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為什麼機會主義者要把資產階級的白紙說成紅旗2023-11-27 解放報《解放報》已有文章分析過，11月先後爆發的運動分為三類：一是富士康工人的鬥爭；二是烏魯木齊和廣州城中村等地小市民及半無產者的解封運動；三是資產階級自由派發動的“白紙抗議”。富士康工人的鬥爭源於10月初的徒步返鄉，起因是反對廠方“陰陽混住”、放任病毒在惡劣的生活環境裡跟工人“共存”。迫於工人反對“共存”導致資本家生產難以為繼的形勢，政府發出“穩富士康就是穩河南”的口號，用承諾返費的方式騙來大量工人。工人們識破後便開展了英勇的街頭鬥爭。省委書記親臨富士康維穩，但工人並不把他放在眼裡，黑壓壓的人群包圍了辦公樓，與前來鎮壓的警察發生了正面衝突。儘管付出了流血的代價，工人換來的只有微不足道的經濟上的讓步，整個無產階級的命還在資產階級手裡攥着，這之後更是被他們一把扔進了疫病的漩渦。市民即小資因經濟原因發起了解封運動。他們衝破圍欄，走上街頭，打碎官方媒體的粉飾，把現實矛盾捅到了明面上。鬥爭尤為激烈的是廣州城中村製衣業的半無產的散工。封控數周，手停口停，物資吃緊，無法就醫，他們作為城中村製衣產業鏈上最底層因而最困苦的人，產生了解封鬥爭中最強烈的憤怒和最徹底的行動。11月5日開始，城中村“沖卡”事件頻發，在11月中達到高潮，工人們與前來鎮壓的武警發生了直接衝突，甚至掀翻了警車。在這些轟轟烈烈的鬥爭過後，資產階級自由派出手了。他們舉起白紙在各大城市和高校聚集，用解封的訴求吸引小資產階級市民和學生，實則偷運着“政治自由”的目的。自由派再一次把自己派別的政治目的包裝為全民的目的，再一次把工人和市民群眾鬥爭引發的結果歸於自己的功勞。一、“白紙抗議”的政治意義這是一場資產階級自由派領導的自由主義運動。11月24日，烏魯木齊一住宅樓發生火災，最終造成10人死亡9人受傷。小市民普遍相信，是封控導致了救援不及時的慘劇，但相關評論遭到刪除。11月26日起，以南京傳媒學院抗議為首，多個城市的街頭和大學校園內出現了手舉白紙的人群，以悼念死者的名義集會，在集會中表達了反對言論審查、要求政治自由等自由派的政治訴求。在上海，抗議開始於11月26日晚。人們在烏魯木齊中路聚集，在路牌底下點起蠟燭、舉起白紙默哀。消息傳到牆內外的社交平台，人群越聚越多，人們開始喊起了口號，有“政治自由”，有曾被寫在四通橋橫幅上的“不要核酸要自由、不要領袖要選票”，有更加激烈的“共產黨下台、習近平下台”。當晚警察介入，大量示威者被拖進車裡帶走。第二天，抗議繼續，除了重複自由派那些口號便是要求放人。這天的抗議最終也被警察衝散，這場“去中心化”的抗議沒有持續下去。北京亮馬橋也發生了一場大規模抗議。27日下午集會的消息預先就已傳開。和上海相比，抗議同樣持續到凌晨，同樣是由典型的自由派口號主導，新奇的是這裡出現了喊着毛語錄的所謂“左翼”，竟用“讓人說話，天塌不下來”這樣的口號跟在自由派後面爭取政治自由。在廣州，成都，抗議爆發的其他地方，街頭的情況大抵相似。無論參與者們各有哪些主張，是真右派還是假左派，白紙成了他們統一的語言。舉白紙代表的是對言論自由、民主憲政等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的追求，也就是對“政治自由”的追求。白紙的政治意義源於一個蘇修笑話：有人在廣場發傳單被捕，那人辯解自己發的只是白紙，警察卻不買賬：“別以為我不知道你想寫什麼！”蘇修笑話為自由派提供了大量攻擊共產主義的工具，但彼時的蘇聯和當今的中特一樣，是掛羊頭賣狗肉的社會帝國主義，統治者已成了資產階級。當資產階級無力收買群眾、緩和國內階級矛盾時，維持統治的唯一辦法就是專制鎮壓。專制之下，一切反對觀點都不容討論，那乾脆不寫任何觀點，只舉白紙一張。看似不留把柄——南京傳媒學院的抗議現場，確實有參與者在面對鎮壓時問出了“白紙能有什麼攻擊力？”這樣的話，但實際上，這就是在反抗專制制度、爭取政治自由。儘管用的是極妥協極軟弱的力道，它確是刺向了專制政府的痛處。二、誰在舉白紙“白紙抗議”過後，陸續有參與者被捕的消息從自由派的圈子裡傳出來。隨後出現了對他們的聲援。聲援文案對被捕者的政治立場和主張總是語焉不詳，而把重點放在刻畫他們的日常形象，他們的性格、喜好、生活習慣等，試圖拉近讀者與他們的距離。言下之意：他們和所有人一樣都是普通人，他們為其他人的自由發聲而被捕，現在需要其他人來為他們的自由發聲了。自由派知識分子會為這種“相互守望”感動得熱淚盈眶，被捕者的日常生活確實能助長他們的共情，因為這和他們自己相差無幾。但這都是什麼樣的“普通人”？一份北京被捕者的名單顯示，被捕者的職位有音樂人、記者、編輯、金融業人士、酒吧老闆、藝術家等等，是工人階級一輩子也見不到幾個的小資中上層。而他們用這種方式強調身份上的“普通”：和“普通人”一樣，會坐在假花環繞的咖啡廳里聊八卦；“擁有清華和芝大的學歷，卻並無自恃名校精英的架子”；或是“來自北京郊區的北京人”，“過着不富裕的生活”但卻用着“不是很貴”的相機來維持攝影愛好——這種“普通”對於工人階級已經是不可想象的，他們拼命拉近距離所塑造的“接近底層”形象，與壓住工人的重擔相比起來也顯得荒唐。更何況，知識分子能享有這樣的“普通生活”，本就是資本主義剝奪無產階級權力、壟斷知識技術的結果；他們用來“享受生活”，用來提升自己、使自己精神富足的每一項物質條件，都是從資產階級那裡分到的工人血汗。白紙抗議的主要參與者就是這些具有高度黨性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些自由派代表着私人資本家的利益，自覺地走上街頭、影響群眾。反對專制、爭取政治自由，這是自由派的核心目的。這些目的已經在他們一遍遍喊出的口號“政治自由”和四通橋綱領（“不要核酸要吃飯，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謊言要尊嚴，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領袖要選票，不做奴才做公民”）中充分地體現了。