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工會組織 寫於 二零二三年

美國第一次有嚴重經濟後果的罷工

1936、1937年，美國爆發了一系列靜坐罷工，即工人占據其工作場所，自己拒絕工作，也不允許他人工作，直至罷工結束。

罷工主要來自鋼鐵廠和汽車廠，而其中通用汽車的罷工規模和影響力都首屈一指。

工會往往選擇在某個或某些生產關鍵零部件的工廠罷工，造成整個行業的癱瘓。通用汽車的情況就是工會選擇了密西根州的弗林特（Flint）工廠。通用的選擇性罷工始於1936年的12月30日。

1937年通用汽車工人罷工期間罷工者守衛着密歇根州弗林特工廠Fisher第三車身廠的窗戶入口。攝影：Sheldon Dock。圖源：維基百科

在1937年，通用汽車是全世界最大的製造公司，有超過25萬員工，生產的汽車占美國汽車總產量的一半。然而，除雪佛蘭外，通用汽車每種車型都需要的一種模具，只有弗林特的工廠生產。當那裡的工人放下工具，拒絕離開工廠時，通用汽車的生產速度受到了致命的打擊。這家在1936年12月生產了5萬輛汽車的公司，在1937年2月的第一周只生產了125輛。

美國工會的歷史悠久，但正正經經地發展起來，是1935年小羅斯福總統簽署了《全國勞資關係法》（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之後。而1937年通用汽車的大罷工，是剛剛開始發展的工會第一次小試牛刀。

當時的美國在經歷了從1929年到1933年的經濟大危機後，處於恢復初期，還沒有走出大蕭條，小羅斯福的一系列新政正在經受檢驗。這時候發生罷工，還是發生在地位舉足輕重的通用汽車，而且毫無疑問是FDR簽署的《全國勞資關係法》的直接後果，給FDR帶來不小的壓力。

種瓜得瓜，一手成就工會的FDR，居然也是第一個品嘗罷工“苦果”的總統。

小羅斯福和其他人一樣對事態發展到這個程度感到驚訝，但他拒絕對罷工者使用武力干預。他對勞工部長弗朗西斯·珀金斯（Frances Perkins）說：“嗯，這是違法的，但他們違反了什麼法律呢？非法入侵法，這是唯一可以援引的法律。如果有人闖入你的領地，你會怎麼做？你可以命令他離開，你可以讓警察命令他離開，但是開槍打死很多人，就因為他們違反了非法入侵的法律，不知為何讓我很不舒服。我不認為這是解決問題的辦法。懲罰與罪行不符。為什麼通用汽車的那些人不能與工人委員會會面？好好談談嘛！沒那麼難啦。”

密西根州長弗蘭克·墨菲（Frank Murphy）也持同樣的觀點：“我可不想以‘血腥墨菲’的形象載入史冊。如果我派兵攻擊罷工者，不知道會有多少人被殺。”

副總統約翰·加納（John Garner）是個堅決反對罷工的人。當他就加納拒絕採取行動一事向FDR施壓時，羅斯福堅持自己的立場。加納說：“這是我們所有爭論中最激烈的一次。”

通用工人罷工期間，克萊斯勒和福特都藉機提高了產量，克萊斯勒甚至承認了汽車工人聯合會的合法代理地位，這都給通用進一步增加了壓力。當通用汽車工人的罷工進入第七周，而聯邦和州政府都拒絕武力干預的情況下，通用在尋找一條出路。

這時，珀金斯勸FDR給通用的總裁威廉·克努森（William Knudsen）打個電話，說總統的電話可能會給通用一個藉口，一個台階。一直拒絕具體干預的FDR同意賭一把。

當他想說服人時，小羅斯福是極具魅力的。FDR在電話上對從沒見過面的克努森像老朋友一樣說話：“比爾，是你嗎？我知道你經歷了很多。比爾，我想告訴你，我為你感到難過，但是帕金斯告訴了我你們正在討論的情況，我只是想打電話給你說，我非常希望你能克服困難，你的人去與工人委員會會面吧。”

在FDR的鼓勵下，通用汽車公司承認汽車工人聯合會為其在14個州的60家工廠的勞資談判代理，雙方的談判最終也達成了協議。一場威脅到新政的危機解決了。而這場危機的解決方式和效果，也保住了FDR新政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全國勞資關係法》。

