為不幸的則是科學家，儘管他們的職業與政治沒有直接關係，但氣候科學家卻被視為腐敗分子，而福奇則被指責為罪犯。

有趣的是，研究表明，自戀是傾向於相信陰謀論的最佳心理指標之一。自戀指的是一種認為自己比他人優越並享有特殊待遇的心理特徵。2022年的一項研究概述了自戀人格的三個特徵：代理外向性、對抗性和神經質，這些特徵可能使人們更容易相信陰謀論。這裡的對抗性是指自戀者具有誇大的自我意識，無視他人的感受和需求，通過詆毀和攻擊來保護自己，消除潛在威脅。自戀者除了少數朋友外，更傾向於認為他人與自己為敵，這使得有關邪惡集團和邪惡媒體的故事更符合他們的思維方式。這些人更容易相信鬥爭而非妥協。

和謠言一樣，陰謀論正在從至少兩個方面侵蝕現代文明：人類健康和民主政治。

天花疫苗的誕生是醫學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但這一事件也標誌着新一輪陰謀論的開始。很快，就有傳言稱接種疫苗會導致人長角，因為疫苗的起源與牛有關。此後，疫苗陰謀論在輿論中一直盛行。20世紀80年代，約翰·威爾遜醫生大肆宣揚DPT疫苗據稱會導致抽搐和腦損傷。1998年，安德魯·韋克菲爾德發表了一篇文章，聲稱MMR疫苗（針對麻疹、腮腺炎和風疹的疫苗）與自閉症有關。這篇論文被徹底駁斥並被期刊撤回，韋克菲爾德的大部分合著者也撤回了自己的觀點，但最終還是引發了新一輪反對疫苗接種的道德恐慌。近年來，富裕地區偶爾會爆發麻疹，主要原因似乎是父母擔心孩子會患上自閉症，因此選擇不給孩子接種疫苗。在這一陰謀論中，製藥公司被指控明知疫苗不安全，卻仍然從中賺取巨額利潤，因此故意隱瞞相關信息。

在巴基斯坦，一直存在一種陰謀論，認為脊髓灰質炎疫苗是 CIA 設計的讓穆斯林男性不育的詭計。巴基斯坦是僅存的三個尚未根除脊髓灰質炎的國家之一。

高度發達的互聯網使聰明的人變得更聰明，也使愚蠢的人變得更愚蠢。在言論自由的灰色地帶，謠言和陰謀論傳播的速度往往超過真相。這意味着一人一票的民主選舉可能會將民主置於危險之中。當前，美國迫切需要加強基礎教育，提升公民的知識水平，提高他們的批判性思維能力。美國所需要的不是圍起高牆，而是擁有能夠進行理性思考的選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