至於為什麼這些不講階級光講自由、人權、法治的口號就代表着自由資產階級的利益，我們在另一篇文章中已有過論述，這裡不再展開。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並不要求民主革命，甚至害怕讓群眾掌握一定程度的武裝力量，將武裝群眾斥為“多數的暴政”，因為革命要用暴力改天換地，必然會打破一些有產者的罈罈罐罐。他們要的是政治改良，也就是蘇東劇變式的、台灣和韓國式的“民主改革”，要求政權不流血地從官僚手裡轉到自由派手裡。同時他們必然要求保留絕大部分國家機器，用來鎮壓無產階級的反抗。“放開”在白紙抗議中則是次要的、附帶的目的。自由派聲稱現在的防疫政策是白紙抗議為人民爭取到的利益，是這一運動的階段性成果。我們則認為中特放開的原因根本不是白紙抗議，而是清零政策在前兩年能給資產階級帶來的收益已經消失——印度等製造業競爭對手已經渡過了疫情導致的混亂時期，迎來了訂單回流，中國政府卻剛剛開始對付奧密克戎這個難題，病毒極強的傳播力讓“停工清零”和“繼續生產”的矛盾開始尖銳化，富士康工人反對廠內共存的鬥爭提醒了他們這一點。在防疫政策問題上，官僚資產階級和自由資產階級之間沒有根本的利益衝突，只有局部的暫時的矛盾，而客觀的經濟形勢昭示了清零的不可維持，資產階級內部對此的態度必然會逐漸統一。如果說讓官僚資產階級放棄專制等於是要他的腦袋，那麼讓他放棄清零不過是適時地幫他剪了頭髮。疫情三年（註：在2023.2.11首次發布的版本中，此處誤寫為“清零三年”。事實上，在2020-2022三年期間“清零”並不是貫穿始終的政策。疫情初期武漢政府沒有採取“清零”，2022年3月奧密克戎毒株爆發前也有相當長的一段平穩期，期間上海政府的“動態清零”以“精準防疫”的面貌得到了大量小資群眾支持，把一家奶茶店劃為“最小”中風險地區就是上海的首創，這些政策正是為了消除疫情對資本主義生產的影響。），為什麼現在才發生白紙抗議？因為十月開始，疫情在工廠和城中村的大爆發、小資產階級市民自發的解封運動已經是清零政策客觀上無法維持的標誌，自由派只是抓住時機，利用這個鬥爭來表達資產階級的政治訴求。為什麼之前不抗議？因為在清零政策還能維持的時候，市民階級和城中村散工這樣的半無產者還不會廣泛地支持放開。自由派也清楚，沒有這些階級在他們前面衝鋒陷陣，他們除了給警察送業績外什麼也幹不成，就如鍵政“左翼”們愛說的那句話——“時機還不成熟。”而現在，白紙抗議確實搶在放開之前發生了，自由派摘走了鬥爭的果實。機會主義者把白紙抗議說成是小資產階級的運動，聲稱這是資產階級自由派的四通橋綱領在市民解封運動中引起的反響。他們為什麼會這樣說，我們在下一章再揭露，現在要指出的是白紙抗議和代表小資產階級利益的市民解封運動在根本上的區別。縱觀整個市民解封運動，小資產階級提出的口號只有一個，就是“解封！”。解封運動在全國遍地開花，到處都是，得到了市民的廣泛響應，但從烏魯木齊、到廣州的康鷺片區、到各地其他要求解封的人群當中，市民階級沖卡完全是為了經濟利益，能夠凝聚他們共識的只有“解封”，至於所謂“白紙紅燭”、四通橋口號等等，根本不能吸引到解封運動中的人群。“白紙抗議”卻不是為了純粹的經濟利益。這是政治性的集會，是自覺的自由派在為“政治自由”的目的爭取群眾，兩種運動的動力截然不同。一種是小市民自發進行的、出於短期的個人經濟利益而進行的鬥爭，隨着政策改變，這種鬥爭就會消散。另一種是資產階級自由派自覺進行的，出於自由資本和官僚資本的深刻矛盾而進行的鬥爭，它不會因為政策改變而消散，只要這種矛盾繼續存在，鬥爭就會以新的形式進行下去。自由派對無產階級的欺騙和利用也會以新的形式繼續下去，就像電報頻道“白紙革命”所展示的那樣：（註：截至發稿前，該頻道鏈接為：t.me/whitepaperevolution。頻道創始人吳迪釗（伊啟威）是個無恥反動的政治騙子，逆向民族主義自由派，出身官僚資產階級家庭，其父因貪污入獄自殺。被揭露的罪行包括但不限於：隱瞞已婚事實結交女友、被發現後炮製“李康夢是白紙第一人”的謠言利用政府機關進行打擊報復；利用民運組織架構，以籌款為名進行詐騙。參考消息：揭露“李康夢”真相還“白紙革命”清白被吳迪釗爆汁的十個月（長文）伊啟威-維基百科。其他自由派也不要叫屈，吳迪釗公開的政治立場和運動訴求你們一條也沒有反對過，你們本質上就是一丘之貉，本文的批判對你們完全適用。至於那些上當受騙的群眾，我們的忠告是：不在反專制政府的同時徹底反對資本主義，就必將被各式各樣的政治騙子領導。）富士康工人既沒有提到放開也沒有提到政治自由，反而是因為反對廠方“陰陽混住”的共存政策而爆發了鬥爭。但近期“白紙革命”頻道卻遮遮掩掩地把富士康工人運動說成是和他們一邊的：“此次示威潮起源可溯至2022年10月13日北京四通橋上彭立發的個人抗爭。11月中旬，優化防控措施20條發布後，疫情反覆，20條措施形同虛設，“層層加碼”的做法引起民怨。隨後，11月14日夜晚，廣州爆發反封控示威；河南同時爆發鄭州富士康抗議。”而在十月份富士康工人剛開始反抗時，美國之音，這個在世界範圍都有代表性的自由派媒體卻是站在廠方一邊，支持富士康讓工人陰陽混住、通過不提供物資的方式逼迫密接人員“自願上班”的行為，認為這是先進的共存策略。他們這樣評價富士康工人：“他們既是清零之下的受害者，也是中共極端清零模式的踐行者與捍衛者，在對疫情過度恐懼與清零的洗腦下，才會忍受不住富士康相對比較寬鬆並與國際接軌的防疫政策。”一邊說工人在“爭取自由”，一邊說工人在“捍衛清零”，看起來自由派內部在自相矛盾，但是哪邊更能代表他們的真實立場呢？我們看到，“白紙革命”頻道在最初訴求中絲毫沒有提到工人，只是在現在，在他們發現了工人運動強大的力量時，才把“工人權益”作為“恢復社會生產秩序”的一部分，似乎這是一個能在資本主義生產秩序下自然解決的問題，似乎他們真的在為工人說話。