為什麼會有《全國勞資關係法》

FDR的勞工部長弗朗西斯·珀金斯是FDR白宮推行新政的關鍵人物。有一種說法是，FDR的新政其實是珀金斯的新政，可見珀金斯的作用之大。有一點是肯定的，FDR新政中的不少主張出自於珀金斯。

珀金斯是一位一生都致力於為女性和底層百姓爭取權利和利益的人。她與FDR相識於FDR擔任紐約州參議員的時候。那時的FDR還是個高高在上的富家子弟，不懂得底層的疾苦，也不認為珀金斯的工作有多大的意義。

FDR這方面理念的轉變發生於他殘疾之後。他當選為紐約州長時，已經完成了這個脫胎換骨，所以他任命帕金斯為首任紐約州工業專員，負責監管一個有1800名員工的機構。後來，帕金斯又被當選為總統的FDR任命為勞工部長，成為有史以來第一位在總統內閣任職的女性。

緊張的勞資關係是大蕭條時期的嚴重問題之一。巨大的貧富差距，不公平的一次分配以及惡劣的工作環境，都讓勞資關係雪上加霜。要恢復經濟，這是一個繞不開的難題。

本來，新政之初，小羅斯福總統和珀金斯在勞資關係上是採取了中間路線的。他們和他們的許多顧問都認為，如果法律法規能夠改善工作場所的條件並提高工資，那麼工人就不需要工會。這一理念是《國家工業復興法案》（National Industrial Recovery Act，簡稱NIRA）的指導原則，該法案旨在將管理方、勞方和消費者聚集在一起，制定工業法規，以公平的價格、公平的工作條件生產商品，並獲得公平的利潤。NIRA中的第7a條規定，保證工人享有集體談判的權利。

但是，紙上的東西落實到行動往往有很大折扣。針對第7a條，資方或者以各種方式破壞、阻擾罷工，或者是成立傀儡工會組織，致使勞工危機更加嚴重。這也讓FDR政府明白了，資本的貪婪是沒有窮盡沒有底線的，必須給予工人更大的權力，同時要對資方實現更有力的監督和制約。只有這樣，勞資雙方的力量才會接近對等，才有可能起到相互制約和制衡的作用。

為加強工人的力量，FDR政府於1934年成立了全國勞資關係委員會。但該委員會行政力量薄弱，幾乎沒有執法權。而1935年5月，最高法院以行業法規違憲為由廢除了NIRA，只保留了薄弱的第7a條，等於是宣告了NIRA的死亡。在這種情況下，才有了《全國勞資關係法》的誕生。

政府有責任保護底層利益

《全國勞資關係法》也被稱為《瓦格納法案》（Wagner Act），當然是因為當時的參議員羅伯特·瓦格納（Robert F. Wagner）為該法案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瓦格納是一名九歲時來美的德國移民。他在反對腐敗，爭取社會立法以幫助低收入選民方面的突出表現，使其成為一名備受尊敬的紐約州議員。因為彼此理念相同，在紐約任職的那個時期，他與珀金斯也有很多重要合作。FDR當選總統時，瓦格納已經是聯邦議員了。

瓦格納堅信新政的目標是為低收入群體提供經濟保障。他是公共住房、公共工程項目、失業保險和《社會保障法》（Social Security Act）的早期支持者。正如歷史學家安東尼·巴傑（Anthony Badger）所指出的那樣，“貫穿瓦格納所有思想的不僅是對社會正義的關注，還有一種信念，即除非通過政府支出、福利和保護工人權利來保障大眾購買力，否則美國經濟無法充分發揮其作用。”所以，瓦格納成為《全國勞資關係法》的起草人，最終法案與他的名字緊密聯繫，太順理成章了。

《全國勞資關係法》不僅重申了NIRA的第7a條，給予工人集體談判的權利，更重要的是還成立了一個新的獨立的全國勞資關係委員會，該委員會擁有真正的執法權來保護這一權利。根據新法，雇員工會選舉由全國勞資關係委員會認證，並以多數決制和獨家代理權為基礎。以前被管理層用來取代真正的集體談判權的所謂“公司工會”（其實就是傀儡工會）以及其他不公平的勞工活動，如黑名單、破壞罷工和歧視性解僱，都被宣布為非法。全國勞資關係委員會有權舉行聽證會，迫使管理層遵守規定。