而據美國之音所說，富士康廠內實行的“與國際接軌的防疫政策”正是符合生產秩序的，工人的鬥爭倒是對這種生產秩序的破壞！“白紙抗議”的最初訴求“白紙抗議”聲稱的階段性成果（圖片皆來自電報頻道“白紙革命”）白紙抗議的代表們，你們敢不敢說清楚，你們要恢復的是什麼樣的生產秩序，工人階級在你們的生產秩序下處於什麼地位？你們不敢，但凡要詳細地從你們資產階級自由派的立場分析這件事，就不可能不得出美國之音那樣的結論。在你們嚮往的“胡溫時期”，工人的地位和現在沒有兩樣，富士康工人連環跳樓事件便發生在那個時期，爆炸、礦難、塵肺、斷指等工傷工亡也是一樣地發生。你們鼓吹市場經濟的好處，仿佛無論工人還是資本家都可以從自由市場中獲益，這是天大的謊言！花言巧語是靠不住的，工人和資本家在階級利益上有着你死我活的根本矛盾。今天你們要利用工人階級，要把自己包裝成全民的代表去反對官僚資產階級，所以你們還能冠冕堂皇地說一說勞工權益，還能借富士康和中元匯吉藥廠的鬥爭來為你們的政治目的加碼。但自覺的工人會識破你們，就像識破富士康的套路那樣簡單，一旦你們自由派掌握了政權，坐上了今天官僚資產階級的位置，當上了政府首腦、市長、警察局長，那你們替資本家鎮壓工人運動的時候，跟今天的專制政府不會有什麼區別！今天的資產階級自由派突然討好起了工人，這背後是時代的必然性。在中國還處於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時，也就是2008年以前，自由派並不是這個論調。體制內的自由派，比如厲以寧，這個推動了股份制改革的北大教授，2002年依仗自己的專業地位提出了一種算法，據說該算法下中國的基尼係數（代表貧富差距，數值越小則貧富差距越小）小於0.2，為世界最低；他表示“雖然有點匪夷所思”（他也知道！），但事實就是中國不存在貧富分化問題，反而是缺乏貧富分化，必須拉大貧富差距，中國人才有勤奮工作的壓力和動力，中國才能進步。也就是說要讓我們工人更窮，才會更拼命地給老闆和“國家”幹活！這一點我們是切切實實地體會到了。在我們“自願”放棄休假和社保的時候，在我們被壓着工資的時候，就是因為這個“窮”，我們被逼成了馴服的羔羊！如果無產階級真能掌握自己的勞動，我們怎會這樣摧殘自己的身體？怎會容許資產階級專家們心安理得地把我們當作“發展的代價”？而體制外的自由派，和今天一樣，他們也用工人權益問題來論證“體制之惡”，但卻更加露骨地維護私人資產階級。因“零八憲章”而被政府以煽動顛覆罪逮捕的自由派劉曉波，在那個礦難頻發的年代做出一副仗義執言的樣子批評政府安全監管不力、經濟結構失調、市場制度畸形，但談起事故中極盡剝削的礦主便開脫道：“逐利是所有資本家的本性，不能說逐利就是‘黑心’。”他抨擊體制讓私人資本家“缺乏財產安全感”，卻不提最讓他們這些資產階級缺乏安全感的不是中特的國家機器——畢竟劉曉波本人在獄中還稱讚起了監獄的管理，開始“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這些資產階級內部的矛盾真像過家家一樣容易化解）——而是武裝起來奪權的工人階級！他也提倡罷工權，白紙抗議的自由派在這方面倒是一脈相承，他們都主張勞資雙方階級調和，形成“維權同盟”，但劉曉波卻因工人革命的時代還未到來而敢說些心裡話。他告誡政府要向私人資本讓步，否則就是“為激進革命的突然燃燒準備乾柴和火種”——這就是他要罷工權的真正目的：給工人一點權力，但不能太多，只要夠讓工人階級幫他威懾政府就行！若是工人要組織起來暴力革命推翻資本主義呢？劉曉波也早已給出了自由派的態度：“不能通過激烈要求這個政權的變革來改變整個社會”！自由派，無論身處體制內外，和官僚資產階級一樣，向來是反革命的。但在資本主義陷入危機、無產階級即將起來革命的今天，曾經鼓吹國企改制下崗、讚美資本家、鄙視工人的老自由派，必然越來越多地戴上面具，裝扮成“代表工人利益”的新自由派——即“社會自由主義”，也就是偽裝成社會主義、想讓人民把他們當成“左翼”的自由派。在不遠的將來，他們會想方設法混進群眾運動中，就像他們通過白紙抗議混進解封運動中那樣，向廣大的受到剝削壓迫的階級兜售他們政治自由的訴求。白紙抗議剛剛過去時，便有自由派在電報頻道“不羈的韭菜”上發表了對抗議者的建議，要他們“在口號上更多關注底層百姓”，一邊鄙視底層、認為他們“沒有獨立思考能力”、“被洗腦”，一邊要用“新青年的進步、魯迅先生的批判、五四運動的青年文化、「無產階級當家做主」的偽概念”向底層標榜自己的“正義性”，甚至要“從毛選中汲取鬥爭的口號”，企圖更進一步地偽裝起來，在無產階級鬥爭日益激烈的時候騙取工人的信任。而“白紙革命”頻道也用“各階級聯合起來的情況下繼續革命”這樣的話術，消解階級之間的矛盾，把自己塑造成徹底的革命的樣子，鼓動革命群眾為他們的政治自由流血犧牲，背後卻打着坐收漁利的算盤。無產階級革命派從不做這種“全民代表”。我們非常明確，我們代表無產階級的利益，無產階級的利益與資產階級有根本衝突。當無產階級能被他們利用時，他們承認我們是人民，要領導我們去爭取“自由民主”。當無產階級阻礙他們的目的時，比如不願意和病毒共存，或要向私人資本家鬥爭時，他們就開始說我們“沒有見識”、“被洗腦”、“改不了窮人思維”，開始叫我們“愚民”或是“刁民”。當覺悟的無產階級要推翻資本主義自己掌權時，他們就要說我們破壞自由摧毀文明，開始叫我們“暴民”！無產階級就是要破壞一切資產階級老爺們的自由，就是要摧毀剝削僱傭勞動的、蠱惑人心的“文明”。在21世紀的中國，符合無產階級利益的政權只有一種：無產階級專政！自由派政客們許諾的空話都是狗屁。只有無產階級專政才能鎮壓一切剝削階級，真正實現無產階級的自由。他們在想方設法利用我們，而我們要爭取利用他們，利用自由派和專制政府狗咬狗所暴露出來的資產階級內幕作為素材，對工人群眾進行政治教育；利用他們想用一切社會鬥爭來作為反政府籌碼的野心，傳播我們鬥爭的消息。但不要被他們利用了，不要被他們“政治自由”的旗號蠱惑，不要為我們敵人的階級利益出力！要預見到，只要革命革到了他們頭上，他們隨時準備反咬一口，抹黑工人的鬥爭性和政治覺悟，抹黑代表工人階級的派別和政黨。