1936年10月31日，小羅斯福總統、紐約州州長赫伯特·雷曼（Herbert Lehman）和參議員羅伯特·F·瓦格納（Robert F. Wagner）在麥迪遜廣場花園舉行的競選集會上。圖源：羅斯福圖書館

1935年7月5日，當羅斯福簽署《全國勞資關係法》使之成為法律時，他宣布：

“改善勞資關係是本法的最高宗旨。通過確保雇員的集體談判權，該法促進了僱傭合同在合理、公平的基礎上發展。通過提供一個有序的程序來確定誰有權代表雇員，該法案旨在消除造成浪費性經濟衝突的主要原因之一。通過防止可能破壞勞工獨立性的做法，它為其範圍內的每一個工人尋求本應屬於他的選擇和行動的自由。”

FDR當然沒想到他會是第一個面對《全國勞資關係法》所帶來麻煩的總統。但是他原則問題上毫不動搖的立場和處理棘手問題的藝術手段，使得一場危機以雙贏的方式得到解決。

由於《全國勞資關係法》的實施，工會會員人數在整個20世紀30年代急劇增加，到1940年，美國工會會員人數接近900萬。美國工會組織在二戰後達到頂峰，1954年，所有美國工人中將近35％是工會會員。

雖然工會成員只占了35%的份額，但工會工人收入的增加在勞動力市場有漣漪效應，或者說水漲船高，會帶動不同行業的收入一起增長，從而就產生了一個強有力的藍領中產階層。所以學術界的結論是，《全國勞資關係法》幫助建立的有序勞資關係體系帶來了一個生產力空前提高、工作條件改善、工資和福利增加的時代。

從1950到1980期間，幾乎所有人的收入都翻倍，同時期內，CEO的收入大致是員工平均收入的20倍，糾正了大蕭條發生時的巨大的貧富差距。那是一個真正實現了民享的時期。FDR的新政使美國成為了一個名副其實的中產階級社會（middle-class society）。到目前為止，那依然是美國歷史上最好的時代。也是《全國勞資關係法》獲得成功的見證。

這也是見證了瓦格納的理念，即只有當大眾的購買力獲得保障時，才能保證持續、穩定和公平的經濟發展模式。要知道，購買力代表的不僅是個人的經濟狀況。當某個層次的人普遍有足夠的購買力時，就代表了一種普遍的需要，代表了市場價值。只要這個市場足夠大，就會有人願意投資。這也會進一步促進市場的公平和平衡，同時間接保護了低端消費者的利益。

所以，維持一個社會的穩定，繁榮和正義，一個強大的藍領中產階層不可或缺。

尤其重要的一點是，那是一個融合的社會，不是一個分裂的社會。這個對比，在今天看來特別觸目驚心。這同時也提出了一個問題：美國是如何從融合走向分裂的？

一個團結工人的現任總統

VS

一個分裂工會的前總統

這場歷史性的美國汽車工人大罷工令兩任美國總統都來到了現場）

自9月15日開始的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UAW）工人大罷工現已進行了20多天，至今勞資雙方還沒有達成協議。

汽車工人同時針對美國汽車三巨頭罷工，史無前例。最初的罷工只是集中於某個生產關鍵零部件的廠，後來根據談判進展胡蘿蔔和棍棒一起來，選擇性地在三個汽車公司分別升級擴大。而汽車公司也因為罷工造成生產停滯而開始裁員。雙方對峙已進入白熱化。

今年可謂是美國的“罷工年”。7月13日就開始的好萊塢演員大罷工仍在進行中。而在10月4日，美國最大的非營利性醫療系統之一，Kaiser Permanente的7萬多名醫護人員，也開始了為期三天的罷工。好萊塢編劇罷工才剛剛結束。在最後一刻才避免的UPS卡車司機罷工，可以說讓所有行業都捏了把汗。

現在普遍認為川普似乎有望獲得共和黨提名，在2024年挑戰拜登。2016年，川普靠藍領的選票贏了密歇根、賓夕法尼亞和威斯康星等關鍵搖擺州，當選為總統。但2020年，這幾個州都被拜登囊入懷中，打敗了川普。有媒體認為，2024年，藍領的票，尤其是工會的選票，將決定誰會贏得總統大選。

那麼，今天“總統與罷工”系列的第二篇，就交給拜登和川普如何爭取正在罷工的UAW工人的選票這個話題吧。

拜登創造了歷史，川普成了“可悲的諷刺”

9月26日和9月27日，拜登和川普先後去了密歇根州。雖然都自稱“支持罷工”，但所言所行截然不同。

拜登是應UAW主席肖恩·費恩（Shawn Fain）的公開邀請去的，成為美國史上第一位親自參與罷工的總統。

川普是故意與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初選辯論做對，不出席辯論，卻宣布將在辯論的日子去密歇根，支持罷工的汽車工人。

因為有費恩的邀請，拜登直接去了UAW罷工工人的糾察線，與UAW工人站在了一起，並做了簡短講話。

據UAW稱，川普競選團隊並沒有就川普的密歇根之行與UAW有過任何聯繫。雖然川普是以支持UAW的名義去的，但他去的是一家沒有工會的工廠。活動結束後，當《底特律新聞》（Detroit News）記者走近人群中一個舉着“支持川普的工會成員”標語的人時，舉牌人承認自己不是工會成員。另一個舉着“支持川普的汽車工人”標語的人在接受採訪時表示，他不是汽車工人。

UAW主席肖恩·費恩非常明白拜登與川普的區別，他在接受CNN的採訪時說：“前總統跑去一家非工會企業舉行一個為工會成員的集會，我覺得這是一種可悲的諷刺。”

拜登支持工人訴求，川普“命令”工會為他背書

拜登的講話非常簡短，大致就是我支持你們，你們有理由提出你們的要求：

自1973年以來，我擔任參議員時曾多次參加UAW的抗議遊行，但我告訴你們，這是我第一次以總統的身份參加抗議遊行。

事實是，UAW——你們在2008年及之前拯救了汽車行業。你們做出了很多犧牲。你們放棄了很多。這些公司當時陷入了困境。但現在他們過得非常好。你們猜怎麼着？你們也應該過得非常好。這是一個簡單的命題。

夥計們，堅持下去，因為你們理應獲得大幅加薪和其他福利。讓我們把失去的東西找回來，好嗎？我們救了他們，現在是他們為我們做點什麼的時候了。

你已經聽我說過很多次了。華爾街沒有建立這個國家。是中產階級建立了這個國家，是工會建立了中產階級。這是事實。所以，讓我們繼續這樣做下去。

當被問到UAW是不是應該加薪40%，拜登說：“是的，我認為他們應該可以就此討價還價。”

川普做了長時間的講話（超過一小時），但他離題的時候太多，真正談到汽車工人罷工的內容非常少。他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吹噓自己，說其他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無非就是在競選他的內閣職位和副總統，還嘲笑說，你們看，那些人里哪裡有夠格當副總統的，我可沒看見。

川普真正談到與這次罷工相關的內容時，說來說去就是要工會為他背書：

你們的頭兒肖恩是個好人。但他必須背書川普。

如果你們的工會領袖背書我，我就不會再說他們一句壞話。他們也就完成了他們應該做的工作。如果他們選擇支持我，他們就什麼也不需要做了，只要坐在那裡，看着美國的汽車工業蓬勃發展。

讓你們的工會領導人背書我，剩下的事情我來處理。

川普只是一味地要求工會背書他，卻隻字不提他是否支持工會的訴求。

與他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明確表態支持工人訴求的拜登，並沒有藉此機會對工會提要求。當被媒體問到他會不會得到工會的背書時，拜登說：“我不擔心這個。”

拜登力促汽車業轉型，川普埋頭攻擊

川普不僅完全沒提是否支持工會的訴求，反而還把工會教訓了一通。他說：“我不認為你們在為了正確的目的而罷工。”這是針對汽油車向電動車的轉型說的。

他又說：“在任何情況下，我都不會允許美國汽車工業消亡，我希望它蓬勃發展。”他指的只是美國汽車工業的汽油車。

川普首先將氣候變暖說成是謊言，所以不需要做零排放的努力。然後將電動車樹為靶子進行攻擊，說電動車光是電池就占去了幾乎所有的地方，沒有地方餘下來放東西了；又說一個旅行你必須停下來六次充電，誰能夠承受？同時強調我們有足夠的汽油。