重申一遍：白紙抗議是資產階級自由派領導的一場自由主義運動，運動的核心訴求是政治自由，“放開”則是附帶的、用於掩護核心目的而吸引小資產階級的訴求。運動的實質是資產階級內部矛盾，是中國政府（官僚資產階級）和自由資產階級的矛盾。三、國內外資產階級政府對白紙抗議的態度各國資產階級政府有着高度的、反動的政治自覺性，他們很清楚白紙抗議不同於其他解封鬥爭，有着特殊的政治意義。中國政府自然是最先行動的。為了維護自己的反動統治，他們立刻對參與者進行問話或審訊，搜捕核心組織者，抓捕行動持續了一個多月。相比起來，自發的富士康工人運動和市民解封運動中，僅有使用暴力的部分人被當場帶走。代表自由資產階級、希望從中國的“自由化”當中獲利的歐美各國同樣迅速做出了反應。12月1日，一個由40多名美國聯邦參議員組成的兩黨小組致信中國駐美大使秦剛，警告中國政府不要對參加“白紙革命”的和平抗議者進行任何暴力鎮壓。同一天，歐盟理事會主席米歇爾訪華時也向習近平提出了人權問題，重申“和平集會”的重要性。他們非常清楚，市民階級自發的解封鬥爭重複多少次都不會改變中特的專制，只有白紙抗議符合他們的利益。中國政府一手鎮壓，一手也在輿論上做出回應。先是習近平接見米歇爾時聲稱“抗議主體是學生”，原因是“對清零感到沮喪”——為了保住體面，他絕口不提白紙抗議中“政治自由”的訴求，也不提真正迫使政府決定放開的富士康工人和城中村半無產者鬥爭（註：首次發布的版本中，此處為有歧義的表述：“他絕口不提真正迫使政府決定放開的富士康工人和城中村半無產者鬥爭，以及白紙抗議中“政治自由”的訴求”。白紙抗議並不是“真正迫使政府決定放開”的原因。）。接着，在12月7日，中國駐法大使盧沙野公開回應記者，白紙抗議是“顏色革命”，受外部反華勢力利用，“這些反華勢力總試圖把遊行推向政治化”。政府僅承認學生而不承認工人和市民的抗議，是因為他們不願承認防疫政策的轉變是為了鎮壓工人反抗而向私人資產階級作出的讓步和支援（註：首次發布的版本中，此處為“是因為他們不願承認清零政策對經濟和民生的影響，不願承認“放開”是迫不得已做出的決定”，屬於廢話。），不願讓真正有力量的工人和半無產者（半無產者指廣州城中村的散工們）意識到自己的力量。而對於意識形態上動搖統治根基但卻毫無實際威脅、一受打擊就退潮的白紙抗議，中特也就搬出了意識形態領域最常用的武器“境外勢力”，甚至都不擔心這種話語是否粗糙，反正官僚資產階級和自由資產階級在小資群眾中各有國家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作為基本盤，雙方誰也不會聽信誰，誰也不能說服誰。四、小資民主派是怎樣歪曲事實、把自由派說成民主派，並要求工人為此當炮灰的？富士康工人運動和市民解封運動、白紙抗議反映的是三種階級利益，三者之間從起因、經過、結果都存在着差別，運動的方向、目標和性質都根本不同。自覺的資產階級能看到這一點，但自由派為了本階級的政治目的，為了利用無產階級在深重壓迫中迸發的怒火，他們費盡心思不讓無產階級看到這一點。而某些打着“左翼”旗號的人也開始跟在他們屁股後面撒謊混淆視聽了！電報上，這樣的代表性組織有“列寧道路”頻道、“《今朝》：觀天下風雲”頻道、“馬列毛主義與革命左翼大群”群組（其刊物為《燎原月刊》。後文對此派別簡稱為“燎原”派）、“革命火炬”頻道，等等。其中論述最詳盡，同時反動立場最露骨的是為資產階級自由派張目的“列寧道路”頻道。在本文寫作時，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今朝”頻道發出了《如何評價2022年11月的民主運動？——回應《列寧道路》（五）》一文與之論戰，“列寧道路”也在評價日本排海事件時進一步展現了國際帝國主義傾向，使得各派別在對待三場運動的態度上顯露了更加清晰的面目。我們將逐個分析他們的混亂觀點，並揭露這些錯誤是由怎樣的階級利益所決定的。1.運動的劃分純正的自由派是拙劣的，他們對這些運動根本不作分析，只要是個群眾運動就一股腦說成“反習”，捏造自己“得道多助”的假象。“列寧道路”卻更精緻：他們劃分了運動中的自由派、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和無產階級。但仔細看看他們是怎麼劃分的！類似的混亂觀點也存在於上述一切機會主義派別中，它有兩個方面：（1）把自發的市民解封運動和自覺的白紙抗議混為一談，把代表資本家利益的白紙抗議美化成是“人民群眾”的民主運動，儘管它“受到自由派影響”；（2）不加區分地把反對共存的富士康工人胡亂歸類到反封控的人群里，說專制政府放開防疫政策是工人和市民群眾“民主鬥爭”的“鬥爭成果”，抹殺工人階級的利益和訴求，掩蓋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之間的鴻溝。第一個方面。“列寧道路”在《馬克思主義者應該站在群眾運動的前面——11月下旬各地群眾抗議的分析》一文中，說完“這場運動中存在群眾自發的民主主義訴求和相對系統的自由主義兩種不同的政治傾向”之後，便對自由派和民主派進行了含混的、錯誤的劃分。據他們說，自由派包括“有錢有流量”的“海外爆料團隊（如老燈，李老師不是你老師等）”，“國內的秘密組織和動員網絡”，“黨內改革派”，至於被他們認為可以團結的所謂“有革命性的自由派左翼”，現在不知道劃分在誰的身上。對小資民主派的描述更加含混：“這一輪群眾運動中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階級基礎主要是城市高學歷年輕人和小市民，他們提出的反對官僚主義封控，要求解封，反對高價賣菜，反對官商勾結，反對官僚的不負責任，代表了相當一部分群眾的呼聲，掀起了這場運動繼工人運動之後的又一次高潮，但是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缺乏統一的訴求和口號，與工人相比缺乏力量，雖然引起輿論關注，但很快被鎮壓下去。”