這個推文的內容是，為了攻擊電動車，川普連輪船上的電動馬達一起攻擊了，說如果船沉了，每個人都會觸電。

這不是在重複川普當初“拯救”瀕臨死亡的煤炭業的災難性策略嗎？

川普上任總統後不久就做出的一個承諾是“我們要讓我們的礦工重返工作崗位”。接受了煤炭行業大筆捐款的川普，讓自己的政府中充斥着煤炭行業的高管和說客，致力於削減環保法規，並直接干預亞利桑那州電廠和煤礦關閉等事件。但是，煤炭行業的衰退在他任上卻愈演愈烈。亞利桑那州和肯塔基州燃煤發電廠的倒閉表明，即便川普在幫助一個受他青睞的行業方面願意不遺餘力，他也沒辦法抵禦摧毀該行業的市場力量。

《紐約時報》2020年10月的一篇報道，標題是《川普宣稱“煤炭工業回來了”，但事實並非如此》。副標題：亞利桑那州和肯塔基州燃煤發電廠的倒閉表明，儘管總統承諾恢復就業，但卻未能抵禦削弱該行業的力量。（《紐約時報》截屏）

逆歷史潮流而動是不會有好結果的。川普做的就是螳臂擋車。這可能嗎？

反倒是UAW非常明白向電動汽車的過渡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由市場力量推動的，所以UAW的訴求不是阻止這個轉型，而是設法確保生產零排放汽車的工人也是美國工會成員。

這也是拜登的政策方向。拜登政府今年8月表示將根據《通脹削減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投資120億美元，幫助汽車製造商將工廠轉為生產電動汽車和混合動力汽車。

拜登面臨的挑戰是，UAW和其他一些組織和個人，都希望他能夠在幫助電動車廠工人成為工會工人方面再使一把勁。120億美元是一筆巨大的投資，資本方獲得了巨大的利益。在這樣的情況下，政府完全有資格和條件對資方提出一些要求，這也的確是拜登政府和民主黨試圖去做的。遺憾的是，因為無法獲得共和黨任何一票，民主黨2022年要在參議院通過《通脹削減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時，自己黨一票也不能缺。而為了爭取西弗吉尼亞州參議員喬·曼欽（Joe Manchin）那一票，不得不在最後時刻對曼欽妥協，去除了一些有利於工會的條文，特別是去除了給予雇用工會成員的企業額外減稅的那一項。

正是因為拜登無法以法案的方式來幫助工會，他才不顧有些助手的反對，堅持親自站在糾察線前，告訴工人他們理應分享自己幫助創造的財富。拜登就是在力所能及的地方為工會再加一點籌碼。這是一個真正的歷史性時刻。被公認為是工會力量真正締造者的小羅斯福總統都沒有這樣做。拜登做到了，令人震驚。更重要的是，下面的故事說明，拜登的行為還真可能產生有實際意義的後果。

在俄亥俄州洛茲敦（Lordstown）一家關閉的通用汽車工廠的場地上，電動汽車電池廠Ultium Cells的業務正在穩步發展。Ultium Cells是通用汽車與韓國LG Energy Solution的合資企業，為通用的電動汽車提供電池單元。

該廠幾年前開張時只有1100名工人，現在有1400名，預計一年內將有1700名工人。而當地的UAW正在與Ultium Cells談判。儘管距離達成談判協議還有相當的距離，但初步成果已經體現了：8月下旬，Ultium公司宣布了一項臨時協議，為1100名工人立即加薪25%，並補發3000美元至7000美元不等的工資。這將每小時工資從最低的16.50美元提高到了20美元的起薪和24美元左右的最高工資。雖然仍然大大低於通用汽車曾經支付給高收入者的32美元，但很可能好於其它大多數獲得拜登簽署的巨額補貼的電池製造商。

其實這就是UAW要求加薪的意義所在。汽車工人的收入差不多是藍領收入的天花板了。如果天花板的水平不夠高，下面的就帶不起來，底層的則連維持溫飽也難了，還談什麼打造一個中產階級主導的社會。帶動一個有規模的中產階層是工會的重要社會功能之一。至於這次UAW的要求是不是過分了，歷史會給出答案。

地方工會主席蒂姆·奧哈拉（Tim O'Hara）說：“這家工廠將成為未來一切的模式。”就是說，UAW在嘗試一條應付汽車行業轉型的道路。如果能夠在Ultium Cells為工人爭取到更好的薪酬、福利和工作場所安全保障，那麼拜登政府幫助啟動的清潔能源轉型肯定是功臣之一。拜登親自加入罷工工人糾察線的行動也功不可沒。