又總結說：“自由派有錢有流量，但缺乏群眾基礎……小資產階級的鬥爭最有政治色彩，最有輿論影響力，但缺乏力量，警察一來，就無力反擊”。既有政治色彩又有影響力、卻缺乏力量的“小資產階級的鬥爭”到底是市民解封運動，還是“白紙抗議”？在市民解封運動中，訴求和口號僅僅只有“解封”，沖卡的參與者都是自發的小資群眾，根本不知道什麼舉白紙的“蘇聯笑話”和四通橋口號。而這一運動開始後警察幾乎沒有鎮壓，許多小區在市民衝破關卡後立刻解除了封控。真正“有政治色彩”又遭到了鎮壓的運動不是市民解封運動而是白紙抗議，它的參與者根本不是“小資民主派”而是自由派，不是民主主義運動而是自由主義運動！“今朝”關於運動的劃分更粗糙一些。他們將運動羅列了一遍，接着就開始稱之為“這場運動”，仿佛只要在發生時間上接近就足夠把這些運動歸到一起。市民解封運動在他們這裡也不見了，他們在《對當前疫情走勢的認識和判斷》一文里這樣總結：“白紙運動+富士康工人鬥爭可以說構成了中國二十一世紀最大規模的一波群眾運動”。“列寧道路”把自由派的白紙抗議和小資市民的解封鬥爭模糊起來，便接着得出了這樣的結論：“自由派事實上領導了這場運動**，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在這場運動中明顯受到了自由派的影響”，依據是“在北京亮馬橋，廣州海珠廣場，成都望平街和武漢漢正街等許多地方，小資產階級群眾都喊出了有鮮明彭立發痕跡的‘不要核酸要自由’的口號，自由派對群眾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列寧道路”在這裡一句也沒有提到白紙抗議，而是用地名、口號和“小資產階級群眾”來概括了這一運動。他們這樣做並不是因為忘記了這場運動最鮮明的特點（即：白紙所象徵的政治自由），而是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把“白紙抗議”這一自由主義的運動包裝得和市民解封鬥爭更像一點。“今朝”和“列寧道路”在這種混淆上是一致的，他們僅僅從這個意義上反駁“列寧道路”：“*資產階級自由派並沒有領導這些運動，這些運動缺乏行動綱領和具體計劃，本質上處於沒有領導者甚至組織者的境地*”。在他們看來，“白紙抗議”和市民解封運動同屬於一場“自發的群眾民主運動”。儘管這兩個機會主義派別在許多重大問題上能夠達成一致，且一致性遠多於差異，我們仍要提醒讀者注意他們的區別。這些就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不同利益導致的不同的特點**，本章第二部分會進一步說明。無論是“列寧道路”還是“今朝”，他們都想以“‘白紙抗議’的參與者大多是小資產階級”這個依據，來模糊它和解封運動的區別、謊稱它為民主主義運動。且不論酒吧老闆等“白紙抗議”的參與者實際上是資產階級，就算大部分是小資，難道我們能從參與者的小資身份直接得出“這是小資民主派”的結論嗎？小資產階級是游移的，動搖的，割裂的，儘管有部分人面臨着破產滑落到無產階級中的風險，但仍有部分人依附於官僚資本、部分人依附於私人資本而能維持階級地位，這決定了他們中必然產生相當部分的國家主義者和自由派，所以這種拿自覺分子的階級出身來判斷政治活動性質的論據是無力的。並且資產階級占總人口的比例很小，任何資產階級政黨，不論是法西斯黨還是立憲自由黨，其黨員必然大部分是小資產階級，不能因此就說這些黨派代表小資產者利益。所以必須區分政治派別和政治綱領所代表的階級利益和其成員的階級地位。希特勒是落榜美術生，後來成了納粹黨領袖，難道納粹黨就不是資產階級政黨了，反而代表小資群眾利益？現在的中特黨有一億黨員，中特黨代表官僚資產階級利益，難道這一億黨員大部分都是官僚資產階級？任何政黨和政治派別內都能按自覺性進一步劃分出層次來。自由派的最上層是自覺地從自由主義中獲利、既有動力又有財力進行政治活動的資產階級自由派領袖（議員，黨首等等），最下層是受自由派影響的被統治階級群眾（會投票給自由派的選民），他們在運動中可能跟着自己的實際利益走，不會穩定跟隨自由派。在這兩極之間，又有一系列自覺程度不同的自由派（例如立憲黨的普通基層黨員）。他們共有的特點就是思想的主要方面被自由主義占據。自由主義，即政治上要求三權分立、憲政民主、言論自由，經濟上要求放寬政府限制、維護自由市場和私有財產。“白紙抗議”的參與者主要是自由派，而且是較自覺的那部分自由派，是能被自由派領袖動員起來參加實際行動的力量，而不是顧慮眼前利益、害怕鎮壓的那部分群眾。一個只想安安穩穩過日子的小資產者如果不懂得所謂“蘇聯笑話”和舉白紙的含義，不知道四通橋彭載舟的口號，沒有明確要求言論自由和習近平下台的政治意識，不知道亮馬橋和海珠廣場等抗議的具體時間地點，就根本不可能理解和參加這些地方的白紙抗議。但這種去政治化的狀態卻完全不妨礙這個典型的小資產者為了上班掙錢、買菜買藥、聚餐旅遊等要求而自發衝擊所在小區的封控關卡，參加市民解封運動。據了解，北京亮馬橋抗議之前，一些自由派內部群組就發出了暗示，且在加密軟件上有一些非常小的核心群組在發布號召，網上也有電子海報流傳。這些背後的組織者、宣傳者是最自覺的自由派，是未來政黨領導層的雛形。接下來是運動中的抗議者，他們未必都是自由派的核心領導，但最起碼也是自由派的“黨員”，是可以接受指揮部署、能被自由派號召動員起來的力量。據自由派媒體的消息1，許多參與者是看到網上的消息後到場抗議的，很顯然，不是所有受自由主義影響的人都會被動員到現場，應該把這些參與者視為其中的自覺部分。參與者和旁觀者在專制政府那裡也有不同的待遇，“警察把大約四十多個人圍堵在中間、抗議者和支持者們被隔開”，“在人群的外圍，有支持抗議者的聲音，也有人在用粵語破口大罵，讓抗議者‘收皮’，也就是閉嘴”。這些在警察包圍圈裡舉白紙的人就是響應號召的自由派，而包圍圈外面則既有隨機看熱鬧的路人，也有專門來支持造勢但沒有進場舉白紙的人，比如在廣州海珠廣場“陪朋友圍觀抗議”後一周被捕的楊紫荊（點心）就是自由主義女權/LGBT圈子的人，本身屬於自由派的外圍圈層。旁觀者中的一般“支持者”和包圍圈中的“抗議者”自覺程度不同，再往下，還有不敢圍觀、不敢去現場只敢在網上傳播消息的人，還有什麼都不敢做只敢心裡想想的人。細緻的劃分是必要的，參與自由主義活動的被統治階級群眾是受欺騙去做違背階級利益的事，死心塌地的自由派則是為了經濟和政治上的利益、自覺追求自由主義。對不同層次的人要採取不同策略，但具體分析只能放在具體的人身上，而就整場白紙抗議來說，就其政治綱領、主張和所代表的階級利益來說，這就是自由派發起、領導並主要參與的自由主義運動。“列寧道路”和“今朝”直接把白紙抗議說成“民主鬥爭”，把自由派說成“小資群眾”或“小資民主派”，把這場反動的運動說成進步的、應該得到無產階級支持的運動，既是在洗白現實中的自由派，把自由派美化成民主派，也是在洗白概念上的民主派，通過要求工人支持民主派來維護資本主義制度。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是小資產階級中的自覺分子，其政治主張體現小資產階級利益。小資產階級利益有這樣的特點：一方面他們在資本主義社會下有私產、有上升希望，依靠資本主義秩序對無產階級的剝削而能過着寄生性的生活，這就使他們要維護這種秩序，維護自己的私產和上升希望。另一方面，這種私產還不夠大，客觀經濟規律使他們必然受到大資本的擠壓、面臨破產的可能，這就使他們要反對大資本的壓迫。前一方面是與資產階級一致的，昭示着他們要跟資產階級走的必然性，後一方面才能體現他們和資產階級的區別。民主主義正是這兩方面在政治上的反映。由於他們的實際願望是扭轉客觀經濟規律、保衛中間等級免於分化破產，這種願望註定是幻想。在社會主義革命中，小資民主派是自覺反動的，因為他們要麼跟着資產階級走，要麼妄圖違背客觀規律、阻礙歷史發展的進程。他們表面是小資群眾的領袖，本質上是資產階級領導小資產階級的工具、中介和代理人。在資本主義社會，大部分情況下，自發的、無意識的小資群眾只能跟隨小資民主派，從而跟隨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要求我們區分自覺的小資民主派領袖和自發的小資群眾，我們要爭取小資群眾的中立，但要批判乃至打擊小資民主派的領袖——後者是實現前者的必要條件。對於自發的小資群眾來說，當他們要求政治自由時，實質是幻想在自由的條件下利用人數優勢來反對大資本、爭取有利於小資產階級的改良，而不是為了自由本身，一旦認識到政治自由並不能帶來平等，甚至會方便資本擴張從而加劇自己的破產，他們就會反對政治自由，尤其反對房產、金融之類大資本的自由——因為它們主要剝削小資產階級。當他們轉向國家主義，實質是幻想靠一個強有力的政府來保衛中間等級的利益，幻想大資本被收歸國有、像“打土豪分田地”一樣把房子和錢分給人民，等到這種幻想被打破，他們又要轉到別處去了。我們對小資產階級群眾應持這樣的態度：支持他們反抗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鬥爭，同時既指出民主主義的幻想必然破產，又不指望他們能夠轉到我們這邊。因為只有當幻想和現實發生衝突，幻想才能被打破，而帝國主義中國里的現實就是，絕大部分小資產階級的利益往往只在這兩者間發生變化：或是依附於自由資本，或是依附於官僚資本。這就意味着，絕大部分暫時免於破產的小資產階級只能在兩種幻想中游移，只有一條腿是無產者、另一條腿是小資的、常常要滑落到工人中去的半無產階級，才能在現實的教育下出於他們“將來的利益”而打破這些民主主義的幻想、接受無產階級的觀點，成為我們的同盟。“列寧道路”賦予自由主義口號以“進步的民主主義性質”，這從他們對彭立發許志永等人難以掩飾的同情中就可見一斑2，所以當同樣的口號在“白紙抗議”這種群眾性政治集會中響起時，將之解讀為“民主主義運動”就十分符合他們一貫的立場。“今朝”的論斷則天真無比，一廂情願地認為“白紙抗議”雖然喊出了自由派的口號，但這“不代表完全認同該口號背後的思想”，自由派也沒有“在組織上以某種方式與運動參與者結合起來”，所以“資產階級自由派並沒有領導這些運動”；照這種說法，今天遍布牆內網絡的保皇派也不算一個自覺的派別了，畢竟他們不但表面上沒有“組織上的結合”，更未必說得上來什麼是民族主義，遑論“完全認同”！但我們很清楚，保皇派之所以能成為自覺的派別、統一意見和行動，靠的是相同的階級利益（“白紙抗議”中的自由派也正是這樣），以及由此產生的相同的對無產階級革命派的仇恨（現在攻擊革命派的各派機會主義者也是這樣！）。判斷一個運動的性質，關鍵在於運動實際上主張什麼綱領、受什麼思想支配、為什麼階級服務。白紙抗議的口號和行為藝術只能是主張自由派的綱領、受自由主義思想支配、服務於私人資本家的利益，這就是為什麼它實際上不能引起無產階級和解封市民的同情，只能在自由派的關係網絡中動員力量。“列寧道路”和“今朝”卻說“白紙抗議”也是“人民群眾”的“民主運動”，想要盡力引起無產階級和市民群眾對此的同情——小資民主派們就是這樣充當資產階級代理人的！市民解封運動是自發的民主主義運動。自由派把“解封”這樣的口號歪曲成對自由的追求，但仔細考察就能發現小資產階級市民在解封運動中，有着和疫情之初嘲諷武漢F4抗疫不力、悼念李文亮等根本上一致的民主主義情緒。最能引起他們強烈情緒的並非抽象的政治自由，而是損害其個人利益的特權壓迫現象，比如封城時利用特權離開疫區的官僚家屬，物資緊缺時還能大吃大喝的公職人員，投機倒把發“瘟疫財”的關係戶和黃牛，因為健康碼異常而遭到區別對待、被醫院拒收的孕婦和患者。對他們來說，“自由”沒那麼重要，只要專制政府能保障他們的生活條件和經濟地位，他們願意配合政策，這種類似“等價交換”的平衡關係也是“清零”政策曾經能夠維持的基礎。而新的形勢出現了，政府已無力處理急劇上升的確診人數從而維持社會生產，甚至連像從前那樣放棄偏遠地區、收買大城市以維持穩定都做不到了，這一切構成了市民解封運動的基礎——既然平衡已經打破，資產階級政府不再能保證他們在“清零”之下免於破產，他們就必然反對這個政策了。