拜登當然也是為了獲得工會的選票。只是，拜登與川普爭取工會選票的意義完全不同：一個是順從自己的理念，站在與工人利益相一致的立場上；另一個是只想要工人的選票，卻完全不為工人謀利益，甚至損害工人的利益，因為其理念與工人的利益格格不入。

陪同拜登總統去罷工糾察線的費恩還沒有表示會背書拜登，他說拜登必須用實際行動“掙”得支持。但他一直明確表示，UAW絕不會背書川普，因為他在任期間推行了許多反工會的政策。費恩還譴責川普在任期內沒有支持2019年通用汽車工人的罷工。

這也是為什麼川普在講話中始終將工人與工會領袖區分開來對待。他知道工會不會背書他，但工會只能建議會員怎樣投票，並不能控制每個會員的選票。而川普的確能夠拿到不少藍領的票。

拜登號召團結工人，川普企圖分裂工會

 

拜登總是號召工人團結起來。道理很簡單，工會組織的邏輯就是團結起來才有力量，才有談判的籌碼。拜登也在盡力提供一些額外的籌碼。拜登總統派駐UAW和三大汽車製造商的特使吉恩·斯珀林（Gene Sperling）說：“總統從一開始就明確表示，他在包括生產電池的電動汽車工作崗位問題上將全力以赴，爭取這些工作崗位都是UAW的崗位，是提供高薪的、安全的工作崗位，這些工作可以養家糊口，促進中產階級的發展。”

白宮官員表示，他們為支持UAW的工人做出了最大的努力。能源部長詹妮弗·格蘭霍姆（Jennifer Granholm）曾兩次致電通用汽車首席執行官瑪麗·巴拉（Mary Barra），以確保去年12月的工會選舉公平進行。白宮官員還強調，拜登政府特意等到工會選舉結束後才批准生產電池的Ultium Cells公司的貸款擔保，也是為了確保工會的公平選舉。

儘管UAW特別強調說這次罷工與UAW和Ultium Cells正在進行的談判沒有直接關係，但明眼人都知道，如果罷工成功，UAW的工人獲得更好的工作報酬和待遇，肯定會給Ultium Cells增加壓力，因為那裡工人的收入比罷工前的UAW工人的都低。看見工會的好處，誰不會動心呢？

另外，工人要按一定的收入比例交會費。工人收入的增加也意味着工會的資金增長。這樣工會就有資本去組織新的工會，也有資本支持新的罷工。

相比之下，川普的言行都是在分裂工會。

根據《衛報》報道，川普不久前發表言論說，工人不應該繳納工會會費。會員費是工會的生命線，只有想要削弱工會的人才會說這樣的話。

JACOBIN的一篇文章說川普站在汽車工廠老闆一邊，反對工人。（JACOBIN截屏）

儘管川普在密歇根對UAW工人隔空喊話，叫他們督促工會領袖支持自己，但他知道自己不可能得到工會領袖的支持，也就是得不到工會組織的背書，所以才試圖分裂工人，以達到獲得部分工人選票的目的。

川普曾多次試圖讓工會成員反對他們的領導人。在最近的一次“與媒體見面”（Meet the Press）採訪中，川普還在說“汽車工人被他們的領導層賣了，扔河裡去了。”

其實，川普骨子裡根本就看不起工人，雖然他必須“求”他們的選票。在密歇根那天川普還說：“你們得到什麼並沒有什麼區別，因為兩年後你們都會被淘汰。”這就像川普2016年競選時對藍領選民說的如果選他“你沒什麼需要害怕失去的”（you have nothing to lose）。川普的意思就是，你什麼都不是。現在回頭看去，川普上任後首先推出的政策就是為富人減稅，下一步就是“順理成章”地削減窮人的福利，2016年，底層選民有太多的東西可能失去。現在也是一樣，UAW工人爭取到的任何東西都會為將來談判增加籌碼，絕不是得到什麼並沒有區別。

川普對工會的不友好，工會也已經明白了。2016年為數不多的背書了川普的工會到2020年都撤了，只剩下幾乎清一色的小數量、小規模偏右翼的警察工會了。而背書拜登的則有來自各行各業各種規模的近百個工會。如果比較各自工會所代表的人數，兩者的差別是許多個數量級。

這一次看來川普也難拿到什麼工會的背書，但這不代表他不會分走部分工會會員的選票。

所以，2024年的情況估計還是2020年的重複，就看川普能夠分掉多少票。這就是拜登和川普正在進行的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