而“白紙抗議”是一場自發的群眾運動嗎？絕對不是！在北京亮馬橋、廣州海珠廣場和上海烏魯木齊中路提出的種種政治口號，甚至包括紅皮自由派們套用的毛語錄，全都體現了對國家政權進行系統的自由主義改造的要求，而絕不是小資群眾一時宣泄情緒要求改變局部政策的自發行為。“白紙抗議”的組織者，即對運動起到決定性作用的一批人，就是自覺進行自由主義政治活動的自由派（也只有這樣的人會在被捕後得到公開聲援。外圍的、無組織的參與者要麼不會受到這麼嚴重的打擊，要麼一直沉默無人聲援，比如南京傳媒學院第一個舉白紙的人）。無論這些運動中的積極分子在經濟上究竟屬於哪個階級，無論他們推廣“政治自由”時用了多少招數來偽裝成“人民”，他們根本不是“列寧道路”捏造的“跟着自由派走的小資產階級領袖”，或“今朝”捏造的“自發進行民主抗議的群眾”。民主派總是想把自己打扮成社會主義者，而自由派總是想把自己打扮成民主派，這早已不是新鮮事。可機會主義者看到這些離無產階級千萬里遠的人物竟紆尊降貴地喊起了“民主”，就樂得像狗見了主人，搖着尾巴叫：“這是人民群眾樸素的呼聲！這是進步的民主訴求！這是前所未有的政治化！這是‘黑幫政府’的統治危機！”機會主義者的判斷完全脫離現實。既脫離那些舉白紙的人，不知道他們本就高度政治化、本就是以自由主義為追求的自由派，又脫離那些沖卡要求解封的小市民，不知道他們根本沒有舉白紙的政治自覺。“白紙抗議”主要的、起決定性作用的訴求是“政治自由”，是改變政治制度以符合自由資產階級長遠和根本利益的政治上的要求。而放開只是附帶的次要的訴求，而且自由派提出放開也不是為了小市民的利益服務，而是為小市民的老闆們的利益服務，即保障私人資本的周轉和商品自由流通。自由派的口號是自覺的，他們提出“放開”卻絕不滿足於放開，這個口號和政治民主化、金融自由化、對國際資本開放、和國際接軌等一系列綱領是聯繫起來的，真正能實現這些利益的只有“政治自由”。而市民的解封訴求只是為了自己能照常上班和消費，只要本小區居民的封控解除了，他們就滿足了。不同於因政治自覺而參加“白紙抗議”的自由派，解封運動中的小市民主要是受私人資本僱傭的白領和開店做小生意的小業主，白領害怕公司破產和失業，依賴私人資本家，感謝老闆給他一口飯吃；小業主則依賴前者的消費。兩種小資都依賴私人資本，他們表面上和私人資本站在了同一個戰壕，但即便如此，也絕不意味着小市民就直接等於資本家。任何要把這兩個運動混淆起來的做法，都是在幫自由派打掩護，事實上是在把自由派說成民主派、把自由資產階級的利益說成“人民群眾”的利益。小資產階級在經濟上依附於私人資本，可以和資本家站到同一個戰壕，但無產階級不是，工人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更為尖銳且不可調和，而且私人資本往往處在這種階級矛盾的第一線。現在我們就來說這種錯誤劃分的第二個方面：自由派和所有機會主義的派別，不約而同地把富士康工人歸類到反封控的人群里，說放開防疫是工人和市民群眾“民主鬥爭”的“鬥爭成果”。他們在這裡集體裝瞎，好像忘記了富士康工人提出的其實是“反對共存”而根本不是“反對清零”或者“解封”。難道他們真不知道這一點？絕對不是。就像自由派在“白紙抗議”還未出現時說富士康工人反抗是因為“對疫情過度恐懼與清零的洗腦”、在“白紙抗議”後又偷偷摸摸把工人鬥爭算進自己陣營一樣，“列寧道路”雖然現在把富士康工人鬥爭稱為“這一全國性民主運動的頂點”，但在《富士康工人的怒吼和革命左派的落後》一文（發布於11.24，正是“白紙抗議”前兩天！）中也寫道：“工人的恐慌心理當然不夠科學，受到黑幫對疫情妖魔化宣傳的影響”！真可惜，你們原本可以裝作真不知道工人的訴求，或者玩一些文字遊戲，比如：工人是在“反對工廠的防疫政策”，市民也是在反對防疫政策，而現在防疫政策確實改變了，所以這就是工人和市民的民主鬥爭成果。但是上述文章里的內容表明，你們非常清楚工人所憤怒的和市民所反對的根本不是一個東西。“今朝”則聲稱“人民群眾可歌可泣的英勇鬥爭”換來解封，事實上是讓小資產階級市民和自由派代表了“人民群眾”。放開也許算是市民解封運動的“鬥爭成果”，但決不是工人運動的“鬥爭成果”，工人的鬥爭訴求與它完全相反！富士康工人的鬥爭和解封運動一樣出於自發的經濟動機，卻因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有不同利益而產生了不同的訴求：小資產階級是為了自己免於破產、失業、滑落到無產階級中而進行解封鬥爭，工人則是在“反對共存”的鬥爭中捍衛自己的身體健康，也就是自己僅有的“資產”——勞動能力。從事腦力勞動或半腦力技術勞動的機會主義者們永遠都體會不到工人在感染新冠以後還要被迫從事繁重體力勞動的痛苦，感受不到因疾病而喪失勞動能力的絕望，不知道沒有醫保的工人有多害怕生病和高昂的治療費用。在兩個不同階級中，同樣是為經濟利益進行的自發鬥爭，在“列寧道路”看來前者就是“進步的民主主義”，後者就是“受專制政府影響”！但在我們看來，根本的區別在於小資產階級有着寄生性和受供養的地位，而工人沒有。市民解封運動的鬥爭對象是政府，這是小資和政府之間的討價還價，工人階級卻從不被允許走上他們的談判桌。在大部分小資仍能出讓一些利益換取政府庇護、從而使“清零”政策得以維持的時候，工人面臨的是要麼封在廠內，要麼五天八小時、停工放假甚至失業、斷糧。而新的疫情形勢下，“停工清零”和“復工復產”的矛盾剛一開始激化，工人就率先體會到了“共存”的滋味——閉環生產下連基本生活物資保障都沒有，在狹小惡劣的環境裡“陰陽混住”，自生自滅，上海達豐廠甚至曝出工人死亡的傳聞。最初的“大逃亡”是富士康工人無奈之下對“廠內共存”的消極反抗，在這之後，面對毫無改變的“廠內共存”和修改合同的問題，憤怒的工人開始了積極反抗。由於統治階級在思想上也還占據着統治地位，工人自發關注到的只會是當下的經濟上、人身安全上的利益，還想不到要推翻整個資產階級政府、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以徹底改變無權地位，於是工人的矛頭首先對準了廠方。如《中國無產階級鬥爭報》所說，“不論是10月底衝破封鎖步行返鄉，還是11月23日的街頭激戰，支配着工人運動進程的決定性因素都是資本和僱傭勞動的矛盾。”3工人是在向廠方爭取經濟性的條件，這是一場自發運動，但決不是一個支持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運動，工人提出了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無法滿足的要求。所有這三場運動表明，自由主義就能滿足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就能滿足小資產階級，但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滿足工人階級：只有革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命，生產活動才不再是為了資產階級對利潤的瘋狂追求，而是為了給人民幸福生活創造物質條件；無產階級掌管了工廠，有計劃地調節經濟，才能杜絕強迫帶病上班、陰陽混住等等為了利潤不顧工人健康的罪行；用革命手段剝奪資本家，實現公有制，由無產階級掌握經濟大權，社會主義政權就有能力承擔隔離期間的飲食、醫療等公共支出，人民才能普遍住上寬敞衛生的房子、勞動環境和條件才能徹底改善；依靠自覺組織起來的勞動群眾而非警察保安來防疫，隔離才不會變得像坐牢一樣痛苦。發動群眾科學防疫，消滅失業、飢餓和病痛，保障群眾在隔離期間的生活來源和醫療資源的公平分配，用廣泛安全的疫苗和藥品戰勝病毒……這些主張只有在無產階級專政下才不是空話。在富士康工運中，我們看到的是最反動的專制政府向資本家讓步，是民族主義向自由主義、民主主義讓步。河南政府支持富士康工人和病毒共存，得到了自由派“美國之音”的認可和同情（所謂“相對比較寬鬆並與國際接軌的防疫政策”），按“列寧道路”的標準（“列寧道路”多次強調：“清零”是“前資本主義”的中國政府在限制資本主義自由發展），難道河南政府是偷偷促進資本主義發展的民主主義者，是“前資本主義”專制政府中的少數異類？真是無稽之談。新冠疫情開始和結束的時候發生的兩件標誌性事件最能體現專制政府的資產階級性質（不是“前資本主義”！）：一是李文亮事件，武漢政府一開始就打算共存，根本沒打算封控和防疫。為什麼？為了旅遊業和餐飲服務業，為了稅收、GDP和政績，為了維護資本主義生產和自由貿易的秩序，為了“列寧道路”所追求的一切。二是富士康工運，鄭州政府早就在讓工人和病毒共存，原因也一樣，為了富士康資本家的利益，為了iPhone能及時出貨，搶占市場訂單。而且恰恰是鄭州/河南衛建委在公眾號上發文說新冠疫情一點都不嚴重，是自限性疾病，自己就能好，為共存找藉口和理由。在富士康鬥爭中，專制政府對工人的洗腦方向恰恰是支持共存，“列寧道路”卻撒完全相反的謊！補充說明一點，機會主義者稱“工人反對清零”時，狡猾地利用了一個事實：廣州城中村散工的解封鬥爭。以“列寧道路”為例：“海外自由派媒體宣稱這場運動為‘白紙革命’，實際上忽視了之前廣州海珠區城中村工人起義和富士康工人起義，把這場以工人運動為先導的群眾運動包裝成自由派運動，實際過程正是之前的工人運動的勝利給了其他地方群眾極大的鼓舞，才有了從烏魯木齊到全國的抗議運動”。在這裡，他們把廣州城中村的解封運動和富士康工人鬥爭混在一起，以“工人運動”這一概念強行把兩件事歸為一類。“列寧道路”和他們在這裡反駁的自由派一樣，把三場性質完全不同的運動捏造成了一場“反對清零”的運動。我們說，廣州城中村散工的鬥爭和市民解封鬥爭是同一類，和富士康工人鬥爭根本不同。首先製衣業小作坊的生產關係就與大工業不同，製衣散工不是無產階級而是半無產者，他們的雇主多是屬於小資產階級的小作坊主。他們與雇主的關係遺留着資本主義初級階段的特點，雙方的差距比大工業下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更小、矛盾更緩和，也就必然在利益上有更多的重合。在廣州城中村，製衣散工是跟着小作坊主即小資產階級走的，儘管其鬥爭比小資市民的解封鬥爭激烈得多，但沒有本質區別。散工有自主選擇工作和安排工作的權利，不受嚴格制度的限制，計件算錢，“一個散工一天就得給600元，手腳快的能給更高”4，較高的收入和積蓄、較靈活的工作和休息時間，意味着感染後可以更自由地治療和休息，所以封控導致的雇主破產是他們最大的問題。但富士康工人甚至沒有和雇主“共患難”的可能，且不說他們在經濟條件和時間自由度上與散工們的區別，資產階級更是寧可讓工人全部感染也要穩住富士康的生產活動。在廣州城中村，雇主與散工之間發生的是階級合作，他們出於共同利益聯合起來反對政府封控；而在富士康，雇主與工人之間發生的是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這就是這些機會主義者妄想迴避的事實。而以上一切荒謬的運動劃分，就是他們妄圖把自己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利益說成工人階級利益的把戲。原文鏈接（（二次轉載，第一次由中國毛澤東主義共產黨轉載  原作者：解放報）：https://jiashigrsyt1.github.io/Why-do-opportunists-refer-to-the-bourgeoisies-white-paper-as-red-flag/https://proletarianstruggles.wordpress.com/2023/11/26/why-do-opportunists-refer-to-the-bourgeoisies-white-paper-as-red-flag/